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和《孙子兵法》
孙武（生卒年不详），字长卿，齐国（今山东忠民）人，又称孙武子或孙子，春秋末期军事家、思想家。孙武出生在一个祖辈精通军事的世袭贵族家庭里，以兵法见长而受到吴王阖闾的赏识，后来辅佐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得以称霸一时。
孙武撰著的《孙子兵法》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军事著作，有《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和《用间》13篇，总结了春秋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普遍性的战争指导规律，至今已经被译为多国文字广为流传，其中的“韬略”“诡道”等在各个领域都得到过成功应用。《孙子兵法》各篇主旨突出，论述严密，也不乏文学想象，加之语言简洁凝练，悦耳上口，使该书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史上的瑰宝，也成为中外军事思想史上独具魅力的名著。
先秦记事散文
《左传》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演绎《春秋》而作，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编年体史书，较详细地记录了春秋时期从鲁隐公元年（前772年），到鲁哀公27年（前468年）前后250多年的历史。
《左传》最为人称道的文学价值在于它杰出的叙事成就，它能将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叙写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为出色。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等，都给予了清楚地交待。故事生动有趣，常通过细致的情节展现人物性格。语言精练流畅、严密有力。这对后世的《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产生很大影响。《左传》还记载了很多文采斐然的外交辞令，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是委婉巧妙，典雅从容，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包藏着机智的锋芒。作为优秀的散文典范，《左传》被称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
《国语》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作者不详。书中记录了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年）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之间的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它以记言为主，主要通过人物的言论反映春秋各国的政治活动，包括各国贵族间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在内容上，《国语》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和忠君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书中保存了当时大量的口语，简明质朴，生动活泼。
《战国策》
《战国策》又名《国策》《国事》《短长》《事语》或《长书》，是一部国别体史书，记载了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的各国史实。作者不可考，大约编纂于秦汉，由西汉末的学者刘向加以整理，定名为《战国策》，它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战国策》保存了不少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记述了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bǎi）阖的斗争和有关的谋议或说辞。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夸张渲染，绘声绘色。它还善于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和细节来描写人物形象，将七国的风云变幻之中谋士的智慧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为了说明事理，书中广泛运用了巧妙生动的譬喻和妙趣横生的寓言故事如“画蛇添足”“南辕北辙”“千金求马”等。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是集中记叙春秋时代政治家、思想家晏婴（？—前500，字平仲，山东高密人，春秋时期齐国正卿）言行的一部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末期，大约为后人假托晏婴的名义所著。全书共八卷，包括内篇六卷，外篇二卷，计215章。全书全部由短篇故事组成，通过一个个相互关联、生动活泼的故事，详细地记述了齐国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贤相晏婴的生平轶事及各种传说、趣闻，栩栩如生地塑造了晏子和众多陪衬者的形象。语言简洁明快，人物对话富有个性，特别是洋溢于人物语言中的幽默感，不但使故事意趣盎然，而且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量。作者还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其中一些富于哲理，如晏子使楚的故事至今广为流传。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门客集体编撰的一部杂家著作。吕不韦是战国末年有名的大商人，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作人质的秦国王孙嬴异人立嫡而功劳显赫，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即被任用为丞相。吕不韦认为这部召集多人编纂的著作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宜称《吕氏春秋》，司马迁说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书共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12卷，160篇，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代的文献和遗闻佚事。
《吕氏春秋》由许多单篇说理文构成，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它的写作层层深入，条理清晰，并且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增加了文章的形象性。其中一些寓言故事如“刻舟求剑”“眼见为实”等，至今仍脍炙人口，富有教育意义。
汉代辞赋
赋体的演变
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其最鲜明的艺术特征是注重铺排。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其产生可追溯到战国中后期。“赋”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篇》，到汉代才形成确定的体裁。战国时楚人屈原的《离骚》《九歌》等篇章，当时并不曾以赋命名。西汉刘向、刘歆领校秘阁图书时，为屈原编集，称“屈原赋25篇”。荀赋与屈“赋”，面目并不相同，但都重“铺”。
赋不能歌唱，只能朗诵。它外形似散文，内部又有诗的韵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
赋大致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几个阶段。
所谓骚赋，实际上是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作品以及后世模仿楚辞的作品的别称。或者说，骚赋和楚辞之间，界限不太明显。骚赋的特点是抒情浓郁，意象瑰丽，声调悠长，句中或句尾各用“兮”“些”“只”等语助词调节音韵。还不像后来的赋那样大肆铺陈事物，也没有形成很固定的体式。
汉赋主要指汉代流行的大赋，由枚乘《七发》开其端，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大赋是最能彰显其汉朝时代精神的文学样式，被视为赋的正宗，章法上多采用主客问难对答的形式，句式参差明显，韵文中夹杂散文，诗的气息大为减弱。汉赋多为宏篇巨制，极力摹写各类事物，结体严密，文辞富丽，也好用典故难字，表现出一种典雅堂皇、肃穆凝重的风格。
骈赋也叫俳赋，是汉赋的变体，孕育于汉魏之际，而流行于两晋南北朝。骈赋追求形式华美，辞藻趋向绮丽，而内容上的现实意义则相对地削弱了。
到唐代，科举制度盛行，赋被列入科举考试中，于是产生了考试专用的试帖赋，叫做律赋。律赋在骈赋的基础上，更注重对仗与声律的工整严密，并对全篇字句数和韵式作了严格的限制。
其后，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下，一部分赋又呈现出由骈俪返回散体的倾向，不讲求对偶、音律、藻采、典故，章法开放流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畅快的气势，被称为“文赋”。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等，都是文赋的代表作品。
《鵩鸟赋》
贾谊的名篇。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治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又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忧伤而死，年仅33岁。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被人称颂至今。散文的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辞赋以《吊屈原赋》和《鵩鸟赋》最为著名。他的赋作继承了屈原楚辞的创作精神，是汉初骚体赋的典型代表。
《鵩鸟赋》作于贾谊谪居长沙时。有一天，一只鵩鸟（猫头鹰）飞到他的屋子里，当地的风俗认为鵩是不祥之鸟，要是进入人家，会给主人带来灾祸。贾谊本来就因为被贬而心情低落，加之不适应长沙潮热的气候，更加忧虑感慨，觉得自己命将不久，就写下了这篇聊以排忧的作品。《鵩鸟赋》的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鸟对话而展开，假托自己与鵩鸟的问答，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抑郁情绪，并以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消极思想来自我排遣。形式上以四言为主，整齐凝练，同时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骚体赋向汉大赋过渡的特征。
《七发》
枚乘的名篇。枚乘（？—约前140），字叔，淮阴（今江苏清江市西南）人，西汉辞赋家。他曾为梁孝王门客，是梁园文学群体中的佼佼者。其作品今仅存《七发》《柳赋》《菟园赋》三篇辞赋，但后两篇疑为伪托。
《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七发”的意义是“说七事以启发太子”，因此具有一定的讽喻性。作品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记述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病时二人的谈话。吴客指出，太子的病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的，是“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的结果，只有请博闻强识的君子经常启发、诱导，改变其贪图享乐的情志，才可以救治。
文章铺陈了七件事，描写楚太子宫廷的衣食住行、音乐歌舞、驾车行猎，无不壮丽之极。作者采用移步换形和铺张的手法，反复渲染山水景观等物象，气势恢弘。篇中多用比喻和叠字，描绘精细，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七发》不仅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也标志着汉代大赋体制的基本形成。
《子虚赋》和《上林赋》
司马相如的名篇。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西汉辞赋家，字长卿，四川蓬州（今南充蓬安）人，善鼓琴，其所用琴名为“绿绮”，是传说中最优秀的琴之一。据传他有赋29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长门赋》《大人赋》等数篇，其中以《子虚赋》《上林赋》最为著名。
《子虚赋》和《上林赋》为姊妹篇。两赋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前后相去十年。《子虚赋》作于司马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但构思连贯，结构谨严，内容实为上下章，故又被合称为《天子游猎赋》。赋中假设楚国的“子虚先生”和齐国“乌有先生”互相夸耀楚、齐地理、物产之盛等，最后，亡（wú）是公又大肆铺陈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天子射猎的盛举，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赋对帝王和贵族生活的骄奢淫逸进行了极度的夸张和渲染，赋末进行委婉的讽谏，劝诫统治者“解酒罢猎”，与民同利。
文章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按类铺陈，层层渲染，建立了歌颂兼讽谏的汉大赋体貌，并使用大量的连词、对偶、排句，因而显得富丽堂皇，气势磅礴。
《长杨赋》
扬雄的名篇。这篇赋是扬雄为讽谏汉成帝游幸长杨宫，纵胡客大校猎而作。气势宏伟，曲终奏雅，是汉大赋中的名篇。
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西汉学者、辞赋家、语言学家。因为他讲话口吃，不善言谈，所以潜心思考苦读。早期以辞赋闻名，因为极其倾慕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而作《甘泉赋》《羽猎赋》和《长杨赋》，其构思用辞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似，所以后世有“扬马”之称。他也写过几篇自述情怀的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
晚年的扬雄对辞赋的看法有所转变，认为当时的辞赋创作，常常“欲讽反劝”并不能收到对帝王的讽谏作用，因此他评价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法言·吾子》）。他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关于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
《两都赋》
班固的名篇。《两都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以华丽精巧而著称。《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意谓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首都长安。在《两都赋》中，作者一改传统表现方法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其下篇《东都赋》通篇俱是讽喻、诱导。文章展现京城华美风貌，既有对建章宫崇殿华阙、太液池浩瀚波涛等的大处泼墨，也有对昭阳宫墙、椒房玉阶等的工笔描摹。赋的开头、结尾、过渡等章法也较以前的作品更为严谨自然，且富于情态，韵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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