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临时政府的11名主要成员中革命派只占4人，在43名参议员中虽然革命党人占33人，但非革命党人仍占很大比例。更重要的是：在临时政府成立过程中，革命党人就在权力分配上发生争执，湖北集团推出黎元洪为“大元帅”，而江浙集团则提议黄兴作候选人，后因孙中山及时回国，问题才暂告解决，但不要忘记武昌代表会议决议：“虚临时总统之位以待袁世凯反正归来。”而对革命党人和整个事业而言，袁世凯都是最大的未知数。
袁世凯（1859—1916）背景复杂，早年投靠淮军吴长庆，光绪八年出任驻朝鲜通商大臣，曾参加强学会。后由荣禄推荐，在天津小站操练“新编陆军”，官升至直隶控察使。在戊戌政变中，因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而得慈禧宠信，先是任山东巡抚，后又改任北洋大臣、练兵大臣等，开始编练北洋军。再后又调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1909年被载沣开缺，客居彰德（安阳）洹上村。辛亥革命爆发时，在西方列强支持下东山再起，夺取内阁总理大臣之职，后又组成责任内阁，颁布《宪法信条》19条，总揽清廷权力，大权在握。袁于是令北洋军攻占汉口，进而向湖北军政府提出“议和”。由于黎元洪和黄兴均对袁抱有幻想，甚至以为他拥有“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军政府便答应停战“议和”，史称“南北议和”。这就动摇了湖北军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定位，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埋下了祸根，是走向失败的第一步。在谈判中，关于国体是采用共和还是立宪问题，双方同意交由各省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解决，这本已是南方作出的又一让步，但由于此时袁已大权在握而孙中山也已成了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权衡再三，决定中止议和谈判，以观动向。
此时，在革命党人中发生了两大重要变动：一是产生了建立共和政体即象征着革命成功的情绪，可以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为典型；一是产生了对大权在握的袁世凯的敬畏心理，认为大总统一职“非袁莫属”。甚至孙中山在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也在致袁的电报中表示自己不过是“暂时承乏”、“虚位以待”，采取了和当初武汉代表会议一样的态度。而袁世凯仍不放心，一面指使冯国璋等北洋将领发表通电，表示断然不能承认“共和政体”，一面令在徐州的张勋以所部南下，威胁南京。对此，孙中山本决定回击以北伐，但因得不到临时政府内部的支持而作罢，不得不在1912年1月22日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宣布绝对赞成共和，自己即行辞职并推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临时革命政府和孙中山的妥协虽事出有因，但在革命和反革命阵营都引发了难以控制的逆转。在北方，袁世凯先是以内阁总辞职向清皇室逼宫，迫使清朝皇帝于2月12日退居私邸，宣布“不再预政”。接着又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说“共和国为最良国体”，以此空头支票换取孙中山兑现“辞职”的承诺，但他本人拒绝到南京就职。然后，袁再通过破坏责任内阁制，指使人杀害在国会选举中获胜的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解散国会国民党并废除《临时约法》，一步步把民国大总统变为无冕之王，最终在1916年演出“黄袍加身”的闹剧。在南方，在孙中山宣布辞职以后，先是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又迁就袁的要求决定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等于解散南方革命政府，使革命失去大本营。之后，经孙中山同意，于1912年8月在北京将同盟会和另外三个小党改组为国民党，此党虽以孙中山为理事长而以宋教仁为代理，但它已不是昔日孙中山创办的革命的同盟会，不久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人就走上了议会斗争的道路，虽在1912年和1913年之交的国会选举中获胜，但失去了革命大本营的国民党人已不是袁世凯的真正对手，宋本人也被刺身亡，成为民国以来的大血案。当然，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人当年的参选活动，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民主参政的记录，自有其进步的意义，不可一笔抹杀。
1916年洪宪称帝，孙中山二次革命，蔡锷发动“护国”，袁世凯众叛亲离，最后忧愤交加而死，既反映了民心的背向，也说明了反动派的脆弱，固然可以说长道短、深究其由，但有一个事实却也浅显明白：辛亥革命已经失败，中国再度陷于混乱。首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按临时约法由副总统升任总统，但实权掌握在国务总理北洋军阀段祺瑞手中，形成“府院之争”。而此时的北洋军阀已分裂成以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为首的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并先后控制中央政权。其他大小军阀如由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和川、黔军阀组成的“西南军阀”，山西的军阀阎锡山等等，由于远离中央权力，与北洋军阀很难一致，从此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时期。1917年，围绕是否对德参战问题爆发“府院之争”，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借参战向日本借款购置军火，以扩大实力，在将来“武力统一”其他派系，黎元洪在美国支持下表示反对并下令免除段祺瑞的职务，段在免职后跑到天津联合皖系八省督军组成“独立”的总参谋处，与北京政府对抗。为打破僵局，黎元洪不得已请徐州张勋出面“调停”，久有复辟之意的张勋于是乘机邀北洋各派代表于徐州，打着维护北洋统治的旗号扩充自己的实力和特权，于是年6月率兵进京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交出政权，在1917年7月1日把12岁的溥仪重新扶上皇位，演出民国后第二次复辟丑剧。后因举国反对、声讨，12天后溥仪再次退位；段祺瑞重掌政权。但此时的段祺瑞因有日本的撑腰，竟拒绝恢复原来的国会和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护法运动”。孙中山在辞职后到了日本，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在袁世凯复辟时发表讨袁宣言，这时他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以大元帅之身份率军北伐并攻占长沙。然而，心怀鬼胎的西南军阀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取消了孙中山在护法军的最高统帅地位，孙再次被迫挂冠而去。去职后，孙中山来到上海，1919年在那里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取代1912年在北京组建但已变质的“国民党”，又联合南方军阀陈炯明于1920年在广州成立“非常政府”，以“非常大元帅”的身份重新号召北伐，但由于陈炯明反叛而失败。这次失败表明，旧式的民主革命已完全陷入绝境，革命党人若要继续革命，就必须另寻新路。
转折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陈独秀（1880—1942），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并接受西方文化，曾创办《安徽俗话报》。《青年杂志》从第2期起迁至北京并更名《新青年》，它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以青年为对象，成为新文化的旗帜。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直接指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旧儒学，划清了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与旧文化的界线。而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开始的文学革命，则使新文化运动更加接近民众，既体现了新文化的民主性质和方向，也推动了新文化的普及。所以，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思想和文化革命，具有根本性的革命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自新文化的重要领袖式人物蔡元培1916年底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由于实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原则，北大海纳百川，招揽了陈独秀、李大钊、杨昌济、马寅初、李四光等大批文化精英，各种学说、流派、思潮在此自由发展，各种学会、小报、讲演活跃。如果说“民主与科学”是中国新文化的两大旗帜的话，那么北京大学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摇篮和中心。它向中华民族揭示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新起点，它是发生于最深层的思想意识领域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显示了这次大转折的深刻性。这是世纪之初中国社会发生的头一个重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是当时中国社会发生的另一重大变化，它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条件，是新文化发展的必然，是新文化中最进步的成分。这从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既是《新青年》的编辑又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这一事实就可得到最好的说明。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早年留学过日本，他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在日本接受的。李大钊回国后，先是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后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新青年》编辑，并创办《每周评论》，宣传新文化。从1918年起，即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以后，他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讲演和论文，公开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之后，他一面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一面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组织工作，于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影响越来越大。在此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中国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但《凡尔赛和约》却把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北洋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由此引发了1919年5月4日的运动。这次运动有几个重要特点：一是把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提出取消日本“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惩办曹汝霖等卖国贼；二是由学生运动发展到工人运动。“五四运动”的主力是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青年学生，从6月3日起工人成为运动的主力，罢工运动遍及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运动的中心从北京转到上海。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促进了新文化在民众中的传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920年，除北京外，上海、武汉、济南、长沙等地都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它们与单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同，都是既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又从事工人运动工作，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纽带。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其代表如陈独秀、董必武、毛泽东等就来自这些小组。这个党把反帝反封建列入自己的纲领，意味着新民主主义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式取代旧民主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新的旗帜。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新起点。
此后，孙中山曾在李大钊帮助下改组国民党，1923年又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上接受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合作，并共同发动了北伐战争。但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窃取了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蒋介石，终于在1927年背叛革命并发动“清党”运动，变成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理人，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而共产党则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最终在四年解放战争中打败蒋介石和他代表的三大敌人，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创建了一个新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它首先实行土地改革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然后又在党的“八大”上把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确定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这之后虽然发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错误，但它终于靠自身的力量重新拨正航向，把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再次确定为国家发展的中心，并实行“改革开放”，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这是一个东方大国对现代化模式的大胆探索，是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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