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策反案令上下震惊，所有的目光都对准了张良诚和黄励。
黄励在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策反成功，这既让国民党尽失颜面，又让国民党恼羞成怒，同时又不得不佩服共产党的无孔不入。国民党太缺少这样的人才了，更让国民党威风扫地丢尽面子的是，对黄励百般折磨又百般诱惑，她都无动于衷，而且还把这里的看守张良诚策反了。
本来，国民党当局对黄励是有所期待的，可时间告诉他们，这是个软硬不吃的女共产党，连骨头都是红的！
国民党不得不万分感慨，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向往和对党组织的忠诚不二，实在令他们既羡慕又恐惧，尽管这个党中也接二连三出现叛徒，但对这个组织忠诚不二的共产党员却是一副铮铮铁骨，他们不怕铁窗镣铐，不怕酷刑折磨，更不怕牺牲生命面对死亡。
按着看守所长姚慕儒的心思，他不想把策反案抖落出来，只想把张良诚悄悄调离岗位，神不知鬼不觉，这样做上下都有面子，他也不会被上司骂个狗血喷头甚至丢掉饭碗。
可胡小妹不依不饶，这个女叛徒知道一旦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她立功的机会就没有了，丧失了立功的机会也就意味着失去自由，她出不了监狱很可能还会遭到暗算，因此她一定要闹下去，直闹个天翻地覆水落石出，她要亲眼看见把张良诚抓起来。张良诚一日不抓，她就得在狱中苦挨一日，而她肚子里的宝宝马上就要出生了，生命的诞生是耗不起时间的。
胡小妹每到放风的时候就到看守所长姚慕儒的办公室去闹，当然这一切都是秘密的，张良诚不知道，黄励更不知道。
黄励对胡小妹多有照顾，因为她快生产了，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每天要蹲在监狱里受罪，每个女人的母性都会被唤醒的。况且在海参崴工作期间，黄励也曾怀孕，因为怕拖累工作，她和爱人杨放之商量，最终去医院把孩子流掉了，使她丧失了一次做母亲的机会，以后也许再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了。
工作在黄励眼里从来都是第一位的，她是党的人，党性第一。
黄励每天把自己的伙食节省出一点分给胡小妹，孩子需要营养。同时她又把自己的旧衣服改成孩子穿的小衣服。胡小妹不敢正视黄励的照顾和关心，她内心有鬼。这个鬼让她出卖了张良诚。
张良诚自从被胡小妹揭发，在看守所已经被监视起来了。他几乎没有机会再来女特号，见不到“红色信使”的黄励忧心如焚，她开始怀疑胡小妹，分析她数天来可疑的行迹。
于是，她找机会跟胡小妹搭讪起来。
黄励说：“你哪天生产啊？我还有几件旧衣服，想动手改制一下，为你的孩子缝几件小衣服。可惜的是，这里也没有针线，我想展示自己的手艺都难。”
胡小妹脱口而出道：“那你找张良诚啊，让他帮你代买。”
黄励故意说：“他是看守，不能什么事情都麻烦人家。”
胡小妹抢白说：“以前你不是什么事情都找他代办吗？再说，买针线这点小事算什么呀，他连陈赓的条子都敢捎给你，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
“胡小妹，你是不是把这事汇报给看守所长了？”黄励突然厉声喝道。
“事实俱在，还用得着我汇报嘛。”胡小妹不以为然地瞟了黄励一眼。
黄励气得一把揪住了胡小妹的衣服领子，她的眼睛几乎都瞪出来了，怒声骂道：“那你就是叛徒，贪生怕死的可怜虫，你知道吗？”
胡小妹使劲挣脱开黄励的手嚷道：“你想干什么？你伤到我肚子里的孩子了。”
黄励放开胡小妹，喘着粗气说：“如果不是怕伤到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今天就要问个究竟，倘若你真出卖了张看守，我非揍扁你不可！”
胡小妹一脸怒色地望着黄励说：“该来的总会到来，谁也没有力量将其拦住……还是想想自己的生路吧，什么时候从这里出去呢？”
黄励从胡小妹的言语判断她很可能出卖了张良诚，这证明她从前的猜测是对的。此时，黄励很想把这信息传递给张良诚，可她似乎很难再见到他的影子了。
胡小妹对张良诚之事的纠缠，让看守所长姚慕儒感到此事再拖就说不清了，胡小妹没完没了的告状提醒他此事想躲是躲不过去的，但凭心而论，他真舍不得张良诚，这个人既勤奋又机灵，怎么就被女共党黄励策反了呢？这么机灵的一个人，偏偏又疏忽大意了一次，被想当叛徒的胡小妹抓了个正着，如果他隐瞒不报，他这个所长就会被处分，如果他报了，张良诚的命运就会从人间滑向地狱。
姚慕儒想跟张良诚深谈一次，但思来想去还是怕引火烧身，最终他只好让看守们先查了张良诚。
这是6月中旬的一天，天热得出奇，知了在树上鸣叫，叫得人心烦意乱。
犯人们正在看守所的院子里放风，黄励紧张地东张西望，她在寻找看守张良诚。
忽然，张良诚提着自己的一只旧箱子和一些零碎的东西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将东西往地上一扔，对看守们嚷：“你们查罢。”
张良诚说话的声音很大，好像有意要让放风的犯人听到一样，尤其要让黄励听到。监狱的看守果然被张良诚的举动惊呆了，他们彼此望望，不知怎么应付这意外的场面，但他们很快就在上司的指挥下例行公事了。
黄励第一个反应就是张良诚被人出卖了。
莫非叛徒真的是胡小妹？
黄励的内心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她很怕自己的猜测成真。
这时，她无意间瞟了一眼胡小妹，胡小妹正倚在墙角晒太阳，她的神情那么淡定，仿佛眼前发生的一切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
黄励什么都明白了，她的目光里充满了厌恶和愤怒。
放风结束后，回到女特号，黄励单独面对胡小妹的时候，两只大眼睛狠狠盯着她的脸，黄励在用自己犀利的目光抽打叛徒。
胡小妹浑身颤抖，她似听见黄励的眼睛骂道：“你这个可耻的叛徒！”
胡小妹吓得急忙转过脸去。
黄励一把揪住了她的肩膀说：“请你看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里有刀，能杀死出卖张良诚的叛徒。”
胡小妹吓得哭了起来，她抚摸着高挺的肚子，边哭边说：“我也没有办法，我要生孩子了，我不能让孩子也没有生路吧？”
黄励扫了一眼胡小妹的大肚子，不得不放开了她说：“如果不是看在你肚子里的孩子身上，今天我要撕碎了你！”
胡小妹蜷在墙角，吓得哇哇大哭起来，她的哭声传得很远，惊动了看守所。
军法处很快传唤了黄励。
此时，难友们的心高度紧张起来，为黄励和张良诚捏着一把汗。
黄励任何时候都会死不招供，这是她一贯的作风，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节操，用不着任何人担心。
黄励回来后，难友们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因胡小妹告密有功，宪兵司令部很快就把她释放了，而张良诚则被捕了。
胡小妹出狱那天，黄励冷眼打量了她很久，她真想打这个女叛徒几耳光，可胡小妹的大肚子让她不忍下手。
黄励冷言冷语地讥讽道：“从狗洞子里爬出去的叛徒，是没有脊梁骨的。靠出卖别人获取自由，跟走狗没什么两样。”
胡小妹不敢正视黄励，她低头走到门口，又停住脚步转身看了黄励一眼，想说什么却没有勇气，但她仍不甘心，还是把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胡小妹说：“我是因为要做母亲了才这么做的，我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吧。你是女人，应该理解我。”说罢悻悻地走出监狱。胡小妹说这话本是想求得黄励的原谅，可黄励再也没有注视她一眼，在黄励眼里，叛徒就是一条摇尾乞怜的狗，叛徒的话也就是狗放屁。
令黄励内心不安的是，看守班长张良诚从此沦为阶下囚，永远失去了“红色信使”的身份，她与外界的联系也就被迫中断了。从此，张良诚与黄励等政治犯在一个看守所里共度地狱般的岁月。
而等待张良诚的，是未可预料的判决。
张良诚对此事的预测是乐观的，他甚至没把这事往深里想。
放风时，他悄声对黄励说：“事情发生后我本可以逃走，但我不愿意牵累别人……我不怕坐牢。这一个罪死不了，至多关个三年五年，坐几年牢反倒可以好好地学习思考，我还年轻，正需要学习和思考。”
黄励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不停地摇头叹息。此事不可预料，她已心情沉重，更为张良诚惋惜。
此时的张良诚不知道，策反案已惊动了宪兵司令部，司令谷正伦羞恼成怒，大发雷霆，此事如果不妥善处理，将使更多的人走向共产党的阵营。
谷正伦显然已经将此事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他深知“攘外必先安内”则意味着彻底剿灭中共，令人可笑的是共产党居然在他的眼皮底下策反成功了。
简直岂有此理！荒唐荒唐，甚为荒唐！
这不是用巴掌打他的脸又是什么呢？此事如果不从严处置，他就无法跟上峰交待，届时头顶的乌纱能不能戴住真说不准了。
谷正伦为此坐卧不宁。
自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4月中旬到9月上旬这六个月中，据估计，有五千多名左派人士、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成员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死于恐怖政策之下。
纵观1933年国内形势，中共党组织已很难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立足。
1月7日，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至江西瑞金。
1月17日，中共发表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月17日，日军向热河发起进攻。
2月21日，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
3月4日，日军攻占承德，3月7日，热河失守。
4月4日，国民党军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边沿修筑碉堡。
5月1日，国民党部署第五次对苏区的“围剿”。
5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谋求与日在华北停战。
5月8日，蒋介石发表“攘外必先安内”的演讲。
5月28日，汪精卫与蒋介石联名通电，“救国必先剿共”。
……
张良诚就是在这节骨眼上被狱中的女政治犯共产党员黄励策反了，这对南京宪兵司令部来说，简直荒唐透顶，纵便蒋介石不怪罪他谷正伦，他也会尽失颜面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了。
张良诚显然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他涉世不深，对国民党仍心存幻想。
而黄励和狱中难友却有不祥之感，他们被更严厉地看管，最重要的是狱中的信息再难与外面沟通了。
策反案很快经过司法程序，由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的李华龙法官审理。
李华龙接到案子就感到十分棘手。张良诚案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往大了说是策反案，往小了说不过是帮狱中政治犯递了张字条而已，没有严重到兴师问罪的程度。
军法处主任贺伟峰跟李华龙的看法却不一致，他为此还特地跟李华龙打了招呼，让他知道此案不可小视，已惹得宪兵司令谷正伦大为光火了。
于是，李华龙也就明白了案子的严重性，他将自己关在办公室认真查看法律条款，根据法律条款初步拟定了六个月的刑期，他感觉六个月的刑期已经不短了，于是将此呈送军法处贺伟峰主任。
军法处主任贺伟峰阅后批示：“判得太轻，宪兵司令谷正伦不会答应，建议将判决书驳回重拟。”
李华龙看了批阅很懊恼，但又不得不执行，只好根据法条的最高刑期拟定为一年零六个月。又加了一年刑期，这回应该可以通过了。
他再次呈报军法处后，贺主任阅后仍忧心重重，感觉还是拟得太轻了，怕是谷正伦司令不会答应。
判决书再次被驳回后，李华龙觉得自己很没面子，他甚至怀疑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水平，于是一下子将刑期拟定为五年。他想这回无论如何也够分量了。
他兴致勃勃地呈报给贺伟峰说：“五年刑期，我觉得判得够重，如果再被驳回，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判决了。”
军法处主任贺伟峰阅后跟李华伦说：“我与你的想法不谋而合，五年的刑期应该差不多。”
贺伟峰当即就将处理结果亲自呈送给谷正伦过目。
宪兵司令谷正伦谷正伦是贵州省安顺县城大箭道人，生于1890年；谷氏为黔中望族，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其父谷用迁是前清举人，谷正伦既非蒋介石的“门生”“故吏”，也不是蒋介石的同乡、好友。但是，他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不仅担任南京宪兵司令长达十年之久，而且还曾先后任过甘肃省和贵州省主席，做过蒋家王朝的“封疆大吏”。在南京政府中最显著的“政绩”就是替国民党编练宪兵。1927年，“宁汉合流”后，谷正伦把北伐时期的宪兵营扩编为宪兵第一团，把他原来任师长时的一个基干团改编为宪兵第二团，又把原武汉宪兵团改为宪兵第三团，另外还成立了交通宪兵第二团。1929年，谷正伦以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名义，设立了宪兵教练所，自兼所长。次年，他又向蒋介石提出成立宪兵司令部，充实宪兵教练所，扩建宪兵部队的建议，蒋介石很快批准了他的方案。1931年，宪兵司令部正式成立，蒋介石派谷正伦兼任宪兵司令。宪兵司令部下设总务、军需、警务、军医、军械、政训六个处。
这个时期的谷正伦可谓大权在握、威风八方，而且他“见匪就杀，除恶务尽”。
贺伟峰在给司令谷正伦呈送张良诚的判决书时，准备为张良诚开脱罪责，这个看守班长平时的表现真是太好了，偶尔为狱中共党传递字条，构不成如此重罪，年轻人被共党蛊惑很正常，判他五年重罪，也算让他吃一堑长一智了。
贺伟峰本以为张良诚的五年刑期能顺利通过批准，当他见到宪兵司令谷正伦，将判决书呈上，且为张良诚开脱罪责时，想不到谷正伦竟大发雷霆，拍桌子瞪眼睛大骂了贺伟峰一顿：“你他妈混账，宪兵司令部里竟然出了为共产党办事的看守，这让上峰查下来就是掉脑袋的死罪。这案子如果不严判谁都过不了关，为了杀一儆百……”
谷正伦提起大笔一挥，判决书上立刻呈现“枪决”两字。
贺伟峰大吃一惊，这意味着张良诚就要被送上断头台了，他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等他缓过神来时，便急忙在一旁解释看守班长张良诚平时表现如何如何好，请求谷正伦枪下留情。
谷正伦无奈地说：“我也不想要他的命，说句实话，判他死罪是太重了一点，可我不这样判，上峰那里能交待得过去吗？”
谷正伦虽也意识到张良诚不该判死罪，但为了应付蒋介石的盘查，只好将错就错了。
于是，军法处长贺伟峰绝望地离开了谷正伦的办公室。
谷正伦自知理亏，将已走到门口的贺伟峰又叫回来说：“张良诚被处决后，送一口棺木给他吧。”
贺伟峰没吭声，他感到自己的眼睛发热发烫，一个为国民党卖命多年的年轻看守，生命不过是谷正伦赏赐的一口棺材而已。他心冷如冰，而且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时，他对张良诚的悲悯又转化成了对共产党人黄励的痛恨，是她的蛊惑煽动使国民党营垒中的人出现分化，让年轻的张良诚命赴黄泉。她是这场悲剧的导演和策划者，她才应该被立即处决，以除祸患。
策反案使南京宪兵司令部惊恐不安，人心浮动。
在看守所里的大批革命者不仅没有“转变”和投降，反倒意志更坚定了，而且还分化瓦解了国民党阵营的人，如张良诚竟与共产党人走到了一起。
这让宪兵司令部尴尬万分又岌岌可危，特别是谷正伦，感到共产党在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策反，简直就是“太岁头上动土”，反了天了。如果不尽快除掉黄励，劝降狱中共产党的工作就难以奏效。届时，他在蒋总司令面前就太没面子了。
于是，谷正伦令手下呈文给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迅速处决女政治犯黄励，国民党中央党部立即给予了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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