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几年的历史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同时在更长的研究历史的时间里，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指导文学创作的历史观。主要是三点：一、永远选择历史上健康的、积极的一面，作为我文学的素材；二、始终提醒自己，不可戏说历史，更不可将历史人物漫画化或者脸谱化；三、要从历史的宝库中开掘时代精神，为读者提供思考的空间，但不可借古讽今，做不负责任的比附与调侃。
在创作《张居正》这部小说时，以上三点我始终牢记。有些细微之处很难区分，但必须把握。所谓形神兼备，形即史识，神即史智。两者结合得好，小说才会既好看，又耐看。反之，小说不是流于通俗，就是接近史著。五年前，我接受一位记者采访，她问我：“你是诗人出身，为何转行写历史小说呢？”我回答：“我喜欢历史，又喜欢诗，历史小说正好是历史与诗歌的结合。作家的理想就是写出史诗性的作品。”此虽仓促应答，却是我写历史小说的初衷。
2009年4月20日
也说读史热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阅读兴趣渐渐转变。三十岁前，读书的兴味十之八九在文学范畴，古今中外的名著，不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尽量搜求通读。四十岁前，好读杂书，有趣者如《闲情偶寄》，有见识者如《草原帝国史》，有玄机者如《周易参同契》，甚至《圣经》《道德经》《六祖坛经》等等，无不找来浏览或研读。数年之中，志于博闻，乐莫大焉。五十岁后，阅读面收窄，且专注于史著，由明及宋，由宋及唐，由唐及汉，及春秋战国，愈行而愈远，愈远而愈曲，愈曲而愈精微、愈深邃。真可谓聚数千年于一案，常生发“我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耳”的感叹。
读史书的益处在于，让人拓宽视野，扩大心胸。人生于世，常有许多烦恼，无论是乐极生悲，还是喜从天降，往往不能自持，颓颓然者有之，飘飘然者有之，但泰然者，骤临巨变而安之若素者，却是少之又少。究其因，就是定力不足，而定力来自知识、修养与心智。读史，正可补此三种。说到底，历史就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史。数千年来的中国，不知出过多少智者、贤者，又出过多少恶人、奸人。帝王将相也罢，才子佳人也罢，侠士羽流也罢，贩夫走卒也罢，凡在历史上留名的，一定有其过人之处。卞和献玉而被刖足，屈原爱国而投江，陈胜为活命而揭竿，司马迁坚持己见而遭腐刑，石崇炫富绿珠坠楼，董卓造逆东汉分裂……凡此种种，沧海桑田见得多了，成败兴亡见得多了，一个人便会生出定力。有了定力，便有了洞察力；有了洞察力，便有了平常心；有了平常心，便懂得感恩，懂得宽容。
前天去一所大学讲演，有一位同学问我应如何读书。我说，不要躺在床上读书，也不要对着电脑读书，应该坐在板凳上读书，旁边准备一支笔、一个本子，读到好处、妙处，就打记号，就在本子上写心得。我说的这方法可能不适合年轻人，但这是我的经验。电脑的产生让人变得聪明，但不能让人更加智慧。
今年，我坐在板凳上读过的书有《明通鉴》《女真史》《渤海国记》《契丹国志》《宋濂文集》《铁围山丛谈》《松漠纪闻》等数十种。这些书，有的是初读，有的读过若干遍。年轻时若读这些书籍，会完全读不进去。现在则不然，读这样的书，会让我神清气爽。时下，一股读史热正在国人中蔓延，这是好事。但多数读者，读的多半是介绍历史的书。因此，这一类的书大行其道，且愈来愈磅礴汹涌。若想掌握历史常识，读读此类书籍亦可称开卷有益。不过，若要真想探求历史的奥秘，还是多读史籍为好。
话剧《司马迁》创作简述
一
司马迁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其不朽的著作《史记》是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之一。
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据考证，其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享年四十六岁。
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临死时说过这样的话：“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周朝的天官即主掌天文历法的官员，当时的制度是历史学家与天文学家兼于一身。
从周至汉，历史漫漶，司马家族的世系亦无法全部准确地考证，从多种史述零星的记述来看，司马迁可靠的先人应是在秦惠王朝廷供职的司马错，他曾与张仪在秦惠王面前辩论伐蜀与伐韩的利害。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随白起参加过攻击赵国的长平之战。此战坑杀赵国士卒四十五万之多。后来，白起因在朝中与范雎为敌，触怒秦昭王，被赐死。司马靳作为白起的亲信也一同被赐死。司马靳死时，距司马迁出生尚有一百二十多年。
司马靳的孙子是司马昌，当过秦始皇朝廷的主铁官。司马昌的儿子司马毋怿当过刘邦朝廷的市长。在汉朝，凡治邑超过万户的称令，不足万户的称长。
司马昌的儿子司马喜，在汉朝第三任皇帝手上得到“五大夫”的爵位。这是第九等爵，汉朝爵位最高者为第二十等爵。司马喜是司马迁的祖父。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元封之间当了太史公。太史公是官名，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太史令。称公是楚制。司马迁追慕楚文化，所以用楚制称呼其父，后来亦自称。
从有记载的史料来看，司马错之后，司马家族虽屡为朝廷命官，但再没有人担任史官了。司马谈可谓继承远祖之事业。他担任太史令约三十年。他死时，司马迁二十六岁。
司马谈学问博洽，他将上古学问分为六派，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并对多家学问的得失给予确切中肯的批评。这一点，对司马迁治学精神的培养非常重要。
司马谈作为兼管天文的史官，对汉代的封禅制度有很大的贡献，传至今天的祭坛便由他首创。在汉代，封禅是一件大事。司马谈帮助汉武帝确立了封禅制度，可谓功不可没。
但司马谈却未能等到随汉武帝前往泰山封禅，便一病不起。临终前，他拉着司马迁的手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听了这番话，涕泪横流，对父亲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可以说，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直接动力，来源于父亲的遗命。他很快就继承父亲官职而当上了太史令。上任之初，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在司马迁担任太史令九年的时候，朝廷发生了李陵事件。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汉武帝震怒，满朝文武没有人敢站出来为李陵讲话，唯有司马迁秉公直言为李陵辩护。汉武帝当即下旨将司马迁关进大牢，第二年，又将司马迁处以宫刑。这一年，司马迁三十八岁。
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后，曾沉痛地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可见腐刑（即宫刑）是最让人受辱而不可忍受的。依司马迁刚直不阿的性格，他本可以慷慨一死以保尊严，但因为他不可辜负父亲伟大的遗命，故忍辱偷生。
司马迁应自二十八岁时开始写作《史记》，完全成书则是四十五岁。《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既是中国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中国杰出的文学经典。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这种肯定乃是告诉世人：《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二
虽然司马迁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杰出人物，但还未产生将其生平搬上舞台或荧屏的有影响力的作品。现在，首先将其搬上话剧舞台，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弥补话剧艺术中的空白。我国的话剧尽管产生过不少经典力作，但以司马迁为主要人物的话剧，到目前为止，尚属空白。
其二，司马迁是个著名历史人物，但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不在于开疆拓土，亦不在于铁马金戈的生涯，而在于用一支“惊天地泣鬼神”的狼毫谱写出独步千秋的史诗。因此，他的事迹及坎坷生平适宜于用话剧来表现。
其三，当下之世，正处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之中，文化繁荣是民族复兴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民族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讴歌历史中的杰出人物，亦应是文化复兴题中应有之义。
此三点就形势而言，若探求司马迁之政治观与民间精神，尤其有其独特的意义，对今天的历史进程有借鉴的作用。他的史学，始终将经世致用作为目标。他的政治观点，在《史记》中多有表述：
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酷吏列传》
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匈奴列传》
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
——《楚元王世家》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中最为灿烂辉煌的时代之一，这个时代的代表者是汉武帝。汉武帝之下，有两个文化代表人物，一个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另一个就是司马迁。让司马迁这个人物在话剧舞台上重新复活，并让今天的观众看到他横溢的才华与人格的魅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唯其难，我们才有去塑造他的动力和理由。
三
司马迁虽然景仰孔子，但他自己却深深喜爱楚文化。因此，他写作的《史记》始终激情磅礴，想象飞腾，在史学的严谨中显露出浪漫诗人的情怀。
通过《史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司马迁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学问超过了父亲司马谈，但他的性格却比父亲要热烈而浪漫得多。如在《游侠列传》中他脱口而出的评论：“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这样的语言，与其说是史家，不如说是诗人。
类似以上这样的评价不胜枚举，它们不但没有减损《史记》的价值，反而增加其光芒。关于《史记》的历史地位，清代著名史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这样评价：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司马迁》这部话剧剧本以司马迁的生平事件为经，以《史记》的写作为纬，互为交织，虚实相生，动静相宜，始终洋溢着浪漫的诗情与生动的细节。
初步设想全剧分为腐刑、故乡、大雪、立春、殉道五幕，因尚在构思阶段，故不在此处详言五幕内容。不过，这五幕话剧要达到的效果，仍可归于司马迁本人而说：“何知仁义，已向其利者为有德。”（《游侠列传》）
2013年9月8日于闲庐
关于三国的话题
2007年是我的旅游年。尽管我爱好旅游，但让我拿出差不多九个月的时间在旅途上奔波，这也并非是我的选择。事实上，我的旅游尽管是快乐的，却是被动的；尽管是丰富的，却是劳累的。因为拍摄《风云三国志》这部大型历史纪录片，我带着摄制组八位同志，分驾两台车，走过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四川、重庆、云南等十一个省市，行程两万三千余公里，采访了数百处三国遗迹。
一路上，我们探访了很多古战场，很多消失了的城市的遗迹，很多三国名人的纪念建筑、坟茔以及一些新造的三国旅游景点。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段历史像三国那样，让国人如此津津乐道。三国的历史不足百年，但留下的遗迹，仅被授予全国以及省、市三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也有将近千处。这么大的数量，为国内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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