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师说，我们班已经被省教委评上十佳少先队，将有一个队员代表在这个暑假到南京参加颁奖仪式，我想，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接着，周老师说明了让我去的理由：因为代表去南京要向与会人员介绍经验，交流心得，回来还要到全县小学演讲，考虑到你写作能力强，口才也好，我想让你去，但是——周老师用他特有的重音开始转折——但是，这必须得全体队员统一投票产生，所以，你应该树立在班里的威信。平常你已经做得很好，现在只需要添上一把柴、烧一把火就可以了。
周老师喝了一口水，又说，这火怎么烧法呢？这不要你操心，我已经为你策划了一个具体方案，你只需贯彻执行就妥了。
周老师为我策划的“烧火”方案是这样的：我们村有一个叫张铁嘴的人，爱讲一些旧故事。周老师让我在他讲故事的时候，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斥责他这种散播封建思想的坏行为。然后，我自告奋勇给大家讲一个民族英雄的故事。这故事由我选择，或者岳飞大战金兀术，或者戚继光抗击倭寇，或者郑成功收复台湾，等等。我做完这些，下面的文章就由周老师来做。周老师将这事写一篇文章投到报社和广播站，争取在全乡甚至全县树立一个少年先锋典型。那时候，派我去南京是顺理成章的事。周老师最后还强调说，时间很紧，你要抓紧办。
那天，我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走出校园，走上了通往我家三间小草屋的乡村小路。我边唱边挥舞着胳膊作荡桨状，仿佛要荡到南京去。我的歌声混合着农作物的气息在田野里飘荡，三两只麻雀从麦田里飞出跟我一起叽叽喳喳地唱。唱着唱着我停了下来，因为我忽然想起周老师没有让我唱歌，而我要讲一个故事。我环顾四周，没有人影，只有一望无际的麦子在我的两厢垂手而立。面对此景，我突然生出万丈豪情，这广袤的田野就是剧场，而无垠的麦子就是我的听众。于是，我端起膀子，放开嗓子，学着刘兰芳，来了一段“岳飞大战金兀术”。麦子发出沙沙的声音，仿佛在为我的精彩演出鼓掌。我转身向后看，这条小路通往我的学校，学校的北面是一条街，街的尽头是一条宽阔得能并排走五头牛的马路，那条马路直通我曾经魂萦梦绕，而不久将成为现实的南京。那时我从课本上知道南京有雨花台，雨花台上有雨花石。于是，我就觉得南京的地上没有泥土，而是铺满密密麻麻的颜色各异的雨花石。到那里，就可以尽情地捡雨花石。我的眼前不再是麦田，而是彩石飞扬。我的感觉好极了，真是好极了！
现在，我有必要向您介绍一下我们的班主任周大明老师。你想象不出我们多么佩服他。我们佩服的倒不是他教学水平多高，而是他点子多。我们在背地里给他起了许多外号，什么“赛诸葛”、“小子房”，总之，将古典小说中机智人物都用上了。他经常布置我们一些“课外作业”，比如：让我们每星期交上几只老鼠尾巴，或带两本小人书捐给边远地区的小学生，等等。而不久，这些好人好事总会通过各种媒体传得家喻户晓。要不，我们班也不会获得全省十佳少先中队，您说是不是？
可让我失望的是，那几天，张铁嘴的家门一直紧闭着。一打听，原来，他上城里的儿子家去了。我火急火燎地把情况向周老师作了汇报，周老师让我别着急，耐心等待。
张铁嘴终于在我焦急的期待中出现了，并且在当天晚上坐在门前的老槐树下摇着蒲扇讲古。他的前后左右围满了人，聚精会神地听。我也混在其中。那天他讲的是一个叫“墙头马上”的故事。当他讲到马上的书生与墙头上的小姐暗送秋波时，我“腾”地站了起来，大喝一声：“呔！”下面的话应该是“张铁嘴休要胡言，少要张狂，某家来也！”但这句话没好意思说出口，我只是开门见山说：大家不要听他散播封建思想，我给大家说一段岳飞大战金兀术。然后，我便自顾自说了起来。正说着，一双有力的大手从后面拎起了我的耳朵，将我拎出人群，拎到家中，扔在床上。我知道那是我的父亲。
很快，这件事经过周老师的艺术加工，在广播上播了，在报纸上报了。在班会上，我以全票当选为赴南京开会的代表。
但我最终没有去南京开会，原因是会议因故延期了。而我因表现突出直接升了初中，其他同学跟着周老师上了六年级。
那个会议终于在1983年的十月份在南京召开了，周老师让一个女生去南京参加了会议。那个女生回来后，周老师又张罗了一个报告会，我作为功臣列席会议。听那个女生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她的南京之行，我的心里酸溜溜的。
六年后，我考入了一所离南京很近的大学。一个周末，我跟一个南京的女生一起去了那个向往已久的城市。在车上，我动情地向那女生讲着1983的南京之梦。那个女生掩着嘴吃吃地笑着，将嘴里的瓜子吐了一地。她说，在你做着南京梦的时候，我已经在那个城市居住了十二个年头了，那时，我的心里时时刻刻想往外面飞。
我的心在颤抖：原来，一个人为之奋斗了几年几十年甚至一生的目标，竟只是另一个人的起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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