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快跑-校长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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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老家,做校长的人大多姓衣,很早就有衣家出学官的说法。

    我父亲就是一名校长,我年少的时候总觉得做校长的父亲,还不如邻居小伙伴黑蛋的父亲牛气。黑蛋的父亲赶马车,夏天戴一顶千疮百孔的草帽,冬天戴着一顶狗皮帽,一年四季腰间扎着一根绳子,手里的皮鞭乌黑油亮,甩到空中轻轻一抖,就是一声鞭炮般的炸响。

    黑蛋父亲赶的马车,一般的村民很难坐上去,只有村干部和那些漂亮的姑娘媳妇们,才可以搭乘。每逢到了马车进城的时候,村民们一个个围着马车跟黑蛋父亲祈求,希望能让他们搭乘马车。黑蛋的父亲永远是黑着脸,不坑气。那张粗糙的脸,不知被多少热切的目光一遍遍地抚摸过。

    而我们这些孩子,只要有机会,就追逐在马车后面,一哄而上,在马车上颠簸几分钟,然后在黑蛋父亲的皮鞭挥舞下,仓皇地滚爬下来。

    当然,让我羡慕黑蛋父亲的,还不止这些。黑蛋父亲经常把黑蛋扛在肩上,或去山野里追逐野兔,或去湖水里摸鱼逮虾,让黑蛋度过了很快乐的一些童年时光。倘若有人欺负黑蛋,黑蛋父亲就会举着皮鞭,大声呵斥,一副雄狮咆哮的样子。

    我父亲却永远是一副谦卑的样子,他的衣着倒是整洁,头发自然地分到一边,是电影里特务和坏蛋的那种发型。他走路轻飘飘的,似乎担心踩死了地上的蚂蚁。每个星期六傍晚,父亲就乘着暮色回家了,到了星期天傍晚,他又消失在暮色里,来去匆匆,在村头没有留下一丝动静。他回了家很少说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沉默着。我总是远远地打量他,像打量一个陌生人一样。

    父亲不仅害怕母亲,也害怕我们村里的村干部,见了我们的生产队长,他都谦卑地点头哈腰。但是,父亲也有挺直腰杆的时候,那就是喝了酒之后。喝了酒的父亲,经常特意到大街上挺着腰杆走来走去的,一副主宰者的姿态。

    现在我才明白,那时我们家里没有劳动力挣工分,父亲需要每年给我们一家五口人交钱买粮吃,而父亲的兜里又没有钱,于是就要在春节以及其他的一些节日里,请村干部喝酒吃饭,这时候的父亲必然陪着生产队长等一伙人,拼命地喝酒。父亲不管别人是否喝醉,总之他自己要尽快喝醉,喝醉了之后才能毫不脸红地提出欠债的要求。父亲一年年地请客,一年年地欠债,他的腰也便一年年地弯曲下去,直到现在,他仍旧习惯了低着头走路。

    我不知道父亲从什么时候开始醉酒的,我能记得最早的一次,是我8岁的那年春节。父亲喝醉了之后,扛着一把铁锹走上了大街,走的雄赳赳气昂昂,完全是一副劳动者的形象。父亲嘴里喊叫着说,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母亲最初要把父亲拽回家,但是拽了几次都被父亲甩开了。父亲甩动胳膊的时候力气很大,有一次把手用到母亲的脸上,母亲的脸就红肿起来,但是父亲根本顾及不到母亲的脸,他要去抓革命促生产了。

    父亲朝村外走去,母亲流着眼泪气愤地对我说,你傻愣着干啥?快跟着他!

    父亲的身后,跟着一群孩子和几条狗,热热闹闹的。孩子们不停地把一些雪球抛向父亲,砸在他的头上和脸上,有的把一寸长的小鞭炮点燃了,朝父亲身上甩。父亲笑着,听到鞭炮炸响之后,他就喊一声,“砰”!孩子们也就哄笑一次。

    后来,父亲的脚下滑了一下,摔倒在雪地上,开始呕吐起来,在他身后跟了很久的几条狗立即扑上去。孩子们欢叫着,把雪球和鞭炮朝他身上甩去,父亲卧在雪地上,已经没有了抵挡的能力,只是笑着喊叫着。

    我冲上去赶开那些孩子,但是赶走了这个又上来了那个,后来孩子们把父亲扔在一边,都朝我围攻上来,把雪球塞进我的后背和裤裆里。我倒在父亲不远的雪地上放声大哭,在我哭喊的时候,父亲却看着我笑个不停。

    孩子们终于闹哄够了,索然寡味地离去,只剩下几条狗还守候在我和父亲躺倒的雪地上。雪耀眼的白,阳光落在雪地上,闪烁出淡黄的光芒。远处的雪地上,有一团热气蒸腾着,不知道是哪条狗屙了屎或者撒了一泡尿。再远处,被雪覆盖着的山坡上,有一高一矮的两个人影走动着,像银幕上的皮影人,似乎走起来一颤一颤的。这样的天气里,一定是谁家的父亲正带着他的儿子追猎野兔。

    父亲喊叫的声音,被渐渐渗透出的酒力压制了下去,他无力地卧在那里,神志迷迷糊糊的,眼皮开始耷拉下去了。他嘴边的雪,在他呼出的热气蒸腾下,完全融化了,露出黑黝黝的泥土。

    这时候,我站起来走到父亲身边,把他的一只胳膊搭在我肩上,吃力地扶起他,将他的半个身子靠在我的脊背上,拖着他回家了。我们一步步朝前挪动,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一条很深的沟痕,那是我和父亲磕磕绊绊的双脚犁出来的……

    父亲醒酒之后,母亲狠狠地辱骂了他一顿,她说你还算个人哪?你简直就是一条狗,你连条狗都不如!父亲低头听着母亲的辱骂,一声不吭。最后,我听到母亲说,你以后还喝吗?你就不能下狠心戒了?父亲这才动动身子,小声说,要戒也容易,容易的然而,之后的岁月里,父亲仍是年年醉酒,他烂醉如泥的身体经常靠在我弯曲的脊背上。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那些和我一样大的孩子,突然嬉笑着对我喊叫“酒鬼”,我恼怒地冲进他们当中,后来不知怎么就被他们打翻在地上,鼻孔里流出了血。

    回到家里,母亲看到我的嘴唇红肿着,问怎么回事,我平静地说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在心里,我却狠狠地骂了父亲一声酒鬼。

    从那个时候,我就不再叫他父亲了。

    我羡慕别的孩子的父亲,就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些孩子的父亲,无论胖瘦,似乎都很有力气,走起路来一拱一拱的,带着一些弹跳的架势。他们为了自己的孩子,同别的男人叫骂厮杀,有时也被对方打得头破血流,但是他们一定让对方的什么地方流了血,尽管他们流的血比对方多几倍,但是他们依然豪迈地拉起自己孩子的手说,走,咱们回家,再有人欺负你,我拧掉他的头当球踢!

    在村子的孩子们当中,我就是最胆小的了,酒鬼的父亲根本没有这种能力保护我。我经常被一些孩子推来搡去,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远远地躲避他们,独往独来地打发自己的少年时光。

    时光不经混,一晃两晃,我长成一个男人了。

    1982年底,我18岁,偷偷报名参加了征兵体检,顺利过关后,父母才知道了。母亲说,当兵有什么好的?咱们村当兵回来的那几个,不会种地,连家乡话都不会说了。

    父亲说,也不是都这样,还是有出息的人多。

    母亲说,马上实行责任制了,咱家需要帮手,他走了,地里的活谁干?

    父亲把目光投到我身上,很细心地看着我,他很少这样打量我。他有些惊讶地说,真快,有我高了,一眨眼的工夫。在他眼里,我似乎是一夜间长大了。

    父亲说,小鸟总要出窝的,让他走,出去锻炼锻炼,一个人一辈子不能待在一个地方。

    去县城武装部集中的那天,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母亲只把我送到村外,由父亲陪着我步行去县城。我们走的小路,在山谷和山背之间穿行。秋后的山间很静,有成群的麻雀从我们头顶飞过,消隐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曾经丰实饱满的山坡,已经显得空旷起来,农人们把大片的庄稼收割回家,田野里遗留着那些没有成熟或者籽粒干瘪的庄稼,一株两株的聚在一起,在微风中孤独地摇动身子。偶尔也会看到几个在田地里劳作的人,点缀在远处一片秋色里,使橘黄的山坡灵动起来。

    我和父亲默然走着,我们都想说点什么,可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只有默默地走路。父亲知道我心里记恨着他,至今不叫他一声爸爸,但是父亲无法去触动这个话题。他走在我的前面,遇到险峻的路,或是一条河流,他就站住了,在一边等候着我,并微微地展开双臂,作出随时扶我一把的样子,仔细地看我走过去后,他才又放开步子走。

    斑斓的秋色一片片展现在眼前,两个一样高低的男人沉默地从上面走过。

    一路上,我一直在琢磨从县城上车的时候,怎样叫父亲一声爸爸,我想我应该在离开家的时候叫他一声。

    但是,真正到了上车的时候,我却怎么也叫不出来,“爸爸”这个称呼我很久没有使用了,感觉是那样生涩,那样沉重!我听到身边的人都在呼喊着他们的父母,我也看到父亲举着手朝我摆动,似乎在等待着我的呼喊,但是我就是喊不出来。

    这时候,挂在树上的大喇叭突然响了,播送《送战友》的歌曲:

    送战友踏征程

    默默无语两眼泪

    耳边响起驼铃声

    战友呀战友

    亲爱的弟兄

    ……

    父亲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他抹了一把泪水,朝着开动的车子招手,大声说,到了北京,来信,来信呀——到部队安顿下来之后,我就给父亲写了第一封信,信的开头,我称呼他“爸爸”,半年之后,我就称呼他“亲爱的爸爸”了,因为在这半年中,我在异地他乡,在艰苦的兵营,就是靠着父亲的来信,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打发了许多孤寂的时光。读父亲的信,也是我阅读父亲的过程,我读到了他的内心世界最为细腻的情感,读到了他飞扬的文采,读到了他人生的哲学。

    这时候,我才真正认识了父亲,为拥有一位校长父亲而自豪。他的学识、对人生的理解、对我的宽容和很得体的鞭策,对我后来的成长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当兵之后的那几年,可以说是父亲人生最得意的时光,他在一种欢愉的心境中,看着我一步步地走向成功的人生,看着我起飞了;同时,作为校长,他所在的学校又是桃李芬芳,每年的考生率总是第一名。

    父亲终于畅快地笑了。

    可惜这样的时光只有几年,父亲就退下来了。但是,退下来的父亲并不寂寞,因为他有我的文章伴随着他。他把大块闲暇的时间,用来研究我的作品,他那间屋子成了我的作品展室。这时候,虽然我发表了一些作品,却都不很成熟。但在父亲眼里,我远远要比取得的成就伟大了许多,他开始整理我的一些信件,把我的一些照片重新归类,标明拍摄的年月。父亲在为我将来的大红大紫做准备工作了。

    有时候,母亲也会在父亲面前夸我几句,说我的文章越来越好看了。父亲就斜视母亲一眼,说那还用你说?你要看看他父亲是谁。父亲的言外之意,是提醒母亲不要忘了他是个校长。事实上,父亲在大学的时候,文章确实写得很好,也曾有过文学的梦。

    现在,父亲和母亲都老了,年岁大了的人,就难免又有了孩子气,两个人隔三岔五地要吵闹一次。每次吵闹,两人争论不出个高低对错的时候,父亲就说,让向东来评评!母亲也说,评评就评评!

    于是,父亲就给我打电话,把吵闹的过程述说一遍,有时在述说的过程中,就像孩子那样嘤嘤地哭泣了。当然,母亲也不相让,也对着话筒哭。

    我开始总是在电话里笑,因为我知道他们两人的吵闹,也会像孩子那样,很快就重归于好了,相互较真只是这一会儿的工夫。我劝说了这个,批评了那个,最后对父亲说,你还是校长哩,校长就这水平?父亲就急忙说,对对,我不跟她一般见识,我们怎么能跟她一般见我注意到父亲的话,他用了“我们”,就是说他把自己和我搭在一起了。

    “我们”是什么?都是文人呀。父亲的话里,掩藏不住他的自豪感。

    我做校长的父亲呀,你真的有理由自豪了,因为你有一个还算得上文人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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