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帆影·海洋
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既创造了不朽的大陆文明，在人类海洋文明中也留下了色彩斑斓的一笔。然而，与“陆上丝绸之路”并驾齐驱的“海上丝绸之路”，先于哥伦布、达伽马数十年的郑和“七下西洋”，似乎留给中国人的遗憾多于骄傲。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今天的中国人能给后人留下什么？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灿烂的中华文化不仅在世界内陆文明中享有盛誉，而且在世界海洋文明中也曾占有一席之地。她所以能够在人类生存的两大空间文明中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是由中国背陆面海的特定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地质资料表明，受喜马拉雅山隆起运动的影响，太平洋板块向西推移，奠定了中国近海的轮廓。大约在距今15万年左右，中国沿海地区的陆海态势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由于中国大陆西高东低的走向，造成了百川归海的形势，经过千百年的风雨沧桑，形成了中国背陆面海的基本态势。地理环境奠定了中华民族走向海洋，创造海洋文化的基础。从旧石器时期至清末，中国的航海史大致经历了十个历史时期。
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期中华民族迈出了走向海洋的第一步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20世纪，史称“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期”。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中国航海史上的蒙昧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航海动因基本上是为了维持和繁衍生命，航海活动基本上是盲目的和被动的，但却是华夏民族迈向海洋的第一步，并且是构成人类海洋文明史的基础性的一页。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百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三大发源地。仰韶文化是典型的内陆文化，而以山东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和以浙江宁波附近的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百越文化，则地处中国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海洋文化的痕迹比比皆是。据有关部门考证，龙山人的偏刃古锛和百越人的有段古锛，都是专门用于加工独木舟的工具。由此可以推断，龙山人和百越人都是长期生息在沿海地区乘舟弄潮的先民。在中国的黄海、渤海的沿岸和岛屿上都有6000多年以前龙山文化的发现，甚至还有先民们逐岛漂航的物证；在朝鲜、日本、北美阿拉斯加和太平洋东岸等地，也有龙山文化遗物的发现。可见，中国人早在远古就开始了海洋上的远航。
美国的生化学家甚至研究认为，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是中国人，他们是在大约6000年至12万年前由中国大陆顺太平洋特定的海流东漂，经过漫长的海上生活，横渡太平洋到达北美洲的。1979年4月，美国圣地亚哥大学考古学家詹姆斯·莫里亚等蒂在给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的信中说：“由于一系列的新发现，开始提供了在哥伦布之前，中国人横渡太平洋的证据。”他所说的“证据”，就是美洲大陆发现的中国古代航海的“石锚”。1998年2月16日，路透社报道，“专家今天说，越来越多的语言和身体方面的证据表明，亚洲人第一次向美洲的迁徙的时间不是1万或者2万年，而是远至4万年”。报道说，有关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年会上说，在智利蒙特贝尔德发现的一处显然有125万年历史的遗址，使考古界一片哗然。这片遗址本身比以往发现的最古老的遗址还要远1300年。这一消息的实质是，亚洲的中国人种早在数万年前就踏上了美洲大陆。
简言之中国人种与海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新石器时代的龙山人和百越人，创造了卓越的远古时代的海洋文化；从古到今，中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濒临太平洋的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特定的地理环境。
唐以前的中国无论是分是合都没有停止走向海洋的步伐
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然历经分合，但在海洋问题上始终如一地向前、向前、向前。
——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开始了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较大规模航海活动，东周时的齐国已是“海王之国”。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770年，史称“夏、商、西周时期”。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航海事业的起步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夏、商、西周奴隶社会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青铜技术的出现，木板船与风帆产生了。不但中国沿海的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航行已经开始活跃起来，而且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中南半岛的海上交往也已见诸史籍。也有考证研究说，殷人、越人远渡重洋，航达美洲海岸的就是在这一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夏代，开国君主禹就开始了“披九山、通九泽、定九州”的壮举，并取得了“四海会同”的丰功伟绩。从《尚书》中可以看出，禹治水的主导思想是将内陆河流疏浚，支流入主流，最终“东入于海”。禹以后的夏代帝王曾两次渡过黄河，向滨海地区扩展。
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在甲骨文中出现了“舟”字。海洋文化最为典型的物质表现于舟船。在商代，运用船舶远送奴隶可见之于殷商甲骨卜辞。卜辞记载，商王武丁派人乘船追捕逃亡海上的奴隶，用了15天将奴隶捉回。这种海上军事行动，显然与社会经济结构有着密切的关联。
商、周以后，中国的先民们已经有了将海上活动与经济生活相联系的意识，同时也有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军事活动的实践，从而大大扩展了海洋文化的思想空间和实际运用范围。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航海事业基本形成。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史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航海事业的形成时期。当时，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生产力与生产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随着生铁生产技术与铁制工具的出现，木板船得到进一步发展，结构日渐复杂，吨位日益加重。航海不但被应用来进行大规模的运输，而且被应用来进行大规模的海上作战和对远方水域进行探险。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航海技术，在这一时期已经初步成型，如天文定向、地文定位、海洋气象、海上导航，等等。中国人在海洋上航行已经具有了基本的物质条件，中国的航海事业基本形成。当时，中国沿海的主要强国有吴国、越国和齐国。他们大力发展造船业，不仅给江河军运提供了条件，而且出现了江河舰队以及海上舰队。因此，在以兼并土地为目的的战争中，也开始了运用舟师进行的海上交战。
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水上作战是公元前570年楚吴之间的衡山之战，第二次则是公元前485年吴伐齐的艾陵之战。当时，吴派出由海上袭击齐国的舟师，在齐登陆后被击败。现存史料中，还有“海道出师已作俑于春秋时”之说。后来的史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在公元前5世纪，像吴、越、齐等一些国家平时的懋迁和战时的军运，就已经乘浮海而航行了。
——秦汉时期开通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航海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史称“秦汉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形成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造船和航海技术相应得到重大提高。随着近海与远洋船只大型化和先进的控制航向设施——尾舵的出现，以及对海洋季风规律的认识和掉戗驶风技术的掌握，中国古代航海事业进入了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始皇曾令方士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航海求三神仙。足见当时航海术不仅沿海岸南北往来，并又能大规模远航大海中”。① 西汉时期，中国不仅开辟了陆路连接中亚的丝绸之路，而且开辟了东至朝鲜、日本和西去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的海路贸易都会是番禺，航海商船则从合浦郡徐闻县出发。《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海上航路是，“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末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黄支国南有已程不国。汉译使到此才回航。别一海路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又船行可八月到日南郡象林县”。所谓黄支国即现今印度南部地区。如果所说不误，当时的中国航海已通达到远西的大秦（罗马）。此已足见中国的先民们远航大洋的毅力和雄姿。
《汉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海中星占验》12卷，《海中五星经杂事》22卷，《海中五星顺逆》28卷，《海中二十八宿分》18卷。航海必需观测对象，西汉海路占验书多至136卷。这些有关航海的书籍，足以证明当时中国的航海已经成为专门学问，也说明海路商业与陆路商业同样发达。汉代时，海上军事力量的建设已经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楼船军”的建立就是为了东征南伐的海上行动。南越九郡的建立和高丽、日本航线的开辟，都是以“楼船军”之力而得之。东汉以后，中国地方行政官员开始在南海一带巡行，成为中国经略南海诸岛的开端。
有资料介绍，汉武帝曾经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拥有战船2000艘，兵力20余万。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就是依靠这支海军吞并了中国东南沿海闽越国，招降了南越国，使中国东南沿海统一于中国，打通了中国南方沿海航路。公元前109年秋，汉武帝又派兵从海、陆两路进兵朝鲜，将其收归汉朝管辖，使渤海与黄海的航路通畅。据说，“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汉武帝时建立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航海事业处于徘徊状态，但远洋海船越过印度半岛抵达波斯湾。公元220年至589年，史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航海事业的徘徊时期。由于当时的政局动荡，军事纷争，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航海事业缺乏秦汉时期大幅度上升的势头，总的形势是处于一个相对徘徊的时期。但在某一地区，仍有重大的海上活动。
三国时，东吴的航海规模相当庞大，航海范围也相当广阔。如孙权与辽东半岛的公孙氏的海上交往，卫温派遣船队浮海到台湾，聂友、陆凯船队的海南岛之行，以及朱应、康泰船队的南洋远航，等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突破性的海上之举。另外，东晋时孙恩、卢循所领导的海上起义，著名的法显和尚从印度洋航海归国；南朝时中日之间北路南线航路的开辟，中国远洋海船越过印度半岛、抵达波斯湾以及慧深和尚远航墨西哥的传说，也是很有影响的。
隋唐至宋元时期中国航海事业繁荣发展并一度进入全盛期
公元589年至960年，史称“隋、唐、五代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航海事业的繁荣时期。特别是唐代，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科技文化全面繁荣，国际交往十分频繁，推动着中国古代航海业也进入了繁荣时期。当时，中国船舶工艺技术先进，结构坚固精良，载重吨位大，无论船舶工业还是远洋航行方面，均独步于世界航运界。“海上丝绸之路”全面兴旺，航迹不仅遍及东南亚、南亚阿拉伯湾与波斯湾沿岸，而且已经伸展到红海与东非海岸，开辟了直接沟通亚非两洲的长达1万多海里的世界性远洋航线。而且，出现了专门管理海外航运贸易的官吏和机构，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登州等成为当时名噪中外的航海贸易大港。
《新唐书·地理志》中载，唐与外国交通最重要的线有七条，五条陆路，两条海路。两条海路，一是自登州（山东蓬莱）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二是自广州通海夷道，所谓海夷道，就是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以至印度、锡兰，再至阿拉伯（大食国）。用范文澜的话说，“中国在两汉时已是航海大国，到唐朝海路走得更远，比两汉又有进一步的发展”。②
阿拉伯人苏莱曼在《东游记》中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的货物，都要由中国的船工运载。当时的中国船称雄海上，也就意味着中国对外通商的繁盛。同时，唐朝的海上军事力量建设也堪称“盛世”，造船能力更强于前代，战船有楼船、蒙船、斗船、走舸、游艇、海鹘（抗风浪的大型战舰），并出现了与外族的大规模海上军事冲突。
644年，唐太宗曾派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战舰500艘，载士兵43000人自莱州泛海向平壤。648年，唐太宗又大造船舰，运送军粮，准备翌年发30万大军灭高丽。660年，唐高宗派遣苏定方等率兵10万渡海，与新罗国（今韩国东部）合力攻破百济国（今韩国西部）。663年，百济国引日本国救兵与唐军相拒，唐军击败日本兵烧日本船400余艘，百济国境全部被唐军占领。
唐朝之后，中国曾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之乱。虽然此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但是偏隅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政权较为平稳，生产继续发展，航海活动仍较发达，与南洋、日本的海上交往也有增无减。
宋、元时期中国的航海事业进入全盛时期。960年至1368年，史称“宋、元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航海事业的全盛时期。宋、元历届中央政府，力主积极的航海贸易政策，将航海事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航海工具，特别是航海技术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以罗盘导航、天文定位与航迹推算为标志，中国航海技术比西方领先二至三个世纪进入“定量航海”阶段。福建泉州港，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之一。中国远洋船队达到“虽天际穷发不毛之地，无不可通之理焉”的高超境界。
宋朝建国后，即从海路展开对外贸易，并大力发展造船业。宋朝的统治不及于西域，传统的东西交通要道受到阻隔，但通过海路，东与高丽、日本，南与南海以至非洲诸国仍然往来频繁。当时，远涉重洋的民用船舶称之为“客舟”，可载2000斛粟。船上的设备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方面一应齐全，在当时世界上是较为先进的。朝廷使用的海船称之为“神舟”，其长阔高大和什物器用人数，都相当于“客舟”的3倍。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北宋海船已使用指南针测定航行方向。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记载了罗盘仪构造的基本原理。另有史料记载：“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白天黑夜都看指南针”。③987年，宋太宗派遣宦官八人，分四路出发，到南海诸国招徕商人贸易。宋时，海上交通线共有四条：一是沿用唐时旧路，从广州通往今越南、印尼等地，再由此和阿拉伯（大食）交通；二是从明州或杭州起航，通往日本和高丽；三是入渤海到登州；四是哲宗时新开泉州到南海的一路，可抵达阿拉伯各国。宋神宗曾说，“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据《武经总要》记载，宋代广南水军的巡航范围已达西沙群岛，在澎湖诸岛有水军。元代时，海洋活动可谓又胜前代一筹。《元史》记载，由海道同元朝建立各种关系的国家约有20余个。《岛夷志略》中列举的东南亚及西亚、东非等处的地名就有100多处，记载的中国远洋船队与之建立海上贸易关系的亚非国家和地区达120个。当时的行泉府司管辖的海船有15000艘之多，海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非洲的一位旅行家曾写道：他们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当时，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元朝与南海诸岛国交通的枢纽。由此而东至爪哇，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远及于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与海外经贸和内河粮运的同时，元朝的海外征战也较多。
1268年，忽必烈曾令部将在高丽制造可载4000石的海船1000艘，以备元军东侵日本之用。1274年在元兵南下灭宋的同时，忽必烈又命屯戌在高丽的凤州经略使、高丽军民总管等人，将田军及女真军、水军15000人，乘千料舟、拨都鲁轻舟、疾舟、汲水小舟各300艘，越海远攻日本。1281年，元朝向高丽发军十万人，水手15000人，战船900艘参与远征日本的战争。1282年，忽必烈遣江浙、福建、湖广兵5000人，战船2500艘，循海道进入占城（今越南南方）。1283年又责令江南行省大造海船，发五卫军2万人征日本。1286年，忽必烈下诏罢征日本，专力攻安南（今越南）。1287年发江淮、江西、湖广省蒙汉军7万人、船百艘和云南兵、黎兵等再入安南。1292年忽必烈命福建、江西、湖广兵2万人，战船千艘，载一年粮，远涉重洋，进占爪哇。元军于12月从泉州出发，浮海经万里石塘（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等地，2月13日抵爪哇界，分军水陆攻击。
从上述可见，元朝对海洋的经略特别是海外征战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次数最多的，而且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陆上拓疆模式，具有一定的海权意识。
郑和“七下西洋”标志着明朝初期中国航海事业进入顶峰
1405～1433年，史称“明初时期”。这一时期，国力强盛，经济富裕，在宋元时代丰富的航海遗产和历史惯性的推动下，明代统治者出于巩固自身地位、扩大国际影响、满足物质享受的需要，曾集中举国资财，先后派遣宦官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官方远洋船队七下西洋，遍访亚非各国，从而，将中国古代航海事业推向前所未有的顶峰时期。
明代初期，造船业十分发达，而且制造技术和船只生产量都居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是发展水平较高的手工业部门。造船的种类有海上远航用的大型海船，海上或者江河作战用的战船、运粮的浅船、航行在江河的快船等。明初官营造船业规模最大的是南京的龙江船厂，还设有龙江宝船厂，专门为郑和下西洋制造大型高级海船。福建的福州船厂是专门生产防倭船只的。广东新会东莞船厂专门制造海上战船。
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即派遣郑和等率领船队进行规模浩大的海洋出使，除政治目的外，也是为了拓展海外贸易。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27800人，修造大船62艘，他既是明朝奉敕的使臣又是船队军兵的统帅。他们经南海入西洋，途经苏门答腊、阿鲁（亚鲁）、旧港（三佛齐国）、满剌加（马六甲）、小葛兰（奎隆），达到印度半岛西海岸的古里国。此后，明成祖在位时期，又先后六次遣郑和率舟师出使南海西洋至西域诸国，远至今西亚与东非，史料上记载的所经国家多至30余个。郑和的远航，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同时，也使郑和认识到海洋以及海权的重要。他曾向明仁宗进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同时，他还提出：目前，中国舰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郑和的海洋观和海洋思想，即使以现代的政治和历史眼光来看，应当说也是正确的，但可惜的是并没有引起明王朝统治者的重视。
细细算来，郑和的海权思想，与美国马汉“海权论”的基本观点有很多相同之处，而且还早于马汉“海权论”460多年。
今天，距离郑和远航已经600多年了，“七下西洋”依然是一个不朽的话题。当代美国学者路易塞斯评论道：“郑和船队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郑和七下西洋，有四次舰队总人数超过27万人，而后来的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等的远航规模最大不过两三百人。远航的郑和，没有侵略、没有掠夺、没有殖民，更没有杀戮。所到之处，总体上干了三件事：一是“开读赏赐”，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二是颁布中华“正朔”，即中国的历法，其中集中了中国人民在千百年实践中积累的对季节、气候的规律性认识，以及许多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三是给所到国家带去了瓷器、工艺和文化。正因为如此，郑和被今天的世人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使者”。但也应看到，耗资巨大、费时长久的郑和下西洋，在给中国换来尊重、换来荣耀的同时，并没有换来实惠的利益。此后，先后有倭寇、荷兰人、葡萄牙人、英国人、八国联军、日本人、俄罗斯人打中国人没商量！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人远下西洋所换来的，只有自我陶醉——“共享太平之福”！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说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笔者从郑和下西洋到清末开始的百年耻辱中感悟到：当今世界上，不要一门心思去希望别人说你的好话，更不要想着让“全世界人民”都热爱你，只要有人怕你特别是那些图谋不轨的国家害怕你，那就足够了！
明中叶至清末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海洋事业衰败至极，海上外侮接踵而来
1433年至1840年，史称“明中叶至清末鸦片战争时期”。也许是应了老子的“物壮则衰”、“物极必反”的断语，明初时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成就的巅峰，也是中国航海事业由盛转衰、由进变退的转折点。
14世纪70年代，整个世界历史已经进入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前夜，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也开始进入晚期。在渐趋保守和没落的明朝统治下，宋元时期的航海贸易政策受到了否定，实行了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赍赐航海”政策，对民间私人航海贸易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来自海上的外侮也接踵而来。
到了明世宗嘉靖时，除了沿海倭寇侵扰外，葡萄牙殖民的势力也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15世纪末，葡萄牙的海外扩张达到高峰，殖民者经好望角到达印度西海岸，进而向东亚扩展势力。1511年侵入马六甲，阻断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交往与贸易。
有资料介绍，16世纪明王朝的军队曾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进行过较量。1514年，葡萄牙一艘商船开到广东沿海。当时中国官员对高鼻子、红毛发的西方人闻所未闻，但允许他们将所带来的货物卖掉后回国。葡萄牙商人因此得利丰厚。1516年，4艘葡军舰队强行驶入中国内河，开往广州，强占广东东莞的屯门岛海岸，并在那里盖房围栏，安营扎寨，屯兵造武器，飞扬跋扈、不可一世。1521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下令实行海禁。葡萄牙国王派甫恩多灭儿率领一支由5艘巨舰、1000多名士兵组成的舰队闯入中国海域，还在大屿山强行登陆驻军布防，蛮横地要求明政府与之签订通商协约。中葡之战由此点燃导火索。由于葡萄牙使用的是火器，中国军队只有铁器，因此初战中国失利。1522年12月，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在反复研究克敌制胜之法、学习掌握葡军火器制造工艺之后，利用近战、火战，一举将葡萄牙舰队击溃，甫恩多灭儿乘小船才得以逃生。从此，葡萄牙人被赶出了广东屯门一带。1553年葡人托言商船遇到风暴，水浸贡物，请求在澳门借地晒晾。起初他们只是造茅棚停息，就船贸易；尔后逐渐建造居室扩充住地。1557年，葡萄牙人用欺骗手段才又租赁了澳门，回到中国沿海。
从总体上讲，自明初到穆宗隆庆时，明廷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实行所谓“海禁”，即禁止商人与海外通商。其目的，一是加强海防，“寸土不许下海”就在于切断海上联系，以防止国内的反乱与海外的侵扰；二是由官府独占海上贸易，以防侵犯官府商利。后来，福建巡抚许孚远总结以往海禁的教训，认为“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遂在奏疏中提出，开放海禁不但于国有利，而且也是加强海防的最好办法。此后，海禁时紧时松，朝廷禁海与开海之争一直未停息。
清，顺治十七年（1600年），清政府曾迫使沿海居民内迁30里，明代与南洋、日本诸国的海上贸易基本中止，只有台湾郑氏继续开展海外经营。
三藩战后，康熙帝下令开海，准允沿海居民迁回旧居，开放原来的海禁，以发展海外贸易。当时海外贸易发展到日本、东南亚，远至欧洲。有资料介绍，康熙二十七年远航日本长崎的船只就达到192艘；每年赴东南亚的商船大约为30～40艘左右。顺治至康熙初年，先后通航荷兰、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清朝在海外贸易中一直处于有利的地位，史料中记载康熙二十三年开海后的情况是“可谓极一时之盛”。
1683年6月，康熙帝曾起用施琅征伐台湾。施琅所率战船，百船分列东西，自督56船分八队进兵。经过海上激战，全歼郑氏水师，占领澎湖，8月进驻台湾。足见当时的海上军事力量雄风之大。
1716年，康熙帝下令禁止南洋贸易和限制出海，目的是防范东南沿海人民与海外的联系，这一举措，极大地限制了海外贸易和沿海各省工商业的发展。
乾隆时期，英国已经不断在海外殖民，向东方扩展势力。护送货船的英国兵船，经常在中国东南沿海侵扰，截掠他国船只。
嘉庆时，曾对英国兵船在沿海的侵扰行为予以坚决制止和回击。
从总体上看，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前二百年间，基本上是以禁海闭关为其政策的支柱，以停止贸易作为防范外国侵略的武器。从鸦片战争开始，在以后的海上交战特别是甲午海战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中国水师的失败而告终，这些众所周知的史实，现在已经被列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了。
历史上的中国面对海洋长期存在四大问题
今天的中国人，一直以“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为骄傲，自诩为农耕民族、大陆民族。其实，这只是基于已有历史知识的一种认识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1970年夏季，台湾当地居民在台南县左镇乡菜寮溪溪谷采到一片灰红色的古人类化石。经日本考古学者用氟锰法测算，断定是3万年前一位约20岁的男性青年的顶骨。这一史前人类被命名为“左镇人”，迄今为止，他是我们发现的最早开发祖国宝岛的先驱。他的出现，将台湾原始社会的历史在长滨文化的基础上，向远古推溯了两万年左右。来自大陆的“左镇人”何以到达台湾？据考证，3万年前的台湾海峡还只是一片低洼地，后来才在地理变迁中变成今天的海峡。“左镇人”的发现，让台湾一些学者为之兴奋不已。一位叫黄大受的教授曾在台湾《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呼吁“改写中华古文明史”。他认为，中国人一直以黄帝为始祖，故自称“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一直以黄河流域为发祥地，故称其为“黄河母亲”。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中发现，不仅将中华文明史的开端进一步向上古延伸，而且使中华文明史由单一的农耕文明、大陆文明向多元化拓展。比如，中原仰韶文化遗址距今已超过5000年，东北赤峰地区红山文化距今也在5000年以上，西北大地湾文化遗址距今已达7000年，浙江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现了距今7000年的早期海洋文明。考古发现，生活在东南沿海的“饭稻羹鱼”的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即敢于以轻舟航海；百越文明也属于海洋文明。今天的东南亚、南太平洋诸岛上的许多民族，都与古越人的后裔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笔者并不是想去改写既有的中华历史教科书，那是考古学家的事情、是史学工作者的事情、是需要国家政府审定和把握的事情。笔者只是想说，今天的中国人不能被历史上认识的局限性所形成的既定认识所局限，在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原本就有海洋文明的成分，能从泾河、渭河走向北部大漠、西部戈壁、南部中南半岛、东部大海的中华民族，也具有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基因和能力。也许是受了传统的单一“农耕民族”讹论的影响，历史上的中国虽然最早走向海洋，但并不具有海洋民族应当具有的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中国对待海洋问题有四个基本特点：
第一，拥有大片海域却长期轻视经略海洋。从远古时期起，中国人的社会活动就一直是以陆地农业经济为主，海洋经济从来没有摆在重要的地位上。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看，以农为本必然导致重陆轻海的思想观念。中国从神农、黄帝起，尤其是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之后，农本商末的思想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历史上涉及海洋经济政策的改革，如管仲的“官山海”，桑弘羊的“盐铁论”，以及唐、宋时期的“市舶司”和历朝历代颇为辉煌的远洋贸易等，也曾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整个社会活动中，经略海洋始终处于“配搭儿”的地位。
第二，航海技术先进但航海经济效益低下。历史上的中国，造船业曾经位于世界前列。其船型之多，不下1000余种，其中海洋渔船就有200～300种之多，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多的船舶图样”。“中国帆船”（戎克船）这个词，在英国、法国、葡萄牙、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一般文献、辞书中，早已成为专门名词。到宋元时代，中国航海者已进入“定量航海”的阶段，对海洋气象、水文的变化规律和对信风的运用已经十分纯熟，磁罗经导航技术、测深技术、用锚技术、使舵技术等，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但正如李约瑟先生所说：中国人是伟大的航海技术发明者，而非伟大的航海民族。中国人并没有通过海洋“发家致富”，更没有通过海洋向海外“殖民”。
第三，茫茫大海无遮无拦却被视为“天然屏障”。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把海上经济看作是对陆地经济的一种可有可无的补充，而且在国防观念上也把大海视为“天然屏障”，主流海防意识是“看家护院”。中国在宋、元以前基本上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自给自足的大陆经济也没有提出向海洋索取资源和向海外发展的要求，自秦始皇开始的“西北甲兵”、“东南财赋”的格局，等等，逐渐使中国的统治阶级越来越求安于大陆上的一方沃土，即使是开拓“四海”，也主要是为了求得“归顺”和“宾服”以及一般的经济贸易，以保证陆上安全。梁启超曾说：“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之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这正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眼里，海洋是“屏障”，而非“宝藏”。
第四，海洋自古就是有“主儿”的空间但却视海洋资源为他人之物、海上通道为他人之路。历史上的中国人，多以“仁爱”、“中庸”的道德观和“中华上国”之居对待他人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海上通道的控制。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多次海上征战之举，而且不乏进攻性海上行动，但这些“壮举”大都以恢复原有政治秩序为目的，而很少有为获取海洋资源、开拓或者保护海上通道为目的的。或者说，历史上的中国人经略海洋，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因此，虽然西欧国家还在地中海打转转的时候中国就已经迈进了大洋，并且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始终也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民族那样真正通过海洋走向世界，更没有通过海洋征服世界，中国有关海上军事行动的基本思想始终是“海防”而不是“海权”。
晚清·蒙耻·海权丧尽
“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这是浅显易明的古训。然而，如同明知杀人放火是死罪还有人杀人放火一样，浅显易明并不等于易行。曾经创造了中国历史“辉煌之最”的清王朝，也创造了中国历史的“耻辱之最”。由强兵足食而得天下的清王朝，又由弱兵饿饭而失天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百年耻辱最需要记取的教训是什么？
中国依山濒海，幅员辽阔，海岸线北起辽冀，南抵两粤，绵延数千里，边界线的轮廓好似一只朝着太阳升起方向打鸣的“雄鸡”（实际上，这只“雄鸡”原本还背着一个“金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金蛋”长翅膀飞走了）。这种自然地理的基本形势，在古代条件下构成了中国天然的国防屏障。以中原地区为政治中心的中国历代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游牧民族的侵扰，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海洋边疆从来没有受到过大的威胁。
鸦片战争之前，在西方人的眼睛里中国还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军事强大的封建国家，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大国。而当时的中国人，也抱着“唯我独尊”的观念，以“天朝大国”自居，面对世界各国的工业化革命和海外强夺，毫无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更谈不上科学的海洋观和国防观了，以至终于酿成了悲惨的结果。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耻辱和最为悲惨的一页。泱泱大国败在区区数千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和“蕞尔小国”日本人手下，号称亚洲之冠的中国海军败在小日本海军手下，根本原因在于清朝中央政府落伍于时代的思想观念导致的政策错误。这是“政治决定军事的进程和结局”又一有力的例证！
鸦片战争开了中国“国耻”若干个“之最”的先河
鸦片战争是国人尽知的国耻，此不赘述。当时就中英军队之间的差距而言，集中体现在海军力量的悬殊上。英国海军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其舰船数量有400多艘。正是这支舰队，曾经击败过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打败过法国海军。以清朝绿营水师数十艘朽木小船，自然不是英国海军的对手。
对于中英两国在军事力量上存在着的这种明显差距，鸦片战争前来华的英国人已经掌握得十分清楚。有人曾夸张地估计：只要一个团的英国军队便可以征服任何清军部队，也有人非常自信地声称：“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英国海军的）一艘战舰”。总之，在英国人的眼中，当时清王朝所有的机制中，没有什么比军队的战斗力更受鄙视的了，军队的质量几乎差得好似“马尾串豆腐——提不起来”。
鸦片战争的结果，不仅仅是中国人在广州战败了，林则徐被流放了，英国的鸦片又可以在中国随便销售了，香港割让给英国了……更主要的是，一纸《南京条约》，开了西方列强在中国胡作非为的先例。不仅使香港沦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成为英国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而且，使中国东南沿海门户洞开，丧失了海关自主权，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培植为他们服务的买办势力。
《南京条约》的恶例一开，中国的危难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众多列强纷纷仿效英国的作法，用战争手段逼迫清朝政府割地赔款。失败——签约，再失败——再签约，战争失败与不平等条约几乎成了一个因果链。据不完全统计，自1840年以后的一百年间，西方列强发动侵华战争、制造惨案、教案达300多起，逼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达700多个。通过不平等条约，列强攫取了在华的巨大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使中国直接或者间接地丧失领土近200万平方公里。
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南京条约》的恶劣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记录下了丑恶和沉痛的一页。中国耻辱历史自此开始，战争失败的次数是世界之最，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数量是世界之最，丧失领土的面积也是世界之最。当然，它也使中国人自此无法再以“老大”自居，并且清醒地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难免任人宰割！
今天看来，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实在是难得的两本历史教科书。这两本书上写着同一个道理——海洋对于中国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屏障，而是外侮的坦途；没有海权的中国就没有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可言，更谈不上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清朝曾经计划建立一支现代海军
中国清王朝在1862年以前，没有海军，只在沿江濒海各省设有“防守海口，缉捕海盗”的水师。1866年6月，在清朝名帅左宗棠的建议下，清政府批准设福州船政局，在福州马尾山麓濒江建立造船厂。史称此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
1874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建议沿海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以期达到遇有战事“三洋联为一气”之效。1877年起，清政府计划十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大海军（实际还建立了闽海海军）。经过十年建设，三洋海军已经初具规模。主要装备：北洋海军军舰14艘，分驻大沽、旅顺、营口、烟台，负责辽宁、河北、山东海面；南洋海军军舰17艘，分驻江宁、吴淞、浙江等地，负责东南沿海一带海面；福建有军舰11艘，负责守卫海口与巡守台湾。
清王朝建立海军，无疑是在鸦片战争“船坚炮利”启发下的一种自强举措。然而，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建立一支海军舰队容易，但使用好这支海军则并非易事。面对群狼纷争的世界，拿出一幅坐以待毙的架势，即使拥有“强大”的海军，也于事无补。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仅有一种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还不够，还需要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军事变革有其自身的规律，军事变革是社会变革这一系统工程的一部分，需要政治、经济变革的密切配合。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变革既缺乏科学的思想指导，又缺乏雄厚的经济支撑和可靠的政治保证，因而，终究还是归于失败。
从福州船政局到马尾惨败
中国的南方邻国越南，18世纪末即遭法国的侵略，19世纪50～70年代法国拿破仑三世政府派兵先后占领了南圻、北圻，企图将越南变为其殖民地，以便进一步打通入侵中国西南地区的大门。法国驻海防的领事土尔克就明确地说出了法国必须占领北圻的理由：“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最先在中国腹地的。”1884年7月，法国以孤拔率领舰队直入福建马江港寻衅。清政府对于法国侵略者的挑衅行为一意妥协退让，李鸿章明令下属：“谈判尚有希望，衅不可自我开。”8月23日，法军发出14时开战的战书。清政府钦差大臣曾向法军请求延期开战。水师统帅何如璋、张佩纶等也唯恐妨碍了“和谈”，拒绝将士请命，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13时45分法军发起进攻时，清军仍无丝毫准备，连退潮时调过去的船头都未调转回来，而以船尾临敌。江面战斗仅30分钟，虽然广大官兵和爱国军民英勇奋战，但清朝的整个闽海舰队还是全部被法军消灭，中方损失各种类型的舰船50余艘，其中军舰11艘，商船19艘，当时全国最大的造船厂（仅制造了26艘不堪出海作战的兵船）也毁于一旦，官兵牺牲2000余人。这是中国海军自建立以来的首次惨败。
马尾海战清军失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当属清政府怕事，在战事一触即发、清舰队处于极为不利态势的情况下，仍电令“衅不可自我开”，严重束缚了闽海舰队官兵的手脚。可见，政府无能、怕事，大臣督抚指挥不力，广大民众和官兵再有一腔热血，到头来只能是家破人亡。
马尾海战失败后，清政府受到极大震动，决定进一步大力扩建海军。一是设海军衙门于京师，对三洋海军实行统一指挥；二是大量购买铁甲军舰，向德国订购了排水量7350吨、6000马力的“定远”号、“镇远”号等军舰；三是编组北洋舰队，共拥有铁甲舰、巡洋舰、炮艇、运输船、通讯船、鱼雷艇等25艘；四是建设军港、船坞、炮台等一系列设施，建立训练和有关的指挥制度。到19世纪80年代末，清北洋舰队基本成军，并大致上配套，可以在各中国海执行战略战役任务。以后，清政府又按照“以一化三”的海军建设方针，先后建立了南洋、闽海、粤海等三支舰队。
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葬送了强大的北洋水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惨败
中法之战后，清政府大力发展海军，到1891年，中国海军已排名世界海军第八位，跻身世界海军强国之列。北洋舰队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为了入侵中国大陆，日本拼命扩张军备，以超过北洋舰队为海军发展的目标，并积极寻找对华战机。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中国的属国琉球。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在日本的诱使和朝鲜封建王朝的请求下，派兵由海道进驻朝鲜牙山。日本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立即派兵入朝，并袭击清军，一手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7月25日，中国军队的运兵船和护航舰队驶到丰岛海面时，日本海军不宣而战，突然袭击北洋海军护航的“广乙”号、“济远”号巡洋舰，“广乙”号被击伤触礁沉没，“济远”号被击伤后返回威海，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高升”号遇敌后，全船官兵“宁愿死，决不接受侵略者的命令”，在船将沉没前仍以仅有的轻武器与敌人战斗，表现了临危不惧、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就是著名的中日甲午战争丰岛序战。
8月1日，清政府被迫宣战，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大幕。
9月17日，北洋舰队主力12艘战舰和2艘蚊炮船、4艘鱼雷艇，护送部队至大东沟后返航旅顺时，于11时在大东沟海面遭遇日本舰队。日舰有3艘海防舰，7艘炮舰，16艘巡洋舰，共计26艘主战舰艇。从而，爆发了著名的中日黄海大海战。整个海战历时5个多小时，其规模之大，战斗之惨烈，为近代世界海战史所罕见。战斗结果，日本舰队5艘战舰受重伤，死伤600余人；北洋舰队4艘战舰被击沉，1艘战舰受重伤，死伤官兵约1000人。其中，包括邓世昌的“致远”号及其200余名官兵。北洋舰队的损失虽然大于日本舰队，但是日本海军并没有达到歼灭北洋舰队的目的。
从整个黄海之战的战局看，日本舰队并未获全胜，北洋舰队亦未全败。而且北洋舰队一直战斗到底，予敌以重创后还能乘势追击，整队返航。但是，此战之后，清政府确定了“避战保船”的指导方针，限制北洋舰队出海，把黄海、渤海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人，这对整个甲午战争的战局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史学家评述，黄海之战之所以中国北洋舰队失利，首先，是由于战前延宕观望，幻想和平，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缺乏充分的准备。其次，是武器不精，弹药不足。“北洋海军之败，最主要的不是败于海军本身。清政府腐朽统治集团失败主义的领导，是导致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1894年11月22日，北洋海军的旅顺基地被日军占领。此后，日军计划从辽东半岛向山东半岛的荣城湾登陆，直趋威海侧后，以海陆夹击，攻占威海，全歼清海军，彻底夺取黄海、渤海的制海权。
1895年1月20日，日军占领山东荣城。1月31日，日本联合舰队21艘军舰（后增至30余艘）开向威海，攻击躲在港内的北洋舰队的32艘舰艇。战至2月14日，北洋海军仅剩11艘战舰，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统领张文宣、“镇远”舰管带杨用霖等人相继殉职。北洋海军的英籍顾问马格禄、道员牛旭炳等投降。17日，日军进驻刘公岛。至此，中日甲午战争的海上作战全部结束，清政府苦心经营30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耗巨资建设的最好军港也为敌所用。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给日本；中国以库存白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八次在七年内交清；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只交所定进口税；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船只可自由驶入以上各港口。
日本通过条约勒索的战争赔款，接近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三倍。清政府不得不大借外债，侵略者从此通过附加政治条件的巨额贷款控制了中国。《马关条约》中规定的准许日本在中国设厂，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都享有这项新的特权。他们很快在中国“合法”地经营了许多轻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严重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总之，《马关条约》是一纸让现代中国人看了顿觉脸红、咬牙切齿的条约！然而，正是这纸条约表明，依山濒海的中国与海洋日本的较量，以泱泱“中华大帝国”的失败告终了。它留给后来人的不仅仅是思考，还有难以洗清的耻辱！
日本则自甲午战争胜利后趁机大发横财，日俄战争胜利后又获得了更多的在华利益和海洋权益。到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签订《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时的不足半个世纪时间里，由当年的“蕞尔小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这个事实似乎又在告诉后人：海军威，海权兴；海权兴，国家盛！
从清末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海上外侮接连不断，不论外敌大小、多少，输家一概是中国。历史上，没有海军时，鸦片战争中的中国人输得干干净净；有了海军而且是“强大的海军”时，甲午战争中的中国人还是输得干干净净。北洋舰队这支“强大”的中国海军只是在家门口“打转转”。它似乎在告诉后人，只能在家门口“打转转”的海军，再“强大”也是“摆设”；濒海国家如若没有海权，也就没有了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终清之世仍未摆脱“坐地看海”、“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设防”的海防观
自鸦片战争之后，19世纪70年代，俄国和英国共同支持阿古柏侵略新疆，俄军还侵占了中国西北重镇伊犁。原来一直在中国控制下的越南，与法国在西贡签订和平及同盟条约，越南开始受法国的保护；同时，法国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觊觎使这一地区危机四伏。日本正式成立了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于1874年5月7日派遣5艘军舰、13艘运输船和300人武力侵犯台湾。这一系列事件，特别是日本侵犯台湾事件，对中国朝野的震动不亚于两次鸦片战争。从而，引发了清朝末期的有关国防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并对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
这次讨论的实质，是关于中国国防战略方针的大辩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的国防战略防御重心到底置于什么地方。据有关史料介绍，这次的争论相当激烈，各种意见差异甚大。就宏观而论，大体分为五种观点。
一种主张加强长江江防，亦称江防派。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清朝时期的长江下游是经济重心所在，列强又多是由东南方向对中国构成威胁并由长江进入中国腹地。因此，主张把长江下游作为中国防御的战略要地。只要扼沿海与腹地之贯通，“合上下游之力以固长江，则财力宜集，合长江之力以防海，则事机易赴”。
一种主张加强东北边防，亦称边防派。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当时的俄国对中国的威胁为大，“俄拊我之背，后路之防实尤紧切”。因此，主张“尤注意东北，请东北练兵设防”，以保清王朝的“根本重地”。
一种主张以塞防为重点，亦称塞防派。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西北与东南同时出现威胁时，应以西北为重，因为“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视成败以为动静者，则惟西陲军务”。意思是说，东南海防危机的出现，首先是因为西北塞防存在着严重的危急，如果能够解除西北塞防危急，也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好东南海防的问题。因此，主张国家必“宜以全力注意西征”，使达到“俄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的战略防御目的。
一种主张以海防为重点，亦称海防派。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世界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对中国的威胁已经主要不是来自陆地，而是来自海洋，提出要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掌握“军器机事之精”的强敌，必须改变“历代备边多在西北”的国防战略格局，将国防重心从西北边塞转移到东南沿海，全力加强海防。
一种主张塞海防并重。这是左宗棠的观点。他从国家整体安全的角度出发，结合西北地区的地理条件，认为海防固然重要，塞防亦不可轻视。国家建设国防，应当做到“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特别是他关于新疆是国家西北屏障，占据重要的战略位置，中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西北至北各关隘边塞连成一线，构成完整的国防北线防御体系。重视新疆是为了保卫蒙古，保卫蒙古是为了捍卫京师。这即是著名的“新疆—蒙古—京师”战略关系判断。这一判断，给了清廷以很大的震动。
左宗棠的观点得到清廷的赞同。1875年5月，清廷明确了国家最高决策层对海防与塞防在国防战略体系中的摆位：海防“现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必须加强海防建设的支持，同时兼顾江防和东北边防；“西北及防范俄有事务”关系重大，命左宗棠“通盘筹划”，以固塞防。这就表明，晚清统治者吸取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开始重视日本的崛起对中国可能造成的威胁，认识到了海洋已经不再是国防的天然屏障，相反倒有可能成为侵略者的通途。希望以海防和塞防两个重点方向，共同支撑起整个国防战略体系。以此为标志，晚清的国防问题大讨论经历七个月之久的激烈争论后暂告结束。
然而，这次大讨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清王朝腐败无能，因轻视军备、无力与外敌抗争而最终使中华民族沦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深层次问题。而且，就左宗棠的“海塞并重”的观点而言，其海防作战指导方针，仍然是“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设防。无事则巡缉洋面，尽其力所能到，以靖海盗；有事则齐集海口堵御”。这一思想，是实实在在的“海防”，而不是“海权”。当然对于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左宗棠来说，能有这样的思想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国耻”与“居安思危”的联想
“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圣人之深戒也。天下无事，不可废武，虑有弗庭，无以捍御。”这是“居安思危”的源之所在。《百战奇法》中的这一番话，深刻地阐明了国家处在太平时期，不要忘记发生战争的危险；国家处在盛治之世，不要忘记发生战争战乱的可能；天下虽然太平无事，但不可放弃武备，要时刻想到还有敌对国家和势力的存在、废弃武备将无法抗御这一辩证的战争与和平的思想。
可以说，从古至今，无论贤士学子，还是明君良将，无不把“居安思危”作为一个国家经略“文武之事”的基本原则。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具有抵御外来侵辱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同时也是一个饱受外辱的民族，而且这种外辱往往是在统治者懈怠和无知的情况下产生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所以，自古即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指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就是说，国家发生危机是由于统治者安于统治地位；国家灭亡，是统治者只求保持现状；国家发生祸乱，是统治者沉醉于长期太平局面。所以，在国家安定的时候，不能忘记可能发生危机；国家存在的时候，不能忘记有可能灭亡；国家太平的时候，不能忘记可能发生祸乱。这样，就可以使自身平安，使国家保全。
纵观清朝时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奇耻大辱，无不源于清朝统治者的政治腐败、妄自尊大和战略判断失误。居安而不思危，“狼”来之时则晚矣！这一历史的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再次告诉我们，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敌人不会对我们发动战争上，是大错而特错的。孙子早就讲过：“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意思是说，用兵的法则，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敌人不会进攻上，而要靠自己有条件不被敌人攻破。另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能不能避免和防止战争（包括侵略和反侵略、干涉和反干涉），往往取决于国家的领导和决策层。正如《管子》中所说：“单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意思是说单凭城郭沟渠，不一定能够坚守；单凭装备精良，兵力强大，不一定能够抵御外敌；单凭领土广阔、财富充足，不一定能够拥有民众。只有通晓战争与和平辩证关系的领导和决策层，才能防患于未然。
历史·今天·几多辉煌
历史的辉煌不仅能够给我们以知识，而且能够给我们以希望和勇气。但是，“信而好古”也往往导致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如同火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只能代表昨天一样，今天的辉煌也只是比较过去。赶超历史只是赶超自己，中国的目标应当是什么？
中国人涉水求生，跨海求福，历朝历代，从不间断。不仅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无数奇迹，领先了15个世纪，而且传播了大陆文明，影响了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的文明发展。历史上的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意大利人、阿拉伯人，等等，虽然有的曾经创造过海上辉煌，有的曾经作出过非凡的贡献，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能像中国一样，具有如此悠久的航海历史、如此非凡的航海活动、如此高超的航海技术。
历史上的辉煌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与齐国的大规模海战，比罗马和迦太基在地中海进行的第一次布匿战争要早二百年。以后，中国的水师、水军和战船的发展，渡海作战的规模，在当时世界的海战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记载：“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琊，……作琅琊台，立石刻，明得意。……既已，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在司马迁的记载中，徐福曾先后两次以求神山仙药为名，诓骗过秦始皇并受命率领船队入海远航。徐福东渡，不仅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成功的大规模远航行动，也是中国人面向海洋，走入海洋，寻求海外发展的开端。
公元743～754年，唐鉴真在12年内的6次东渡日本，虽然前五次因各种原因而归于失败，第六次也是“历尽苦难，备受艰辛”，但它毕竟“在中日两国友好的航海史上留下了永世不灭的千古美谈”。鉴真东渡的最终成功，自然离不开其坚强的毅力，但唐代时的造船、航海技术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1405～1433年，中国郑和率领的远征船队七次远航，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前后历时28年，出动舰船260余艘，使用了中国发明的指南针、火药武器等新装备，航迹遍抵印度洋沿岸，以及波斯湾、红海海口和非洲海的30多个国家。这次远航，比哥伦布的探险早60年，而且哥伦布的航行，只有十几艘小型船只，千八百人；郑和首次出海的92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才从大西洋南下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洋。郑和船队的远航，是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上一次空前的壮举，是组织最为严密、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技术最完备的一次远航。远航的成功表明，生活在太平洋沿岸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完全可以成为海洋的征服者！
1677年，清政府认识到，要统一台湾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部队。遂于1677年恢复了福建水师建制，至1679年底建立了一支由240艘战船、28580人组成的精锐水师。1680年开始了第二次收复东南沿海的作战。1683年6月，这支水师毙伤台湾守军12000人，击毁、缴获其战船190艘；7月13日，收复台湾。但也正是此后，中国的海洋技术发明创造、海上力量建设、海洋意识停滞了，而且一停就是二百多年。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海洋事业才出现新的转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海军边建边战，在东海、南海北部和西部屡战屡胜，赢得了许多海战的胜利。1950年5月25日发起的解放万山群岛战役，刚刚建立不久的中国中南军区海军，只有1艘美国造的登陆舰“桂山”号，1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意大利、英国制造的登陆舰“国楚”号，另外就是20余艘杂型小炮艇、小登陆艇，但他们与陆军协同作战，乘拂晓前冲入敌舰群中，一举击沉国民党军舰艇4艘，缴获舰艇12艘、其他船艇11艘。
1953年，在争夺瓯江口外大、小鹿山和羊屿鸡寇山的东海海域战斗中，中国海军在没有航空兵协同的情况下，共进行大小战斗52次，歼灭国民党军1300人，击沉其艇船16艘，击伤其军舰8艘，俘获其艇船26艘。
1954年底至1955年初的一江山岛战役中，参战的中国海军兵力除航空兵外，共有护卫舰4艘，炮舰2艘，鱼雷艇12艘，护卫艇24艘，火箭炮船6艘，各型登陆艇、运输船14余艘，总兵力3700余人。主要任务，一是输送登陆兵登陆；二是保障登陆兵航海和登陆安全；三是组织炮火直接掩护登陆兵作战；四是以鱼雷艇部队相机攻击敌人水面舰艇；五是协同陆军巩固占领的岛屿。作战中，中国海军航空兵毁伤国民党海军舰艇5艘，迫使敌舰不敢白天在大陈岛停泊。11月14日，鱼雷艇部队击沉敌“太平”号护卫舰；1955年1月10日，鱼雷艇部队又击沉国民党海军“洞庭”号炮舰。
1965年8月6日的南海“八·六”海战，中国海军南海舰队以小舰艇打大军舰，以近战、夜战、群战，在3小时43分钟的战斗中，先后击沉国民党海军1250吨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450吨的“章江”号。此战，被认为是中国海军史上最漂亮的一次海战。11月13、14日的东海崇武海战，中国海军先后击沉国民党海军的“永昌”号护航炮舰，击伤“永泰”号大型猎潜舰。
1974年1月17～20日的中国西沙自卫反击作战，中国海军南海舰队以2艘扫雷舰、4艘猎潜艇，在陆军和民兵的协同下，击沉南越海军的护卫舰“怒涛”号，击伤驱逐舰“李常杰”号、“陈庆瑜”号、“陈平重”号。
1988年3月14日，中国海军南海舰队在南沙海域执行任务时，遭遇越南海上武装人员攻击。中国海军自卫还击，击毙约80名越南水兵。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两件海上大事
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中国在太平洋南纬7度0分，东经171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的圆形海域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试验。5月12日，中国海军特混舰队从上海出发，横跨东西50个经度的经差，4个时区，穿越南北40个纬度，经过4个风带和台风生成区，到达南太平洋斐济西北700公里处。5月18日，中国向太平洋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中国海军海上打捞数据舱的行动，总共只用了5分20秒钟。这次发射成功，可以与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上天相比拟，而中国海军配合运载火箭发射试验的远洋航行，也向世人显示了强大的海上威力。
1984年11月22日，由“向阳红10号”和“J121远洋打捞救生船”组成的中国南极考察编队从上海宝山锚地出发。12月30日下午3时16分，考察队的54名队员，乘坐两艘登陆艇，胜利地登上了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把一面五星红旗插上了南极洲。100多年来，随着在南极发现大量丰富的煤、石油、盐、渔等资源后，南极就已经不仅仅是探险者涉足的地方了，许多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原苏联、阿根廷、智利等国，都开始对它提出主权要求。20世纪后半叶，已经有十几个国家相继在南极建立了一百多个考察站。中国虽然迟到了，但中国毕竟也踏上了南极。
中国军队大规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演习取得成功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军事力量得到一定加强。1996年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成功地举行的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演习，就是一个例证。
1996年3月5日，新华社受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东海和南海进行发射导弹训练。弹着区东北区位于台湾基隆市以东大约30海里左右，南区位于高雄市西南50海里左右。3月15日，《解放军报》宣称：第二炮兵以4发导弹全部命中目标的佳绩，圆满完成了地对地导弹向东海和南海海域的发射训练任务。充分展示了第二炮兵部队良好的军政素质，掌握了现代武器装备的能力和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3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在东海和南海进行海空实弹演习，演习区域在台湾海峡靠大陆一侧海域。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在台湾海峡进行陆海空联合演习，演习区域在台湾海峡大陆一侧平潭附近。3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进行的海空实弹演习结束。《解放军报》电：“我海空实弹演习取得圆满成功。先进的战机、舰艇、导弹、电子战装备在演习中密切协同，显示了强大的空中海上打击威力。”
3月25日，《解放军报》电：“我军在台湾海峡成功举行三军联合作战演习”。电文说：“南京战区在台湾海峡成功地组织了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演习。从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到快速装载航渡，从装甲集群抢滩登岛到空、机降部队垂直登陆，从多层次火力突击到多路强击突破，从立体穿插分割到纵深越点攻击，记者在演习现场目睹了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三军联合渡海登岛作战和山地进攻作战演习的战斗意志，表明我军完全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海军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许许多多的“首次”
1949年4月23日在江苏泰州白马庙诞生的中国海军，到1950年3月17日海军司令肖劲光从威海卫到刘公岛视察时，乘坐的还是渔民的渔船。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到改革开放时中国海军已经小有模样。
1980年5月，由18艘舰船和4架直升机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首次出大洋，成功地完成了我国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的保障任务。
1985年11月，中国海军132号驱逐舰、X615号补给舰首次穿过马六甲海峡，出访南亚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三国。
1997年2～5月，由3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军出访编队圆满完成了对美国、墨西哥、秘鲁、智利4国五港的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环太平洋航行，首次抵达美国本土。整个行程24万海里，名副其实是一次远程航海。美国海军高级将领评价说：“中国舰艇编队这一伟大航程，是不能仅仅用海里来计算的，它为太平洋两岸的海军之间建立起理解、信任和相互尊重打开了大门。”中国海军威武的战舰、严整的军容，中国水兵严明的纪律、文明的举止，向美洲四国人民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和人民海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崭新形象。
1998年4～5月，中国海军北海舰队一支由“青岛”号导弹驱逐舰、“世昌”号综合训练舰和“南仓”号补给船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首次访问了大洋洲国家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随后，“世昌”号综合训练舰与“南仓”号综合补给船先行返回，“青岛”号驱逐舰赴菲律宾参加了该国海军成立一百周年的世纪庆典。此次出访，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总计航行了13万多海里，历时48天。新华社曾报道：“这是中国海军近十三年间第十二次派出军舰出国访问，也是中国海军军舰第一次访问远处太平洋南端的大洋洲国家。”
2000年7月，“深圳”号导弹驱逐舰和“南仓”号综合补给舰首次横穿南印度洋，绕过被世界航海界称为“风暴角”、“死亡角”的好望角，首访非洲大陆的坦桑尼亚和南非。
2002年5～9月，由青岛舰和太仓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了环球航行访问任务，历时132天，航程33万多海里。《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说，中国海军在结束了首次世界环球航行访问的同时，也开始了“远洋海军”的转变。
2003年10月22日，中国海军“嘉兴”号导弹护卫舰和“丰仓”号综合补给舰与来访的巴基斯坦海军“巴布尔”号驱逐舰在东海举行了代号为“海豚0301”的联合搜救演习。这是中国海军首次与外国海军进行海上联合搜救演习。
2004年3月16日，海军“哈尔滨”号导弹驱逐舰、“洪泽湖”号综合补给舰以及“海豚”舰载直升机，与来访的法国海军“拉图什特威尔”号反潜驱逐舰和“比罗司令”号轻型护卫舰在黄海海域进行了联合演习，两国海军还完成了首次海上直升机互降。6月20日，“哈尔滨”号、“洪泽湖”号还与英国海军“埃克塞特”号导弹驱逐舰在青岛附近的黄海海域进行了联合海上搜救演习，并首次邀请美国、法国、德国等15个国家的15名驻华海军武官在“哈尔滨”号上全程观摩演习。
2005年8月18日～25日，中国海军舰艇部队参加“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演，与俄罗斯海军先后在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国的山东半岛及附近海域举行了联合演习，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国海军首次举行海上战略战役演习。11日至12月25日，“深圳”号导弹驱逐舰、“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访问巴基斯坦、印度和泰国途中，分别与三国在阿拉伯海、印度洋、泰国湾成功举行以联合搜救为主要内容的演习。这是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在境外与外国海军举行海上联合演习。
2006年8～11月，由113号导弹驱逐舰、881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海军编队出访美国、加拿大、菲律宾3国四港，并与美国海军驱逐舰进行了海上通信和编队机动演练，这也是中国海军在太平洋首次与美国海军举行海上联合演习。
2007年2月19日～4月2日，“连云港”号和“三明”号导弹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赴巴基斯坦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孟加拉国、土耳其等国参加了“和平－07”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次在海外真正使用武器，并第一次参加多边海上联合军演。
2008年12月26日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命令，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正式开赴印度洋阿拉伯海亚丁湾，为反击索马里海盗遂行护航任务。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次在印度洋海域维护国家战略通道安全，第一次参与国际联合反海盗行动，第一次以舰艇编队形式在海外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
海上三军联合演习也好，舰艇编队远航美洲、大洋洲、南亚各国也好，还是最近的亚丁湾护航，无疑都是今日中国的海上辉煌，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欢欣鼓舞。但是，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更不能因此而妄自尊大。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海上辉煌，有许多是中国与外国相比；中国今天的海上辉煌，则有许多是“新中国”与“旧中国”相比。因此，中国今天的海上辉煌，还很难说是真正的辉煌。
中国海军诞生60周年海上阅兵
2009年4月23日，是中国海军最牛的一天——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以海上阅兵的方式检阅了自己的海军！“观兵以威诸侯”，阅兵自古就是展示国力、军力、激发民心士气的重要仪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海上阅兵。第一次是1957年8月4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周恩来总理受毛泽东委托，在青岛海上检阅了北海舰队前身青岛基地官兵。这是新中国海军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海上武装力量。参加这次海上阅兵的都是当时海军的精锐力量，包括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鞍山”号、“抚顺”号、“长春”号、“太原”号。第二次是1995年10月19日，为检阅中国海军装备国产化情况，中央军委领导乘坐指挥舰观看了由核潜艇、常规潜艇、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导弹护卫艇和直升机、水上飞机、侦察机、歼击战斗机、歼击轰炸机组成的舰艇和飞机编队的演习，并在海上观礼台进行了检阅。第三次是2005年8月23日，中俄两军首次在青岛、山东半岛东南海域等地区举行“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之后，中央军委领导与俄方参加演习的指挥官对参加演习的中俄两国海军部队共同实施了海上阅兵。2009年4月23日的海上阅兵，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也是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
这次空前的海上阅兵，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海上分列式，胡锦涛乘坐“石家庄”号舰检阅了中国海军的25艘舰艇和31架飞机的海空分列式；第二部分是海上检阅，胡锦涛乘“石家庄”号依次检阅了来访的21艘外国舰船。在受阅的中国海军舰艇中，有水面舰艇、潜艇编队、导弹快艇、两栖登陆舰；在受阅的飞机中，有战斗轰炸机、舰载直升机、电子侦察机等。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三个舰艇，一个是舰舷“170”号的导弹驱逐舰（“兰州”号），是目前中国最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一个是舰舷“998”号的两栖登陆舰（“昆仑山”号），这是一艘排水量18500吨的两栖船坞登陆舰。再一个就是第一次公开亮相的核潜艇——“092”战略核潜艇。据中国海军副司令员丁一平介绍，中国有核潜艇并不是什么秘密。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就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参加阅兵的中国舰艇，舷号“1”字打头的是导弹驱逐舰，舷号“5”字打头的是导弹护卫舰，舷号“8”字打头的是后勤舰船，舷号“9”字打头的是两栖船坞登陆舰，……其实，中国舰艇的名称并不像一些外国媒体所说的什么“汉”级、“夏”级、“中华神盾”什么的。中国海军舰艇命名有明确的规定。比如，巡洋舰以行政省（区）或词组命名，驱逐舰和护卫舰以大中城市命名，核潜艇以“长征”加序号命名，常规潜艇以“长城”加序号命名，猎潜艇以“县”命名，船坞登陆舰、坦克登陆舰都以“山”命名，步兵登陆舰则以“河”命名，补给舰以“湖泊”命名。在中国海军的舰艇编制中，只有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以“郑和”的名字命名、一艘国防动员舰以“世昌”命名（清末北洋水师英雄“管带”——“致远”号舰长邓世昌）。
参加海上阅兵的外国海军，包括俄罗斯、美国等在内的五大洲29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和14个国家的21艘各型舰艇。外国海军舰艇分别为：美国“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阿利·伯克级“宙斯盾”舰，8900多吨），俄罗斯“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光荣级”巡洋舰，115万吨），印度“孟买”号导弹驱逐舰、“兰维尔”导弹驱逐舰（6700吨），巴基斯坦“巴达尔”号导弹驱逐舰、“纳斯尔”号综合补给舰，韩国“姜邯赞”号驱逐舰（5500吨，搭载1架直升机）、“独岛”号两栖攻击舰（19万吨），法国“葡月”号导弹护卫舰（2900吨，搭载1架直升机），墨西哥“夸乌特莫克”号风帆训练舰（1662吨），澳大利亚“佩里”号巡逻舰、“成功”号补给舰，新加坡“可畏”号导弹护卫舰（1924吨）、“奋力”号综合补给舰，孟加拉国“奥斯曼”号导弹护卫舰，加拿大“保护者”号综合补给舰（25676吨，搭载3架直升机），新西兰“特马纳”号导弹驱逐舰、“奋进”号补给舰，泰国“达信”号导弹护卫舰、“邦巴功”号导弹护卫舰，巴西“加西亚德阿维拉”号两栖登陆舰。有媒体称，“这么多国家的军舰齐聚中国海面，也许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以来的第一次，所不同的这一次他们是应邀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的盛会，是带着和平目的而来”。④
海上阅兵的前两天，即4月21日在青岛举行了主题为“和谐海洋”的多国海军高层研讨会，这是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的多国海军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里·拉夫黑德、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费拉基米尔·维索茨基、印度海军参谋长苏里什·梅赫塔、巴基斯坦海军总参谋长诺曼·巴沙尔等29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团长出席研讨会并发言。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在研讨会上作主旨发言。他指出，构建和谐海洋，离不开各国海军的共同参与。为此提出五点倡议：坚持联合国主导，建设公正合理的海洋；坚持平等协商，建设自由有序的海洋；坚持标本兼治，建设和平安宁的海洋；坚持交流合作，建设和谐共处的海洋；坚持敬海爱海，建设天人合一的海洋。
应该说，这次海上阅兵充分展示了中国海军的良好形象。按照2008年《简氏舰船年鉴》的排名，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以85万吨名列世界第三位，美国海军为290万吨，俄罗斯海军为110万吨，分别为第一、第二位。但细心的人们也许会发现，在这次海上阅兵的中国舰艇编队中，一是没有航母，二是没有万吨以上的大型巡洋舰，中国自己生产的大型水面舰艇不过五六千吨。这不能不说是这次海上阅兵的一大遗憾。
今天·中国·海权何在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重臣屈膝签订城下之盟，战败后的德国军官跪在柏林给美国大兵擦皮鞋……然而，耻辱、蔑视、嚣张的气势绝不仅仅来自战争。强盗有强盗的逻辑，对付强盗的逻辑是什么？
当代最具“权威”和“公允”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参与制定，历时9年，经过漫长的争吵和妥协，终于在1982年4月30日获得通过，并于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这标志着现代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建立，为全球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奠定了国际海洋法律基础。1996年5月15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批准书，表明中国正式加入该公约。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所拥有的管辖海域由37万平方公里拓展到300万平方公里，水域纵深由基线以外12海里延伸至200～300海里。换句话说，国际海洋法规赋予了中国新的海域，中国在国际法律文书上具有了对这些海域的权益和权力。然而，历史又一次告诉我们：活生生的现实摆在那里都可以佯装没有看见，一纸公文又能具有多大的效用！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的国际情况看，简单地在图上划一道线，口头上宣布一下某片海域的归属，对于海洋活动、海洋开发和利用海洋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缺乏海上开发和利用海洋的能力，海上力量特别是海上武装力量太弱，所谓的领海、归属、管辖就永远是“纸上谈兵”。可以说，不重视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个武器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是一种失策，然而，以此为灵丹妙药，寄希望于用这个公约来解决中国的海洋权益问题，无疑又是一种幻想。
目前，世界上普遍认为，拥有全球性海权的国家只有美国一家，因为它有一支全球性海军，能够确保美国坐稳“海上霸主”地位；其次，是俄罗斯海军，前苏联虽然解体，但俄罗斯海军仍然实力超群，是一支仅次于美国海军的“远洋海军”；而英国、法国、中国、日本，则被视为世界上的二流海军国家，只拥有能够控制离本土一定距离海域的制海权。这一分析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对于中国海上力量的估计似乎高于客观实际。
经历了百年沧桑的中国，又经历了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人的胸中既有历史的耻辱，又有走向海洋的雄心壮志。“海洋热”、“海权热”已经热了十多年。但是，今天的中国海权何在？
蒋介石一句“西沙战事紧哪”使中国海军免去台湾战火
在中国人通过海洋走向世界的诸多水道中，渤海海峡、台湾海峡、琼州海峡堪称三大“黄金水道”。其中，台湾海峡是连接东海和南海的“海上走廊”，介于福建省与台湾省之间，平均水深约60米，全长170海里，平均宽度100海里，地处东海与南海之间要冲，其价值绝不仅仅限于航运。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便依靠美国第七舰队的力量立即封锁了台湾海峡，切断了大陆南北间海上交通。从那时开始，中国海军的战舰就不得不绕台湾岛而行，先到东海公海上，再南行穿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这给中国大陆东海到南海间的军事活动带来极大的不便。
1974年5月，当时的南越军队在西沙挑起战事。中国海军为了争取时间增援西沙，拟以舰艇强行通过台湾海峡。这是新中国成立25年来的第一次。台湾方面是阻是放，当政的蒋经国请示已经休养的蒋介石，蒋介石的一句“西沙战事紧哪”，使中国海军免去了在台湾海峡的战火，并掌握了在西沙的海上主动。
这一事件表明，大陆与台湾本是“同根生”，有“外患”时还是有得“商量”，台湾海峡不管怎么说，是在中国人的手里。但是，随着台湾政治风云的变幻，如果台湾岛从祖国的怀抱脱离出去，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时，谁还能再说一句“西沙战事紧哪”？
“银河号”事件使美国声望大损但也多少让中国人感到苦涩
1993年7月23日，美国驻华使馆官员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官员，声称美方获得“确切情报”，7月15日由中国大连港驶往伊朗的“银河号”货轮，装有化学武器原料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要求中国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一行为，否则，美国就要按照本国的法律制裁中国。
1993年8月1日，美国的两艘军舰开始在“银河号”航线左右两海里处进行抵近跟踪，美军飞机还不断在“银河号”上空盘旋，进行侦察、拍照。这些行为，严重地干扰了“银河号”的正常航行。8月3日，“银河号”被迫暂停止前进而锚泊海上。同一天，美方无视中国主权，要求中国政府命令“银河号”立即返回出发地，或者由美国人登船检查货物，或者停泊在某个地点听凭美国的发落。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向海湾国家散布上述“确切情报”，一些历来唯恐天下不乱的西方媒体也对美国的“发现”大力渲染。有的说“银河号”装载了“敏感化学品”，有的说它“满载化学武器”，还有的竟然开起国际玩笑称“银河号”载有“核武器”。一时间，满世界都把“银河号”视为“瘟疫”之船。
尽管中国政府有明确的禁止、限制此类化学品出口的规定，知道不可能有此类化学品出境，但本着严肃负责的态度，还是组织有关部门登上“银河号”对所有货物进行了12天全面认真的检查。经检查，“银河号”所载货物的舱单和提货单并与货主核实，该船确实载有运往伊朗的货物，总计30个集装箱，但全是一些文具、小五金、机械零件和染料等，根本没有什么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
中国外交部向美方通报了中方调查的结果，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强调指出，中国对化学品出口一贯慎重、负责的态度，美国无端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出口两种化学武器原料，并大肆干扰中国商船的正常商业航行，是毫无道理的。要求美方立即采取措施，停止一切阻挠或者干扰活动，确保“银河号”进入有关港口卸货。
此后，中国外交部长助理秦华孙还奉命召见美国驻华大使纳效俭，强调指出在国家关系中依照莫须有的所谓“确切情报”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采取行动，是违反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的。美方的行为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干扰了中国船只的正常航运，破坏了主权国家之间正常的关系和贸易往来，给中方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使中方船只及其人员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并给中美关系投下了新的阴影。强烈要求美方立即采取措施，确保“银河号”顺利按照原计划靠港卸货，并要求美国对其无理作法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进行赔偿和承担责任，保证今后不再干扰中国商船的正常航行和商业活动。至8月12日，美国一位高级官员仍然宣称，“我们有可靠的情报，证明船上载有化学武器。我们决心对该船进行检查”。
为了用事实向国际社会说明真相，尽快解决“银河号”受阻问题，避免中方和各方货主蒙受更严重的损失，并使“银河号”船员少受折磨，中国政府向美方提出，由第三国与中方一起对“银河号”有关货物进行检查。经多方努力，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愿意接受中国“银河号”货轮进入其达曼港，由中国检查组与沙特代表、美国派往沙特方面的技术顾问一道参与检查。结果表明，船上未载有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美国政府承诺将上述检查结果通知中国货轮“银河号”预定停靠港的各国政府，并努力确保“银河号”货轮顺利进入有关港口卸货。至此，一场莫名其妙的闹剧收场了。
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了“关于‘银河号’事件的声明”，强烈指出：美国肆意向别国施加压力，这是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银河号”事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国际舆论纷纷指出，中国取得道义胜利，美国理应道歉赔偿。英国《每日电讯报》说，事件使美国政府感到难堪，而中国则取得引人注目的胜利。美国《华盛顿时报》说“银河号”事件使美国声望受损。
然而，“银河号”事件多少有些让中国人感到苦涩。美国人为什么敢在国际上如此欺侮中国？如果中国的军舰、飞机在公海上干扰一艘美国商船的正常航行，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强行其停泊，美国人能答应吗？如果中国拥有强大的海军，美国人敢如此嚣张吗？不管在“银河号”事件上中国在道义上赢得了多少“分”，不管中国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采取了一让再让的克制态度和友善措施，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还没有能够确保在国际公海上自由从事经贸活动的能力！
1994年10月27日，一艘中国核潜艇正在中国东北部的黄海海面上执行正常的巡逻任务。忽然，天空中飞来两架涂有美国海军蓝底白星标志的S-3A“海贼”式反潜侦察攻击机，并投下了声纳探测器。由此，引发了中美两国海军史上最引人注目的“遭遇”事件。
在以后的三天时间里，从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小鹰”号核动力多用途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不断跟踪骚扰中国核潜艇。此时，“小鹰”号航空母舰离开在日本东海岸横须贺的基地，锚泊在距离现场仅几百公里的海域上。10月29日，中国新式歼击机飞赴现场，加入护航序列并向美方发出严厉警告，美机才离去。事后，美国国务院官员一直竭力想使国际舆论相信这是一次“偶然事件”，但美国军方则承认，从1993年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海军已经多次与中国海军发生过这样的“遭遇”。
问题不在于“遭遇”的次数多少、结果如何，关键是这次事件发生在中国的家门口，而距离美国却有十万八千里。这多少有点像1982年英国海军特混舰队远航13万海里到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羞辱阿根廷人的味道。
美国国防部官员对于发生“遭遇”事件的原因辩解道，“当时的潜艇处于潜望镜深度，发出很大的噪音。当你执行任务时听到那么大的噪音，你就会赶去看，在发现某个水域有潜艇时，美国和其他大多数海军强国都会进行例行的检查”。照此逻辑，中国的舰艇听到美国的海岸附近水下有噪音，是不是也可以跑到那里进行检查呢？这一“遭遇”事件既是对中国维护海上权益能力的考验，也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挑衅。它向世人表明，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海权！中国需要自己的海权，否则就只能被人家振振有词地“骑在脖子上拉屎”。
今天，新的黄海事件依然不断出现。一个时期以来，由日本冲绳岛起飞的美军P-3C型侦察机多次对中国华东沿海实施抵近侦察，其活动范围在青岛东南约200公里、连云港以东约210公里，距离中国海岸线最近时仅58公里。据有关方面介绍，像这样的侦察活动仅一年内就有近百次。说来也奇怪，一个时期以来，只要中国海军的舰艇出航，美国的侦察飞机总要前往表示“关怀”。以中国海军目前的装备而论，要有效地担负起“看家护院”的任务还是很困难。因此，对这种“关怀”还不能进行有效的遏制。
钓鱼岛事件表明中国海上力量力不从心
钓鱼岛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以及另外三个小岛等岛屿组成。位于中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距日本琉球群岛约73海里处的一个岛群，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最大，面积为43平方公里，海拔362米。岛上长期无人居住。
钓鱼岛是在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强行占领的。二战后的日本，又以归冲绳县管辖为借口，将附属于台湾岛的钓鱼岛等岛屿交由美军占领而没有归还中国。尔后，美国则把琉球群岛的管辖权交给日本，同时也把钓鱼岛“送”给了日本。由此，埋下了中日岛屿之争的祸根。日本民族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欺软怕硬，挨了美国两颗原子弹，恨不得管美国叫爸爸；北方四岛远比钓鱼岛意义重大但碍于苏俄的“块头”，一直整出一副可怜兮兮的熊样儿。而在钓鱼岛问题上，则始终摆出一副横竖都有理的架势。今天的钓鱼岛，已经成为长期困扰中日关系的敏感问题。
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早在15世纪的中国史书中就有记载。1941年东京法院对渔事纠纷的判决中，也认为钓鱼岛诸岛属于台湾。从法理上讲，1895年根据《马关条约》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其中包括了钓鱼岛诸岛；1945年根据《开罗宣言》日本向中国政府归还台湾，当然也包括了钓鱼岛诸岛。
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边缘，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相连，在地质构造上这些岛屿属于“大陆型”岛屿，而不是像琉球岛那样属于“大洋型”岛屿。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如若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那么日本的专属区经济、海洋管辖区就可以向东、向西、向南扩展相当大的海域。这片海域所带给日本的绝不仅仅是点滴鱼盐和航行的小利。
2008年12月，中国海监船只到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正常执法，不仅遭到日船、日机的跟踪，还遭到日本政府的“抗议”。战后一直唯唯诺诺、点头哈腰的日本，为什么会像今天这样“腰杆子”硬了、“胆儿肥了”，是什么支撑着日本？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骄傲地宣称“站起来了”，为什么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忍再忍、一让再让，甚至连自己的执法船也不往钓鱼岛派，是什么让中国如此低三下四？
没错，自从20世纪70年代钓鱼岛事件凸显出来以后，中国政府曾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有时措辞还十分强硬、十分尖锐。但是，快四十年了，中国至今没有采取有效的强制性措施实际控制钓鱼岛，甚至也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制止日本人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挑衅行为。
目前，钓鱼岛问题仍然是中日之间随时可能点燃的导火索，从日本民族的心理特征和传统作风上看，对在几十年前侵略战争中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都不认错，在钓鱼岛问题上也绝不可能有什么令世人满意的举措。要解决钓鱼岛问题，中国人还得依靠自己，像八年抗战那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否则，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中国在南海争议中的处境颇似《伊索寓言》中的“农夫”
南海总面积为350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国界断续线以内有205万平方公里，其中渔场面积为182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渔场总面积的65%，是中国渔业资源最为丰富的海区。
南海诸岛，是中国南海海域中面积较小、露出海面较低的由珊瑚礁形成的岛屿、沙洲、礁盘、暗沙等的统称。南海诸岛南北绵延1800余公里，东西分布900多公里，大致可以分为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四大群岛。其中，南沙群岛是中国南海四大群岛中位置最南、岛礁最多、散布最广的群岛，共由230个岛礁组成，主要岛屿有太平岛、南威岛、中业岛、马欢岛、郑和群礁、万安滩等，曾母暗沙是中国领土的最南点。整个南沙海域有8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南海海域面积的1/3。正是这片海域和领土，成为一个时期以来亚太地区的敏感点之一。
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先后对南沙群岛的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了主权要求，并非法占据部分岛礁。有关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一笔糊涂账，中国人十分清楚，各有关国家心里也清楚得很！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极个别国家对南沙群岛主权提出过不合理要求外，包括美国、原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
历史上，自1802年起，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曾先后非法在南沙进行所谓调查和测量时，就发现了在这些岛屿上只有中国人的足迹而没有其他国家的臣民。所以，当清朝政府广东当局提出抗议时，这些国家均停止了所谓的调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根据《开罗宣言》，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命令驻守南中国海的日军向中国政府缴械投降。据当年参与收复南海的国民党海军“太平”号护航驱逐舰副舰长柯炳材的回忆，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下半年组织4艘舰艇开赴南沙，执行限令于1946年12月底前完成对南沙海域的接收任务。柯炳材先生回忆说，当时的国民党军海军接受任务后，虽然面临气候、通讯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但深感“收复南沙群岛是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中的威信问题，惟有尽量克服困难，争取在限期内完成任务”才是。收复南沙群岛的第三天，全国各大报刊首版都做了详细报道，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1951年8月15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发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声明”指出，南沙群岛“一向为中国领土”。这一观点，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认同。然而，自从20世纪60年代在南沙海域发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之后，不仅一些周边国家开始争夺南沙主权，一些发达国家的嘴脸也因其战略和经济的双重需要而扭曲了。
关于南沙问题，中国政府对于邻国的侵占行径曾多次提出强烈抗议，并从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考虑长远友谊的角度出发，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南沙问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方法。应当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确实是中国在处理国际争端中的大度而友善的举措，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在当今国际社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但是，事实就好像是《伊索寓言》中“农夫和蛇”的故事一样，怜惜恶人的农夫最终受到的是恶报。
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如果中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那些欺软怕硬的邻国敢有如此猖狂的行为吗？今天听说某个国家抢占了某个国家的领土，明天听说某个国家侵犯了某个国家的海洋主权和权益，怎么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国家抢占了美国的领土、侵犯了美国的海洋权益呢？我们所说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听起来不错，但仔细琢磨不难发现，这一原则怎么有些像是自己兜儿里的钱叫小偷“开发”去了，我们把小偷抓到了，然后拍拍小偷的肩膀说：“不差钱，有钱大家一块花”！这是一种仁慈还是无能呢？
不能否认，在国家主权和权益问题上妥协和退让有时是必要的，但这种妥协和退让往往是有好心而无好报！从实践看，中国的良好愿望和友善行为并没有促使问题的解决，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回报，反而，一些国家还加大了对南海侵占和对南海资源开发利用的步伐。倒是1988年3月，中国海军奋力反击越南在南海的挑衅，并进驻了永署礁等6个岛礁，使得越南人一点“没脾气”！1995年3月，中国毅然在美济礁建筑了渔船避风设施，5月中旬菲律宾国防部要组织38名各国记者到我美济礁采访，中国海军以军舰予以坚决拦截，菲律宾也“没脾气”！实践证明，来自海上的挑战，只能用实实在在的海上实力来解决。“好说好商量”除了自己吃亏，不解决任何问题。
美国海军频繁出现在中国沿海附近让中国一点儿没脾气
世纪之交的撞机事件，让国人首次知道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人经常开着飞机到中国沿海来“观光”，2009年的“无瑕”号事件让国人知道美国人的舰船也常常到中国的专属区经济“作业”。其实，这对于美国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1991年5月，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在海湾战争结束后，跑到香港进行休整，尔后，在南中国海北部水域进行了一次空中演习。同是这一年的9月24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查尔斯·R·拉森上将对记者说：美国还将留在亚太地区，我很欣赏关于“南中国海可能成为新的冲突爆发点”的观点，当然还有斯普拉特利群岛（作者注：即中国的南沙群岛），我们将同这些国家一起，力争用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手段解决存在的问题。1996年中国军队在东南沿海方向举行军事演习，美国即向台海附近方向派出了包括17艘战舰、150架飞机和200多枚巡航导弹在内的两个航母战斗群。如此庞大的海上“兵力投送”，名曰“防止不测”，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公然蔑视。
按照拉森上将的逻辑，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出访美洲四国时，可以不可以在夏威夷搞一次防空或者攻潜演习呢？如果中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美国一个太平洋舰队司令敢如此嚣张地谈论在中国南海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吗？按照美国人的做法，如果美国人在旧金山、洛杉矶以西海面或者在夏威夷海域举行军事演习，中国兵临附近“以防不测”，美国人又作何感想呢？
有消息报道，1996年中国在台海方向进行军事演习时，正值美国海军舰队开赴台海途中之际，美国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核潜艇不知去向的文章。这一消息，着实把美国人吓了一跳，命令其舰队暂停前进。这则消息不管其可靠程度如何，但它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几艘核潜艇的去向不明就使美国军舰怯步不前，那么，如果中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美国人还敢明目张胆地跑到中国海上“以防不测”吗？
上述一连串的事件，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以实力为基础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本质，及日本、南海周围有关国家对中国的领海要求和其海洋战略走向；一方面，也着着实实地反映出中国在海洋力量上的势不如人，遇事欲争而力不从心，忍、妥协甚至牺牲一定的自身利益也就在所难免了。
失败是成功之母。因此，有人说“如果打一仗，打一场败仗，打一场惨痛的败仗，或许中国人会再次从沉睡中醒来”。这话虽然不中听，但它多少反映了一种忧患意识和忧国之心。中华民族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民族，新中国也是一个成熟的国家。成熟的民族、成熟的国家，应当更多地用理智的思考来认识和处理未来的问题，而不应当总是处在“失败——总结教训——走向成功，再失败——再总结教训——再走向成功”的低水平徘徊状态。但愿中国不要再现鸦片战争、马尾之战、甲午海战那样的悲剧！
【注释】
①《中国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②《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③《中国通史》，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④《环球时报》，2009年4月21日，第1版，《14国海军助阵青岛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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