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儿！”

    “是的，长官！”

    “别叫我‘长官’。我只是为了谋生才工作的。”

    “对不起，中士。”

    “孩子，我可不想给你来个法式湿吻，你还是让自己看着精神点儿吧。”

    我立正站着。我不想试，也不想和中士强辩下去。

    “我想看你在那个靶子上打个洞。”

    “几号，中士？”我的回答是三声吼，每吐出一个字腹部就绷紧一下。我专注地盯着正前方。

    “5号”。

    我转身向下看。看起来它从前是个砾石坑，我们四周高高的。在地面上有一排沙袋，用来放置步枪。除了我们这8个拿着步枪的人，其余的是教官和中士。5号靶被设定在600码处。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昨天我已经射中了它。

    参军前，我在做猎鹿的小游戏时用父亲的枪射中过。我喜欢钓鱼和诱捕，但父亲想让我学着追踪和杀死大型猎物。他告诉我这是我们的必备技能。我不理解杀死没有防御能力的东西是一件好事，他说鹿是我们的礼物，我们会尊重它，吃它的肉，用它的毛皮。我按照他说的做了，却没有从中得到快乐。那是在我参军之前，在我感觉到手中的李-恩菲尔德303步枪之前。

    李-恩菲尔德是英国军队配发的标准步枪。加拿大作为忠诚的殖民地也紧随其后。我喜欢它的重量和上手的准确性。就好像我生来就要用这工具一样。我没有想过，如果曾经接触过敌人我会开枪的。我很喜欢做点什么。其他士兵在看我的时候眼中满含敬意。令人惊讶的是，我射击之后，即使那个态度粗暴的中士也在嘴里咒骂着。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他的赞美之词。

    我把步枪放置就位，趴在它旁边，枪托顶在肩上，转动了一下头，然后瞄准靶子。我呼出一口气并扣动扳机，在那个神奇的时刻，我的肺部空空如也。我没有屏住呼吸，也没改变任何正常功能。我让枪变成眼睛的延伸，感觉到子弹的重量和它需要飞行的距离。我本能地知道校准枪管的高度，所有东西都在开阔的视野之内。步枪有一个机制可以快速帮助计算距离，我从未使用过它。我感觉到风和靶子，并想让子弹来迎接它们。我永远无法解释，它为什么对我起作用或者如何起作用。

    “老头儿！”他拍拍我的头盔。“再做一次。”

    我照做了。

    只有中士发出声音。随后他蹲在我旁边，开始反复轻拍我的头盔。“再来一次，”他说着，不停地轻拍我的头盔。

    我照做了。

    “再一次”。

    我又照做了。

    “停止射击。安静，士兵。”

    我确定枪是空的，枪膛已清理干净。我站起来，把步枪扛在肩上。

    “射得很棒，老头儿。”

    “谢谢你，中士。”这是我听到过的从他嘴里发出的最伟大的恭维话。我注意到其他人脸上的表情。他们都一齐点头。我一生中从未感到过如此骄傲。

    他把注意力转向帕迪，我和其他人混在一起。每个人都会拍拍我的肩膀或后背，说我射得多好。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好射手，但能从同事那里感受到爱总是好的。如果我要和他们参战，就会像兄弟一样活着或死去。我们都得忍受射击练习，还有中士敲打我们的头盔，对着我们的耳朵大喊大叫。我们离开时，他把我拉到一边。

    “老头儿，我想和你说几句话。”他的声音因为吸烟和叫喊而沙哑。我从没听过他说话的声音。这看起来很奇怪，但确实是友好的。

    “什么，中士？”

    “我受命为一支实验部队补充一些新兵。这很危险。他们需要那些适应寒冷的士兵，在团队里他们可以作为个体生存下来。我想报上你的名字。”

    “谢谢你，中士。”

    “别谢我。据我所知，你会觉得这儿的基本训练就像在公园散步。你需要自愿做这事儿。如果你同意，我就告诉他们你是自愿的。”

    “谢谢你，中士。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以为自己早就感到了骄傲，但这更胜一筹。我的脚趾和手指有刺痛感，一股暖流穿透我的躯干。他和我握手，我感到很震惊。他转身离开了。我迷迷糊糊跟着。

    我以前坐过火车，但没穿越过整个加拿大，也从没去过美国。当我跨过边境的那一刻，我是众多战友中的一员，我们大概两三百人。我们重新换乘火车，车厢窗户是漆黑色的，接着又行进了很长时间。我喜欢它，这意味着我们在做一些绝密的事情。

    “先生们，拿好你们的包，到目的地了。”一个搬运工轻快地穿过车厢，每隔几排座位就重复一次。他微笑着，脸上泛着红晕。我没听出他说话含糊。

    我跟着战友从火车上走出来，进了巴士，又走了2小时车程。目的地看上去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保留地都糟糕。这里有一些木结构小屋，我认为那是军官们和教员们住的地方。我注意到一些帐篷，开始朝那个方向走去。我是对的，我和其他5名来自加拿大的士兵聚在一起，我们的第一个指令是建立宿营地。

    “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我的一个帐篷伙伴首先打破沉默。

    “不知道，”另一个回答。我仍然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可以在制服上了解他们的名字和等级，但没人用这些名字来证明自己。我们都有自己的绰号。

    “别人告诉我他们正组建一支特别部队。”一个带着苏格兰口音的人说道。当我了解他时，总是感到惊讶。他说的英语和我说得很不一样。

    “要从飞机上跳下来吗？”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以前从没坐过飞机。”

    “彼此彼此，”苏格兰口音回答道。“但他们还是把我送到了这里。也许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低下头，专注地准备好帐篷的底座。我们在一起工作得很好。“至少没有下雨，”我想说点什么来打破沉默。

    “赞成。顺便说一下，我是刘易斯·贝恩。我的朋友叫我斯科特。”我几乎不懂他的苏格兰口音，但很喜欢他的绰号。

    “我的叫老头儿，”我说。

    其他人笑了。“很好，”其中一些人说道。

    “我是洛根·加尼恩。我的朋友叫我卡兹。”

    “那是什么缩写吗？”

    “他们似乎嫉妒我对女士们的影响，”卡兹笑着说。

    “卡萨诺瓦？”斯科特问道。我们都笑了，但我认为这是他宣布卡萨诺瓦的方式。他让它听起来像是牛的名字，而不是一个著名的花花公子。

    其他人则是斯科特·布朗（又名“曲调”）、肯·克拉克（又名“超人”）和柯克·坎贝尔，他没有绰号。斯科特建议叫柯克无名，但我不认为这名儿会一直用下去。

    在我们工作时有人很谈得来。我在火车上没交任何朋友。我不想显得软弱，所以就没有说话。这感觉很好，就像在蒂森的农场或是与格其斯的旧时光。当这些记忆进入我的脑海，我就感到有阴影笼罩着我。我摇了摇头，让温暖的7月阳光把伤痛冲走。

    我们每个人都安排好自己的床铺，并在住所里做自己的事。到了晚上，我们准备睡个好觉，第二天早上要从4点半开始。他们警告我们，他们只要最好的。我开始相信自己可以成为其中一个幸运儿。

    早晨比我想象的来的要快。我觉得自己的胸腔上有一只靴子，看着帐篷伙伴们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

    “大家都起来。大便、洗澡、换衣服，到广场上去。如果你们想吃东西，就要经过广场。”我还没来得及消化他的话，他就走了。我听到的都是“吃方形大便”。我知道这是不对的。

    我爬起床、做好准备。这里有热水，我很长时间没好好淋浴了。我在淋浴时剃掉了小胡子，洗净头发。我想成为这个新团队的一员。他们看着我时，会看到一个拥有他们所需技能的男人。我穿上了卡其布裤子，停下来欣赏红色箭头状的徽章，美国横着印在顶部，加拿大是垂直印刷的。我用手指描绘出它的轮廓。“好吧，先生们，”美国陆军上士在我们面前吼道。“你知道你很强。否则，你就不会在这里了。你知道你有技能。如果没有这些，你就不会被推荐。我希望你们都知道自己有点疯狂，否则你们就不会自告奋勇了。”

    我觉得自己想笑。我能从下一队列听到几声轻笑，但我没回头，知道他们在监视我们。我也知道，训练官们的指令从来就很刻薄，而他只是称赞了我们一下。这意味着他现在可能会伤害我们，试图打击我们，只有最强的才能幸存。我站在那里的每一分钟，都觉得这个单位是为我设计的。我经历过的比其他任何一个士兵都多，我还活着。我是坚不可摧的。

    “……你需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事情，”他说，“是要对伤害保持优势。如果你受伤了，你就回家。如果你不能完成一项训练，你就回家。如果上帝用闪电击中你的帐篷，你迟到了10分钟，你就回家。没有借口，没有例外。”他沉默着，把目光投向每个人。他的目光遇到我的时，我能感觉到捕食者遇到另一个杀手的电流。它对我起了作用。作为回应，我的身体开始变化。

    他又讲了几句，试图吓唬我们，但我能感觉到没人关心。我们在6点半解散吃早饭，我惊叹地看着面前食物的质量。

    “这比我去过的任何一家餐馆都好。”斯科特说，我们没有别的分组，只好坐在帐篷边上。

    “这没什么可说的，”卡兹说。他吃完鸡蛋和咸肉，开始点头。“我把它拿回来的时候都不敢相信。”

    我咬了一口。这些盘子是标准的军用不锈钢，上面的食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所有记忆里最好的。“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一只火鸡，”我说。

    “为什么？”

    “为了宰杀而养肥我。”

    有几声轻笑。大家吃饭的时候整个食堂都很安静。我只能听到金属撞击金属发出的声音，就像叉子、刀和勺子碰到托盘一样。当咖啡端上来，谈话才重新开始，大家都坐着品尝。

    剩下的日子一片模糊。不允许我们走路，在训练之间进行2次拉练，在8点进行一个糟糕的障碍赛，一直跑到我们的身体达到极限才休息。我听说60英里的行军将是常规活动，它是我们训练的一部分。我们遇到了肉搏战教练。他是前上海国际警察警官，名叫帕特·奥尼尔。我喜欢他，他让我想起了我叔叔。我们展示了要使用的武器，他们还告诉我们要熟练掌握敌人的武器。这就像去一家糖果店，试着一下子拿到所有东西。

    在我知道这些之前，我们正在睡觉，等待第二天。

    第二天也是这样开始的。这次我们见到了指挥官，罗伯特·弗雷德里克上校。他有没有绰号就不知道了。

    “先生们，今天你们将从飞机上跳下来。如果你不行，现在就退出。如果你不能完成跳跃，你就回家。”他本来对着我们的脸说话，这时候暂停了一下，小小的假笑浮现在脸上。他开始在我们集合队伍前面踱步。“一旦你接受了训练，就没什么可害怕的了。你们在这里是接受训练的，不是参加体育运动，你们正在学习如何杀人。我们将帮你们成为终极猎人杀手，能够在任何地形中生存，在任何情况下攻击，并将你们的意志投射到任何对手身上。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他开始沿着集合队伍的外围踱步，仔细观察后面的士兵。

    “这一切都是关于耐心、沉默和暴发力，它的作用就是让你成为一个拥有多种力量的人。你们作为被选中的少数人，可以成为第一特种部队的成员。我们的目标是要比敌人更好、更强、更快。我们计划、侦察、攻击和获取。召唤你们去行动，不是让你们在那里和敌人说话的，是要你们骚扰、杀死、羞辱他们。”

    我忍不住了，开始咧嘴笑起来。我知道将会为此受到惩罚。我的头没动，可我也没止住笑。

    “我的工作就是训练你们。我不会要求你们什么的。我这里要做的就是让你们吃好，在军队里我已经尽力给你们提供最好的食物了。我已经命令厨师去买最好的。如果买不到我们就偷。我会做好我那部分，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他对上士点点头，离开了广场。这个军士开始向我们大喊大叫，但我听不见他说什么。上校的话在我耳边回响。我并不想从飞机上跳下来，可现在已无回头路，我必须跳。我只是希望，当我跳的时候，所有的好食物都能留在我胃里。

    最后我们不需要为柯克·坎贝尔找绰号了。他第一次跳就摔断了腿，不得不离开。只有斯科特、卡兹和我在6个月的时间里坚持了下来。曲调无法掌握滑雪的窍门，只因这个原因就被送回家了。超人辜负了他的名声，无法应付我们攀登的陡峭岩壁。

    完成训练后，我们相信自己是地球上最好的战斗部队，期待着与敌人交手来证明这一点。1943年7月，他们把我们送到阿拉斯加以西的阿留申群岛[7]。日本人已经占领了这些岛屿，而美国人则如同下了地狱般疯狂。我感到一种奇怪的自豪，因为我发现在1812年，加拿大作为唯一的外国军事力量占领了美国的部分地区。我们8月15日进入，但日本人已放弃该岛，我们被重新部署在美国。

    “你认为这次我们会看到一些行动吗？”我们接近那不勒斯[8]时，卡兹坐在我旁边。其他大多数人都晕船，但我喜欢船，喜欢乘风破浪。

    “希望会吧，”我说。“如果不会那训练就浪费了。”

    “我不觉得他们会让咱们像其他人一样战斗。”斯科特说，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能听懂他的口音了。

    “你啥意思？”

    “你记得上校告诉我们的事吗？我们不会面对面地参与世界大战。我们的任务是与肮脏的人战斗。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完成任务，骚扰敌人。”

    “留下我们的名片吧，”我微笑着说。

    “我喜欢这样，”卡兹说。“狂妄自大，弗雷德里克上校是一个狡猾的家伙。”

    我们旁边的士兵听到卡兹最后几句话，所有人都开始点头微笑，互相拍打后背。我们都在吸烟。

    那不勒斯一点也不像我想的那样。地中海是美丽的，当它与海滩相遇，大地与它的城市和远处的树木一同升起。我记不起我们停靠地点的名字了。我们是一个大团队，我听从指挥官的命令。我们走进并穿过那不勒斯，加入了美国第36步兵师。我们走的时候，被那些在废墟中出现的美丽女人所震惊。我不能接受她们所提供的食物，此时她们也在忍饥挨饿。其他一些士兵接受了食物，还得到了一个吻。我们没开过一枪，但给人民带来了希望。

    “我们一直训练就是为了这个任务吗？”斯科特说。

    “我不知道，”我说。“我以为要去挪威。相反，他们把我们送到了太平洋远离城镇的地方。现在我们又在意大利。”

    “因为我们是最好的，我的朋友。”卡兹傻呵呵地笑着。他接受了吻和葡萄酒，我觉得他有点醉了。

    “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吗？”我问。

    “不知道，”卡兹说。“但看起来挺严重。”

    “那不勒斯的废墟看起来很严重，”我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那是因为你以前从未离开过马尼托巴，我的朋友。”

    我笑了，这确实是一部分原因。我没去过任何地方。军队接纳了我，安置了我。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把我当成了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印第安人。我准备为此流血，而现在正是我要做的。

    1943年12月1日，我们被卡车运到了拉迪芬沙山下，这是一座战略性山脉，我们的基地离山不足6英里，德国人在山顶上有武装力量和大炮。他们控制着尽可能远的地方。没有那座山顶就不可能解放意大利。作为第二团的一员，我将在夜间登山，拂晓进攻。下午4点半，我们开始了6英里行军，以到达攀登的起点。

    “他们知道我们要来了，”我尽可能平静地对在前面行军的卡兹说。

    “你觉得呢？”虽然我看不见他的脸，但可以想象他的傻笑。在我们面前，整座山都被炮击了，炮声轰鸣，硝烟弥漫。

    “小伙子们，如果你们想知道地狱什么样，它就在你们面前。”斯科特在后面，我能听到他声音里的恐惧。地狱，我害怕，但我不会是那个退缩的人。天开始下雨了，看来它不会停下来。

    “有人要把我们从里面赶出去了，”我说。

    “现在顾不了太多，”卡兹回答。“记住奥尼尔说的话，为现在所做的事，我们要么活着、要么死去。”

    “我们可还没有近到能和那帮杂种白刃战。”我说。

    “不是那样的。我说的是在你最不希望看到敌人的时候接近他。现在德国佬正在炮轰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在山上，他们正把我们炸成碎片。他们希望我们撤退并且重新集结。相反，我们会在晚上攀登那座山，那时候他们正躺在床上呢，然后我们会在早晨杀死他们。”

    “他们睡得很香，因为他们知道爬山是自杀，”我说。“特别是在雨里。”

    “凡人自杀，绝不是第一特种部队。”斯科特走到我旁边，加入了谈话。

    “我和你们在一起，”我说。“但如果我说这很容易，我就是在撒谎。”

    “对懦夫来说很容易，”斯科特笑着说。这令我情不自禁，他和卡兹都疯了，也许我自己也有点疯狂。向炮火进军对我来说不好玩，但我愿意为这俩人再做一次。

    到午夜，我们已到达最危险的位置，比德军低330多米，在这个范围里我们很容易被杀——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在那里的话。只有保持冷静、出其不意，我们才有希望。也许下雨让德军感到安慰，没有人会在这种情况下尝试任何事情。

    我看着那不可能攀爬的平直岩石，它一直延伸到我们头顶。当我回头看卡兹和斯科特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他们的决心。我的信念更加坚定了，我开始攀登。作为团里最好的攀岩者之一，由我来做突袭，为其他人准备绳索。我感觉像是在自杀，用身体的每一根纤维紧紧抓住岩石。在某些时候，只有我的手指甲把我从死亡中拉出来。我在能找到立足点的地方固定了绳索。随着立足点的增加和与敌人距离的缩短，我开始感觉好些了。到达山顶时，我3根手指的指甲几乎完全撕掉了；血开始带来麻烦，我尽可能地把自己包扎好。我知道，如果肿胀恶化，向敌人开火就会更困难。

    我们团有600人，我们需要自己带着武器和水爬升到330多米。我们知道，如果天亮还没就位我们就死定了。除了让我们的人离开悬崖边并到达小洼地，我想不出还有哪里能让我们对德军防御设施发动攻击。

    所有人都上来后，我们坐在自己的汗水和绵绵雨中休息了一会儿。已经是4点钟了，我们谁也不相信自己已经到了。没有人说话。我们知道交谈甚至咳嗽都会让敌人警觉。

    进攻定在6点，士兵们开始准备武器。每只步枪都经过精心的处理，以确保不会与其他金属碰撞。我的步枪是美国政府配发的M1加兰德30—06。相比加拿大李-恩菲尔德303步枪我更喜欢它。让人感到惊奇的是，步枪的木头和涂油的金属可以防雨。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用安全套固定在末端，以确保没有雨水或泥土进入枪管。

    我肌肉疼痛，因兴奋过度而疲惫，几乎死于攀爬中。我靠着块坚硬无趣的石头，试着一直睡到进攻时间。卡兹和斯科特蹲在我身边，找他们自己的石枕。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睡觉。

    我们的指挥官马克·威廉陆军中校用手势发出命令。我们被告知要担任的职务，我们600人开始重新定位自己。我的身体想睡觉，它需要10分钟的睡眠，它甚至还想要几个小时，但最终什么也没得到。

    接下来，我看到天空中闪耀着亮光。我们的人立即开始进攻。德军措手不及，慌忙中连枪指的方向都弄错了。我们给他们造成重大伤亡。我记得我打了一枪，看着子弹穿过机枪手的头盔。他的身体倒了下去，机枪立即哑了。

    但这些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士兵，他们在俄罗斯亲历过战争。他们是第104装甲掷弹兵师[9]和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师[10]。他们的名字在盟军中让许多人感到恐惧。我们就在距离他们25米的范围内，用轻型武器交火。

    我听到汤普森机关枪在旁边发出特别的速射。卡兹迎向敌人并尖叫着什么，但什么也听不到。我们都是出于本能和训练。迫击炮漫无目标地开火，既射向我们，也射向他们自己的人。我把所有的手榴弹扔向他们，还不断提醒自己要节约弹药。

    德军还击时，我就躲在石头后面。我在想，他们和我们一样好，起码也是差不多。

    我看看我们的脸，个个涂的黝黑，我们在晚上潜入，因为夜晚是杀戮时刻。闪光中，我看到他们苍白的脸，因愤怒和恐怖而尖叫着。他们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却在为死亡而战。

    我看到战友们死在我眼前，一切都始料不及。前一刻他们还在那里，在我旁边射击、奔跑，下一刻他们就倒在了地上。通常情况下，伤口起初是看不见的。有时则很明显——迫击炮弹将他们炸成碎块。我看着尸体，意识到我也可能会躺在那里。没有恐惧，只有愤怒，我拿起阵亡战友的弹药，用它来攻击敌人。

    我与卡兹和斯科特失去了联系。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敌人的侧翼，向他们射击。攻到近前时，我希望缴获一挺汤普森机关枪，而不是八发步枪。

    机关枪的声音一直不停，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在战斗最激烈的2小时内，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德军撤退了，我们占领了拉迪芬沙。我们搜索了整个山顶，寻找隐藏的武器和可能的陷阱。我们只找到了死去的德军和我们倒下的战友。

    我走到最高处，捶着胸、对着天空大喊。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次重大胜利。我还知道，只有先多走几座山，我们才能真正庆祝。清点完我方的尸体后，我意识到我们的指挥官就在他们中间。他是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1]的加拿大人，我很尊敬他，就像尊敬弗雷德里克上校一样。

    “我们应该把名片放在德军尸体上，让他们带回去埋葬。”斯科特有一种奇怪的幽默感，我们都点点头。

    “把尸体留给别人，”卡兹说。“我不想碰他们——除了留下我们的名片。”

    “赞同，”我说着，默默地从口袋掏出红卡片，开始在每个死去的德军身上放一张。每张卡片上都有单位的徽章，上面写着“Das dicke ende kommt noch [12]”，他们告诉我，那意思是“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到来”。

    做完这些，我们回到阵亡战友那里，低头默哀。我能感觉到温暖的眼泪流到脸上，我发誓其他人也在哭。我们所有人就这样屹立在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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