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驴友-炎帝的力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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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日,我参加“高粱红了”的采风活动,来到泸州,主人盛情邀请我品尝“国窖1573”,并告诉我,这酒是国家认证的绿色有机食品。所谓绿色与有机,一是它用的高粱并非收购,而是在自己的二十万亩种植基地上,不施农药与化肥精心培养的糯红品种。因为这种高粱,才使得“国窖1573”保证了甘醇与绵远的浓香品质。二是该酒的生产过程,每一个环节即从用水到曲药都保证了纯洁,充满生物的活性而又远离污染。

    在漫长的岁月里,供养我们的一切食品都是卫生的、天然的。可是在今天,能喝上一口放心的水都成了奢望。此时有人告诉你,这酒是绿色的有机食品,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应该说,“国窖1573”同茅台一样,是酒中的奢侈品。我们说它出身高贵,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必须永远都是让人放心的饮品。

    那一夜,微醺之后,呼吸着绵绵的酒香,我在雨后的长江边上散步。看着泸州的灯火楼台,我心中想:这个城市从遥远的历史中走来,它还会走向更加遥远的历史。在匆匆的岁月里,它总是在“旧貌变新颜”的故事中循环往复。从江阳到泸州,它变得太多太多。但它有三点是不变的:第一,它总是与长江为伴;第二,它被定格在北纬28°的白酒谷中;第三,它是一座永葆青春的酒城。酒在这座城市里,不是夸张的消费与疯狂的纵欲,而是一种文明存续与发展的方式。

    2012年7月31日于龙潭书院

    对汉江的期待

    有一次,在西安城中与贾平凹先生聊天,他说他的老家商州,虽在陕西,却不属于秦文化地区,而应属于楚文化地区。旁边的朋友讥笑他:“你就是想往湖北凑,可那儿的人根本不认识你。”平凹笑着回答:“咱老家在秦岭南,秦楚的疆域就是以秦岭为界,咱老家的汉江,没流到西安,却流到武汉去了。”

    细读平凹先生的作品,虽有秦人的执着与粗粝,但亦蕴含着楚人的浪漫与纤柔。商州乃楚头秦尾,汉江与丹江的发源地都在此地。众所周知,楚文化最初的灿烂,便是发生在汉江流域。

    中国江河的走向,大都自西向东,但汉江却是自北向南。它发源于秦岭,流经一千多公里的区域,于汉口注入长江。

    如果让时光倒退一千多年,甚至更早一点,在汉唐时期,汉江两岸的繁华,远远超过了长江,这是因为当时的都城在关中的长安,汉江由此成为帝国连通南北的大动脉。数百年间,汉江以及两岸的官道,始终舟车辐辏。官旅行贾、骚人墨客,莫不在汉江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与歌吟。

    有一次,一位研究风水学的朋友对我说,他研究过很多伟人的故居,发觉他们一般都诞生在某一条河流的源头上,房子前必有细细的水脉,这水脉,最终都通向盛大的河流。我因未做调查,不能评判朋友的论断是否正确。但是,如果我们稍稍留意,研究一下文学发展的轨迹,便不难发现,河流之于作家,犹如大地之于鲜花,是一种供养与共生的关系。沅水之于沈从文,汉水之于贾平凹,都可作为明证。

    在古代,汉江流域的确诞生过不少优秀的艺术家,如诗人孟浩然、张继和大书法家米芾等。流寓汉江的艺术家更多。汉唐时期汉江边上最大的城市是襄阳,斯世不但许多艺术家寄居于此,就连诸葛亮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也在城郊的隆中隐居,登山傲啸,临涧赋诗,汉江上的帆樯,亦可成为他的草庐窗中的风景。

    那一年,我去襄阳,参谒诸葛隆中之后,又去汉江边上的鹿门山,瞻拜孟浩然故居的遗迹。看到壁间众多的题诗,我当时就想,若能编一部《汉江诗文选》,定是文学史中的壮观一景,徜徉其中,不但能欣赏大汉雄风,更能于雍容大度的吟唱中,品味令人景仰的盛唐气象。

    文学也是一种生命,凡生命都不可离开水。今日的汉江,已不能见到艺术家行吟天地的云帆了。它的胭脂色的波浪,正在浇灌着支撑盛世的摇钱树。而且,南水北调工程,准备于武当山下截取汉水以济北京,这条古老的文化长河,即将成为首都的生命之源。但我们不能据此推断,文学的汉江已经消失。我们完全可以期待,汉江将如盛唐时期一样,诞生自己的文学艺术大师,诞生自己的作家群。文学无关国计民生,但却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衰世文采黯淡,盛世文采斐然。“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今日我们要饮的,是从唐代流来的盛世文学的悠悠水脉。这水脉中有长江、黄河、淮河、珠江,当然也有汉江。

    放下

    前不久,我的一位朋友问黄梅五祖寺方丈见忍和尚:“禅书上常有记载,某某和尚苦修多少年都不得要旨,某天听到一句话就突然开悟了,这是为什么呢?”见忍答:“因为这和尚通过某种暗示或者点拨,突然明白了‘放下’的道理。所谓开悟就是放下。”朋友听罢释然。

    记得十二年前,我们几个朋友相约去海南度假打高尔夫球。到了球场,一位在证券公司当总经理的朋友接到秘书的电话,言股市行情突然启动。他立刻收拾球杆返回。我劝他留下,他不肯,反复数次,最后他仍坚持要走,我笑道:“岂不闻佛家言乎,人生要旨在于‘放下’二字。”他叹道:“问题是放不下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当天,他又乘飞机返程,偏遇暴风雨,飞机不能起飞。他只得回来。我笑道:“你不肯放下,老天爷要你放下。”

    去年春节,我回到故乡小镇。无论是除夕还是初一,街上商业气氛不减,各家店铺生意红火,大街小巷人满为患。目睹此景,我不禁怀念我的童年时代,整个春节期间,街上冷冷清清,没过完元宵节,店铺是不会开门的。家家亲人团聚,围炉向火,推杯把盏,谈天说地,一年的疲劳就此卸下,真个是不亦乐乎。

    或许有人认为,这种春节太过寂寞,还是应该由商家鼓噪,过得红火才是,否则,便体现不出“吉庆有余”的气象。对这观点我不敢苟同。西方的圣诞节类似于中国的春节,是一年中最为隆重的节日。那一年我在多伦多,恰逢圣诞节,黄昏时分,我与儿子驱车上街寻找餐厅,竟全部关门,只好回到寓所自己做饭。想买啤酒,几乎跑了五六个街区,没有一个商店开门营业。夜色中,但见家家门口的圣诞树闪烁着璀璨的光芒,所有人都回到温馨的家中,与亲人在一起品享丰盛的晚宴。这座城市所有的尘嚣在那一天都消失了。面对此景,我感到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故乡的小镇。

    近年来,总会听到有人感叹:“这个节,把我累趴下了。”为何累趴下了?无非是为利益或人情所驱,终日忙得陀螺一般,旋转着停不下来。如果像过去那样,一家人团聚,尽享天伦之乐,或者像西方人那样在节日里摒弃一切俗虑回归亲情,我们在吉庆的日子里会无暇品尝生活的甜蜜吗?

    节日尚且躁动,平日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中国都市中人,每个人都感到压力很大,都感到累。细究起来,乃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明白“放下”的道理。

    若论勤劳,中华民族应该是全世界最勤劳的民族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国人创业的欲望空前高涨,每个人都在培植摇钱树。当所有的人都在为理想而奋斗,这个国家就充满了生机。从民族前途来讲,这种创造力无疑是国家进步的根本保证;但从个人生活质量来讲,如果始终处在躁动中,则会让人产生身心俱疲的感觉。

    既要会工作,更要会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既要学会加法,更要学会减法。这个减法,就是放下,就是近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提倡的“慢生活”。

    雪佛

    我总觉得,雪是一个最为传奇的故事。每逢下雪,家中最高兴的,是儿子和我。

    我之所以喜欢雪,一是因为我的洁癖,天地一片白,难得一个清净的人间,二是因为雪带来的那几分凄凉,也特别合我的胃口。这时候,我往往会烧一只火锅,辣子放得重重的。就着煮得红通通的萝卜与肉片,喝几杯淡淡的花雕。同时,取出那本英译本的法国诗人雅姆的诗,读几首他的歌咏故乡比连尼山区的佳作。入此情境,我也就变成一片雪花,飘飘摇摇,飞落到尚在田间行走的故乡老农的竹笠上。

    儿子呢,他之所以喜欢雪,乃是因为儿童都喜欢堆雪人。

    以往,我很少参加儿子的堆雪人的工作。固然,我觉得这童年的乐趣很值得回味,但仍觉得没有必要再去体验一次。去年仲冬的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晚起的我,忽听到妻子开门时的叫声:“哎呀,好大的雪!”我起身拉开窗帘,果然,窗前花园里的梅树和橘树,它们的细枝像是一只只手戴上了厚厚的白手套。我立刻想到了故乡山上的奇形怪状的积雪,像是精灵们的城堡或是似幻还真的海市蜃楼。

    “爸爸,我们一起堆雪人去!”儿子兴奋地跑过来。

    “你想堆什么?”我问。

    “堆一个菩萨。”

    “堆一个菩萨?”我放下了雅姆的诗,问:“你怎么想到堆菩萨?”

    “菩萨都挺着大肚子,比胖外公还胖。”

    “原来是这样,好,我们一起堆。”

    儿子欢呼着塞给我一把小铲子,我们出门了。

    近几年的我,一直在试图用佛家禅宗的智慧清除长期束缚着我的心理情性。铃木大拙说过,不凭借整个的人格的力量就永远悟不到禅的真谛。鉴于商品文化对人的腐蚀,我感到我之修禅的主要目的,在于将自己人格的结构彻底重建。大雄宝殿里的佛像,人们统称为菩萨。在那些香火鼎盛的大庙里,善男信女每天川流不息,他们对佛顶礼膜拜,虔诚至极。遗憾的是,这些礼佛者多半认为佛是身外的理想,而并没有认识到佛是我们自身本质的力量。这种礼佛,其效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每年夏季,儿子跟着我出外旅游,到过一些大庙。每当我和禅师们交谈,他就站在旁边静听。八九岁的孩子,当然不可能听懂我们的谈话,但这毕竟对他产生了心理暗示,激发了他的模仿本能。所以,他就产生了堆菩萨的念头。

    门外的空地上,积雪一尺多厚。天上的雪花仍在纷扬。

    “堆个什么样的菩萨?”我问儿子。

    “最胖的。”儿子回答。

    “你觉得哪个最胖?”

    “我们在庐山那个庙里见到的。”

    儿子指的是庐山黄龙寺里的那尊如来佛。于是,我们便堆起如来佛来。

    儿子自告奋勇,当造佛的师傅。我呢,给他当小工,负责铲雪供应原料。

    大约花费了两个小时,一尊一米来高的雪佛堆成了。儿子的创作态度极其认真,雪佛的脑袋大且圆,只是佛肚大得过于夸张,几乎占了身子的三分之二。

    “这么大的肚子,要吃多少饭呀?”我问儿子。

    儿子说:“他的肚子里都是雪,哪有饭呀。”

    显然,儿子对他的创作很是满意,他绕着雪佛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忽然问我:“爸爸,你跟庙里和尚说,佛就是我们人自己?”

    “是的。”我回答。

    “那为什么我见了那么多的菩萨,却没有一个戴眼镜的,而人里头却有戴眼镜的?”

    儿子说着,扶了扶自己的近视镜。因为妻子近视,又因近视遗传,所以儿子九岁就戴上了近视镜。

    儿子的问话,我实在无法回答,只得支吾说:“佛和人并不完全一样。”

    儿子摸了摸雪佛的头,对我说:“给它取个名字吧。”

    我说:“菩萨不应该有名字。”

    儿子争辩:“应该有,人有人的名字,树有树的名字,菩萨就应该有菩萨的名字。”

    儿子执着起来。从小就接受的逻辑思维训练,使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逻辑是知识的根本,却是修禅的大敌。时下科学家们评定一个人的智商,就是看他日常的推理能力。禅却要求我们越过意识的界限而进入无念。由此可见,只要评判的标准不同,一个人在他人眼中,既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智慧者,也可能是一个浑噩无知的愚氓。

    儿子给他的雪佛取了一个名字,叫雪菩萨。

    那些用青铜造佛的人,是把他的理想熔铸在青铜中;那些用泥造佛的人,是用泥来捏造他自身的价值;我的儿子用雪来造佛,是把成年人的精神寄托嫁接在儿童的游戏中。喷射飞机一年比一年飞得高,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年比一年跑得快,我们对于佛的虔诚,却是一年比一年淡薄。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提高的结果,其实这是物质的纵欲代替了精神的追求,感官的刺激代替了高雅的情操。在这种情况下,儿子造佛的动机固然出于游戏,但毕竟,佛的精神已对他产生了小小的暗示。我相信这种暗示对他今后的人生会起作用的。

    下午,天放晴了。江南的雪就是这样,下得猛也停得快。

    第二天早晨出来,我们发觉雪佛正在融化。

    “它只活了一天。”儿子指着雪佛说。听口气,有些忧伤。

    “你希望它能活多久?”

    “一直到我死它才能死,这样就能保佑我一辈子。”说完,儿子一溜烟跑去上学了。

    我这时仿佛突然明白,原来儿子堆雪佛是想为自己制造一尊守护神。那么,至少现在他明白了,守护神不可能长久地跟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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