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督办广西关外军务的是广西巡抚潘鼎新。潘鼎新，字琴轩，安徽庐江人。《清史稿》称他出身举人，议叙知县。后因镇压太平军、捻军有功，迭擢同知、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光绪二年擢云南巡抚，但因与云贵总督刘长佑不合，于三年去职。十年署湖南巡抚，调授广西巡抚。他是淮军宿将，在淮系中大概只排在李鸿章、张树声、刘秉璋、刘铭传之后，属于淮系的高层人物。《一士谭荟》载薛福成《叙督抚同城之损》记称：“潘鼎新巡抚云南，盛气凌总督刘武慎公长佑，颇蔑视之。刘公郁郁上疏求去，朝廷罢鼎新，慰留刘公。”虽然潘鼎新为此性格也遭到不少挫折，甚至一度丢官去职。但脾性不改，现在任广西巡抚，更是从内心看不起由文官出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等，后来，彭玉麟等于光绪十一年四月初四日电告清政府：“潘奏向不照例咨，无从悉查。”即作为两广总督下级的广西巡抚，处理大事一般都会咨报两广总督，以便必要时可以得到帮助，就像以前张树声对刘坤一那样。但潘鼎新虽然处理抗法战争这样重要的军情，也不向上级咨报，可见是个极其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官僚。他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引起同样雄心勃勃的张之洞的不满，为此，张之洞没少给潘鼎新小鞋穿，经常向清政府奏报潘鼎新的各种不足之处，最后瞅准时机一举将他参劾去官。
潘鼎新也像其他淮系高层一样很看不起冯子材，早在光绪十年二月出任广西巡抚之始，他就受李鸿章的影响，有了排斥冯子材重任广西提督的思想。十二月，当冯子材率领萃军匆匆赶到镇南关，准备参加保卫祖国南大门的战斗时，《追述战胜法兰西始末》记载潘鼎新初见冯子材和萃军的观感称：“盖潘鼎新潜电张之洞，谓萃军枪械不足，辅以大钢镖，军容欠壮观。全军新兵多旧勇少，将领官阶太小，恐难动观听，与强敌相颉顽，多方排挤，必欲使萃军东调离桂而后已。”张之洞等后来也证实，潘鼎新曾“屡电不以冯军为得力”，因而不顾大敌当前的严重局势，拒绝让冯子材和萃军参加保卫镇南关之战，将冯子材和萃军打发回后路。结果，尽管法军已抽出一半兵力去驰援云南宣光被困的法军，但剩下的一个旅团的法军仍挟在谅山等地战胜潘鼎新、苏元春等军的余威，于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九日直扑广西边关镇南关。先在文渊重创滇军杨玉科部，杨玉科战死；又于十一日攻破镇南关，大肆破坏以后焚关而去。
事后，气急败坏的潘鼎新为了推卸战败的责任，曾电奏清政府，诬告冯子材等抗命不救称：当激战时，“冯子材、王德榜二十八营飞催不至，掣肘万分。”清政府览奏后，于十三日有旨责问冯王二人：“冯子材、王德榜经潘鼎新飞催不至，可恨已极！著张之洞、潘鼎新传旨严催援剿，倘再玩延，即照军法从事。”潘鼎新在光绪十四年病死后，李鸿章于同年九月十三日奏上《潘鼎新请祀昭忠祠折》，即利用清政府不了解中越边境情况的空子，据此电为潘鼎新开脱失守镇南关的罪责，并偷换为光绪十年十二月失守谅山之役：“迫十年十二月间谅山之役，法人尽锐以全力来攻，该故抚督淮、桂军奋死搏战，援军近接飞催不前，独以孤军撑柱强敌，身受重伤，力竭退师。失事之先，该故抚电奏亦有掣肘万分，惟有死报之语。张之洞电奏，亦有可谓力战，特敌太猛之语。盖所处之地实属万难，众论同声，非由饰说。”后来，潘鼎新的儿子编辑印行《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时，即据李鸿章等人的讹言，将镇南关失守与谅山挫败混为一谈，在跋文中反复提及：“是年冬，法以全力注我，先中丞公独以孤军支柱强敌，鏖战十昼夜，援师近接飞催不前，十二月二十九日，致有谅山之退。……而推究致失之由，实缘东军近接有恃不前，故掣于内。”其实，冯子材在元月初三日才到镇南关请战，与谅山之败没有丝毫关系。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大概在发出上述十一日的电报后，潘鼎新才看到李鸿章于初九日的来电，提醒他已经有官员对他不满，因此，在遇到败挫时不要诿过他人，而要设法团结诸将，以免引起反弹：“闻弟不得众心，怨谤四起，若有蜚语入告，祸将不测。务望忍忿虚衷，引疚自责，开诚布公，诸将一体看待，庶可联络布置，逐渐挽回。”潘鼎新这时可能才看到清政府关于任命冯子材帮办军务的朝旨，知道清政府对于冯子材仍十分信任和倚重，一时半会还扳不倒冯子材，所以才慢慢冷静下来，在正月十二日的电报和二月二十七日的奏折中改变了口气，开脱冯子材的责任：“冯子材、王孝祺新军初到，粮械不齐，均属情有可原。”因清政府于二月初八日仍有旨查询潘鼎新前奏：“究竟该两军因何奉调不到？”著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等秉公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无稍徇隐。三月二十四日，李秉衡等又复奏此事：“南关告急，因王德榜远在百余里外，未及立时赶到。冯子材新军初到，粮械不齐，均属情有可原。”基本推翻了潘鼎新关于冯子材等飞催不至的说法。
冯子材则有电给张之洞说明事情经过，为自己辩解称：“琴帅奏材飞催不至，甚诬……材闻谅失关危，飞调派站八营回关固守。材初一率中军左营由龙赴关，初三至，琴帅以守关无须萃军，面饬仍顾东路。时八营已抵宁明界，复同各营初十仍至派站，十一关警，则十二兼程赴援，十五抵凭祥。”即他及萃军不能赴援的真正原因在于潘鼎新的乱指挥，将已到镇南关请战的他饬回仍顾东路，到后来法军来攻时，他已赴援不及，根本不存在什么“飞催不至，掣肘万分”的问题。可见此事其实是潘鼎新对冯子材的诬陷，是淮系排斥冯子材的又一次爆发。如不是因及时挽回缘故，冯子材可能已受清政府的严谴，后面的事情就难预料了。
潘鼎新诬奏冯子材、张之洞一事虽然有惊无险，但却使原来对冯子材抱有成见的张之洞改变了态度，有了一种与冯子材荣辱与共的感觉，知道冯子材的成败得失与自己日后的前途息息相关。所以，才在冯子材筹备镇南关决战时，尽力给予帮助，希望冯子材和广东军队能好好地打一个大胜仗，以实际行动回击潘鼎新的恶意诬蔑。如同意广东援军担负出击文渊法军的重任、提出悬赏励军的措施等，为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创造了条件，也开始两人日后的密切合作。
接下来，在冯子材筹备与法决战的前夕，潘鼎新的一个小动作，又差点破坏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
事情是由正月二十七日一份张之洞电报引起的。当时，法军通过香港散布谣言，说是准备进攻北海、廉钦，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亦有类似的报告。张之洞、彭玉麟等守土有责，但却无兵抵御，情急之下，决定从镇南关前敌将冯子材军调回：“廉、钦紧急，防营新集，方在廉，莫、陈在钦，分扎力单，又无宿将镇抚，省无大员可派，设敌至，断难恃。拟奏调冯军门率十营回顾廉、钦，留八营助桂。冯军自救乡里，当可得力。若不撤回，廉、钦有变，军心必摇，禁之不止。东军宜先保东境为上，廉郡视龙州尤要。”此事奏准后，传到广西前敌，一直对冯子材无甚好感的潘鼎新却立刻复电张之洞等：“谓苏元春自艽葑调回，即令冯军回廉。”《追述战胜法兰西始末》则指出：这是潘鼎新对冯子材的“多方排挤，必欲使萃军东调离桂而后已。”
如果冯子材这时调回廉钦，当然就不会有日后的镇南关—谅山大捷了，在这关键时刻，又是冯子材当机立断，拒绝了这项乱命，于二月初三日复电张之洞：决战在即，“材军仍稳据长墙，整备以待。”这时，离他率军出击文渊只有两天了。《追述战胜法兰西始末》记载冯子材对此事的反应称：“忽接彭、张二公会电达，略谓法人将窥廉之北海、钦之龙门，请酌度进退缓急，或即回师先顾东地，或即调两营或能全调，仍听公酌量，但声言即日东援云云。先君复电，以军情吃紧，即两营亦难调开，大敌当前，万难回顾。东西相距六百里，军情日变，转瞬千里，音讯不定，大犯兵家之忌。子材七十衰年，早已决置贱躯于阵前，与逆法较死生，力图报国云云。彭张二公知鼎新不满意于萃军，又适值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由英京来电，谓法廷会议，拟由北海、龙门进兵，以袭南宁，截断桂军后路，故有此电商。然知先君素以大局为重，故电内有应调与否仍听酌量之词也。”
由于潘鼎新在奏劾冯子材等时，用了“掣肘万分”的说法，其中包藏祸心：前福建藩司王德榜是湘军左宗棠派遣的，冯子材则是两广当局派遣的，两人都是没有实际职务的前任官员，根本无法与潘鼎新相抗，何以有那么大的能量掣督办军务潘鼎新的肘呢？说他们“掣肘万分”，实际上影射是说他们的后台“掣肘万分”，使人们很白然地会联想到派遣冯子材等赴援广西的两广总督张之洞身上，冯子材是不是因为张之洞指示与潘鼎新遇事只“商酌办理”，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因而就敢抗潘鼎新的令而不遵？根子还是在张之洞。项庄舞剑，志在沛公，潘鼎新予头对准的是张之洞。但张之洞毕竟是潘鼎新的上司，在朝廷心目中比屡打败仗的潘鼎新更得信任，惹翻了他，就不会有好果子吃。这点，老于官场的李鸿章马上就想到了，所以才去电提醒潘鼎新，虽然潘鼎新后来改口，但嫌隙已成，张之洞已考虑到无法与桀骜不驯的潘鼎新共事，于是在正月十五日致电清政府，一方面为自己辩白，一方面将战败责任归咎于潘鼎新的指挥无方：谷松急，潘三日十调，屡更改；先远敌，继近扎，中远捣，又回援，奔驰不及。洞竭粤东全省之力以助桂，济饷、济械、济兵、饬听潘调，似无人掣肘。潘因寇炽，俱重谴，惶恐焦急，故如此措词，或可原。朝廷宽大，令戴罪图功，仰见圣明，若责之急则无措。窃谓潘此时宜责已恕人，方能同心持危。若老将寒心，忿兵一逞，后难维持。潘处艰危，洞力望补救，不肯苛责。惟边事重大道远，以后潘奏，求朝廷详察虚实。
二月初六日，张之洞等更有电奏请求撤换潘鼎新：“潘不善驾驭诸将，才力竭蹶，调度未能裕如，桂军断难再振，则已显然。仰恳朝廷速简知兵大员督办关内广西军务，移潘他处，既维大局，兼可保全潘抚，不然边事日坏，益重潘咎。”但由于张之洞等估计冯子材一定会遵令回军钦、廉，以至他们所举荐继任督办广西关外军务的人选就只提张曜，却只字不及冯子材：“桂军情形，本日已电请另简大员督办。如朝廷一时难得其人，有一策备探：提督张曜战功素著，久任边事。现在约已抵京，可否即饬赴桂边治军？俟其到防后，有成效，则专任之。……如令张曜督师……”
政府纳奏，于初八日有旨撤换潘鼎新：“关外官军十二月及本年正月间迭次挫失，巡抚潘鼎新身为统帅，虽经亲临前敌并受枪伤，惟朱能策励诸军，力图堵御，实属调度无方，潘鼎新著即行革职，改由苏元春督办广西关外军务，由李秉衡护理广西巡抚。”随着潘鼎新的去职，淮系控制广西军权的努力基本失败了。没任命资历功绩都远较苏元春为高的冯子材为督办，这未免使人怀疑是否清政府的乱命？当冯子材指挥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后，清政府可能也感到这个任命不妥，军机处曾于三月二十四日有电寄彭玉麟等解释称：当考虑谁继潘鼎新任督办军务时，也曾想到冯子材，但“其时冯子材一军先经彭玉麟等请调钦、廉办防”，如果成行，就与广西关外边防无关了。结果，绣球落在苏元春的身上，“前因苏元春屡著战功，张之洞亦称为良将，特派督办广西军务。”
据《清史稿》本传载：苏元春，字子熙，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人。太平天国起义之始，曾在永安州驻扎了半年，苏元春的父亲因治乡团以抗拒太平军而被杀。“元春誓复仇，从湘军，”以功升记名提督，赏黄马褂、予云骑尉、赐头品秩。潘鼎新由湖南巡抚改任广西巡抚时，苏元春正在湖南永州带湘军5营2400余人，清政府派他率带本部军队随潘鼎新赴广西。到广西后，即调剿思恩莫梦弼之乱，因功为潘鼎新保奏署广西提督。后来，在接着而来的历次与法作战中，潘鼎新麾下的将领或败或死或与潘鼎新有矛盾，唯有苏元春在八月的陆岸、船头之战获小胜，潘鼎新遂视其为得力大将，大力为其请功，并曾于九月九日上奏清政府，要求让苏元春会办广西关外军务。而苏元春显然还未具有这样的一种地位，所以，清政府十一日批复：“苏元春力战屡捷，奋勇可嘉，著派该提督帮办潘鼎新军务。”这对苏元春来说已是破格待遇了。李鸿章曾告诉潘鼎新的儿子，当时他和许多官员就不理解潘鼎新何以这样重用苏元春：“苏非大将才，习气尤重，公独嗜之，同人皆为诧怪！”后来，邓承修到广西勘界时，曾询问李秉衡关于苏元春的情况：“苏提如何？云：人甚挥霍，虽无大才，部下尚有好将官。”又称：“余始抵关，见各营皆用草结棚，高出山顶，营兵皆伤病之余，进出无纪律。询之各弁云：平素亦不操练。强敌在门，而晏安如此，忧恐，夜不能寐。因向苏军门、马总统言之再三，并云：安不忘危，和不可恃。伊甚惭余言，是日始操演。朝廷以边事付督帅，而废弛如此，可为太息。”评价并不高。《异辞录.苏元春称叫化》则称：“苏元春，湘军旧将，所谓依草附木，因人成事者也。……元春行辈较后，模仿前辈，不遗余力。光绪乙亥入朝，京朝官中，乡寅世戚，均有赠贻，至不能自给，时人称为叫化孟尝君。元春已奉淮徐练兵之命，未几，与法人交涉失利，言路纠参，遂败。”可见是个人品较差的人。
这两个先后出任督办广西关外军务的潘鼎新、苏元春，由于掌握了专折奏事的话语权，所以在向清政府奏报冯子材的抗法战绩时，就有意铺张冯子材所部在战斗中的伤亡损失情况，同时却夸大苏元春的功劳。
如对于二月初五日偷袭文渊之战，苏元春在得任督办后于三月二十四日这样奏称：“冯子材料其必来图我，不如先发制人，一面分告王孝祺及臣元春戒备策应，一面挑派精锐，于初五日晚往袭文渊。四更，既入其栅，敌伏不动，而于两旁高岭先筑数营，环抱下击。勤军哨长蓝翎守备王金可中炮阵亡，萃、勤两部勇丁死伤尤伙，比及天明收队。初六日，复与接仗，相持至暮，互有伤亡。”强调“萃、勤两部勇丁死伤尤伙”，给人一种得不偿失的感觉。
对于二月初七日之战，潘鼎新、苏元春对冯子材的贡献严重估计不足，因而在他们的奏报中，有意无意地夸大萃军的困境，而渲染苏元春率队及时援救的功劳。潘鼎新二月二十七日奏称：初七日辰刻，法分三支进犯，以两支攻冯军左手横坡岭炮台，以一支直犯关前隘。冯子材、王孝祺各出军分击，一面飞调驻扣波之杨瑞山、麦凤标拔队前来协剿。苏元春得报，亲督陈嘉、蒋宗汉、方友升各军所部，驰往援应。该逆势甚凶猛，将冯军所筑横坡岭炮台四座夺踞其三，居高临下，燃炮对击，冯军几于不支。苏元春督队登山，抢入第四座；该逆拼命猛扑，苏军抵死不退，游击吴芳儒中炮阵亡，勇丁伤亡百余人。冯军凭壕扼守，萃字右军前营管带守备陈之瑞受伤，仍不少却。法逆大股紧逼长墙，势如潮涌，枪炮声震山谷。苏元春、冯子材、王孝祺合力往来指麾，更番攻战不息，至晚，法始收队。料次日必有恶战，相率露宿，连夜补修营墙，严防以待，飞商王德榜设法抄击。
后来，张之洞曾致函冯子材批评潘鼎新此奏的偏颇，即将冯军于横坡岭修建的步兵防御工事，蓄意说成是炮台。当时清军的大炮特别是西式大炮较少，比较稀罕，丢失炮台，就意味着损失了大炮，这比丢失步兵阵地要严重得多，幸亏张之洞早就向清政府奏报过冯军无炮的情形，所以要揭穿潘鼎新的捏造诬陷就是很容易的事情：“西省所奏最怪谬者，在冯军失去炮垒三座，他军夺回一条。然此潘前院初次电奏之语……鄙人当时阅潘此电，深为不平。夫冯军只有枪，并无炮，既无炮，何有台？不过法匪大队初来，先锋乍筑未成之三垒为贼所踞，此大战所常有。西电必欲先坐东军以失台，归功于西军之复台，未免挟私虚诞。”
苏元春三月二十四日的奏报则称：初七，（敌）大股直扑关前，萃军先锋炮垒新筑未成，遽为所夺，凶焰甚张。及臣赶到，督军合力抵御，歼其党众不少，我军损折亦多。维时前福建藩司王德榜统领定边楚军从由隘来助，行距文渊八九里，侦知萃军先锋营失，立即挥队折回，向南关一带抄截。提督张春发翻过山坳，见南关道有法众数千，驴马二三百匹，驮有军火，即时带队冲击。其众接战，遂驱驮运退后，王德榜督饬各营奋勇直前，毙敌无数。而敌攻关前隘诸营愈猛，至夜方休，冯子材戒饬将弁，严阵以待，臣亦预调提督蒋宗汉广武军及方友升亲军各营齐至。在这里，苏元春除了重复潘鼎新关于冯军丢失炮台的阑言外，还在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地渲染冯军的损失，及苏军及时援救之功。
关于初八日的战事，潘鼎新二月二十七日奏称：“初八日，法果复分三大支来犯。冯子材分队与王孝祺应其右，陈嘉、蒋宗汉应其左，苏元春、冯子材居中，凭墙扼守，分布甫定，法遂猛扑。该逆惯技，前队枪炮密排，队如山立，连环迭进，任我军枪炮齐击，伤亡不顾，仍步步紧逼，每致退挫。是日法由左路进者，经陈嘉等伏壕力御，法不能前。由右路进者，经王孝祺、冯绍金等奋击，法虽受创，仍未少却。益以开花炸炮，向中路长壕轰击，自已至申，连绵不绝，尘土蔽天，枪炮子弹积寸许，势甚岌岌。各军静伏壕内，该逆瞥见卡内寂若无人，疑我军皆已溃退，猛力直上。将近壕前，各勇觑准，齐放排枪，法前敌骤倒。正相惊骇，苏元春、冯子材重悬赏格，乘其慌乱，突开卡门，大呼一拥而出。苏部陈桂林、杨昌魁、黄云高由内杀出；冯部冯绍珠、刘积璠、陈荣坤自外夹击，法遂大奔，阵斩法酋三画、二画、一画十余名，法兵百余名，教匪千余名。其攻左右路者，被陈嘉、蒋宗汉、李应章、冯绍金等乘势压下，阵斩三画等法酋数名，法兵数十名。
当法逆围攻关前吃紧之际，王德榜自油隘率军抄击贼后，行至甬谷，见关前隘一带山岭贼甚众，另有一股抄至幕府对山。当派提督肖得龙等向文渊一路迎剿，提督杨文彪、总兵邹耀堂等助援，王军提督张春发、吴次汉等邀截援贼军火，王德榜自率三营策应。张春发行近南关，适遇援贼数百解运军火驴马，张春发率勇冲入，将贼队冲为两段，毙贼多名，夺获驴马五十余匹，军火无算，逆党犹回顾死战，又被张春发斩馘多名。维时，苏、冯两军正将中路之贼击退，乘势悬赏攻取冯军昨日所失之炮垒，王德榜亦率军至，登将炮垒三座夺回。”
苏元春则奏称：“初八清晨，敌分三股来攻，每股二三千众。臣与冯子材力守长墙，派陈嘉、蒋宗汉、方友升、陈桂林、王孝祺各率所部，分应左右两路。法人炸炮动以千计，声震山谷，子如雨落。诸军奋呼迎敌，不避凶锋，敌多紧拒。突有悍党拼命抢濠，直欲冲入长墙，臣与冯子材立悬重赏，激励将士，指挥奋击。我军勇气百倍，争欲立功，勤军哨长花翎都司刘治鰲、许炳煊首先陷阵，击中法目数名，正在割取首级，刘治鰲忽为炸炮中脑，许炳煊忽为枪子穿胸，登时殒命。诸军气愤填胸，无不一以当百，纵横荡决，敌势不支。于是臣与冯子材亲督各军，大开营栅，一拥而出，敌众中枪纷纷倒地，自相践踏，死尸山积，余皆败溃。我军从后追奔，杨瑞山督带五营适由扣波调回，抄出摩沙，沿途拦截，综计歼毙千余，擒斩数百，夺取枪炮干粮无算。
陈嘉督军左岭，正与炮台踞众力战，王德榜从甫谷横出其后，敌势遂分。陈嘉亟饬各营争抢山顶炮台，蒋宗汉、陈桂林及副将李应章等身先士卒，一鼓而上，夺回先锋炮垒。王孝祺击败右路一股，亦与左路并力夺台，综计阵斩三画及一二画法目首级二十余颗，法教各党三百余颗。各军乘胜追出关外，敌仍退入文渊，时已二更，即行收队。
是日，王德榜所部楚军将近南关，遇敌驮运军火驴马，张春发等督队拦击，毙敌甚多，夺获驴马五十余匹。其前队知军火已接济，移枪回击楚军，张春发督军力拒，提督杨文彪、肖得龙、吴次汉，副将周文斌等并力协助，游击王荣胜、守备欧福升持枪步战，敌尤惮之。各将弁奋不顾身，争先夺回失垒，游击冯兴贤欲夺他营，甫近墙边，被炮击中左膀，负伤退回，其垒前遂为镇南营所得。王德榜督军进剿，直至文渊。”
战后，苏元春在呈报清政府的《中法战图》中的《法攻关前隘我军战胜大捷六图总说》中重复了这些说法：初八日清晨，敌分三股来犯，每股二三千众。潘巡抚亦率亲军各营来，提元春与冯子材守长墙，派陈嘉、蒋宗汉、方友升、陈桂林、王孝祺各率所部分应左右两路。法人炸炮一排千响，声震山谷，子如雨落。诸军奋呼迎敌，不避凶锋，敌亦坚拒。突有二三画法目带众拼命抢濠，直欲冲入长墙。元春与冯子材立悬重赏，激励将士，奋勇直前，无不以一当百，纵横荡决。敌渐不支，于是元春与冯子材督军大开栅门，黄云高、冯相荣等带队一拥而出。法众中枪，纷纷倒地，自相践踏，死尸遍野，余皆败溃，当饬各军从后追杀。
冯子材调回杨瑞山、麦凤标由摩沙抄出击敌，勤字营统领王孝祺、萃军右军冯兆金自关右高岭会同抄下截击。勤军营务处潘瀛分击左路一股，计歼毙千余，擒斩数百，夺取枪炮干粮无算。陈嘉督军左岭，各营管带正与法众拼力死斗，振臂一呼，遂次第夺回萃军所失三垒，蒋宗汉、陈桂林、李应章等身先士卒，尤为勇敢不挠。维时王德榜饬分统张春发、杨文彪带队从关左高岭横击，毙敌甚多，夺获驴马五十余匹，随饬各军乘胜追出关外。……各军亦伤亡四五百人。
在这里，无论是潘鼎新所奏或是苏元春所奏，都有意把苏元春摆在指挥整个战事的主角地位，相反却将真正的主角冯子材硬放在配角的地位。言必称“苏元春、冯子材”或“苏、冯”、“臣与冯子材”等；叙述战事时也是先述苏元春所部的作战情况，再谈冯子材所部的作战情况。通篇只有苏元春如何指挥作战的事迹，而冯军似乎已被法军打趴了，冯子材变成一个只是依靠苏元春的援救才活下来的可怜角色，只有在一旁旁观的份了。
关于关前隘战胜后的清军动向，与冯子材所称是“自行率军追击”的不同，潘鼎新、苏元春都记称是潘鼎新指挥清军乘胜出关追击。苏元春在《中法战图》的《克复文渊州、谅山、长庆府，并攻破各处法垒，敌败船头、郎甲，请款罢兵，拔队入关八图总说》中写道：“关前隘主客大捷后，潘巡抚以法众受此大创，正可及时规取文渊。”因而待诸军休整一天后，于初十日乘胜挥师出关追击。
关于驱驴之战，苏元春奏称：十一日黎明，楚军进至板泥，距（驱驴）墟十余里。敌欺其孤军深入，猝由大路悉众来扑，张春发、刘（杨）、文彪、肖得龙等各率队伍，分别迎抄，敌遂大败，夺其营垒二座，我军进逼驱驴，法众凭壕死守。副将石成玉等奋勇先登，枪伤却走，环攻不下，收队回营。
十二日清晨，臣等进次巴坪，筑营未定，法先来犯，当经商定分头迎击：臣督毅新、镇南、广武亲军等营出中左二路，冯子材督萃军、勤军等营出中右二路。中路甫及界牌，遇敌接仗，击毙其党甚多。左右两军已抄敌后，其众自相惊乱，王德榜已攻取东边三垒，我军遂薄驱驴，敌营如虎负隅，急切未能遽下。因复熟筹方略，激励戎行，饬令戮力图功，务须灭此朝食。陈嘉、蒋宗汉、方友升、陈桂林及提督和述廷等，同率奋勇，大呼猛扑，排墙互进，殊死不退，始将其垒攻克，夺获开花炮八尊，军火无算。各军追进墟街，敌复回拒，游击陈国亮，守备林作亨、蒋得贵，千总吴芳儒，均为炮子穿胸阵亡，游击陈显道亦受重伤。在这里，也是通篇只见他苏元春在指挥作战，冯子材的作用被贬成可有可无。
相反，倒是潘鼎新无意中说了些实话：“探得该逆仍踞驱驴墟，坚筑营墙，为久持计。恐其再来扑犯，宜乘其喘息未定，再加痛剿，则谅山亦不难克复，遂约各军十二日同进巴坪会攻。
至期，法复率党万人来犯巴坪，另股二千余人乘雾往袭王德榜板泥之营，苏、冯各军分三路迎击，该逆亦三路接仗。中路之贼直抵界排，势甚凶猛，持两时之久。左右伏兵齐出，冯子材、苏元春跃马入阵，将士蜂拥而前，法队奔溃，退入驱驴垒中。犯板泥之贼，经王德榜分队包抄贼后路，枪炮横击，贼始败退；乘势追击，攻夺先锋垒两座，直逼驱驴北街。”其中谈到“冯子材、苏元春跃马入阵”，总算把冯子材摆在苏元春的前面，关于夺取谅山城之战，潘鼎新奏称：“十三日，各军会商分队进取。王德傍自左路抄袭，黎明，头队抵驱驴法垒，法党千余先已列阵相待。陈嘉按兵不动，俟蒋宗汉、方友升队至，分列雁翅，一齐鼓勇前上，法队炸炮、逼码如飞蝗，各勇队伍不动，亦以枪炮互施。正相持间，苏、冯两队赶至，王德榜亦由左路抄袭而来，逆势益蹙。陈嘉等于炮子丛中，冒险冲入，蒋宗汉、方友升左右夹攻，呼声震天，法党纷纷弃垒败窜，夺获开花炮四尊，洋马数匹，追入驱驴墟中。逆党仍回身反斗，游击陈国亮、守备林作亨均被逼码洞胸，登时阵亡。各军不动，冒死跟追，逆党凫水而逃，中枪落水死者无数，垒贼幸免者仅二三百人。
城中法逆隔岸欲向前拼救，见我军势盛，气沮不前，即将浮桥拆毁。各勇涉浅争渡，城贼与败党逃入城中。各军返抵城根，逆党开北门败窜，苏元春、冯子材等先后入贼，遂于十三日已刻将谅山省城克复。”在这里，强调了是苏元春先进的谅山城，却抹杀冯子材早就派杨瑞山等将偷袭谅山的功劳。
其实，潘鼎新撒了个弥天大谎。据《冯宫保事绩纪实》记称，苏元春军本来没有参加谅山之战，只不过是冯子材对于这个后辈小子没有足够的警惕（当时还未知苏元春已被任命为督办），才给掌握了话语权的苏元春钻了空子：“十三日辰刻，（萃军）立将谅山省城克复，杀毙五画法酋一名，其余擒斩无数，夺获枪炮子药山积。遂专差过河报捷，并请公到城住扎。查十三夜，萃、苏各军亦将驱驴收复，法人夜遁，公遂邀苏军门一同策马渡河，比至城下，杨督带及刘管带所部各勇散布城上，如临大敌，极其严整。因见苏军门同至，不肯开城，公谕以邀之同来，阅视一切，并无他意，该督带等始整队迎公及苏军门一同入城。讵苏军到城后，即捏报会同克复，旋又将赏银三万两分赏各军。公虽不言，而萃军弁勇纷纷不服。嗣后执政侦知，克谅实系萃军之功，遂加给赏号银一万两，此系后来之事。”
虽然这时中法战争已进行一年多了，但当时朝野上下对于前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在一般人看来，关前隘之战只是一次小的作战，而不了解它的重要意义。而越南谅山，则因徐延旭、潘鼎新督军时多次提及，故在一般朝臣及国人心目中，反而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前面提到，就连李鸿章这样老于军事的人尚且搞不清楚镇南关之战与谅山之战的区别，以致将二者混为一谈。所以，当苏元春将收复谅山的首功攘为己有后，朝野上下都以为他取得了我们后来称之为“镇南关大捷”的主要胜利，以致将他视为主要的抗法英雄。
这种恶意歪曲事实的做法，连远在广州的张之洞也看不过眼，曾于三月十九日去电责问参与泡制这些奏折的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自南关失守，内地动摇，大局将坏，恃冯萃亭一人安根本，镇游勇，扼关前，散贼党，首倡出关击贼，身先陷阵，转败为功。阁下屡电盛称冯之功不容于口，关外各员探禀电报亦无不推冯为首功。乃此次覆奏不曰冯苏而曰苏冯，何也？且于冯并不专下一语，愿示其故？”加上清政府也迭颁谕旨饬查前敌何军出力情形，迫于这些压力，三月二十四日，暂护广西巡抚李秉衡等才上奏，再次肯定冯子材的抗法功劳称：“前广西提督冯子材，上年经两广总督臣张之洞奏派募统萃字全军出关协剿，嗣复奉旨帮办军务。该提督昔曾三次出关，荡平寇乱，廉勇素著，纪律严明，为广、越军民悦服。比以边事孔急，起病田里，重效驰驱。当谅山既陷，关门迭警，敌燄方张，军心不固，内地岌岌可危，独能愤激誓师，先发制敌，诸将领因而争自图功，戮力战阵；敌亦知其得众，疑有内应，多自搏战，故此番斩首真法独多，敌遂不支；保关克谅，大振国威，厥功甚伟。该提督年近七旬，战辄草履身先，是尽忠义根于性天，故气能鼓之不为少衰；而其熟悉边事，群情所向，尤为无两。臣近在龙州，于该提督知之最悉，迭奉谕旨饬查何军出力，何敢壅于上闻？”但时间已迟，清政府已有苏元春是功首的先入为主印象了。
潘鼎新、苏元春不但打压冯子材，也打压萃军将士。三月二十日，带兵攻占谅山城的杨瑞山，就当时缴获法军许多军械，却一直未获潘鼎新等的奖赏而上书：窃卑职等攻克谅山省城，内夺获军装、炮械，曾经奉宪台面谕，饬逐一开单，备文呈缴前西抚宪潘点验查收，并求札复在案，至今月余，未蒙札复。第所获此军装、炮械者，均系各弁勇用命出力，兹各弁勇屡次苦求给赏，卑职无词可对。查夺获炮械等件呈缴，理应有赏；况当用人之际，自必鼓励军心。惟有仰恳逾格鸿慈，咨请给赏，俾得转给各弁勇，实为恩便。
计呈清折一扣：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辕下督带萃字全军各营兼带中营尽先补用游击杨瑞山，谨将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三日攻克谅山省城，夺获炮械各件数目开列清折，呈送宪台察核施行，须至折者。
计开：神机炮五座，后堂开花炮八尊，大小铜炮共二十尊，大小开花炮码子九百五十颗，大小雷炮三座，小铅子四箱，斧头一百五十七把，铜炮子约三千余颗，烂大哈枪约四百余枝，线枪七枝，驼马鞍八十二副，花筒二箱共二十二个，马蹄炮四只，三角钉二桶，花炮油箱三个，水雷炮架五副，开花炮车轮一对，神机炮车轮一对，大炮铜冒四箱，枪尾约四百枝，前堂开花炮一座，水车电线二大盘。以上所获炮械各件，经遵示于二月二十一日照数备牍开单点明缴送。
当这些事情发生时，冯子材忙于从广西前敌回顾被法军骚扰的钦廉，一时未能顾及。等他明白过来，在四月间有函向张之洞提出这些问题，为苏元春攘功事讨个说法时，却为张之洞制止住了：“顷接四月二十四日大咨并台函，祗悉壹是。南关、谅山之捷，佥知萃军为首功，西来舆颂，万口同声，天下信之，异城信之。鉴堂护院另片推扬甚至，鄙人前折及附片于贵军战绩声叙尤详，驿递计期已邀乙览。温纶异数，断非诸军所及，麾下亦可以慰将士矣。
况麾下起家治军，誓灭丑虏，报国赤忠，出于至诚天性，区区刀笔吏文字之轩轾，本不足以撄荩怀。从来军营奏报，断不能字字推敲，此亦今日通病。昔羊太傅谋取东吴而让开府，曹武惠克金陵而但云句当事毕，即君家大树将军抑然自下，而勋名独伟；以今仿昔，何复多让？若夫偏裨小校，争论卤获，在统兵大帅不能不代为胪陈以伸士气，弟亦深悉其情。
方今时事艰屯，正资群策群力。麾下长城独任，而盛美不居，群心更当钦服。至此次西邻疏稿，不过欲仰分东壁余光，藉图自救，此自常情类然，正可付之一粲。朝廷明见万里，他日郑、宋赏班，萧、韩功次，宸衷必有权衡，政不必因人成事者较短长也。”其中“因人成事”一语，与前引刘体智评价苏元春的用词相同，可见是当时官场对苏元春的评语。
前敌得知苏元春任督办军务是在三月初三日，消息传布之后，前敌后方一片哗然，特别是苏元春攘功事暴露后，虽然没有史料证明，我们也可以想见广东军队特别是吃亏最大的冯子材及其萃军的激烈反应了。三月十九日，彭玉麟等将情况电告清政府：“苏提资望尚浅，去年虽有战功，潘抚不免铺张，诸军已多不服，以至于败。自苏为督办，各省函电多虑之，鄂电湘调龙继昌、廖长明，因不愿属潘、苏未来。李护抚密电苏统将才资望未至，诸将易存意见，实费调停。又言桂军、鄂军皆不服，冯军难归苏统等语，王孝祺亦有微词。近日诸军诸将纷纷请撤、乞病，麟、洞惊讶焦急，设法劝慰，终恐难谐。”在不服苏元春为督办的诸将中，应该也有冯子材在内。清政府为了平息众怒，于二十四日有旨解释：“前因苏元春屡著战功，张之洞亦称为良将，特派督办广西军务。其时冯子材一军先经彭玉麟等请调钦、廉办防，本未令归苏元春调度。”同时任命冯子材“督办”、“会办”职务，以示平衡，“冯子材威望素孚，即著督办钦、廉一带防务，苏元春仍督办广西边防。至一切善后事宜，著李秉衡与冯子材、苏元春会商妥筹奏明办理。”
为了避免发生严重的事变，张之洞等建议清政府火速将广东军队调离广西：“查苏军桂将最胜，乃洞正月十六日电奏称为实是良将，虽败可用者。南关战捷不小，但人才各有分际，主帅不易为，今成命未便辄改，窃拟一法：查冯提资望勋劳，清廉忠勇，深得两粤军民及越人心；此次镇抚关内，扼关战越，功为诸将之冠，万口一词，冯军断难归苏调度。查冯于咸丰、同治间即经钦派督办军务，久蒙历朝倚任。广东钦廉防务，以后尤要，永不能弛，鞭长莫及。可否敕冯督办广东钦廉海防事宜？目前仍将广西边防会李、苏妥办，则冯苏均系督办，一东一西，两不相妨。将来安边、抚越，仍赖冯力。他人威望志略，去之远甚，遇有边防事体，可否敕李、冯、苏会商会奏，他军庶可帖然。尽筹防善后，桂疆臣著重；若谕旨语意，令李主持，而会冯、苏，形迹自泯。东军冯调，西军苏调，统归李裁定，众情始悦服。体察李自到桂边后，支持危局，联络主客诸军，官民将士公声翁然。著重李，似较稳，麟、洞为调和将士，维系边防起见谨密呈，仰恳圣裁，请代奏。”
冯子材于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被任命为“督办钦廉一带防务并办理广西一切善后事务”，他于五月二十六日上折谢恩称：“伏念法夷贪狡，弃信逞兵，始荐食乎藩封，旋鸱张于闽海。特申天讨，俾统偏师，本年春间奉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誓捐躯命，扫此狂氛。乃未倾西贡之妖巢，仅复南交之近地；鲸猊未殄，悚惕难安。兹复渥荷恩纶，畀以督办钦廉防务并办理广西善后事宜。重寄迭膺，感惭靡既。窃思广西南面一带边境皆与越境犬牙相错，目前应办善后，当以守关隘、恤边氓、清内奸、抚流寓四大端为急务。”
得到清政府批准后，冯子材率萃军离开广西前敌，回到钦州。但这一走，他重新回任广西提督，治理和保卫广西边疆的希望完全破灭了。
苏元春攘功造成的严重后果起码有如下几个：
首先是在战后清政府赏功时，低估了冯子材的战功，却高估了苏元春的战功，因而对苏元春的表彰及赏赐超过了冯子材。如五月十五日，清政府有旨奖赏广西边关作战尤为出力人员：苏元春著加恩由骑都尉世职改为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并再赏给额尔德蒙额巴图鲁名号；冯子材著赏加太子少保衔，并由骑都尉世职改为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从这些赏赐情况来看，苏元春被列为首功，而冯子材则屈居其后。以后，在清政府的一些特殊喜庆日子如光绪帝的亲政、大婚，慈禧太后的六十生日等对各省提督例行的赏赐中，苏元春都厚于冯子材，这是不公平的。
其次，是清政府在总结中法战争的经验时，广西的战事基本就由苏元春执笔。为此，苏元春于光绪十五年初完成了《中法战图》并上奏清政府，原件收藏在第一历史博物馆。但因苏元春是湘系传统性的进攻型将领，因而他总结的经验也是朝这方面着力，而冯子材用以制敌取胜的积极防御战术则得不到发扬光大。我们知道，在相隔十年后发生的甲午战争中，清军所用以抵御日兵的战术，很多是吸取了中法战争的经验而来。最明显的就是水师在旅顺和刘公岛的防御中，将军舰和海岛炮台火力结合防御的战术，就是吸取中法镇海之战的经验而来。但在陆军的作战中，却没有吸取冯子材在关前隘利用地形设防的积极防御战术，却仍是传统的守城或守战略要点而来。如叶志超守平壤，宋庆守虎河口等，因为不会利用地形进行积极防御而败。《异辞录.平壤之败》（卷三）记称：“志超、汝贵帅师分道至朝鲜，以间色服装，持旧式器械，用密集阵法。而且无工兵为营垒，则战守咸失其宜；无辎重以输运，则前后不能相顾。一旦与日人遇，寡不敌众，缓不济急，其败固宜。”
最后，是冯子材撤回广东后，再没有人有资格争夺广西提督一职了，苏元春很快得实授为广西提督。苏元春原籍是广西永安，从此开始广西军人掌控广西军权的滥觞。以后，苏元春任此职近二十年。虽然为巩固广西边防做了一些事情，但他治军不严，自己为官又不够廉洁，最后以“纵兵殃民”及贪腐等罪名入狱。广西军队则因受革命党的影响，也逐渐蜕变成反抗和推翻清朝统治的重要力量。苏元春去职后不几年，广西武鸣籍人陆荣廷任广西提督后，广西军权遂完全落入桂系军阀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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