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冯子材传》称：“朝命佐广西边外军事，其时苏元春为督办，子材以其新进出己右，恒悒悒。”其实，冯子材任帮办时，督办为潘鼎新，而非苏元春，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八日，有旨撤换潘鼎新：“关外官军十二月及本年正月间迭次挫失，巡抚潘鼎新身为统帅，虽经亲临前敌并受枪伤，惟未能策励诸军，力图堵御，实属调度无方，潘鼎新著即行革职，改由苏元春督办广西关外军务，由李秉衡护理广西巡抚。”而前敌接到此旨，已在三月初了，距冯子材得任帮办的时间，已过了一个多月。因此，冯子材不应有如《清史稿.冯子材传》所称的“以其新进出己右，恒悒悒”的事情发生。
正因遭到潘鼎新排斥而深感报国无门的冯子材，是初十日在思陵土州属的派站军次接到张之洞上述通知的，十六日，又在凭祥接到张之洞嘱其使用“钦差帮办广西关外军务前广西提督之关防”的电报，并在二十三日于行营开用。冯子材二十五日有《恭谢帮办广西关外军务恩并报开用关防日期折》称：
“奴才衰庸晚景，樗栎凡姿；计自江左从军，迭荷圣朝之拔擢；嗣因交南振旅，复叼世职之恩荣；午夜兹惭，寸衷寅畏。九年秋仲，猥以旧疾之难愈，获将提缺之准开，凡此有生之余年，皆沐鸿慈于永日。
去春正月，养疴故里，又因督抚臣之荐，力疾办团。正冀海宇以安澜，得遂暮龄而藏拙；讵意外洋法丑竟敢跳梁，始借邪教以诬民，继思蚕食而启土，腥闻越地，肆扰藩封。凡属臣民，均宜报效，况奴才备员武职，敢不前驱奋勉，灭此狂徒！”当时，督办关外军务的是广西巡抚潘鼎新，另一个帮办军务的是署广西提督苏元春，冯子材得任帮办军务时间最后，排在第三位，不但没有以前任广西提督时的专折奏事权，甚至潘鼎新也没有给他会衔奏事权。但他的地位仍远在一般将领之上，比起以前动辄要看他人脸色又大不相同，也为他后来组织和指挥清军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提供了条件。
谅山败溃后，屡遭挫折的广西边军虽然不像北宁败挫后那样溃不成军，无法收拾，但也是士气低落，将帅消沉，尤其是身为前敌统帅的潘鼎新，更是显得手脚忙乱，措置失宜。他依然无法正确地判断敌情，搞不清楚法军的主攻方向，而是错误地断定法军已将攻击目标转向云南方向：“法进扎扣拄，拟由艽葑进窥牧马，两面夹攻，欲尽取越境。”并认为法军如再进攻桂军，突破口将会先在艽葑：法军“极意经营，规划全越，为久据侵扰之计，并分股前趋扣波、芄葑，希图西通太原，北窥内地。艽葑一水可达龙州，闻欲伐竹结筏，顺流下窜，绕截关前诸军之后，居心狡狠，防不胜防，后路人心颇为震动。”为此，潘鼎新将大部分兵力调往艽防守，包括苏元春部18营、方友升部两营、马盛治部6营、鄂军魏纲部4营、淮军两营、冯子材部5营，合共37营约万余人。即使如此部署，潘鼎新仍担心法军势大，广西边军抵敌不住，于正月廿七日电告清政府；“冯军、苏军分往艽葑扼扎，不知能否堵御？”事实证明，潘鼎新判断错误，担心多余，因为法军此时尚无力大举进犯，艽葑方向只有法军的小股侦察部队，试图佯攻，牵制清军，广西边军大部队一到，即已退走。三月二十四日，苏元春关于此事奏称：“法人退出南关以后，仍踞文渊，该处右通长定府治艽葑，为去牧马、高平要道。节据探报，艽葑已有敌踪，如由水路顺流而下，即可窥伺龙州。前抚臣潘鼎新方驻海村，约会帮办军务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分拨萃字五营扼扎扣波，免为敌据，并属臣元春督军出击。即于是月二十八日亲率提督陈嘉、方友升、副将陈桂林所部镇南、亲军、毅新各营驰赴艽葑。三十日，将抵该墟，敌已闻风先遁，教匪犹聚扣波，萃军先于二十七日掩至进击，夺其大象一只。”四月初二日，张之洞等亦奏报此事称：“越人密报法将出扣波，袭艽葑，攻牧马，绕出南关以北，且断唐景崧、马盛治两军归路。苏元春率军暨魏刚军趋艽葑以待，冯子材遣五营扼扣波以邀之。二十七日，法数十骑率教匪至艽葑，官军先在，惊走。扼扣波之冯军突出奋击，败遁，获其驮军火大象一，擒匪党二。二月初二日，法又争扣波，遇冯军，脱洋衣、洋帽挂林木，而窜艽葑—即长定府。法以越官长定府知府给已，杀其子，遂无西犯意。”事后，冯子材为扣波之战的将士请功称：都司麦凤标拟请免补都司、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并请赏给勇号；千总陈荣坤此次请免补守备、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请赏戴花翎；都司冯绍珠此次请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仍请赏加副将衔；外委冯镇元拟请免拔外委、把总，以千总尽先拔补，并请赏加守备衔。
显然，如果继续任由潘鼎新这样瞎指挥、胡折腾，则不会有即将到来的镇南关—谅山大捷，中法战争的胜负结局又将不同。在这个严重时刻，老将冯子材充当了“挽狂澜于既倒，定胜负于俄顷”的关键人物，他在张之洞、广西按察使李秉衡等人的支持下，影响和争取潘鼎新、苏元春等将帅，为即将来临的决战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包括：
一、改变全军的战略思想，变消极防御为积极进攻。
到达前敌伊始，冯子材的处境也很困难，“敝部各营未集，他军呼应不灵。”但是，丰富的军事经验使他意识到我军实力犹存，事尚可为，继续消极防御，坐待敌攻，以至被动挨打并不是办法，而应该争取主动，扬长避短，调动对手，智胜敌寇。当时，前敌将帅的战略思想并不统一，潘鼎新曾报称：“冯军进剿，苏请暂缓，新拟俟鲍军到齐，云军大举，再乘势并进，敌势既分，庶易得手。”即冯子材可能已经了解法军分兵驰援宣光的情报，因此极力主张对法军采取攻势，苏元春和潘鼎新则认为时机未成熟，要暂缓。
在一般情况下，既然第一、二把手已决定暂缓进攻，其他人就不会再持异议了。但冯子材却不这样想，他似乎已预感到战机就在目前，如果轻易放弃，等到法军主力再次集中后，战胜敌人的机会就失去了，所以，决定紧抓不放。为了改变这种主帅决策纷乱的情况，统一全军思想，冯子材以身作则，在全军退扎的情况下，自告奋勇，亲率萃、勤两军担负出击文渊法军的重任。他于正月十八日通过主持后路事宜的李秉衡禀报张之洞：窃谓用众不如用谋，法枪炮利，用谋自可制胜。文渊用敝部，克期进战。张之洞支持他的主张，并去电帮助说服潘鼎新：“冯军自请攻文渊，既云有机可乘，自应许之。”但是既然采纳冯子材的意见，就不会只让冯军孤军出击，而必然会牵动前敌的全局部署。我们看到，自从冯子材提出主动出击的建议后，潘鼎新的战略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从正月廿四日的消极待援，变为廿七日的出兵艽葑迎敌，再变为二月初的回军镇南关一带，以配合冯军的出击法军。其中出兵艽葑虽然是一种失误，但却表现了主动出击法军的姿态。这种战略思想的根本改变，对于调动全军协同作战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争取到灵活机动、便宜行事的自主权。
在正月初三日任命冯子材帮办军务时，清政府就指示他“归潘鼎新调派”，明确了双方的上下级关系；潘鼎新在失守镇南关后，奏称冯子材等“飞催不至”，清政府曾有旨严责冯子材。十四日，张之洞电令冯子材“遵旨援剿，听潘调度”。但是，由于潘鼎新在开始时并未能很快接受冯子材出击文渊的主张，因此，冯军如要主动出击法军，就不能严格地“听潘调度”。为此，冯子材在十八日的电报中，就要求给予他一定程度的灵活机动、便宜行事的自主权：奉旨进剿，须与琴帅商办，无奈军情顷刻变动，必待缄商，不免坐失机宜，现密商琴帅，嗣后事机可否便宜行事，免延误。对此，张之洞也给予了支持，只是嘱咐他在采取军事行动时要注意及时请示潘鼎新：“贵军距琴帅营甚远，兵机瞬变，函商必误，自是至理。但此层宜向琴帅恺切陈明方可，想无不可，进兵时，须预将大略密达琴帅。”随后，张之洞通过致电李秉衡的方式间接地要潘鼎新答应冯子材的要求：“冯军既愿以本部克期进战，甚好，自应听其相机下手。往返函商必误事机，潘帅必已允许。”潘鼎新对此如何表态，我们还找不到有关资料，但以情理推测，因为冯子材的要求侵犯了他的指挥权和统帅权威，他不会高兴。但是，张之洞既已表态，自己对未来的战事又实在无把握，因此，虽然内心可能有所不满（这表现在他后来极力主张调冯军回援钦廉一事上），但也不便出面反对，只好采取缄默的态度，不作明确表示：战胜了有我一分功劳，失败了我不负责任。也许正是由他这种不明确的态度，促成张之洞等后来要求撤换他。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不出面反对，就意味着默许，在官场中，默许也算是一种不表态的支持，总比明确反对要好。冯子材正是由于争得了这种自主权，才能及时在关前隘修复长墙，并部署出击文渊诱敌，从而为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创造条件。
《清史稿.王孝祺传》载：“李秉衡集诸将举前敌主帅。孝祺曰：今无论湘、粤、淮军，宜并受冯公节度。秉衡称善。”说冯子材取得指挥全军的权力，则恐非事实。因为资料显示，在此期间，李秉衡主持后路运输等事务，事情繁忙，加上没有军中职务，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和权力到前敌“集诸将”开会。其次，当时潘鼎新以广西巡抚身份督办关外军务，是法定的全军主帅，没有朝廷的命令，谁也没有权力撤换他，特别是在决战前夕，部将私下会议推举主帅，无疑就是反叛行为，罪名是十分严重的，李秉衡、冯子材决不会作这样的傻事。也许有人会说，罗惇曧的《中法战争始末》和无名氏的《克复谅山大略》不是说潘鼎新这时因为畏敌而远避离前敌百里的海村吗？前敌无主帅，怎么不能另选主帅呢？这也不是事实。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潘鼎新虽然驻在后方，但却一直和前敌密切联系，指挥着战事，后来关前隘激战时，他还亲自率军赴援，因此，取得关前隘大捷，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再说，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潘鼎新有不便之处，也还有第二把手苏元春在，也不必再推选主帅了。总之，在官场中，部下私下商量撤换主帅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一般不会发生。光绪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冯子材曾和张之洞谈起当时他在关前隘布阵而得不到其他将领支持的情况称：“上年关前垣之役，敝部出扎先锋营东岭三垒，请军垫扎，久托词，以岭高，上下为艰，不肯往扎，几误大事，可为殷鉴。托庇成功，是以未言。”这条史料有力地证明冯子材当时并未取得全军的指挥权。
三、及时收缩兵力，集中对敌。
开始，由于潘鼎新派主力出防艽葑的缘故，镇南关前敌兵力分散，关前隘一线守军只剩下萃、勤二军约一万人，未能形成对法军的绝对优势，因此，及时将出防艽葑的主力调回关前隘后路，是战胜法军的重要步骤。在苏元春等人事后的奏报中，把这事说成是由他和冯子材两人决定并实施的：击退艽葑的小股法军后，“臣与冯子材虑其一战即退，必有狡谋，保无麇聚文渊，别图侵突，因即商同回顾关内，仍前分扎关前隘、幕府塘一带，以重根本。”但只字不提潘鼎新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实，苏、冯等军出防艽葑是执行潘鼎新的命令而去，现在调回当然也需要得到潘鼎新的允许，因此，苏元春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是因为这时潘鼎新已被撤职而因人废事的做法。在冯子材等人的电报中，则指出此事曾征得了潘鼎新的同意。如二月初一日，冯子材就“函商琴帅并致苏提，如艽葑已无贼踪，请苏军迅速回军，以重南关一路。”在张之洞等人的奏报则称：“冯子材请于潘鼎新，调苏军还中路。”《克复谅山大略》一文也指出：“冯言于潘抚，召苏元春回中路。”潘鼎新则因此时恰好张之洞等频频催促冯子材率军回防钦廉，以为成行在即，同意将苏军从艽葑调回关前隘接防。可见此事是由冯子材提出，得到潘鼎新首肯后实施的，其中并无苏元春什么事，苏元春说他参与决定回师，是他攘功的一种表现。
由于苏元春等军的及时调回，于是在关前隘的前敌后路便集中了广西边军的主要兵力，计有：冯子材统率的萃军中、左、右三军共10营5000人，驻守离镇南关10里的关前隘；王孝祺统率的勤军8营4000人，屯于其后半里许以为犄角；苏元春统率的毅新军、陈嘉统率的镇南军共约18营9000人俱屯幕府，在关前隘之后5里；蒋宗汉统率的广武军10营5000人、方友升统率的两营1000人，俱屯凭祥，在幕府后30里；潘鼎新统率的鼎军4营2000人屯海村，在幕府后60里；魏纲统率的鄂军4营2000人屯艾瓦，马盛治桂军6营3000人防艽，冯军6营3000人仍驻扣波，俱在关西百里外；王德榜定边军10营5000人驻扎油隘，在关外东30里。这样，集中将近80营近4万人的兵力，对来犯法军占有绝对优势，保证了决战的胜利。
四、增饷悬赏，振作士气
士兵是军队的主体，一支军队要打胜仗，光有将帅的积极性还不行，还需调动士兵的积极性，上下同心，团结对敌。如何使连遭挫败的广西边军将士低落的士气重新振作起来，成了摆在诸统帅面前的重要问题。
这时，冯子材在镇江时，用裁军增饷的办法整顿派系众多，军心涣散的军队的经验发生了作用。二月初二日，冯子材致电张之洞提到：初一日，“琴帅到王镇勤营，并亲到长墙营垒踏看。材往晤谈，商及进取，琴帅云士气未复，琴帅即回。”由于电文简洁，冯子材只谈到潘鼎新提出“士气未复”的问题，而没有进而谈及他将采取的对策：是消极地借此而反对出击法军呢？抑或是积极地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从而振作士气，为出击法军做好准备呢？但是，在事后张之洞等人的奏报中，出于攻击和贬低潘鼎新的私心，肆意窜改和歪曲冯电的原意，变成初二日后，冯子材“决计先发制敌，群议多不欲战，潘鼎新以士气未复止之，冯子材力争，率王孝祺军于初五夜出关袭敌。”其实，当时敌情严重，诸将分守各处阵地，没有必要，不会集中议事。按照冯电，是潘鼎新到长墙踏看时，冯子材往晤商谈出击事，则与谈者仅他们二人，何来“群议”？潘鼎新在谈话中仅提出“士气未复”的问题，又何来“止之”事？
根据李秉衡、苏元春联衔于七月二十二日的奏报，我们知道，正是在潘鼎新向冯子材提出“士气未复”问题的前后，他已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振作士气了。
当时，由于战事扩大及伤亡病故的原因，来自各省的前敌各军从当地招募了不少广西人充当兵勇，以至占了总兵力中的相当大的比例。如苏元春从湖南带来的湘军原数不过1800人，经过8个月的征战，阵亡及病故当不在少数，但却扩充为18营9000人，其中大部分即为原桂军士卒及从当地人中添募的；蒋宗汉所率广武军原仅3营1500人，经过长期征战伤亡及病故，现扩为10营5000人，其中从当地招募也不会是少数；其他各军，如冯子材到龙州后才获准增募的后军8营，估计也会有不少广西人在内。而按照当时营制，从广西省招募当兵的，月饷只有二两四钱，而湘、淮、粤各军勇丁月饷则为四两二钱，厚薄悬殊，成为影响士气的重要因素，“各军顾饷章不一，勇丁战守同此艰辛，往往有所借口”。
为了在决战前夕振作士气，也许是采纳了冯子材的建议，在二月前后，潘鼎新不及奏明清政府，就毅然采取“减营增饷”的重要措施。苏元春称：敌势方张，尤虑兵心涣散，潘鼎新目击情形，因商同臣元春，就各军汰弱留强，减营增饷，核实归并共成四十六营，自本年二月初一日起，均照淮军营制，每名月给四两二钱，期于饷归一律，无所借口。维时臣秉衡督办后路事宜，奉章照办，传知各营，莫不感颂皇仁，共图奋勉。惟当谅山、关门失挫，大局岌岌可危，审机度势，若不立予变通，几于不可收拾。乃自加饷以后，桂军皆争先恐后，万众一心，未几即有关前隘大捷，旋经克复文渊、谅山，连下威坡、山庄、谷松等坚垒，一转移间，军事转钝为利，未始非饷归一律之明效。可见这一措施作用很大。在这里提到的“二月初一日”，就是潘鼎新视察长墙而和冯子材会晤面谈恢复士气的时间，在此之前，潘鼎新、苏元春率带援越清军已近八阅月，却从未想到过这个办法。联想当年冯子材守镇江时也用“减营增饷”的办法来提高士气，并在光绪十年三月十七日复张树声通知他前去广西前敌接替黄桂兰的函中提到：“添兵加饷，照楚军粮饷章程”意见，那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但苏元春，李秉衡的奏折却只字及冯子材，也是他们攘功的表现。
冯子材提出鼓舞士气的第二个措施便是悬赏，这是旧时代鼓励的士气最常用办法，但能否采取，还要看指挥官的经费是否充足。当年冯子材守镇江，经费就十分拮据，想用这个方法也没辙。现在，最早提出这个主意的是财大气粗的两广总督张之洞，早在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致电前敌称：“趁贼垒未定，无论湘、淮、广、桂各军，能出奇兵夺回谷松者，赏银四万两，由东省筹款给。”
老于军事的冯子材对张之洞这一措施十分重视和运用，在策划进攻文渊前的半个月，即正月二十日，他曾致函李秉衡称：“昨接香帅来电，能复谅山赏银三万两。今文渊非重地，但开办始，若不许重赏，不足鼓励将来，现允给大赏。”冯子材的主张得到了张之洞的支持，张之洞于正月二十二日分别复电潘鼎新和李秉衡称：“冯军门自请攻文渊，既云有机可乘，自应许之。发韧之始，悬赏励士，无所不可。”“如获大胜，准赏。”后来，在作战的紧要关头，冯子材等前敌将帅都实施了这个办法。《追述战胜法兰西始末》记称：“昨经悬示赏格，获法兵首级一颗，赏银一百两；一画法酋首级一颗，赏银百五十两；二画赏二百两，三画赏三百两，四画赏六百两，五画赏一千两，按级升官。”苏元春则在事后奏称：查关前隘之战，各军赏银二万两，楚军赏银一万两，系臣元春及冯子材、王德榜于临阵时许给；克复文渊赏银一万两，系冯子材许给，均经照数提发。又克复谅山省各军赏银三万两，系督臣原定之数，亦由东省转运照数解交。另有生俘斩首或法目、法兵功赏银两，均经查验明确，分别等差，按名发给，综计为数亦不下二万两。臣等随时散给，宣布皇仁，将士感激涕零，莫不欢如挟纩。
此外，越南政府投降法军后，原为清军的同盟军的越南军队甚至越南百姓，改为听从法军指挥而与清军为敌，帮助清军的情况就很少了。但冯子材到前敌后，利用他当年援越追剿时的关系，发动边境中越民众支援作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彭玉麟后来奏称：“冯子材三次出关，讨平越乱，恩威并著。此次统军赴龙，桂、越军民闻其至，若得慈母，称为冯青天。其军纪律最好，凡关外越人受法匪游勇之害者，关内民人受各军骚扰之害者，咸来赴诉；冯子材亦视若子弟，恻然矜闵，为之抚恤示禁，告诫诸军。越官、越民争为耳目，敌举动悉来报知，近自北宁，远至西贡，皆通消息。其军出关后，扶老携幼，箪食壶浆，来相稿问，愿供办军米，响导先驱，助官军剿除法人，长为天朝赤子。”
冯子材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就为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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