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卧龙离去后，蜀水巴山响杜鹃。
归辇犹闻笳鼓壮，卷戈谁抚铁衣寒。
苍天不遂英雄志，大地空留烈士篇。
难信金瓯能久缺，陇头司马定中原。
第三天，我们又来到汉中勉县的定军山。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遗命葬于定军山。看过他的松楸森森的墓冢之后，又应主人的邀请，泼墨挥毫写了一副对联：
兖州、荆州、益州，一生事业千秋相
隆中、汉中、关中，半世功名五丈原
前面的诗，是对诸葛亮的凭吊和感叹。后面的联，是对诸葛亮一生的总结。诸葛亮二十七岁出山，五十四岁死，所以说他是半世功名。而他毕生的事业都是辅佐蜀汉政权，欲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从这一点上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千秋相”。
我想，中国人对关羽与诸葛亮的肯定，实际上是对“义”与“忠”这两种传统美德的仰慕。关羽之义、诸葛亮之忠，都是国人感情上的依附与寄托。这两个人的功过是非，从历史角度评价与从道德角度评价，存在很大的差异。历史中的真人与被纪念的神人，也有极大的不同。在历史中，三国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应该是曹操。无论是对诸侯割据局面的控制还是在选用人才上，甚至在文学辞章方面，曹操都有着卓越的建树。但在民间的道德记忆中，他却成了“奸雄”的代名词。所以，后人便没有兴趣去纪念他。大凡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总是把事功放在第一位，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甚至不择手段，道德上便难免有欠缺。这样的人，在一个同情弱者、道德至上的品鉴系统中，不会占到任何便宜。
类似于以上这些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在我的三国主题旅游中，经常会碰到。一个人一旦进入了历史的误区，如果不能慎之又慎，一定会迷不知终其所止。
话说三国的战争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政治的最高形式是民主。但在漫长的历史中，政治的演绎过程往往伴随着战争。杀戮不能称为人类的嗜好，但却是解决政治纷争的最为简捷的方式。翻开古今中外的史书，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
如果我们试图分析和归纳一个战争的年代，用以启迪人们对历史的思考，那么，最为合适的案例应该是三国时期。按历史学家们的划分，这一时期起自公元190年董卓劫持汉献帝到长安，终于司马炎建立晋朝，并于公元280年消灭吴国，前后九十年时间。
在那九十年里，政治的主要体现形式是战争。因此可以说，那是一个诞生了许多战争神话的时代。生在盛世的人们，不会憧憬那个时代，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能作用于我们生活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并引起我们对历史与政治的思考。
那个时代，因为是用战争来定义人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不愉快的场面，例如，混乱代替了秩序，残忍代替了和谐。当然，也有一些积极的表现令我们向往，例如，智慧代替了权威，英雄代替了小人。
说到英雄，今天的人们给这一称谓加了很多前缀，什么财富英雄、文化英雄、道德英雄、科技英雄等等，这导致英雄泛滥。在历史的记忆中，英雄是特指那些叱咤风云、鏖战沙场的人物。在三国时期，这样的人物多如雨后的春笋。无论他们是高贵还是贫贱，是优雅还是粗俗，是统帅还是谋臣，是将军还是士兵，无一例外，他们都是战争这部巨大机器中的有机的一部分。正是因为他们，政治成为智慧的结晶，战争上升为一门艺术。
不过，有一点值得说明，战争是乱世的产物，而乱世，又恰恰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三国便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由于英雄，由于战争，我们记住了这个时代。今天的中国，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三国的故事。但是，对三国人物的褒贬，我们受到了《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巨大影响。大凡历史悠久的国家，国民都有嗜史的习惯。希腊人是这样，俄罗斯人是这样，印度人是这样，中国人更是这样。但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观。既然今天的中国人对三国人物的褒贬深受《三国演义》的影响，那么可以说，关于三国的历史观，我们受到了明代人的影响。《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生活的明代，是一个英雄渐渐退隐，而名士开始受到追捧的时代。平淡的世俗生活让人追求的不是理想而是刺激，不是英雄的信史而是神怪的志异。
这种生活信念的变化，是因为自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开国，一直到万历皇帝时期，两百多年间，大部分国人没有经历过战乱。和平使人幸福，和平也让人丧失忧患。我猜想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动机，一定是想唤起国人对英雄的记忆。
罗贯中尊崇刘备而贬抑曹操，对刘备集团的文臣武将进行浓墨重彩的歌颂。这种历史观不仅受到了《三国志》作者陈寿的影响，而且走得更远。罗贯中这一思想的形成，也可以归根于明朝的意识形态。朱元璋立国之初，便精心打造了两根精神支柱来撑起他的帝国大厦。这两根支柱，一根是忠，一根是孝。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曾写过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田。这副对联可以说高度地概括了朱元璋的思想。
忠臣孝子，是朱元璋要求他的子民仿效的楷模。以这种道德标准衡量，曹操属于乱臣贼子，而刘备因为是皇室的族裔而被认为是国祚的当然继承者。罗贯中虽然唤起了人们对三国英雄的记忆，但是，他对三国人物的褒贬，亦受到了明代人忠孝观念的影响。我不是说忠孝有什么不好，只是想说明，任何好的观念，若强调到绝对的地步，就会走向它的反面。
现在，我们要重新走进三国的历史，首先便须摆脱罗贯中与陈寿的影响。譬如说，三国的战争，官渡之战也好，赤壁之战也好，它们堪称战争史上的经典，但若从政治的层面揭示其意义，就不难发现，它们都是为了统一中国而战。
关羽是风俗中人
2007年，我因为要写《三国的战争》这部书，花了差不多九个月的时间，走了十一个省市，行程两万多公里，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三国遗址。回到家中检点沿途收集的资料及随手写下的笔记，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三国的众多遗址，列入县、市、省、国家四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共有两千余处，其中最吸引游客眼球并享名最久的，竟都是诸葛亮与关羽这两个人的纪念性建筑。纪念关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山西解州的关帝庙、河南洛阳的关林、湖北当阳的关陵等等。虽然庙堂性的纪念建筑，关羽比诸葛亮要少一些，但民间的纪念建筑，关羽又远远超过诸葛亮，中国几乎每一个县都有关帝庙。
倘若遵循真正的历史，诸葛亮与关羽绝对不可能成为三国历史的轴心。尤其是关羽，文治谈不上，武功有得有失，特别是荆州一役，竟惨败在吴国小将吕蒙手下，使本来实力最弱的蜀国雪上加霜，从此一蹶不振。
但是，民间的记忆与历史的记忆并不是一回事。历史重功绩，民间重道德。一个因自己的轻敌和孤傲而让敌人割了头颅的败军之将，为何成为众星捧月的英雄？而且不是一般的英雄，他自宋之后被许多皇帝追封，在明代达到了“圣”的地位。当时，文圣是孔子，武圣是关羽，一文一武，堪为万世师表。从这一点说，中国的武将们，没有一个能够超过他，即便是历史与民间都很看重的楚霸王项羽，也不能与关羽相比。比较之下，三国的头号政治家曹操及关羽始终效命的刘备，也显得相形见绌了。
不过，关羽的武圣同孔子的文圣相比，多少有点底气不足。在历史中，凡集学问之大成者，谓之硕儒，谓之泰斗；凡集道德之大成者，则谓之宗师，谓之圣人。泰斗乃人之极品，而圣人则已不是人，而是神了。中国人虽然擅长造神，但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被捧到神的位子上。
关羽之所以成了神，有两个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二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
先说朱元璋。这位和尚出身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创建了大明王朝之后，便把“忠孝”二字定为立国之本。忠孝为本，耕读传家，是明代人广泛遵循的道德原则与用世法则。万历首辅张居正曾写过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田。”把朱元璋的帝治思想阐述得清清楚楚。
在忠臣孝子被视为社会楷模的文化环境下，明代的文学艺术作品自觉不自觉地都会服务于这一思想约束与文化语境。大约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三国演义》，便带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用时下的观点说，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是一部服务于帝王思想的主旋律作品。但与主旋律作品不同的是，罗贯中没有给他笔下的人物贴标签、画脸谱，而是遵循文学创作的规律，让那些在宏阔的历史画卷中粉墨登场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罗贯中塑造的三国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下二三十位。这些人既是历史人物，又是文学典型。但全书贯穿的思想，始终离不开“忠孝”二字。刘备忠于汉室，诸葛亮与关羽，一个文忠，一个武忠，又始终对刘备忠心耿耿。数百年中，中国没有哪一部小说，能够像《三国演义》这样深入人心。究其因，一是三国那段历史波诡云谲，二是小说中人物生动逼真，三是它宣扬的忠孝思想始终是中国人的道德追求。
应该说，因为有朱元璋的忠孝立国的思想，因为有罗贯中的生花妙笔，才有了关羽成圣成帝的可能。客观地讲，诸葛亮与关羽两位忠臣，都塑造得很好。在文人的心目中，诸葛亮的地位更高。杜甫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道出了所有读书人对他的尊敬与怀念。但诸葛亮始终只能是道统中的楷模，而关羽则不一样，抬举他的、热捧他的是历朝历代的政统。相比于道统，政统有着更加强大的影响力。道统提倡风气，政统提倡风俗。以此论之，诸葛亮是风气中人，而关羽则是风俗中人。
罗贯中塑造的诸葛亮与关羽都很成功，为何诸葛亮不入政统的法眼呢？这是因为，文臣与武臣是有差别的。文臣忠于社稷，忠连着忧患；武臣忠于朝廷，忠却连着愚。与忧患相连，忠是有条件的；与愚相连，忠是无条件的。任何时候，对于政统来讲，愚忠总是受欢迎的。
关羽的履痕所在，我去过不少。从他的故乡到他殒命之地，从他被塑为“战争之神”的官渡到他兵败如山倒的麦城，每到一处，凭吊之余还是凭吊。但是，当我于秋风中到了诸葛亮撒手人寰的五丈原，却不免感慨唏嘘，当场写下了一首七律：
一自卧龙离去后，蜀水巴山响杜鹃。
归辇犹闻笳鼓壮，卷戈谁抚铁衣寒。
苍天不遂英雄志，大地空留烈士篇。
难信金瓯能久缺，陇头司马定中原。
这首诗写于2007年10月，虽然过去了五年，我思想的脉络没有任何改变。
桃花夫人记
晚唐的著名诗人杜牧，写过一首《题桃花夫人庙》：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
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
如果不了解春秋时代楚国称霸于南方的史实，读此诗便会如堕五里雾中。诗中的主人公桃花夫人，不但历史中确有其人，而且因为她还改写了部分侯国相争的历史。毛泽东主席于1958年路过信阳时，就对桃花夫人表示了赞誉。
若要全面了解桃花夫人在历史中的是非功过，首先要了解她的人生经历。
桃花夫人名叫妫桃。妫是姓，桃是名。她本是春秋时代陈国（今河南淮阳）国君的次女。生卒年代大概在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650年。妫桃生得十分美艳。中国公认的四大美女是西施、王昭君、貂蝉与杨玉环。古代没有照相术，我们无从知道这四大美女确切的长相与身姿。从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我们知道杨玉环“芙蓉如面柳如眉”，这也只是一种形象的描述而非实证。形容四大美女的特点，也曾有一句话概括，叫“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桃花夫人早于这四大美女，从简单的历史记载与传说来看，她的美艳不在四大美女之下，甚至还有超过。就因为她叫妫桃，所以当世就称她为桃花夫人。从此以后，桃花便成了中国美女的关键词，如“桃花颜色”“艳若桃花”等。除此之外，形容男人有了红颜知己，叫“桃花运”，形容女人红杏出墙，叫“命犯桃花”。后面两种似乎是贬义词，但这个贬义，也来自桃花夫人本身。
公元前684年，妫桃与姐姐同时出嫁，可见姐妹俩年龄相差不大。姐姐嫁给了蔡哀侯，妫桃嫁给了息侯。蔡国和息国，都是今河南境内的小国，但蔡国比息国要强大一些。那时候，周朝的中央政权已失去了控制力，各地诸侯国拥兵自保。侯国之间以结亲的方式形成同盟，亦是当时的惯例。前期的蔡国、后期的秦国，都是楚国结亲联姻的对象。若是从蔡国迎娶夫人，便称为蔡姬；若是从秦国迎娶夫人，则称为秦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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