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同治六年冯子材着手进行防剿事务之始，可能是要给冯子材一个下马威，张凯嵩在调任云贵总督的前夕，上折奏参冯子材偏袒手下的将领。六月十九日，清政府有旨：“传谕署广西巡抚昊昌寿；据张凯嵩奏，前因提标兵丁在柳州府署索米喧闹，将署提标中军参将唐元芳撤任，奏请议处。又庆远兵丁因口角拥众闹入府署，并将庆远协副将杨安龙撤省察看。唐元芳于被参后，复往提督冯子材军营总理营务，并提署稿件多其主持，荔波之捷，冯子材仍为该参将奏保。总兵杨安龙至今亦未回省。冯子材于唐元芳之任性乖张、杨安龙之轻率躁妄，皆置不问，未免心存偏袒，请旨饬查等语。着吴昌寿将唐元芳、杨安龙才守优劣分别详查，如与张凯嵩所参相符，即着据实奏参，以正官常。”
按照清朝的制度，各省督抚对属员可用公文撤销其职务，称撤任，进一步降级或革职，则须上奏后等候皇帝的谕旨。武将如因事被撤任，只要没有“不许留营”的限制，其他将帅完全可以收留他在军营中当差出力。唐元芳、杨安龙因为小小事故就被撤任，这完全是张凯嵩打击冯子材的一种手法，而他们的被撤任并没有“不许留营”的限制，所以冯子材继续收留他们在军中干事，完全是正常现象，张凯嵩的纠缠不休，实在是派性大发作的结果。何况，杨安龙、唐元芳都是当年向荣、和春麾下的将官，长期与冯子材共事，曾是冯子材守卫镇江时的老部下。杨安龙，号海山，大概是广东人，有文章说他是广西宜山庆远镇人，可能不确。早在跟随冯子材到广西任庆远协副将后，作战十分英勇，于同治六年十一月收复龙州立功，冯子材奏请清政府“赏加提督衔”，清政府在同治七年正月二十日有旨照准：“以广西攻克龙州贼巢，予副将杨安龙等加衔升叙有差，”很快并升为总兵。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又“以广西追剿逸匪，肃清越南出力，赏总兵官杨安龙一品封典。”越南政府赠给杨安龙一副用精美的贝壳制成字镶嵌在樟木板上的对联（上下联各长1.7米，宽0.3米），联文为“雷霆分虎旅，疆里定鸿垣”。上款为“天朝提督衔总镇杨统领贵台”，下款为“越南国谅平北太次省同赠”，现该对联存杨氏后人家中。
至于唐元芳被张凯嵩革职后，冯子材于同治六年三月上奏片将其留营效力：“臣子材督师分投进剿，军务繁重，须得熟悉干练之员以资差遣。查有已革全州营参将唐元芳，系由军功出身，娴于军务，且习太镇边情，值兹用人之际，当经调赴军营差遣。伏查唐元芳前署提标参将任内，因兵丁索米哗闹，失于稽查约禁，经兵部议以革职，系属公罪，其材实有可用，相应恳恩俯准留营以供指臂。”旧时代官员所犯罪错有公罪私罪之分，公罪是因处理公事不当而致，一般处罚都较轻，所以冯子材仍可留用他，并总理营务处。唐元芳嗣因参与肃清边疆有功，于同治七年八月十四日有旨：“已革升用副将唐元芳，着开复原官，并赏还花翎。”同治九年八月，因追剿梁添锡功，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
由此可见，杨安龙、唐元芳是冯子材治理边疆危机的重要助手，张凯嵩奏参冯子材任用杨安龙、唐元芳是没有理由的，严重失实。所以，吴昌寿和清政府似乎都没有进一步的处理意见，杨安龙后来仍回任庆远协副将，并移家定居庆远。张凯嵩所以要用这样歪曲事实的方式来奏参冯子材，其真实目的就是把水搅混，防止冯子材奏参其亲信将领何元凤。
俗语说：“治国首要治吏”，而冯子材在治理边疆危机的过程中，发现治理边疆危机的成败也系在吏治上。因为边将边吏的贪污腐败会严重影响边疆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边吏的横征暴敛会逼反边民，加剧边疆地区的动乱，将冯子材为治理边疆危机筹划的得力措施消弭于无形；而边将克扣军饷，则会使边防将士军心瓦解，战斗力削弱，无法御敌剿寇，从而损害治理边疆危机的大局。因此，冯子材因为治理边疆危机的职责重大，时间紧迫，容不得过多的干扰和妨碍，所以只要碰到破坏治理边疆危机的贪腐官员，就忍不住要奋起斗争。《冯宫保事绩纪实》记载冯子材奏参何元凤的经过称：即拟进兵扫荡各属，而元字四营分统副将何元凤，以兵饷未到，夫亦未齐，不遵札调。公怒，立将该将咨参斥革。其实，事情的经过并没有这样简单。
何元凤是驻桂湘军将领，早在咸丰十年正月，就以千总身份跟随刘长佑收复柳州，而得升守备。同治六年十月，张凯嵩可能已经得知冯子材很不满意何元凤，为了保护何元凤，借自己调任云贵总督之机，上奏清政府，以“滇省军务紧要，恐新集之军难期得力”，指调何元凤及所带元字三营等军赴滇助剿，以摆脱冯子材的节制。张凯嵩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考虑到刘长佑、刘坤一叔侄先后调离广西后，统带凤字四营的何元凤可能就是他们留在广西的楚军的主要将领，将何元凤搞下去，楚军在广西的势力和地位将大大降低，因而要尽力保全何元凤。
也许是出于回张凯嵩以前的种种刁难以颜色，清理妨碍治理边疆危机的不利因素，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冯子材上奏《特参游击贪鄙片》：“粤西军务，连年萑苻不靖，由其中有不职将领贪鄙卑污，冒功侵蚀，抗违军令，以致不能肃戎行而收实效。臣履任两年，留心甄察镇将以下，实心奋勇者尚属有人，而贪劣营私，贻误戎机者，莫如花翎总兵衔尽先副将署右江镇右营游击何元凤。
同治六年三月间，臣亲督兵勇由柳赴庆，防剿黔边，解南丹、肯岜重围，分兵追剿。当派何元凤管带元字中、左、右三营由右路进兵，驻扎毛难，相为犄角。先派镇柳两营由中路进兵，越境攻克荔波县城，臣督率亲兵小队相继而进，扎抵水扛地方。是夜，苗匪四山丛出，暸见我军单薄，四面冲围，势甚危迫，立即飞调元字右营星夜驰援。该营官遵令拔队，业已起程，殊该副将再三挠阻，不准前来，反将营勇撤退瑶埃，故与大营隔阂，其居心忌刻，欲坏大局，已可概见。
粤西饷项支绌，各营弁勇固属艰苦，元字三营系照楚军章程，每月由浔州厘卡及南宁粮台发给请领，统归何元凤经手，往往掯勒不发。该营官守备何荣胜、把总林迪吉札恳支放，该副将寻撦贪劣字样，捏禀摘革。迫臣调营查办，据该营官等呈饷单，共领得饷银三千余两。查据浔卡及粮台禀复，实共发交何元凤元字左右两营饷银六千余两，即此一端，其侵吞刻薄，又可概见。
元字营稳扎毛难，系由庆郡五属捐米接济，并无缺乏。何元凤仍就营私捐，凡附近毛难之长寨、瑶洛、瑶芦、水扒、瑶六、立化等处瑶民村寨，折钱敛米，不绝于途。该处尽投诚善良，不堪威逼，倒戈相向。该副将复假公济私，督军攻剿，瑶民等心寒气愤，锐不可当。七月二十一等日，连败两仗，大挫军威，损伤营勇多名，失去号衣四百余件，犹敢捏报胜仗，铺张贼情。且又勇额不足，冒领银粮，并纵令随营幕友，拷磕怀远泰安店客民赃银五百余两，声名狼藉，确凿可据。
臣当即札撤，遴委副将谢继贵接统其众，乃该副将意挟制邀众抗撤，使谢副将不敢接统。时因南太军情吃紧，署抚臣苏凤文咨会移师，以庆远边防一时不能遽撤，又未便骤易生手，仍责成该副将驻防。
臣起程赴邕，未及旬日，竟敢乘间擅离防所，私回柳州。荔波、九阡逆苗匪窥得虚实，迳由大路追逐黔勇，阑入思恩县界。元字营无员统率，不能迎头截剿，该匪遂长驱而下，攻扑庆城。该副将闻报回防，路已梗塞，幸镇柳右营攻剿东兰肃清，就近拦击，匪始退窜。及招回元字营勇回顾庆城，沿途遇贼，该副将又复恇怯奔避败伏，遗失关防。种种劣迹，均经臣迭次咨参，而署抚苏凤文仅究其不能堵贼，摘去顶戴以示薄惩。
查该副将历年带勇随剿坪天寨、那檀、山泽等处，建有微劳。然乘胜掳掠，私收贼伪军师苏定英及逆首黄三妇女数口，现充妾媵。随剿山泽，留办善后，凡逆应缴军械内，有数百斤或二三千斤不等大炮数位，其余抬枪、红枪不计其数，概行私瞒入己，运回刘村八挂地方，现于其家私筑炮楼，严设墙垛，不识是何意见。
似此贪鄙不职，违误事机，心怀叵测，若谓藉资熟手，粤西将领尚不乏人，而独于何元凤事事姑宽，以观后效，第恐人人效尤，此后难于整饬营伍。理合逐款附片陈明，仰恳天恩敕部严议核办，以申军纪，以警官邪。”
从冯子材所列事实来看，何元凤逼捐瑶民，激成民变；扣压军饷，松懈军心，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贪劣营私，贻误戎机”，其实就是个贪腐官员，严重妨碍冯子材治理边疆危机的事业，而只会发生消极作用。清政府于同治七年正月二十二日有旨批复：“以贪鄙违误，广西副将何元凤革职逮问。”二十七日又有旨：“冯子材奏参游击何元凤贪鄙违误各款，据称该员带兵驻扎毛难，苗匪冲围水扛地方，调令驰援，故意阻挠；领到饷银六千余两，仅支放三千余两；逼捐瑶民钱米激变，损伤营勇，捏报胜仗；纵令幕友得受客民赃银；经该提督派员接统其众，挟制抗违；荔波苗匪阑入思恩县界，该员私离防所，营勇无员统率，致令该匪长驱，攻扑庆郡。其随剿那檀、山泽等处，私收逆首黄三妇女，并将枪炮等件入己家内，私筑炮楼墙垛等语。以上各款均属大干法纪，若不严行惩办，何以肃戎行而警效尤！花翎总兵衔尽先副将署右江镇右营游击何元凤，着即革职拿问，交冯子材提营严讯，据实定拟具奏。”
但在实际处理的过程中，冯子材发觉署理广西巡抚苏凤文似乎有意偏担何元凤，曾奏称对于何元凤的种种劣迹，“均经臣迭次咨参。而署抚苏凤文仅究其不能堵贼，摘去顶戴，以示薄惩。”后来冯子材奉旨提审何元凤，“臣钦遵之下，当经恭录，移请抚臣苏凤文遵将该游击何元凤委员提解来营，以凭讯办。讵臣越剿倥偬，追贼逾远，现仍未准提解来营。”冯子材只得请求改由苏凤文讯问，事情遂不了了之。同治八年七月，苏凤文向清政府报告清剿桂黔交界的苗匪时，就有“并令何元凤带勇驰赴罗城截击，以固柳郡门户”等语，可见已复职使用了。直到同治九年十一月初四日，清政府仍有旨称：冯子材奏称：前因越境剿贼，未及讯办（何元凤），现在军务已撤，请将何元凤交苏凤文就近讯问等语。着苏凤文即将何元凤提讯，按照冯子材所参各款彻底根究，按律定拟。但没了下文。而随着刘长佑的到职，此事估计会有反复。冯子材的顶头上司这种态度，严重干扰了冯子材治理边疆危机的进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清政府批复广西巡抚黄槐森奏请将武弁惩处折：有管带龙州防营总兵衔留滇补用副将何元凤等，“前因郁林滋事，防守多疏，未能亲往助剿，实属畏葸胆怯，均着即行革职，以示惩儆。”如果此何元凤即系彼何元凤，则何元凤被冯子材参劾后，即被苏凤文设法包庇下来，并被转随刘长佑去了云南。在云南，何元凤终得复职。后来，在中法战争的后期，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在宣光一役败溃后，将士逃归滇军各将，其中“朱冰清、刘文谦、刘志雄带归何元凤六百人”。等冯子材辞职离开广西后，又是湘系将领苏元春任广西提督，而冯子材不久被任为云南提督，何元凤再调回广西，管带龙州防营。不过，这个何元凤混了30多年，职务虽已升为总兵衔留滇补用副将，却最后落得个“实属畏葸胆怯”而被革职，可见当年冯子材参劾他还是对的。
既然双方已撕破了脸，冯子材也就不客气了，于同治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归顺行营上奏清政府，指出广西边疆危机情形长期存在的原因是由于前广西巡抚张凯嵩“纵寇殃民，居心壅蔽”所致：“惟臣每到一处，体察情形，采访舆情，始悉广西边氓受害之由，莫非前抚臣张避重就轻，居心壅蔽。当其视师邕郡，督剿山泽时，吴亚终势已渐大，绅民妇孺延颈以待官军。果能亲统全师，按临镇柳郡，乘其就抚而殄灭之，如缚鸡然。乃计不出此，克复山泽后，声威震詟，泗城府被围甚急，文武雪片乞援，竟坐拥重兵，视死不救，若惟恐贼子之速灭而贼党之不多也者。于是泗城失守，归顺为墟，陷及龙州。盗贼响应，甚至将士失律，饥兵溃变，为贼添翼，不下万余人。逆焰愈长，逆党愈众，而逆踪所至亦愈近而愈宽。太镇被围，岌岌乎不可终日，南邕根本亦形摇动，纵寇殃民，莫此为甚！”从冯子材奏折所列事实来看，张凯嵩其实就是个贪腐官员。张凯嵩正是由于自己主持治理边疆的防剿事务有如此弊端，所以不愿意冯子材插手其中，以免冯子材看出其谎报军情、虚捏战功等种种漏洞来，因而长期闲置冯子材的。
清政府采纳了冯子材的奏劾，加上张凯嵩在调任云贵总督的过程中，“行至巴东，称病，三疏请罢，坐规避褫职”等问题，于十月初三日有旨：有人奏：已革云贵总督张凯嵩前在广西办理军务，避重就轻，居心壅蔽。克复山泽后，泗郡乞援，拥兵不救，以致泗城、归顺、龙州相继失陷，纵寇殃民，咎有应得。该革员升任云贵总督，不愿赴任，屡次藉词迁延；平日贪婪，官民交怨，拥资何止千万，请饬罚银充饷等语。张凯嵩规避云贵，朝廷洞悉其情，是以将其革职。至在广西巡抚任内，贻误军事，婪索属员，如果属实，大干法纪。苏凤文久官粤西，知之必悉，着即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
苏凤文，字虞阶，贵州贵筑人，丁酉科举人，长年在广西任官，参与杀死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之战，咸丰四、五年曾署全州知州，长期与农民军作战。后苏凤文将镇压广西会党起事经历写成《堂匪总录》、《广西昭忠录》等书，并曾主持编纂《广西全省地舆图说》。当张凯嵩任广西布政使时，苏凤文于同治元年由左江道升任广西按察使。当张凯嵩任广西巡抚时，苏凤文于同治四年升任广西布政使。当张凯嵩升任云贵总督时，苏凤文于同治六年升任广西巡抚。因此，苏凤文算得上是张凯嵩的老部下，是由张凯嵩一手提拔起来的继任者，关系自然密切，当清政府将冯子材奏参张凯嵩的案件交由苏凤文查办时，苏凤文自然要偏袒老上司，复奏称：“遵查张凯嵩服官西粤，历办军务，并无贻误。擢任巡抚后，整躬率属，并无婪索各情。”否定了冯子材的指控。
冯子材为更好地治理广西边疆危机而与贪腐官员而作的第一次斗争，就在官官相护的恶习下，没有取得更大的结果，可见，冯子材治理广西边疆危机的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充满坎坷和变数。
到光绪六年（1880），张凯嵩被清政府重新起用，先后任贵州、云南巡抚，于光绪十二年死去。光绪十四年（1888），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曾上奏：“已故前任广西巡抚张凯嵩功德在民”，请求为他在广西建专祠，并将事迹宣付史馆。但遭到广西京官编修刘宗标等以故抚贪劣，滥叨旷典，呈请代奏收回成命：暨御史李士琨奏已故抚臣并无德政，请收回成命各一折。据称：张凯嵩在庆远府任内，失守城池，冒功开复。在藩司、巡抚任内，种种贪黩，并有忌功停饷，不发援兵等情。宦粤数十年，既无德政，又无战功，粤民至今怨谤各等语。清政府认为各官所奏，“与李秉衡胪陈该抚政治战绩，并称舆情爱戴各节，大相悬殊。事关褒扬巨典，亟应确切查核，以定是非”。遂于三月初八日命新任广西巡抚沈秉成“着将该故抚在粤历任事迹，按照前后所奏，逐款详细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沈秉成很快就奏复：“查明各款，均无确据。惟张凯嵩果系品诣纯粹，功德入人，自必群情悦服，何至毁誉参半，众论不符等语。”清政府遂于同年九月初十日有旨：“张凯嵩既非政绩昭著，舆论胥洽，所有建立专祠之处，着即撤销。”显然，张凯嵩落得如此结局，与冯子材对他的劣迹的揭露和参劾有很大关系。
无独有偶，光绪十八年（1892），广西巡抚张联桂奏称：在籍绅士雷祖迪呈请：已故广西巡抚苏凤文功绩卓著，恳请宣付国史馆立传，俟例限届期再行题请建祠，当经降旨允准。但广西京官钟德祥等联名呈称：苏凤文官粤声名平常，舆论不洽。翰林院侍读唐景嵩等奏：苏凤文黩货攘功，群情怨恨，恳请收回成命。清政府纳奏，于十一月十日有旨：“国史馆立传必须事实详确，方足以昭彰之公。苏凤文官粤时不特舆论不洽，且为众怨所归，岂可滥邀旷典？所有请将苏凤文事绩宣付国史馆之处，着即撤销，例限届期题请建祠亦不准行。”由此可见，冯子材对苏凤文的不满还是有道理的。
《冯子材传》则误记冯子材参张凯嵩为壬申年（同治十一年1874）事，而大加赞赏称：“壬申以后，内外晏然，仅选留十营，与民休养，益专考察军民疾苦，追察所受吴亚忠等匪害，由前桂抚张居心壅蔽之咎，据实举发。附略曰：亚忠初围泗城，拥兵不救，归顺为圩，陷及龙州，将士失律，饥兵溃变，为贼添翼，不下万人，纵寇殃民，莫此为甚：弹章既出，西南督抚靡不悚惕，吏治一振。”
事实并非如此，冯子材所参劾的张凯嵩、何元凤，都属于刘长佑的湘系在广西培植的势力。冯子材参劾他们，就触犯了湘系的利益，从而引起湘系在广西及两广的官僚们对他的嫉恨，埋下以后一连串麻烦的伏笔。后来，湘系的两广总督刘坤一与冯子材作对时，于光绪五年（1879）九月十三日就以冯子材奏参张凯嵩一事煽动广西巡抚张树声称：“冯萃庭前参张月帅及西省守令，甚著风裁，今乃及于区区，无足怪者。”其中仇恨之意，溢于言表，并非“靡不悚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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