自然，西方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是迟到者，西方的兴起也经历了大约三个世纪（15—18世纪），并非一蹴而就。同样，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从整体上看，在15世纪至18世纪的几百年间，中国经济的综合实力依然高于西方，至少不低于西方。记载表明，11世纪，中国的铁产量已达12.5万吨，相当于欧洲17世纪末的水平，当时官办的兵工厂一年能生产1600万个铁箭头。13世纪以水力为动力的机械已能带动32个纱锭旋转。元末明初，棉花、蚕桑、甘蔗、烟草、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扩大，已在全国形成了几个很有特色的种植区。以北京、徽州、南京为中心形成的大小商路不下200条，带动了一大批市镇和市墟的兴起，以贩商、牙商、铺商、钱庄、票号为主要形式，以江浙、湖广、山西、安徽商人为主要代表的商业资本应运而生，到鸦片战争前全国商品总流量在白银3.9亿两以上。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已出现在20个行业，包括纺织、采矿、铸铁、造纸、制瓷等等。其中在江南的丝织业中尤为明显，“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乾、嘉时期南京的织机不下3万台。
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看，明、清之际也已发生很大变化。欧洲此时正处于领主制崩坏时期，而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了从领主制向地主制的过渡，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到明清时已达于成熟。租佃关系已很普遍，“为人佃作者什九”，代役租已取代其他地租形式而成为主要地租形式，甚至使用雇工经营一部分或大部分土地的“经营地主”也已出现。从欧洲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代役租”是封建地租的最后形态，它一方面表明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已解体，另一方面又意味商品货币关系已渗入传统的社会经济生活。它证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既有依靠中国本身的力量萌生的条件，也有依靠中国自身的环境发展的可能。但为何已经萌芽的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充分发展、壮大，更未进而依靠自身的力量引发一场类似西方的“工业革命”，而使古老的中华文明跃居世界的前列，反而在19世纪中叶被西方列强战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
其中的原因很多。首先，商品经济在中国虽已有很大发展，但中国农村古老的“耕织结合”的基本结构并未改变，这是商品经济深入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形成的主要障碍。其次，中国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体系经过两千年的发展，既非常严密又已经老化，加上它以“中央帝国”自居而视他族为“夷”的传统观念，使之越来越自我封闭，明、清“海禁”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是其集中体现。第三，由于实行“海禁”，即使当时拥有优于西方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也不能加以利用，因而始终未能为中国开辟出一个如15世纪以后西方那样的地理发现和海上贸易的新时代，也就不能积累起大规模的商业资本。第四，也是更重要的，即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十分重视发明和创造，重视对自然和宇宙的观察，但中国科学技术的主体、对象和手段常常和其他社会实践的主体、对象和方法融会在一起，不太注意数理、逻辑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因而科学技术始终未形成一种独立的体系，更未出现像17世纪西方那样的科学数学化的趋势。所有这些，都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看来，17、18世纪东西方的发展出现巨大的反差，不是没有缘由的。
其实，自15、16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官方的和民间的、合法的和非法的）不断地叩击中国天朝的大门，发出或强或弱的警告。早在1508年葡人占领印度沿海地区以后即派人到马六甲刺探我国虚实，1511年葡人霸占马六甲并劫掠我商船。1514年葡人首次抵达广州屯门，在此“出售其货，获大利而归”。1517年葡国又正式遣使来华，以“进贡”为名率船8艘进入广州。1544年和1557年，他们分别在福建的浯屿和珠江口的澳门建立了殖民据点。这是来自西方的警告。而在东方，早在14世纪已有来自日本的“倭寇”骚扰我沿海，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更是明确提出要借道朝鲜侵略中国，于1592年和1596年两次发动侵朝战争。这两次战争虽然失败，但日本侵略中国的计划从未放弃。更为危险的是：英国在1757年普拉西战役之后，一步一步把印度变为它的完全殖民地，并以印度为基地展开对东亚的渗透，在1840年以前虽未在中国领土上建立永久殖民地，但鸦片走私的规模在1839年已达四五万箱，而朝廷在禁烟问题上却争论不休，主张“弛禁”的一派一直占据上风，认为可以使之合法以增加税收。所以，后来虽派林则徐到广州禁烟，但在英国以武力相威胁时，道光帝即将林则徐革职，改派投降派琦善等人去议和。朝廷腐败至极，禁烟功亏一篑。但英国殖民者并不满足，悍然于1841年初发动侵略战争，先后占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上海、镇江等地，又于1842年8月把《南京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结果，清政府赔款2100万元，割地（香港），开放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通商时中国的进出口关税还须与英方“议定”，是为“协定关税”。这次战争因鸦片问题而起，史称“鸦片战争”。
但事情并未因《南京条约》的签订而结束。在此后两年中，英帝国得寸进尺，又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两个重要条约：（1）1843年7月22日在虎门订立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其中规定英国侨民犯罪应交英国领事按英国法律办理，此即所谓“领事裁判权”；（2）1843年10月8日签订的《中英虎门续约》，其中规定将来中国如“有新恩施及他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此即片面“最惠国待遇”。英人拿到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就好比三条绳索捆住了中国人的手脚，开始把中国推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其他西方列强看到英国从中国占到便宜，都把它视作进入中国的机会和打开中国大门的钥匙，纷纷提出了“利益均沾”的要求。美国来的最快，于1844年7月与中国钦差耆英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不仅从该条约得到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还获得了把兵船开入中国港口，在五口建造教堂的权利。接着而来的是法国、比利时、瑞典、挪威等国，也都在“利益均沾”的口号下满意而归。不久，西方资本（首先和主要是英国资本）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在中国从事掠夺式经营。1843年英商首先在香港建立了第一个船坞，1845年英商又在广州的黄埔建立名为“柯祥”的船坞，至1864年外商在珠江口的香港、九龙和黄埔以及长江口的上海设立大小船厂共39家。其中，最重要的有3家，即1863年成立于香港的黄埔船坞公司、1862年成立于上海浦东的祥生船厂和1864年成立于上海虹口的耶松船厂。前两者都为英商所建，后者则属美商所有。除了航运业外，外商在纺织、缫丝、制茶、制糖、打包等行业的扩张也颇为引人注目，1861年英商在上海创办的缫丝厂、1863年俄商在汉口设立的砖茶厂、1879年美商在上海建立的缫丝厂就是外资企图控制这些中国传统工业的最初步骤。它表明，中华民族正面临从未有过的危机，而且越来越由表及里、深入沉重，变成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半边缘地区，这种边缘化的过程是以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败为内因的。
但由1842年《南京条约》而开始的“半边缘化”过程也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在政治上使中国一步一步地演变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它也逐步地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引入中国，从而使现代化进程得以在中国启动，其具体表现就是“洋务运动”的兴起。所谓“洋务”，就是官办西式现代工业及有关事务，因此具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特点：（1）“洋务”的领导在清廷，即1861年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2）“洋务”的具体操办者大都是清朝重臣、大臣，如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等，都是权倾一方的官僚军阀；（3）所办“洋务”最初都是所谓“新式军事工业”，带有强烈的“自强新政”色彩，即振兴大清帝业；（4）既然是“洋务”，不少管理工作都要借重洋人，或作“督办”，或作“技师”，至少最初是如此；（5）它在管理上是封建式的，但生产和经营又是资本主义的，具有现代性或近代性。“洋务”的产生以1861年设在安庆的军械所为标志，重要的洋务工业有曾国藩、李鸿章1865年在上海高昌庙设立的“江南制造局”，在南京设立的由英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以及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后改为“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设立的“天津制造局”，还有1864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的“马尾船政局”。据统计，自1861年以后的整个清季，由清各级政府创办的军事洋务企业不下35家，分布于北起吉林南到广州，东起台湾西至新疆的全国各地，它的很多机器都直接采自英美。它不仅为清朝军队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也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现代型管理和技术人才，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观念，是中国前所未有之创举。正因为如此，也由于官办产生的贪污、浪费、腐败等弊端，“洋务运动”在1872年以后转向民间，由举办军工企业转而创办民用企业，从而催生了大批新式工业。诸如，纺织工业中的继昌隆缫丝厂（1872年由陈启源创办于广东），钢铁业中的汉阳铁厂（1890年由张之洞创办于湖北），铁路业中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1880年由唐廷枢提议修筑），采矿业中的开平煤矿（1878年李鸿章开办于滦州），电报业中的大沽与天津间的电报以及航运业中的上海轮船招商局（1872年由朱其昂创办于上海）等，它们大多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先驱。这些企业虽是官督民办，但对国计民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中国民族资本产生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产业工人诞生的标志。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由北洋军阀一手操练的北洋水师在战争中全军覆没，暴露了洋务派几十年来在“自强”名义下所经营的新式军队、海军和港口的脆弱，因而实际上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在甲午战争中，中国之失与其说失在器，勿宁说是失在制，主要是由朝廷腐败、妥协投降、指挥失当造成的。因此，关于洋务运动的进步意义以及它在中国现代化启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能因甲午战败而一笔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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