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西方学者对“现代性”的经典性定义，是长期流行于国际学术界的占统治地位的看法。这种现代化理论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即“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他还认为，“理性”或“理性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独特性”，是西方现代文化所特有的现象，在西方以外的“其他地方还从未有过”，最多也“只略有迹象而已”。因此，宗奉韦伯理论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家认定，西方以外的其他地方如果要搞现代化，就只能效仿“西方模式”。换言之，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是普遍适用的。
然而，日本的崛起以及战后东亚“四小龙”的高速发展对韦伯的命题乃至整个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已经或正在提出严重的挑战。只要将这几十年东亚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西方国家相关的指标作一比较。
虽然西方经济在战后比战前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战后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的速度几乎高于同期西方一倍，甚至一倍以上。仅就发展速度看，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说它是“东亚奇迹”也不为过。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些疑问：（1）如何看待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它是否存在着有利于现代发展或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2）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一样都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和现代化难道真是根本对立的吗？（3）“现代性”被西方现代化论者视作西方仅有的“独特性”，那么应如何估价西方现代文明中的这种“现代性”？
现在看来，有一点已变得越来越清晰，既然儒家文化在东亚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或统治地位，而东亚在现代化事业中又创造了高于西方的发展速度，儒家文化肯定包含着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事实上，在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现代化过程中，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和公司都从儒家文化中获得过有益的启示和营养。日本企业家横山亮次认为，日本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化是“礼”的体现；企业内工会则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他在处理和职工的关系时，贯彻了“爱人者人恒爱之”的思想。台湾企业家颜云年认为，“庶、富、教”是《论语》垂世的三部曲，他和他的家族正是以此为座右铭，才发家致富而成为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其公馆的命名“陋园”亦取自《论语》的名句。正如米切尔·莫里西所说，日本式资本主义是一种“国家的、家长制的、反个性的”资本主义形式，它越发展到后期越远离西方模式，这是一种区别于西方个人资本主义的“儒家资本主义”，它导源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其实，米切尔·莫里西所谈到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那些特点在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也可以找到，李光耀在领导新加坡的经济工作中，其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家长式的”。李光耀认为，家庭是文明延续的关键，正是家庭这个基本单位的巩固团结，使华人社会经历了4000年而不衰。所以，有人在评论李光耀的领导风格时这样写道：“李光耀领导新加坡凡31年，其地位如同一位‘贤王’。”难道“贤王”就不是“王”吗？既然儒家文化在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现代化过程中起着如此巨大的作用，因此儒家文化甚或传统文化就不能说是与所谓“现代性”根本对立的；既然“传统”和“现代性”不是根本对立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可以发挥某种作用，也就不能说西方“现代性”的“独特性”是绝对的。总之，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现代化的成就，以及对儒家文化在其中的作用的探讨，要求我们对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而对西方学者所说的“现代性”作必要的重新估价。必须指出，儒家文化、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的和文化的，并不仅仅限上述几大宗教文化—价值体系，它们都对现代化有着重大的、多方面的影响，包括现代化的启动、模式和进程。
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并非只有一条起跑线。西欧最早启动现代化，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显然与日耳曼入侵及其封建化过程的时间有关。而东方世界，作为古典农业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以及几大文明古国诞生之地，由于封建化时间早、程度高，因而封建社会反而更为成熟、稳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也不易启动。西欧封建化过程来得晚，不像东方国家那样成熟、稳定，因此旧制度的瓦解和新制度建立都比较彻底，这决定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典型性，得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欠发达国家的背景则要复杂得多，传统留给这些国家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诸方面的积淀既厚且深，这决定了欠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模式绝不像西方那样单纯、那样典型。西欧在现代化过程启动之前，就进行了宗教改革并使政教分裂，因而宗教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不是越来越加强，而是逐步减弱。但伊斯兰国家从一开始就是政教合一的，哈里发既是宗教领袖也是国家元首，又没有发生过西方那样的宗教改革，因而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首先遇到的就是宗教问题，当然这决不是唯一的问题。在佛教（或印度教）和儒教（姑且如此称之）流行的国家和地区，宗教在国家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中从未上升到伊斯兰教那样的地位，而且所谓“儒教”从来就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宗教，宗教的本质特征是对神的信仰，而“儒教”的创始人孔子的学说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的是“礼乐”、“仁义”、“忠恕”、“德泽”、“仁政”。这些本是关于“人”的学说。但正因为如此，儒、佛之道对人的影响远甚于基督教对于人的影响，在现代化启动和推进时要摆脱旧的观念、接受新的观念都很难。就这一点而言，在受儒家思想、佛教影响的国家中，中国最甚，印度次之，日本又次之。
欠发达国家是过去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现代化的启动、模式和特点除受本身的传统和文化的影响外，还受内部衰败化和边缘化的程度的影响。因为殖民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伴生物，本是现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扩张的工具，从它一踏上海外土地的第一天起就肩负着“双重使命”：既要破坏旧式的传统农业社会，也要为西方式社会的建立创造条件。因此，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模式不能不受殖民化或边缘化过程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分为三大类：（1）受殖民化影响不大，现代化的模式主要靠自身的力量建立起来。日本是这一类国家的典型；（2）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其现代化模式的选择虽然依靠自身的力量，但选择过程曲折复杂，中国是这一类的典型；（3）完全的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其现代化的启动和模式选择，深受原宗主国制度和文化的影响。这后一大类又可分为两小类：一是以移民为主建立的殖民地，它们的现代化的启动最初基本上是由宗主国决定的，拉丁美洲是这一类的典型；二是以土著为主要成分的殖民地，这类国家现代化模式的选择要以民族力量和殖民势力较量的结果为转移，印度是这一类的典型。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类型，都要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宗主国的“非殖民化”政策交互作用，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欠发达国家的国际环境，它们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和转换上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也正因为如此，在此后发生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就凸现了出来。
在欠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和特点虽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决不能夸大这种影响。因为：第一，从根本上来说，文化是一种他变因素，它要受经济因素的制约，因此文化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既不能直接也不能单独对经济发挥作用，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向人们直接提供一种伦理价值观，通过影响人们的意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第二，任何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范畴都不是永恒的，它要随历史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抛弃某些过时的东西，吸收和注入某些新的东西，不能一提到“传统文化”，就把它等同于古代文化。以儒学为例，古之儒者讲修身治平之道，详于人事而于宇宙本原则不提；至张载出，始明人性与宇宙之关系，进而发展成以“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理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旧儒学遭到猛烈批判，但不久又有人发动了“新儒学”运动。第三，任何东西都不是绝对的，传统文化也不例外，它包含着比较好的和比较坏的、比较优秀的和比较落后的，包含着精华和糟粕。例如，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可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难了；又如，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可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说只要“君子有道”就可要求“庶民不议”就不对了；再如，“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如果说尚可理解，但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就不可理喻了。因此在谈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作用时，其实并不是指整个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也是如此。第四，我们承认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并不等于说起作用的文化就只有“传统文化”，更重要的还是新文化。以日本为例，在它的现代化过程中，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努力中，虽然有传统文化的作用，但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的新文化，即日本人所说的“兰学”、“西学”。事实上，在日本的崛起和东亚“四小龙”的腾飞过程中，“美国因素”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尽管不足以构成其发展的充分条件。
总之，现代化过程的核心，包括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文化上的理性化，传统文化对各国现代化的启动、速度和特点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作用，但不能离开推动现代化的基本因素来谈传统文化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作出如下的总结。今天所说的欠发达国家，有一些国家（如中国、印度等）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它们依靠自身的力量也曾孕育了资本主义的幼芽。但在西方殖民列强的入侵面前，特别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冲击下，这些刚刚产生的“幼芽”基本上被摧毁了，这些国家大部分变成了西方（以及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即变成了附属于西方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边缘地带和半边缘地带。不过，殖民主义的到来不仅破坏了这些国家传统社会，也肩负着为西方式社会创建基础的使命，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制度和文化、观念，这对这些国家现代化过程的最初启动起过程度不等的历史作用。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是要把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与自己竞争的强大对手，而只是希望把它们变成依附于自己的有用的边缘、半边缘地带，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的真正启动和发展只能是独立之后的事情，并必须以其独立为先决条件。至于欠发达国家现代化启动的迟早和发展的快慢，既要看它们对西方科学技术接受的程度，也要看如何有效利用传统文化的有益因素，但主要是由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战略和模式决定的。在这方面，东亚和拉美不一样，中国和拉美及东亚“四小龙”，也不一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欠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中，均创造了高达8%左右的高速度，它说明在经济发展上西方不是不可超越的，关键在模式的选择上。最后，还须说明，由于本身历史和外界环境的原因，除南非以外的几乎整个黑非洲都尚未真正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而南非由于长期的种族隔离，其现代化发展是极为畸形的、片面的，故暂未列入本编叙述的范围。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