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父亲是中学校长，因为我在别的学校不用心读书，父亲就把我转到了他分管的学校。第一次见到徐学利老师的时候，父亲对他说：“交给你了，他不老实，你就砸他。”徐老师看着我笑了，但笑容刚刚绽开，就快速收回去，说：“好的，衣校长放心，我对他不会客气！”
我有些惊异，瞪大眼睛看他。我的惊异倒不是因为他要对我不客气，而是惊异他说的普通话。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家乡说普通话的人还很少，偶尔有从大城市过来的人，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乡人们就会用敬畏和新鲜的眼神去看他。不过，如果你本来生长在这块土地上，却丢掉家乡土语去说普通话，乡人们背地里就会骂你“装相”或“学骚”。有一些出去当兵或参加工作的人，回乡后想说几句普通话，表示自己当下身份的特殊，但很快就在乡人们不屑的目光中，失去了自信，终于回到原来的腔调上了。
徐学利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家乡人，他却说普通话。
父亲看到我惊异的样子，就加重了语气对我说：“好好跟徐老师学习，教语文，他是把好手。”
其实徐老师也就比我大八九岁，当时正谈恋爱，我父亲是他的红娘。他身体很结实，大冬天只穿一件毛衣，早晨起床经常用结冰的水洗头，傍晚放学后，他一个人在刺骨的风里打篮球。走路的时候，大步流星，一脚踩下去，似乎要将地面擅去一层皮。
自然，在教书中，徐老师就有一股狠劲儿，训斥我们的时候总是咬着牙根儿，说：“你们不好好学，考试要是给我出洋相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有一次，我因为贪玩，上课铃声响过很久了，我才气喘吁吁跑进了教室。他一把将我抓到讲台边，大声喝斥：“你为什么迟到了？是不是以为你老爹是校长？”说着，一拳头砸在我肩膀上，我一个趔趄蹲在地上。下课后，他拽我到办公室，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我父亲。我父亲说，该砸！父亲说着，又踹了我两脚。
徐老师对我严厉，一方面因为我父亲是校长，我的语文成绩算是衡量他教学优劣的一个标准；另一方面，徐老师很欣赏我的作文，希望我能在考试中给他拿成绩。为了提高我的作文水平，他给我找了许多作文范文，给我买了日记本，要求我每天必须写一篇日记，他定期检查。日记本用完后，以旧换新。这种最基本的文字训练，为我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课堂上，徐老师讲课的声音抑扬顿挫，声情并茂。他最擅长的是讲作文，作文课上给我们朗读范文和分析范文的时候，那种风采确实迷人。他自己也喜欢写作，创作的散文经常在我们当地油印的刊物上发表。
有一次，《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用一整版的篇幅，刊发了我们本县走出的作家牟崇光的一篇报告文学《爱的暖流》。他在作文课上读给我们听，读着读着，他竟然热泪盈眶，声音也越来越动情。我跟随他的朗读，进入到一片温暖的天地，直到他读完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也是一脸的泪水。徐老师看着我们说：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你们也能写出这么感人的文章？！”
就是那一次，我被文学艺术的魅力震撼了，而且记住了徐老师的那句话，开始偷偷学习写作了。
徐老师写一手好字，宇形内圆外方，刚劲有力，很像大书法家舒同的字体。他的字就成了我最早练习书法的字帖了。
升人高中后，我跟徐老师分别了，但我写日记的习惯却保留下来，而且对写作入了迷，每周都将一本厚厚的手稿，投进邮局粗笨的信筒里。尽管并没有写出什么名堂，却为我参军后的文学道路，做了很好的铺垫。
参军到了北京，新兵连结束的时候，因为我的字写得有点儿模样，连队就挑选我当了文书。但是工作中，我越来越对自己的字不满意，于是想起了徐老师，忙给他写信，请他指点。徐老师指出了我写字的毛病，然后很工整地写了几张字帖，供我模仿。就这样一来二往，我把跟徐老师的通信当成了练字，钢笔字有了飞速提高。
当兵后，我依然保留着写日记的习惯，保留着对写作的迷恋，终于有一片小稿见报，我就被调到报道组，正儿八经地写一些“豆腐块”了。我曾经把发表过的小稿子寄给徐老师，得到了他不少的夸奖。回去探亲的时候，我还专门去看过他两次。
最后一次见到徐老师，应当是1997年5月间，那时候我的第一本小说集《我是一个兵》的小册子出版了，他看到后很高兴，给了我许多鼓励。同时也把他这几年的成就告诉了我，好像在什么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散文，在当地教育刊物上还发表了一篇教学经验谈。记得他说这些的时候，脸上挂满了自豪。
一晃，竟然有10年没见到徐老师了，这日子也过得太快了点！听说他不教书了，提升了乡镇教委副主任。我心里挺惋惜的，想他还是教书更好，做官于他那种性格，是很不适宜的。
如今，我已经四十有三了，年初一次照镜子，偶然发现鬓角处，竟然冒出几根白发，似乎在提醒我，已经耗掉了人生大半的光阴了。徐老师，你现在估计早生白发了吧？冬季里的早晨，还能用冰水洗头吗？
教师节到了，在遥远的北京，学生从内心说一声谢谢，谢谢您把我引领到文学的道路上来。
保重吧老师，学生默默为您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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