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散文

    《朋党论》

    欧阳修在庆历四年（1044年）向宋仁宗上呈的一篇奏章。《朋党论》所写之时，值宋仁宗任用富弼、范仲淹等人推行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有政敌以“朋党”之名诬陷富、范等人。本文即主要针对这种卑劣行径而发。

    文章开篇提出，“朋党”是客观存在，自古有之。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并不回避，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的存在之实，笔落惊风。接着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朋党自然有，重要的是治理国家的人，必须懂得“君子之朋党”与“小人之朋党”本质上的判然有别。

    小人之朋党，以“利”为中心，是虚伪的、随时变化的；而君子之朋党，以“道”为中心，共同守候道义、忠信、名节这些高洁的品质，所以于人于国有益。作者继而引用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自古有之”的小人朋党祸国殃民，君子朋党则使得天下大治，因而进君子之朋，退小人之朋，对于贤明君主来说至关重要。

    这篇文章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通篇用对比手法，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是一篇出色的驳论文。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诗、词、文创作均有突出成就，而以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他主张文章要与“百事”联系，积极反映现实；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为文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欧阳修的诗文革新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廓清了宋初以来的浮靡文风，领导、推动着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确立了北宋文学之基本风貌。他是一位心胸宽博、为人厚道、注重奖掖后进的文坛领袖，其品德、作风深受王安石、苏轼等作家的敬仰和爱戴。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醉翁亭记》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的一篇散文。作品描写滁州山间的朝暮变化和四时景色，以及作者和滁人的游乐，表现出他“乐民之乐”的胸怀，充满了士大夫悠闲自适的情调，并从侧面显示了作者自己治理滁州的政绩。全文格调清丽，富有诗情画意。禽鸟因山林而乐，人们因太守游而乐，而太守则是因百姓乐而乐，他处在优美的环境中，身心愉快，舒适安闲，不由便醺醺然了。欧阳修苍颜白发，颓然坐于众之间，眼睛微闭，眼前的景物是优美的，人是欢欣的，欧阳修也被这和谐的气氛所笼罩，陶醉了。欧阳修以“醉翁”自称，旷达自放，摆脱宦海浮沉，人世纷扰，在这远离都市的山水之间，把自己的心灵沉浸到闲适、恬淡的情境里，获得了一种平衡、和谐的感受。这种感受渗透在《醉翁亭记》里，使文章如田园诗一般，淡雅而自然，婉转而流畅。

    《丰乐亭记》

    欧阳修的这篇散文，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记述了建丰乐亭的经过及与滁人共游之乐，描绘了滁州从战乱到和平的变迁，从而寄托了安定来之不易，应予珍惜的命意。无论是记述还是描绘，全文都是围绕“乐”而写：建亭取名为“乐”，是思乐；与滁人共游为“乐”，是享乐。乐在亭中，乐在山川，乐在岁月的和平安定。文章语言简洁，含义深远。全篇不足500字，却多角度、深层面地写出了“丰乐亭”的“乐”意。

    《岳阳楼记》

    范仲淹的这篇散文，写于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居邓州。同时也被贬官到岳州的昔日好友滕宗谅（字子京）从湖南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记，于是有了这篇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文章虽也生动描绘了洞庭胜景，但重心并不在写景，而在于安慰和鼓励友人振作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作者虽身居江湖，仍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范仲淹将荣辱升迁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深深感染了历代读者。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

    范仲淹（989—105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希文，江苏苏州人，谥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意识到宋初数十年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历史上进步的文学传统，并推荐当代能坚持风雅比兴传统的好作品，自己的诗文也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方向。他的论说文旨在阐明民为邦本的重要性，议论风发，具有夺人的气势。《岳阳楼记》是其传颂千古的名作。

    《名二子说》

    苏洵的这篇短文，系为其子苏轼、苏辙所写。他在文中精准地概括了两个儿子的性情与命运，而他们的命运，正与他们的名字相关。轼者，车的扶手，借之望得最远，然而危险；辙者，车的轮印，虽然不起眼，却可保平安。全文诙谐动人，显示了作者的人生智慧。

    苏洵（1009—1066），北宋文学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他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诗颇质朴苍劲。著名的散文作品有《心术》《几策》《权书》《辨奸论》等。

    《黄州快哉亭记》

    苏辙的这篇散文写自己在遭遇贬职的挫折后，来到黄州（其兄苏轼谪居之地）登临快哉亭，欣赏壮观景象，纵情山水之间的经历。文章从自身、其兄、建亭之人三者的遭遇说开去，由此及彼，由小见大，突出“心中坦然，不以物伤性”的旷达人生态度。

    全文紧扣一个“快”字，由写景叙事入手，而后转入议论，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不露痕迹，境界深远。

    苏辙（1039—1112），北宋文学家，字子由，晚年自号颍滨遗老。苏洵之子、苏轼之弟，人称“小苏”，“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为文以策论见长，在北宋自成一家。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同时也有秀杰深醇之气。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的这篇游记散文写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任舒州通判时。作品主要叙述他和几位同伴游褒禅山的经过，并借此生发议论，说明要实现远大理想、成就一番事业，除了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外，更需要有坚定的志向和顽强的毅力，并提出治学必须采取“深思而慎取”的态度。文章因事说理，以小见大，准确而充分地阐述了一种人生哲理，给人以思想上的启发。

    王安石是北宋诗文大家之一。他的散文紧贴社会、政治和人生的实际问题，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风格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即使在游记中，王安石也常将极富哲理的主题引入；其小品文，则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新鲜的感觉。总体上说，王安石的散文以针砭时弊的议论为主，立意非凡，主张明确，分析深刻，语言简练，具有极强的概括力与逻辑性。代表作有《答司马谏议书》《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游褒禅山记》等。

    《答司马谏议书》

    这是王安石的一封著名书信。宋熙宁二年（1069年），身为参政知事（宰相）的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3300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举措，恢复旧制。本文是作者的复信。信中主要就对方来信所指责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五事进行驳议，并对士大夫不恤国事、苟且偷安、墨守成规的保守思想表示不满。文章批驳司马光的意见，针锋相对而入情入理，文笔犀利而分寸得当，举重若轻，简明扼要。

    元明清散文

    《大龙湫记》

    元代李孝光的这篇散文是写景名篇，将山水清音描述得犹如目见，似有柳宗元之遗风。

    李孝光（1285—1350），字季和，温州乐清（今属浙江）人。少年时博学，以文章负名当世。他作文取法古人不趋时尚，与杨维桢并称“杨李”。早年隐居在雁荡五峰山下，四方之士，远来受学，名誉日广。至正四年（1344年）应召为秘书监著作郎，至正七年擢升秘书监丞。

    《卖柑者言》

    这是明代刘基的一篇散文。文章描写了一个以次充好的卖柑橘者与作者的言论，实则是以辩论的方式，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全文用词激烈，逻辑缜密。

    刘基（1311—1375），元末明初人，字伯温，谥曰文成，汉族，温州文成县南田人（旧属青田县）。故时人也称他刘青田，明洪武三年封诚意伯，人们又称他刘诚意。武宗正德九年被追赠太师，谥文成，后人又称他刘文成、文成公。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他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做为诸葛武侯。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

    《寒花葬志》

    这是明代归有光的一篇散文。《寒花葬志》写归有光之妻的随嫁婢女。文中所写皆细事，而正是最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一颦一笑，在物非人更非的十年之后看来，更加可亲、可怜、可悲。这篇散文很能代表归有光的文风特色。

    归有光（1506—1571），明代散文家。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明代“唐宋派”中的重要成员。江苏昆山人。早年从师于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后曾八次应进士试皆落第。徙居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安亭，读书讲学，作《冠礼》《宗法》二书。从学的常数百人，人称“震川先生”。嘉靖四十年他60岁始成进士，授湖州长兴县（今浙江长兴县）知县。隆庆四年（1570年）为南京太仆寺丞，留掌内阁制敕，修《世宗实录》，卒于官，卒年66岁。提倡唐宋古文，所作散文朴素简洁，善于叙事。著有《震川文集》《震川尺牍》《震川先生文集》等。

    《朱碧潭诗序》

    明代王慎中的这篇序文，描绘出了一位真心写诗、不求世俗认可的诗人形象。全文文字清透，写事具景如在目前，直抒胸臆，顺笔写出，感人至深。

    王慎中（1509—1559），字道思，早年因读书于清源山中峰遵岩，号遵岩居士，后号南江。因家庭排行第二，又称王仲子。晋江（今属福建）人。明代诗人、散文家，位列嘉靖八才子之首，为明朝反复古风的代表人物之一。

    《报刘一丈书》

    这是明代宗臣的一篇散文。宗臣（1525—1560），字子相，号方城山人，江苏兴化县人。他幼年时就很聪明，嘉靖二十九年中进士，任过刑部主事、吏部考官等官职。为人性格耿介，不依附权贵。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严嵩父子当国，他们权侵朝野，陷害忠良。杨继盛因弹劾严嵩十大奸罪，而下狱受酷刑至死。宗臣不避斧钺挺身而出，亲率王世祯等人脱下自己衣袍盖在杨的身上，并撰文哭祭杨继盛。当时在严嵩父子的淫威下，许多士大夫丧失了廉耻气节，纷纷投入严氏的卵翼，而宗臣则傲古凌腾不向权贵摧眉折腰。《报刘一丈书》正是宗臣为人的真实写照。宗臣是后七子之一，著有《宗子相先生集》。他的散文很少有摹拟堆砌的习气，其散文成就在后七子中比较突出。

    《报刘一丈书》虽是书信体的散文，但它的形象性和讽刺性是很突出的。作者痛斥时弊，开始提出“上下相孚”，接着就画出了官场现形记的漫画，展示出一个封建社会上骄下臾的群丑图，给人以形象的回答。“干谒求进”的典型化情节，突出了官场的实质，收到了以少胜多的效果。

    《西湖七月半》

    这是明代张岱的一篇散文。张岱（1597—1679），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汉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寓居杭州。出生仕宦世家，少为富贵公子，精于茶艺鉴赏，明亡后不仕，入山著书以终。张岱为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其最擅长散文，著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白洋潮》等绝代文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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