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土记

    克孜勒是俄联邦图瓦共和国的首都，人口只有几万人。市中心是广场，周围有列宁像、总统府和歌剧院。中央立一幢亭子，赭红描金，置一个大转经筒，高过人，两米宽。克孜勒的市民清早过来转转经筒，这是个全民信仰喇嘛教的国家。

    人说，转经筒里装粮食，有谷子、高粱、麦子、玉米和黑豆。

    我到时，转经的人走了，该上班了。一位老汉坐亭子台阶上，手拿马鬃小刷子和一个蓝布袋。他拂扫经筒地上的浮土，归小堆，捧进袋里。

    我看，亭子地面已经很干净。过一会儿，老汉又去扫土。他可能在这里保洁。不过，这个刷子太小了，只有两个牙刷那么大，手柄好，象牙做的。

    待我要走时，老汉先走了。他把蓝布袋和小刷子揣怀里，背着手，身态蹒跚。袋里的土也就二两多。

    我上前，请教老汉在做什么。

    老汉目光转过来，清澈，说婴儿的眼睛也可以，只是眼窝的皱纹证明他老了。

    我们勉强对话，用蒙古语。他懂一点蒙古语，会藏语。我主要使用肢体语言。一番交流得知，他不在这里搞卫生，把土收藏回家。

    为什么收藏转经人鞋上的土呢？

    他比划：家不远。明天在这里见面，邀我去他家。

    他家里有什么？

    有花。他比划高矮的花儿，花朵有鸡蛋那么大、香瓜那么大。

    噢，他用这些土栽花儿。四方人脚下的土栽出不平凡的花儿。

    次日此时，我等老汉，没等到，欲归。一个小孩从广场西边飞跑过来，拽我衣裳。怎么回事？他手指我左胸的成吉思汗像。这件T恤是纪念蒙古帝国（1206-2006）诞生800年的纪念，海中雄送。我明白了，小孩是老汉派来的，成吉思汗像是标识。

    我随小孩来到一处平房人家。老汉门口迎接，他在家为我做酸奶。院子里，我看到忍冬细长的红花、鸡矢藤、蓝色的桔梗花，还有层层叠叠的虞美人。

    可是，这不会是用扫来的土栽的花吧？我意思说，这么大一个院子的土，扫不来。扫来的土应该在盆里。

    我比划——盆。

    老汉——没有盆，只有土地。

    我——花，长在盆里。

    老汉——你喝酸奶。

    我喝酸奶，不加蔗糖的酸奶开胃生津。我忍不住起身模仿他扫土、转经筒、布袋子。

    老汉恍然，领我进入一个小屋，墙上挂布达拉宫的绒织壁画。老汉小心揭开壁橱的布幔，一排小佛像。

    它们用扫来的土烧成。

    老汉用手语表示，这些佛像将放到各地的庙里。他送我一尊，嘱我放在中国的寺院。花和转经筒边的土，原是两回事。

    回国，我心中有一点点未解，以脚下土制佛像，有些不尊敬吧？一天，逢机缘请教一位大德。

    他说：“好。佛向八方去，人自四面来。土最卑下，脚下的土更卑微。人的心念就在脚下，土带着各种人的心念，如今烧成佛像，土和心都安静了。甘于卑下，正是佛教的真义。”

    这尊佛宁静微笑，如有沉浸无上欢喜之中；并无卑下，只有浑朴。我把佛像留在了这个庙里。

    大清

    巴彦伯、托托、杰日玛，另一位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是图瓦国的呼麦歌手。他们让我惊讶的，是每人脑后梳一条鲁迅说的“油光可鉴”的大辫子。

    呼麦，在图瓦叫“呼美”。如果用“民歌地图”来述说蒙古音乐风格，长调始于锡林郭勒，穿越蒙古国和俄联邦的布里亚特。到达图瓦后，节奏鲜明，气味趋近高加索。伴奏乐器弓弦越来越少，弹拨越来越多。他们演唱的歌曲如马蹄踏石，节拍每分钟在160～180左右。

    我们约他们拍摄节目，在叶尼塞河边。

    在这儿，河流由东转向北，在镜头里是蓝色的，又有远山更浅的蓝。他们的演出服是蒙古袍，皮靴足尖上翘（满州样式），纯银火镰挂腰上，最豪洒的是他们的辫子。在中国，见不到辫子了，大姑娘都不梳。

    我怕冒昧，还是发问：“你们的发式……”

    “大清发式。”巴彦伯自豪地回答。

    两鬓剃除，余留成辫，清朝官民皆如此，这会儿见到了真人。见到便想到，男人要是衰老，白发脱发，从辫子上一眼就看出弱，难怪李鸿章爱戴一条假辫儿。

    他们唱，我们录。呼麦，是一个人哼唱两个旋律，还当别人演唱的背景音乐，类似长笛，圆号或低音提琴的音效，当乐队用。当然他们有乐器。我边听边想，这种演唱其实可以赚大钱。他们说去过纽约和伦敦，没赚到什么钱。夏季，他们每人每天的演唱收入平均不到人民币五元钱。其它季节没游客，也就没收入。

    有经纪人吗？他们说有，罗伯特·休，图瓦唯一的美国人。

    演唱休息，托托对我说：“我们崇拜大清。”

    我不知该怎么说，问：“是清朝吗？”

    “对。”巴彦伯眼里燃起神往的光采，“大清，一个谦逊的帝国，了不起。”

    我按说比他们了解大清，至少电视剧看得多，但这个话题让我不知说什么好。十八世纪，图瓦曾是大清版图的一部分。

    “你们对大清的美好印象，能说出一个例子吗？”

    “谷歌。”巴彦伯竖起右手大拇指。

    谷歌，他们上网搜索大清？

    杰日玛纠正：“故宫。”

    “也许是。”巴彦伯说，“多么大的院子啊！铺满了青砖，一万名官员下跪，‘扎！’是真正的帝国，俄国人只会武力。”他竖起小拇指，再把指甲弹一下，像剔鼻涕渣。

    “你们怎么了解大清的？”

    “太爷说过的。”巴彦伯说。

    “图瓦人留辫子的多吗？”

    “过去的老人，偏僻地方的人现在留辫子。”

    巴彦伯说，图瓦人辫子是跟满州人（满族人）学的，出自萨满原典。辫子在头顶，代表灵魂。阵亡的满州人要是带不回尸体，他的辫子也能入祖坟。两鬓剃发，是让太阳光照在太阳穴上。满州人认为，辫子地位最高，不可污损，男人没辫子等于没灵魂。

    这时，一个欧洲人走进帐篷，是休，刀脸，淡黄的眉毛近于乌有，裤子上有七八十个洞，露着肉和汗毛。录制节目没有告诉他，他很不满意，说，这个节目如果录了，中国市场就没了。

    歌手说没关系，中国是大清的故乡。

    休说，如果他们非要录，合约中香港、台湾的演出将取消。

    他们说香港、台湾不值一提，北京才是他们想往的地方——故宫。

    休气愤地挤眼，再挤眼，转身走了。

    巍峨的金銮殿，红宫墙的黄琉璃瓦，男人化装成女人唱戏——这是巴彦伯心中的北京，他在纽约唐人街图片上看到的。

    “我们能去北京吗？”

    制片人说：“能，太能了。北京欢迎你们。”

    欢迎这个词让他们不好意思。他们互相看，互相不好意思。在图瓦，词是词本来的意思，不随便说。“欢迎”让他们感到自已矮小。最后唱一首歌是《大清啊大清》。

    “宫殿的檐角隐现在云端，它的名声人人啊知道。火焰珊瑚堆成假山，路旁生长椰枣和肉桂树，老虎在大街上睡着了。大清啊大清，万国向你致敬。大清啊大清，走在你的土地上，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歌词翻译，我止不住大笑。这哪是大清啊？康熙皇帝没听过这个歌真是可惜。歌手们脸上诚挚的表情在说：一个王朝的美不容怀疑。这个歌唱一百多年了，大人小孩都相信珊瑚的假山、肉桂树、老虎在大街上睡觉。

    我给别人讲图瓦男人留辫子的事，他们不信，更不信南西伯利亚的图瓦人怀想大清。有一次，央视国际新闻播出最后一条，普京领两个女儿到图瓦度假，画面上，普京坐在篝火边，身旁是巴彦伯和托托。

    我起身指着电视喊：“巴彦伯，辫子！”

    家里人吓了一跳。留辫子的巴彦伯们两秒钟就消失了，但被我看到。他们唱歌，普京儿童式的表情里微含嘲弄。歌手也许正唱《大清啊大清》，没人告诉普京，图瓦人厌恶俄国，喜欢大清。

    对岸的云彩

    我写作不怎么使用“美丽”这个词，觉得它是给偷懒者或儿童用的。这个词现成、概括，绝对。“美丽”——可以形容女人又形容景色，好像不应该。可是，看到从克孜勒城北面流过的安加拉河的时候，我心里浮出的词就是“美丽”。

    对河水而言，“美丽”说河面的温柔丰腴，水鸟追着河水飞翔。杨树倒映在水面，看得清叶子背面的灰。河怕扰乱杨树映象，似乎停流。水面浮走的水泡证明它还在行进。野花十几朵挤在一起摇摆，开成圆筒粉花的风信子，细碎微紫的马钱花，黄而疲倦的月见草花，在岸边伸长颈子观察河水。河水保持着荒凉中的洁净。

    九十九条河流注入贝加尔湖，只有安加拉一条流出。它汇合叶尼塞河投奔北冰洋。当地传说，安加拉是贝加尔湖宠坏的女儿，与小伙子叶尼塞私奔了。

    我在安加拉河边跑步，脚下是石板、草地或沙滩。跑五公里，到——我也不知这叫什么地方——还在河边，歇息。左面一座高崖，像城墙垒到河边停工。对岸有一处铁道线，偶过蒸汽机车，烟气纠结不散，白得晃眼，像被天空遗弃的私生子云。

    仰卧起坐中发现，崖上坐一个姑娘，俄罗斯人，而不是常见的图瓦人。她的象牙色的长裙从膝头垂盖草丛，身边蹲一只黄狗。在旷野里见到一位姑娘，思绪被她牵制，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做一组这个看一眼她，做一组那个再看，后来索性不活动，看她。因为是早晨，河面的风吹得她的金发微微颤动，她不时把裙子拎起来掖在腿中间。这时，对面一列火车开过来，黑色的货车。姑娘猛地举起一束花（她手里竟有花束），举得高高的，左右摇摆。火车传来汽笛声。

    姑娘花束，火车汽笛，中间隔着温柔的安加拉河。我几乎要赞颂，这是意大利电影才有的浪漫。

    火车驶远，变小，姑娘举花束的胳膊慢慢落下，黄狗冲火车叫个没完，嫉妒。

    我回转到宾馆，其实整整一天，脑子里在还原这个场景。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在河边又看到此景。不同的是，第三天姑娘换了一条天蓝色的裙子。

    我原本想登上高崖，路很远。高崖是凸凹的页岩，像中国人说的龙，越近河岸越高，姑娘在龙头上。我在下面仰望吧。

    姑娘向火车挥动花束，汽笛回应。花束每天都不一样，紫穗的苋草，橙色的秋萝，菊花般的铁线莲。西伯利亚的野花太多了，采不完。

    第三天，我边走边回头看姑娘，竟走进羊群里，吓了一跳。一个图瓦人赶着羊群来到河边，他头上包裹义和团式的红头巾。我对他笑，他回笑。

    我指指崖上的姑娘。

    牧羊人：“唉，她是瞎子。”

    “她不是每天向火车挥手吗？”

    “噢，”他瞥一眼说，“开火车的是她相好，当兵的。我见过他们在一起。军人，不一定哪天就走了。”

    他用牧羊鞭指前面：“你顺着这条小道从崖下绕过去，在桥边，就见到姑娘了，那是她必经之路。”

    我来到桥边，不知为什么，心“砰砰”跳起来。想到她是盲人，安稳点儿。说着，姑娘走过来，手牵黄狗，手臂伸挡眼前的树枝。她走得那么骄傲，双眼在眼窝里闭着，脸上有笑意。我屏息，像仪仗队员一样挺直身子，怕她发现。姑娘走远，红地儿白花的裙子从草丛一路扫过。盲人向火车挥动花束，她怎么采到那么多好看的花呢？

    早起，我跑到河边，姑娘已经在崖上，穿一身白衣裙。时间到了，该死的车还没来。

    过了半个多小时，火车从地平线出现，是一列绿色的客车，不是黑皮货车。车声渐大，姑娘站起来挥动花束，这捧花比昨天更鲜艳。她挥动，不停地挥动，火车一声不吭跑远。

    姑娘站着，花束贴胸前，看不到她的脸。黄狗朝绿色的客车怒吠，像骂它忘恩负义。

    西伯利亚的火车，不一定按时刻行驶，车次也不固定。那个当兵的如果不走，应该让姑娘知道才好，这只是我的想法。后面两天，绿客车天天开过来，不向花束鸣笛，姑娘在火车开走后站立很久。

    离开克孜勒那天，别人午睡，我来到高崖上。这一块青石姑娘坐过，下面的青草依偎在她裙边。地上，躺几束枯萎的花束。我拿起一束，迟疑地向空旷的对岸摇一摇，没回应，云彩若无其事地堆积在对岸。摇动中，干枯的花瓣洒落在青石上。

    甘丹寺的燕子

    燕子，挺着白色的胸脯，在雨前凝止的空气中滑翔，离地面越来越低。艳阳天，它们不知在哪里。

    燕子，骄傲又轻盈，恰是少女的特征。在乌兰乌德（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我见到一只通灵的燕子。虽然有人说燕子全都通灵，但这只燕子有故事。

    甘丹寺在乌兰乌德郊区，寺旁密生黄皮的樟子松，夕阳从树缝射入，它们披挂黄金的流苏，倚靠黄绿两色的庙宇琉璃瓦，真是脱俗。

    “如果你秋天到这里来，”住持强丹巴说，“树林像包上了金箔。再往后，白雪盖在上面更好看。”

    第二次进庙是录一首梵呗。布里亚特蒙古语的喇嘛唱诵，述说人行善得到的从第一到第八十一种好处，生动甚至风趣；多声部，石磬伴奏，和声跟樟子松的香气好像有神秘联系。

    大殿上，高大的佛菩萨像从西藏和印度运来，无数铜碗燃亮酥油灯。

    强丹巴看一眼手表，“一会儿诵大悲咒，燕子就来了。”

    “燕子听经？”

    “对。”强丹巴说，“这个燕子不是每天来，初一、十五肯定来，有时住在殿里。村民把家里的酥油灯送进庙里，燕子给他们点灯。”

    “点灯？”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看，这是灯，灯芯在这儿，对吧？村里人把灯放在佛前，喇嘛用火柴把它点着，对吧？”

    “对。”

    “这时候燕子从梁上飞下来，喙在这个灯的火上啄一下，放在那灯上，火上有油。特别快，不快就烧着燕子了。酥油灯就点着了，可好了。”

    身披绛红大氅的喇嘛陆陆续续进殿，落座。

    他说：“燕子该来了。我给它起名叫‘卓拉’，意思是佛灯开的花。你听过大悲咒吗？知道词吗？”

    “听过。”我扭捏一下，“记不住词”。

    “噢，没关系。其中有一句词燕子随诵，一会儿你听。”

    螺号声起，强丹巴领诵，众喇嘛齐诵大悲咒。深浑的低音伴随高低错落的梵语经文，声音吐露无畏纯真。每次听闻，我悉有泪涌。经诵到第二句的时候，一只燕子悄然飞落在梁上，俯首。我想起燕子随诵一事，看，燕子中间好像张一下嘴，我分不清是那句。燕子在第二遍和第三遍诵经中都张一下嘴。

    结束，强丹巴问：“听到燕子念经了吧？”

    我老实说：“没听到，它好像张一下嘴。”

    “对的。大悲咒开始：南无，哈辣达奈，多辣亚耶，南无，窝力耶，婆卢揭帝，索波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安。”

    强丹巴停下来，认真地说：“这是第十二句，安。这时候，燕子张叫：安。”

    “它懂经文？”

    “懂。能说的就这一句。这个燕子还救过我的命呢。”强丹说。

    甘丹寺早先没这么好，只有几间旧僧舍。强丹巴自个儿在这儿修行。

    他每诵大悲咒，燕子卓拉就飞来，他们那个时候认识的。一天，强丹巴病了，躺了几天几夜。他要睡，枕边的燕子啄他眼皮，怕他死了，不让睡。后来，强丹巴把僧衣剪下一小条，写上字，对燕子说：“卓拉，你可怜我，就把这个红布条送到莲花寺住持僧格那里。”燕子衔着布条飞走了。不久，莲花寺的僧格骑马来到，吃了僧格的药，强丹巴病好了。

    强丹巴说：“动物啊，草木啊，都有灵。你用好念头对它，它就对你好，这是常识。”

    他说这是“常识”，我却惊讶。我们说话的时候，燕子卓拉在梁上一直露着小脑袋听。强丹巴看它，说：“我诵大悲咒，你注意听第十二句。”

    “南无，哈辣达奈……安。”

    燕子张嘴出声，像“啊”。真乃如此。诵毕，我问大悲咒经文是什么含义？

    “除去一句，都是菩萨的名字啊。”

    燕子点头，飞出殿外。

    花朵开的花

    我爸说，东部蒙古人原来与后来信仰萨满教，确认天地万物都有切实的灵魂。“波”这个词，为通古斯语族所共用，指萨满教的巫师。蒙古、鄂温克、布里亚特、满族都如此称谓。

    在贝加尔东岸，我见到一位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波”。

    在一座刚建好的喇嘛庙，雪花石栏础和台阶两侧放满信众放的钱币，银光闪闪。停车场上，一个人盯着我看。他有着突厥人的脸——宽脸扁鼻、高颧细眼，这是中国人所认为的蒙古人的长相。他前胸一面明亮的铜镜，用绳挂在脖颈上。

    我对他躬身施礼，他没理。我改致帽檐礼，他点头，说：“中国海拉尔地方乌里根河的人，都长着你这样的相貌。这是蒙古人标准的长相的一种，朝花可汗的子孙。”

    我有受宠的感觉。我近世祖正是朝（chao）花可汗，但我没去过乌里根河。

    我问他铜镜。

    边上一个人（后知是警察局长）说：“他是波。”

    波——他的名字叫尼玛，留给我地址，几乎命令我明早去他家里。

    尼玛的家盖在山顶上，屋顶有汉地庙宇的飞檐，在一片木板搭建的贫民窟中露出显赫。尼玛对摄制组的灯光、机器毫不陌生，领我们进入做法事的厅堂。

    他的法帽如清朝的官帽，戴上，开始作法。尼玛身后是一幅朝暾出海的彩画，印刷品。上方挂他母亲的照片，两侧挂滚金蟠龙立轴。在图瓦常常遇到的龙的形象，这是清朝留下的印记。他们的语言中有“大清”这个词，指清朝。他为来自蒙古国东方省的妇女龙棠占卜。龙棠在一张白纸上写字，尼玛放进白碟子里烧掉。尼玛探究灰烬的形状和碟子上留下的烧痕，说：“你的羊群并没有丢失，头羊的灵魂飞走了，所以羊群躲在你家东南方向的山坳里。”

    这些话是翻译过来的，我不懂布里亚特语。

    做法事时，一个姑娘手把着门框向里看。她也就二十岁，脸很白，眉眼迷惑，挺着小小的胸脯。她叫其其格玛，龙棠的女儿。

    我们录制这一切。

    尼玛让我报上生辰八字。

    他看过，说：（翻译译出大概）你是黄金家族后裔。16世纪，你的祖先来过布里亚特，后来到了蒙古国北部，再到内蒙古呼仑贝尔草原（和我爸说的一样）。你的一位直系祖先在这里给人们治病，病死在荒野里（我爸没说过）。他时时刻刻想回去，他知道你来了（我开始紧张），他快要到了，在路上……

    尼玛说祖先到此，对我有一点点危险。比如，不排除借我的躯体返回内蒙古这种可能。尼玛说：“别急，我劝他回去。”

    他让我高举一碗奶茶，在激烈的鼓声里垂首默祷祖先安适。尼玛的导引词说：回去吧，喝下这碗奶茶，回到你住的森林里去。你的子孙很好，他将健康地在漫长的岁月中挥发家族的荣耀。

    我举碗的手越来越抖，想到祖先为这里的人民舍命荒野，不觉泪爬两颊，擦不得，吸进鼻腔。

    “回去了，你的祖先。”尼玛松了一口气，擦汗。我送他钱，尼玛坚决不受。倚在门框的其其格玛抽泣着，泪汪汪地看着我。

    我出去跟她说会儿话。她是乔巴山市的小学英语教员，请求我别说英语。她说得不好，我压根儿不会。我们用蒙古语对话，但蒙古国的词汇对我来说很陌生。后来干脆用手语。

    其其格玛了解我的情况。

    她“问”（用手比划）：白胡须老汉和佝偻老太太怎么样？这是问我父母。

    我说他们很好，没胡子也不佝偻。

    她“问”：你一个枕头睡觉还是两个枕头睡觉？

    我答：两个枕头，结婚了。

    她“问”：你小孩？手比膝盖下。

    我答：小孩像我这么高，在北京。

    她知道北京，问小孩在那里做什么。

    我说“读粗学。”这是口误，蒙古语“粗”和“大”有时是一个词，读大学。

    她表示在北京读大学了不起，跟在伦敦、纽约一样。

    “宝日吉根（鲍尔吉），”尼玛喊我，“端奶茶。你的祖先又来一位看你，他是一个军官，骑马来的……”

    尼玛祈祷，我敬茶。

    “军官回去了，现在一切平安。”他快活地点燃一支烟。

    我们喝茶交谈，等司机过来。

    一个军官大步进屋，手指着我和尼玛说话，态度激烈。窗外有一匹马和一群狼狗。我心收紧，十六世纪的祖先们包括军官不都回家了吗？怎么又来了？

    两人争辩，手势强硬，不时看我，显然与我相关。我不知躲起来还是呆在这里，其其格玛泪流得更多。

    我问翻译怎么回事。他狠狠地说：“你最好别说话。”

    突然静下来，军官走了。“波”——尼玛显然很扫兴，也走了。其其格玛的母亲龙棠对我摇摇头，走了。

    我说走吧。外边来一个男人拦住我，他抱着其其格玛的肩膀，说一番话，示意翻译。

    翻译说：“你站到这里。”

    我和其其格玛面对面站着。

    翻译：“宝日吉根，你愿意娶其其格玛为妻吗？在这里和她生活？”

    我不知所云，看每个人的脸都不像开玩笑，其其格玛焦虑地看着我。

    “快回答。”

    “我……”我说，“我早就结婚了。我……”

    “说娶还是不娶。”

    原来其其格玛有意于我，军官是前来相看的人，对我没看好，尼玛为我辩解。

    “不娶。”

    “不娶谁？”

    “我不娶其其格玛为妻。”

    没等翻译，其其格玛从我脸上已得到答案，泪珠一颗颗滚落。

    接下来，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了，大家劝其其格玛，她摇头，哭。

    我们悄悄地收拾三角架、灯和摄像机，走出屋。我前腿刚迈上车，被人拽下来了，其其格玛。她抱着我胳膊，攒泪的眼睛看我的脸，我闭上眼睛。

    其其格玛被拉走，车开了。爱情？看来真的有爱情。一个女孩子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爱上我，我对“爱情”产生敬畏。这么多年稀里糊涂，没把这事当回事。想起别人拉她走，她转头一望的样子，我竟落泪，不知为谁而哭。很多年前，有人说我是个傻子。是的，我是个傻子。

    其其格玛，蒙古语意思是花朵开的花。

    婚礼记

    在炎热的六月，我身穿黑水獭皮滚边的海青缎面皮袍子，头戴高耸的羊羔皮帽，脖子上涂的香料令人晕眩。我满脸淌汗，端酒杯与陌生人对饮，向他们行鞠躬礼——这不是梦境，是去年的一场经历——身旁，是我的“新娘”阿季阿兰。我总算把她的名字记住了。

    这个巨大的白帆布帐篷，能装五十多人，没桌椅，熟肉堆在地面塑料布上。食用固体酒精勾兑的酒在饮马石槽里荡漾，随便取饮。

    我的“婚礼”，实为阿季阿兰的婚礼，地点是俄国布利亚特共和国乡下的草原。

    事情是这样的。为做一档电视节目，我们一行人围绕贝加尔湖寻找蒙古文化的遗音。昨天，于乌兰乌德市兵分两路，我和摄像师占布拉搭一辆卡车前往湖边的塔布。司机谢尔盖是俄罗斯小伙子，已经醉醺醺。车上，占布拉（兼翻译，而我约能听懂一点点布利亚特语）向司机炫耀中国的富裕：我们一幢楼比你们五幢楼叠起来还高（这里多为二三层楼），我们的电视有五十个频道，我们吃肯德基都吃腻了，我们……我暗示占布拉换话题，他可能太想念祖国而滔滔不绝。终于，司机停车，绕过车头开右边车门，让我们下去。

    我道歉并提出加钱，司机不屑，把二十美元车费和中国产清凉油扔地上，拽我们下车，说：“傲慢的中国人，你们有钱，但没有森林和正直的心灵。”

    司机——带着正直的心灵把这辆吉斯牌卡车开向远方，我们像两个蚂蚁被丢弃在南西伯利亚。我痛斥占布拉的愚蠢，告诉他，中国人刚富几年？穷人乍富，显摆啥？该！可是，这条路还有车过吗？

    “写遗书吧，在咱俩变成木乃伊之前。”我说。

    占布拉以比蚊子还尖细的声音回答：“摄像机还在卡车上。”

    该！还管什么摄像机，我想应该去寻找村庄。如果没村庄等着我们，就只有死亡等我们。我和占布拉的手机都没办国际漫游，联系不上剧组。该！

    我从风中的气味判断西南方向应该是森林的边缘，果然走出了森林，用两个小时。占布拉提出休息，我说，你不断思考自己所犯罪孽就不累了。又走了一小时，遇见草场，绿汪汪的点缀鲜花，有没有人？占布拉说：“多美！要有摄像机就好了。”蠢货，还是不累。

    走着，大脑和腿都麻木了，突然见到前面说的冒炊烟的大白帐篷，人们攒动，衣服鲜艳，像一场婚礼。

    走近，我们伸出双手——人其实都有乞讨的本能——给我们吃的、喝的、睡觉的床铺吧！

    人们端来矿泉水和洋葱抓饭。这时，一位威严的长者用手势阻止。长者蓄油亮的黑胡须，目光锐利，披一件阿富汗总理卡尔扎伊式的长袍，问了我们姓名、来干什么。然后告诉身边的人（名海日苏）带我去换衣服。

    换衣服？吃饭或者说乞讨难道要换衣服？海日苏告诉我：呼伦巴雅尔（长者）说你相貌端方，有尊贵的“鲍尔吉”姓氏，是伟大的成吉思可汗的后代。他决定选你做他的女婿，今天的新郎。

    啊？我问是不是玩笑，海日苏答不是。我又问：原来的新郎呢？他答：等他等了五六个小时，不等了。

    不等了？难道这是看电影吗？我想了想，这是一场婚礼，并且是一次婚姻。谢绝？我的消化系统发出呐喊：不！不应该轻易说不，而说“耶！”

    我换上华丽的新郎礼服，吃之喝之。“新娘”阿季阿兰，恐怕只有十九岁，但已很丰满，眼梢嘴角都上翘，蛮美类型。她对我似乎很满意。在众人的怂恿下——俄国婚俗，大家喊“苦啊”，新人接吻——我和她接了二十多个吻。我成为“新郎”，把占布拉乐坏了。他给我梳头，不断往我嘴里塞口香糖。而我，手端镂刻花纹的银酒杯，挨个儿看眼前纯朴的布利亚特蒙古人，他们眯着眼，面黝黑，眼睛带着笑意。他们祖先里面到达中国的人，被清朝皇帝赐名为“巴尔虎人”（虎旗军）。我在想，我已有妻，在中国；在此又得到一位比我女儿年龄还要小的媳妇儿，怎么办？这里的文化没有“怎么办”以及“以后怎么办”，纯朴和当下欢乐是生活的全部内容。我曾问海日苏，我和新娘要入洞房吗？他答是的，生出很多孩子。难怪阿季阿兰对我眼波烁烁，那是对三个，不，六个孩子的期待。

    别了，祖国的亲人，闲暇来布利亚特草原找我吧，带上中国的好东西给孩子们。好了，就这么办！我把心念刚转过来，又有事情发生——新郎出现了。猜猜他是谁？司机谢尔盖。

    他换上一身新西装，与呼伦巴雅尔（我今天的岳父）阿季阿兰（我未进洞房的新娘）激烈争执。谢尔盖！是你把我们扔在森林，又因为酗酒迟到而失去新郎的资格，该！现在来抢我的新娘，呸！

    人们静下来，谢尔盖阴沉沉走过来，说要和我决斗。呼伦巴雅尔、阿季阿兰和所有人都看我们俩，看不出他们希望谁赢，这是他们的文化。我想了想，还是认输吧，能打过他吗？但内心的基因说不能说不。我，把袍子脱掉，表示开始。袍子、酒以及不知什么东西起了作用，总之奇迹发生。小时候我跟一个回民练过摔跤。此刻，我用手别子摔倒这个吃瘪新郎，又以“德和勒”再次把他摔趴下。人们雀跃，把新郎袍子披在我身上。

    这一刻，我完全清醒了，发表演说让占布拉翻译：“在这个帐篷里，我远离了森林死神的召唤，得到你们美好的款待并荣幸地成了新郎。但我想念我的家，我要回家……来，祝福谢尔盖和阿季阿兰成为夫妻吧，生一百个孩子……”

    原以为，我这番话会招来一顿殴打，不，是一片掌声，像敬重一位绅士。我把袍子披在谢尔盖肩上，把羊羔皮帽子扣在他的金发上，之后，我醉累交加，倒地不醒。

    次日黎明，占布拉叫起我，我们登上谢尔盖的吉斯牌卡车。占布拉抱着摄像机赞美眼前的一切。谢尔盖表情甜蜜。上车前，阿季阿兰拉着我的袖子说：“你才是我想得到的新郎，你还会来吗？”

    我说：“可能不会来了。”

    “别这么说，会的，生活比我们想像的神奇。”

    但愿如此。汽车向塔布开去。

    灵魂潜入向日葵

    晚上，橙色的云朵在总统府顶上气象峥嵘，映衬两面旗。左手是俄罗斯三色旗，右手是图瓦自治共和国黄蓝两色旗，象征河流的蓝色从黄土地流过，很实在。总统府巍峨高耸，四层。这是他们国最巍峨的楼。这里找不到挤压人的太高的楼，实在。

    总统府因为是总统府，吸引我时不时看一眼。我手边还有一张照片：前景旅舍阳台，放一杯绿茶，我喝的；中景一排杨树，大叶杨；远景飘两面旗的总统府，国徽是一个蒙古人乘马飞奔。

    晚上，总统府门前寥落，没哨兵。我一看就揪心，总统府怎么能没警卫呢？结论是：总统下班了，所有职员都下班了，楼里没人。黑黝黝的总统府，偌大的图瓦国只有我用一双眼睛为它守卫。

    平常，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一看就是山区的牧民，慢腾腾走进总统府，倾诉，也有问天气和寻找走失牲畜的，很家居。旅舍服务员说，总统爱到百货大楼遛达，背手看各类商品。另一个服务员说，头几天，总统坐在列宁广场长椅上吃冰棍。一位国民说总统穿的西服不讲究，总统不高兴，请四五位过路人品评，大家说西服好，扣子也好。总统赞扬了每个人。这是现任总统，前任总统打猎从马上摔下，带着重伤走入天国。

    早上九点起，一个礼兵在总统府门前廊柱间漫步，肩扛一杆步枪。用望远镜看，枪托雕刻花纹，枪管缠绕紫色的牵牛花，很可爱。礼兵制服袖口和下摆绣的是蒙古人喜欢的云子图案。图瓦人家家供奉成吉思汗。礼兵右手把枪，步履如蒙古牧民一样蹒跚，像参加婚礼，很家居。这时，他立定敬礼。可能是总统来了，我挪移望远镜寻看，没人。对面是歌剧院，中间的广场有放转经筒的亭子。没人呀？礼兵还在敬礼，抬下颏。向谁敬礼？他练习敬礼？不对。礼兵怎么会在总统府前练习敬礼？礼毕。礼兵接着抗扛枪遛达，偶以手指捻腮旁胡须。他又敬礼，刚才向南，现在向北。哪里有人？柱子、台阶和空荡荡的广场。他会不会向蚂蚁敬礼？我调整望远镜看地上。一只黄猫走过，半拉脸和高翘的尾巴是白色。它从南往北走，脚步轻佻，没搭理礼兵。

    哎，这个事太蹊跷了。我跟同伴讲，他们说那不可能，总统府礼兵怎么会向猫敬礼，这种说法对人家不尊重。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广场。

    我坐在列宁塑像下的长椅上，等猫。

    猫来了，白尾巴黄猫，领四五只扈从，黑的、灰的，它们由北边叶尼塞河边往南漫步。猫漫不经心走上总统府的台阶，嗅嗅地下的树叶，用爪子拨动。

    礼兵没反应，不知是不是昨天那人。可能每个礼兵对猫的态度都不一样。礼兵向南面踱步，眉眼因阳光照射而蹙紧。他转身见到猫的队伍，立定敬礼，对着它们屁股，目送远行，礼毕。正是昨天的礼兵，腮边卷须。

    我心里喜悦，冒出一个念头：图瓦人是崇猫的民族。马上觉出不确切，广场上的行人对猫均熟视无睹。抑或图瓦军队是崇猫的军队？不可靠。我抑制不住这份好奇心，向礼兵走去。我知道对执勤的士兵不能搭讪甚至不可接近，况总统府乎？试一试。我带着笑容，拾阶走近礼兵，敬礼，他微微点头还礼。我问他懂不懂蒙古语，他说刚好懂一点，家乡是图瓦南部靠近蒙古国的地方叫恰尔基。我指远去的猫群——为什么敬礼？

    他说，因为猫有灵魂——“孙思贴”。

    灵魂？当然应该相信猫有灵魂。骆驼、马和燕子也可被赋予灵魂，为什么向猫敬礼呢？

    礼兵说——向大官、首领、老爷，向他们致敬。

    我说“喵”？

    他说是的，“喵”正是大官、首领、老爷。

    没法唠了。语言混乱让通天巴别塔出现官僚主义烂尾楼，更别说猫的事了。我灵光一动，问：死去的总统灵魂附在猫身上？

    对！礼兵握住我的手，正是这样。

    噢。我心满意足，向他敬个礼，又感冒失，他并不是附体总统灵魂的猫。刚才我们俩不断用敬礼这个手势谈论猫。

    这件事告知同伴后，他们说我编造。有人对自己理解不了的事都不相信，我不想为他们启智，蒙昧更适于他们。

    第二天晨跑，马路上有人喊我。是喊我吗？这里的警察说过，图瓦人午夜开始喝酒，早上才醉。我嗖嗖跑之，然而，拐过几个街口，他出现在我面前。不用怕，图瓦人都很善良。最多——醉汉向你讨要十卢布喝酒。这个人张臂拦住我，我把运动裤兜翻出来，没钱。他摇头，对地面敬礼。嗨，是礼兵。他穿一件灰夹克，没看出来，再说他也没扛枪。

    他说他叫宁布——图瓦人信喇嘛教，好多人取藏语名字。宁布领我去看猫，到附近。

    我身上汗湿，还是跟他走了。穿过两条街，人们都在睡觉，图瓦人清早不起床。宁布背一个羊皮口袋，系口。我用手捅一下，液体。宁布说，他看出我是一个和猫有渊源的人。也算是，我妈爱养猫。他说，去世这位总统养了一群流浪猫，管它们叫“灵目国民”。他死后，总统遗孀到乡下住，猫散伙了，四处游荡。

    我问：你怎么得知他附灵于猫呢？

    宁布不管我问话，按自己的思路说：猫想念总统，月圆之夜在屋顶嗥叫。今年牛蒡草比去年多，你看路边。总统喂猫牛奶，他认为每个猫前生都是艺术家，并且更喜欢喝羊奶。总统呼麦唱得好呢。小孩子死去了，总统会流眼泪。他是德国的博士，但没有孩子。他养了五十个猫，每个星期三给一个猫过生日，给猫带那种帽子。这个俄罗斯老太太的儿子醉酒淹死了，她每天早上在这里等儿子。总统送给我一个指甲刀，韩国的，这么宽。原来这里是俄国兵营，撤了。可是总统死了，猫离开了他的房子，也没人给猫过生日。后来，我站岗，下午两点钟天突然黑了，乌云像树那么低。一个闪电从天上掉下来照亮地面，总统在广场孤零零地站着，看见我，他一转身跑了，四脚着地，尾巴是白的。你明白了吧？

    没等我说明白，宁布说到了。两扇灰色铁皮门，门环用柳条系着。打开，空场堆着无数废骨头（不废的骨头堆不到这儿）。上面趴着一群猫，纷纷跳下来。宁布把皮囊放下，对着两米长的铁槽倒下去，牛奶。小猫们粉薄的舌头轻快飞舔。宁布掏出花生米大的奶球喂那个黄猫。宁布抚摸它的毛，说：总统的灵魂不在它身上了。

    我问宁布：它经常去总统府吗？还有别人知道它是总统附灵吗？宁布把手臂横着劈过去：信，就信了，没这么多问题。其实我不清楚他是不是总统，也许是副总统，也许是副部长，有什么区别吗？他用细长的突厥式的眼睛看我。

    我只是问问，图瓦是俄联邦六十多个结合体之一。它的政体是共和国，首长叫总统。这里的人信喇嘛教，同时信萨满教，相信天人合一。宁布又说，我觉得总统把灵魂转移到向日葵上面了，你看到没有？那只猫的眼没有灵气了。你知道向日葵吗？

    我说知道一点。

    他拎着空瘪的皮囊，领我向叶尼塞河边走去，经过一个二战烈士塔。河边，一片向日葵垂着沉重的头颅，它们躯干的白芒还挂着露水。向日葵像路灯，像花洒，像厨娘一样低头沉思。

    宁布说了一通图瓦语，用蒙古语翻译给我：总统啊，你的灵魂藏在哪棵向日葵上，就让它抬起头看看我吧，我是宁布。

    宁布坐下来，双手抱膝等待。我也坐下，等待某一个向日葵慢慢抬起沉重的脸盘子看我们。葵花的花蕊大多脱落了，用手一拂，将露出挤在一起的葵花籽，像排字工人的字盘。有的花盘垂得比枝干都低。一棵小向日葵站在队伍里，身材只有它们一半高。它的脸就是脸，不为结籽，新鲜光润。唇形的花瓣整齐地张扬，像儿童混在大人逃荒的队伍里。我指着小向日葵问宁布：会不会是那棵？宁布走过去，单腿跪下，用手指摸它的花蕊和花瓣，站起转到它后面查看，掐一块叶子捻碎在鼻下闻闻，说：最有可能的了。然后他与它对视。

    这场景，别人看了也许觉得他们好笑，但我喜欢宁布“离奇”念头后面的认真。人为什么不可以有灵魂？灵魂为什么不可以附于向日葵身上？只有幸福的人才有这种毫无功利的念头。图瓦国家很小，很家居，人民善良。

    宁布用双手的食指拇指拉住小向日葵的叶子，用图瓦语悄悄说什么。他后背汗渍，鞋带乱成了一团。

    我越听德语越像蒙古语

    我越听德语越像蒙古语。德语是印加语系条顿语族日耳曼语支，与英语、荷兰语是语言近亲，两千年前是一家。语源学认为，现代英语单词的60%是古日耳曼语，是一些根基的农业社会和血缘的词根，如父、母、土地、河流、兄弟、锄头。而英语中关于政治、艺术的词来自法语。关于战争抢夺的词来自西班牙语。

    “来自”的意思是侵略者送去的。词汇不是要来和花钱买来的。

    从语音学说，语言由词汇和语调确立，后者由发音位置和重音决定。

    德语怎么听起来像蒙古语呢？

    这几天德语满耳。并没有许多德国人争相与我谈吐，我一句德语也听不懂。我在听收音机——调频10.57，斯图加特古典音乐广播台。该台除播音乐，还播德国人说话。想调台，又怕他刚说完上句就播音乐，一打包把德语也全听了。

    听来听去，这不是蒙古语吗？他语尾的重音，卷舌音，A与U的发音，像说蒙古人听不懂的蒙古语。又，德语一些与蒙古语相通用的词。如人名中的巴特，布赫。还有女人名中的“根”，我姐叫额尔根塔娜女士。德语和蒙古语在地名上都有“图”，现在我住的地方叫“舍力图”，古堡所在的地方。图在蒙古语也是“……的地方”。

    我这番比较，并无学术依据。从词源说，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支，和德语不发生关联。但是，它们的语调有很多相近处。恳切，言说费力。

    我打开斯图加特风光图，见“乌兰山”，和蒙古语相同。蒙古男人起名有叫“布赫”的，意思是“结实，敦厚，抗摧残”。德语人名的“布赫”是向上长的很高的树，又和“书”有语源联系。西方用木头造纸，蔡伦用烂渔网造，不一样。我在阿克曼家见到德国诗人布赫，他喝了一些红酒，神色如古罗马将军，手抚腰侧踱步。布赫请阿克曼教他一句汉语：我不是傻子。练习：我——不——是——傻——鱼。子音发不爽。布赫为什么不学“毛主席万岁”而学“我不是傻子”呢？他应邀去杭州诵诗，一出租车司机三公里路程向他索车费一千元，这不是拿布诗人当比尔·盖茨，当巴菲特，当傻子吗？

    我教他一句更简单的。他要一千元，你问：是日元吗？

    布赫开始练：日元……

    说了半天，德语还不是蒙古语，这两个国家也合并不了。我的感受可用心理学解释——人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大脑将努力寻找此境和原境的相似点。然而，这里和我在的沈阳一切都不一样，人与物。虽然月亮一样，我还没见到。大脑找到一个假信息，把它献给我，让我认为德语像蒙古语，满足我的归属感。

    我揣摩，像巴特、乌兰、舍力图这些人名地名，非德非蒙，是古老的突厥语，蒙古语有许多突厥词，后来传到欧洲。突厥散了，作为语言的唯一继承是维吾尔语。

    马

    看到马一霎忘记这是德国

    蒙古长调也挤到嗓子往外看马

    马引颈触地走一小步都抬高蹄子

    马的样子

    磨灭了我在异域的隔膜

    我看到马肩膀松开了

    坐下来像自己的土地

    刚才还小心踩过

    怕踩坏别人的国土

    在很远在古堡门廊

    看到树叶间移动的白是马

    我看马比看电脑汽车机票都准

    跑过来看马离这不远有蒙古包吗

    林中走过来一帮贫穷的亲戚

    他们的草场早已沙化

    胡四台的马没见过大片的草

    吃上级发的饲料

    该唱蒙古歌了

    有人拎着鞍鞯

    走向这两匹马

    到公社去

    是我老家的马

    只是腿长一些

    它们见我怎么不惊奇

    它们并没吃草听草说话

    草的歌声波长只有马听到

    今天说好了

    明天还来看马

    直到离开德国

    马知道吗这地方有一个蒙古名叫舍力图

    怪不得有马

    西伯利亚的熊妈妈

    去年夏天，我到南西伯利亚采风，走到小叶尼塞河与安加拉河交汇的一个地方过夜，住在原来的地质队员的营房。房子里茶炊、被褥完好，方糖和旧报纸仍放在那里。二十年了，没人动。

    正喝茶，向导霍腾——他是图瓦共和国艺术院的秘书，胡子须永远沾着啤酒沫——说领我们见一个人。

    我们开车走进森林，在一幢木房子前，一人远远迎接。

    “这是猎人德维—捷列夫涅。”霍腾介绍，“他想见中国人。”

    德维—捷列夫涅60多岁，粉皮肤，楚瓦什人，生就三岁婴儿般好奇的眼睛，缺左小臂。这个名俄语的意思为“两棵树”。

    他家墙上挂着熊的头颅标本。熊的眼神像德维一样天真，脸上挂着各种各样的纪念章。它微张着嘴，一边的牙齿断折了，顶戴一只新鲜的花环。

    德维在熊面前述说一大通独白。翻译告诉我，“两棵树”对熊讲的话是：“熊妈妈，安加拉河水涨高了一尺，森林里又有五种野花开放，拜特山峰从下午开始变青。”

    我听过脊背发紧，太神秘了。

    霍腾告诉德维：“中国人给你带来了青岛啤酒，你喝了之后会觉得日本啤酒简直是尿，连洗屁股都不配。而他们是来听故事的，把故事告诉他们吧，中国人都是很性急的。”

    德维新奇地端详我和翻译保郎，从箱里拿出五罐啤酒摆齐，“啪啪”打开，一口气一个，全喝光。

    “故事，”德维用歪斜的食指在空中划个圈儿，涵盖了弹弓、琥珀珠、地下的木桶和铁床，“它们都是故事”。

    “讲熊的故事吧。”保郎说。

    “这是熊妈妈的故事。这是我第三次讲这个故事，对中国人是第一次。”德维又喝三罐啤酒。“不喝了，剩下的让野兔养的霍腾喝吧。那一年，我领儿子朱格去萨彦岭东麓的彼列兑抓岩羊。朱格喝了山涧的水之后就病了，估计水里有黑鼬的尿。我们只好住在山上，住了七天，吃光了干肉。野果还没长出来，我们快要饿死了，朱格会先饿死。他身上轻飘飘的像云彩一样，这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那时候动物也没有食物，春天嘛。它们不出来，我打不到猎物。有一天傍晚，运气来了。我在一个岩洞边发现一只熊仔。它饿得走不动了，舔掌、喊叫。我架好猎枪，这时候空气震颤，刚长出的树叶跟着抖——母熊在树后发出低吼，就是它（德维指墙上的标本）。我明白，这时枪口不能指向它的孩子，于是放下枪。母熊转身走了，它走得很慢，也是缺少食物引起的虚弱。我看它走的方向，突然明白，那是我儿子躺着的地方。我摇晃着回去，见朱格躺在地上的树枝上。他看看我，转回头。我手里什么猎物都没有。在离我们十几米远的树后，母熊看着我们。过一会儿，它走了。母熊回来时，带着熊仔，站着看我们。”

    “这是什么意思？”保郎问。

    “意思是，它们没食物，要饿死了，想吃掉我们。我们也没食物，想吃掉它们。但是，我没把握一枪打死母熊，它会在我装子弹的空隙扑过来。我可以一枪打死熊仔，母熊也会一掌打死我儿子。然而我有枪，它不敢。”

    保郎问：“熊知道枪的厉害吗？”

    “当然。熊像你们中国人一样聪明。我们就这样对峙。它们母子、我们父子，静静坐着，谁也不动。我儿子朱格已经昏迷过去了，腹泻脱水，加上饿。我心里懊恼，但没办法。我一动，母熊就会扑向我儿子。”

    “母熊的眼睛始终看着我的枪。它的小眼睛对枪又迷惑又崇拜。好吧，我举着枪，走到悬崖边上——我身后十步左右是一处悬崖——在石头上把枪摔碎，扔下去。母熊见到这个情景，头像斧子一样往地上撞，这是感激，我能看到它流出的眼泪。这回公平了，我想，搏斗吧，要不然你们走开，像陌生人那样。”

    “熊不走，也不上来扑我们。这下我没办法了，我毁掉枪，表明伤不到你们，还要怎么样？再想，母熊是想为幼仔谋一点食物。为了让它们走，也为了我儿子，我闭着眼用刀把左小臂割断扔了过去。上帝啊！熊仔撕咬我的左臂，上面竟然还有我的手指。你们想不到后面的事情，母熊走过来舔我的伤口。它的带刺儿的舌头舔着上面的血，我闭着眼睛对熊说：吃掉我吧，但别伤害我的儿子。”

    “可能我昏了过去，总之被母熊的吼声弄醒。它看着我，然后，疯一样奔跑，从悬崖扑下去。我费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母熊自杀了。要知道动物从来不自杀，但熊妈妈从悬崖跳下去了。我胆战心惊地爬到悬崖边往下看，母熊躺在一块石头上，嘴和鼻子冒血。它死了。”

    德维用残臂抱着头，说了一大段话，保郎翻译不出来。我想问“后来呢？”没敢也没好意思问。

    霍腾说：“告诉他们结局，德维。”

    “结局就是，我们活到了今天。我儿子朱格去铁匠家取火镰，明天回来。”

    “说熊。”霍腾提示。

    “唉！我们吃了熊的肉，活了过来。我又趟着冰水给熊仔捞来很多鱼，它吃饱走了。熊妈妈（指标本）被我带回来。我的伤口被它舔过之后好了。”德维给熊的嘴边塞一支红河牌香烟，往它头上洒一些啤酒。

    “这是哪一年？”我问。

    “普京第三次到我们图瓦打猎那年。”

    “2006年。”霍腾说。

    之后，德维问：中国还有皇帝吗？长城上有酒馆吗？中国女人会生双胞胎吗？我一一作答，却不敢看墙上的熊妈妈的眼睛。为了熊仔，它竟有那么大的勇气。

    他乡月色

    我越来越想念图瓦，三年前在图瓦我就想到会想它。

    国宾馆是一座安静的三层小楼，靠近大街。大街上白天只有树——叶子背面灰色的白杨树，晚上才有人走动。人们到宾馆东边的地下室酒吧喝酒。我坐在宾馆的阳台下，看夕阳谢幕。澄澈的天幕下，杨树被余晖染成了红色。你想想，那么多的叶子在风中翻卷手掌，像玩一个游戏，这些手掌竟是红的，我有些震骇。大自然不知会在什么时候显露一些秘密。记得我在阳台放了一杯刚沏好的龙井茶，玻璃杯里的叶子碧绿，升降无由，和翻卷的红树叶对映，万红丛中一点绿，神秘极了。塞尚可能受过这样红与绿的刺激，他的画离不开红绿，连他老婆的画像也是，脸上有红有绿。

    图瓦的绿色不多，树少。红色来自太阳，广阔无边的是黄色，土的颜色。有人把它译为“土瓦”。我年轻时听过一首曲子，叫《土库曼的月亮》，越听越想听。后来看地图，这个地方写为“图库曼”，就不怎么想听了。土库曼的月亮和图库曼的月亮怎么会一样？前者更有生活。象形字有一种气味，如苍山、碧海，味道不一样。徐志摩一辈所译的外国地名——翡冷翠、枫丹白露，都以字胜。

    图瓦而不是土瓦的月亮半夜升了上来，我在阳台上看到它的时候，酒吧里的年轻人从酒吧钻出来散落到大街上，在每一棵杨树下面唱歌。小伙子唱，姑娘倚着树身听，音量很弱。真正的情歌可以在枕边唱，而不是像帕瓦罗蒂那般鼓腹而鸣，拎一角白帕。我数唱歌的人，一对、两对……十五对，每一棵树边上都有一个小伙子对姑娘唱歌。小伙子手里拿着750毫升的铝制啤酒罐。俄联邦法律规定，餐馆酒吧在22：30之后禁止出售酒类。而这儿，还有乌兰乌德、阿巴干，年轻人拿一瓶啤酒于大街上站而不饮乃为时尚，像中国款爷颈箍金链一样。

    图瓦之月——我称为瓦月——像八成熟的鸡蛋黄那样发红，不孤僻不忧郁，像干卿底事，关照这些人。它在总统府上方不高的地方。我的意思说，总统府三层楼，瓦月正当六层的位置。所以见出总统府不往高里盖的道理。

    书说，人在异乡见月，最易起思乡心。刚到沈阳的时候，我想我妈，见月之高、之远不可及更加催生归心。而月亮之黄，让人生颓废情绪，越发想家。我从沈阳出发到外地，想老婆孩子。而到了图瓦，一个俄联邦的自治共和国，我觉得我之思念不在我妈和老婆孩子身上，她们显得太小，所想者是全体中国人民。我知道这样说有人笑话，我也有些难为情，但心里真是这样子。虽说中国人民中，我所相识者区区不过几百人，其绝大多数我永世认识不到，怎么能说“想念广大中国人民”呢？而我想的确实就这么多。比如说，在北京站出口看到的黑压压的那些人（不知他们现在去了哪里），还比如，小学开运动会见到的人、看露天电影看到的人、操场上的士兵、超市推金属购物车的人。我想他们，是离开了他们。在图瓦见不到那么多的人，也显出人的珍贵。早上，大街尽头走来一个人，你盼望着，等待着这个人走近，看他是什么人。但他并不因此快走，仍然很慢。到跟前，他一脸纯朴的微笑。

    在图瓦，验证了人有前生一说，至少验证了我有前生。大街上，迎面遇到随便什么人，你得到的都是真诚质朴的笑容，像早（前生）就认识你、熟悉你，你不就是谁嘛。图瓦人迎面走来，全睛看你，突厥式的大脸盘子盛满笑意，每一条皱纹里都不藏奸诈。我像一个没吃饱饭的人吃撑着了，想：他们凭什么跟我微笑呢？笑在中国，特别在陌生人之间是稀缺品，没人向别人笑。而向你笑的人（熟人）的笑里面，有一半是假笑，和假烟假酒假奶粉一样。笑虽不花钱，却也有人不愿对你真笑。跟我社会地位低也有关。从美术美容观点看，假笑是最难看的表情，如丑化自我。纯朴的笑有真金白银。笑，实为一种美德。

    我没想明白图瓦人为什么对人真诚微笑。而他们的生活当中，没有不诚实以及各种各样迷惑人的花招。中国人到这里一下子适应不了，像高原的人到低海拔地区醉氧了。这里没有坑蒙拐骗，人的话语简单，什么事就是什么事，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这让来自花招之地的人目瞪口呆，有劲使不上。图瓦人的笑容，展露的实为他们的心地。

    总统府上空的月亮像带着笑意，俯视列宁广场。广场上一定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我下楼去广场，看月亮笑什么。

    列宁广场在克孜勒市中心，塑像立北面，身后山麓有白石砌就的六字真言，字大，从城市哪个角度都看得清。广场西面歌剧院，东面总统府——该府连卫士都没有，农牧民和猎人随便出入。总统常常背着手在百货公司遛达。广场中立中国庙宇风格的彩亭，描金画红。里面是一座巨大的转经筒，从印度运来，里面装五种粮食，一千多斤重。这些景色到了夜里跟白天不一样，所有的东西披上一层白纱，边角变得柔和，夜空越显其深邃，而瓦月距总统府上空其实很远，在山的后方。

    广场上有两三个转经筒的人，有人坐在长椅上，有人缓缓地散步。他们在和我相遇的时候虽露笑容，但更庄重。他们的人民到夜里变得庄重了，我们的人民晚上似更活泼。我想到，图瓦人虽把纯朴的笑容送给你，像满抱的鲜花，他们其实是庄重的。面对天空、大地、河流、粮食和宗教，他们生活得小心翼翼，似乎什么都不去碰。农民除了种地时碰土地，剩下的什么都不碰，包括地上的落叶也不去扫，人在这里安分守己并十分满足。看图瓦人的表情，他们像想着遥远的事情，譬如来生。又像什么都没想，脸上因此而宁静。这种表情仿佛从孩童时代起就没变化过（他们小孩就这表情），更未因为衣服、地位、年龄和GDP而变化，只是成年人成年了，老人老了，表情都像孩子。再看月亮，我刚才在国宾馆看到的月亮像它的侧面，在广场看到的还是它侧面，这是下弦月。看它正面除非上火星看去。

    脚踩广场的月色上，没发出特殊的声音，月色也没因此减少（沾鞋底上）。月色入深，广场像一个奶油色的盒子。人都回家了，只有一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慢慢走，这是我和我的影子。

    三姐妹

    来图瓦之前，我听说那里有一种奇特的花，叫“三姐妹”，一株花的同一茎上并排开放粉红、乳白和浅蓝三朵重瓣花。从植物学说，这不可能，上帝没这么安排。但生活中未必没有，况且图瓦位于西伯利亚南部，植被丰富。

    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1759～1840）是历史公认的玫瑰纪录者，他的《玫瑰图谱》记录过野蔷薇“七姐妹”，蔷薇科，蔷薇属，又名“大叶野蔷薇”。它的花一茎七朵从浅红到深红，羽状复叶，通常有5枚细齿卵形小叶。雷杜德并没提到“三姐妹”。

    而“三姐妹”太奇怪了，它的花完全不在一个色系上。我觉得我如果能发现这种花，拍一张照片卖给法国人就能赚到钱，花包含着他们国旗的颜色，虽然花不能带出图瓦国境。我所知道的“三姐妹”的记载见于约翰·林立（1799～1865）的《玫瑰学历史专论》，他是伦敦皇家园艺协学的秘书，植物学家。林立没说他见过三姐妹，他说此事见于西伯利亚图瓦人的传说。

    在图瓦，我问洪巴图——他是蒙古国古尔格朗人，红脸膛，眉毛，一字胡和眼珠全像琥珀一样黄——你见过一根茎上开着三朵花吗？

    有，太多了，野花都是这样。洪巴图说。我和他用蒙古语交流。

    我说的是不同颜色的花。

    用颜料染上就是不同颜色的花了。

    洪巴图，我庄重的说，在图瓦有一种花叫“三姐妹”，是野玫瑰花，这是世界上稀有的花朵，值很多钱……

    能买一辆三菱吉普吗？他问。

    能，我回答他。如果这种花一根茎上开着红的、白的、蓝色的花的话。

    是一个花瓣红、一个花瓣白、一个花瓣蓝，统共三个花瓣吗？

    不是，洪巴图，你正在胡说。是一朵红花、一朵白花、一朵蓝花开在一根茎上，三姐妹，你见过吗？

    见过，他满不在乎地回答。

    洪巴科跟阿凡提差不多。蒙古人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叫巴拉根仓。阿凡提、巴拉根仓和洪巴图抹杀了现实和虚幻的区别，都是爱说谎者。我问他：你在哪儿见过这种花？

    他答：在上海见过。

    我说：你根本没去过上海！

    就算我没去过上海，我也见过这种花，也可能是在泡然（波兰）见的。

    我指着他说，把想像停下来，我昨天才告诉你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叫泡然（波兰），那里出了一个钢琴家叫肖邦。

    洪巴图想了想说，但我没有见过肖邦。

    这句话说对了，我鼓励他。你坚持每天都说真话，习惯就好了。你想想，你见过“三姐妹”吗？

    想事情会让我痛苦，我从来不爱想。今天为你想一想吧。洪巴图摸摸一字胡问我：想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把一枝中国烟递给他。

    洪巴图先闻这枝烟，点燃，吸入喷出，他指着烟雾说，看到没有，烟雾里有字。

    我问什么字？

    洪巴图轻蔑地看我一眼，这是俄文字，你不懂——达，日达拉斯维节，克达依——中国伟大。

    你想一想三姐妹。

    洪巴图说，我要吸第二口烟，看烟雾里面说什么。他深吸，挤一下眼睛喷出烟雾，瞪大眼睛看，说，啊，不会吧？三姐妹怎么会在那里？

    哪里？

    阿巴干上面的米努辛斯克上面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水库的东岸。

    这是烟雾里写的吗？

    洪巴图指着几乎散尽的烟雾说，明明白白写着嘛！俄文，你不懂的。

    我有些恼火，说，洪巴图，不要再开玩笑了，我再说一遍，你如果在什么地方见过三姐妹，就领我去拍照。没见过也没关系，你要用脑袋思考，要回忆，不要用烟雾骗我。

    是的，洪巴图惭愧地低下头，用手抹一把脸，说我昨天喝酒太多了，脑子比羊圈还乱，我要好好想一想，明天告诉你，不过我二十多年没思考过事情了。

    第二天早上，晨曦洒在黝黑的松林顶上，像晾晒一块刚洗过的金红色的毯子，鸟群在上面翻腾嬉戏，比剧场还热闹。我住的牧羊人的木刻楞房子前面，地上有一尺厚的白雾，好像从松林跑出来晒太阳。往远看，更厚的白雾正从松林朝这边滚过来，像中国电视晚会结束喷放的干冰一样。

    这时，洪巴图走过来。他今天穿一件带大襟的短袖衫，白粗布滚蓝边，兴致勃勃。洪巴图在蒙古军队服过役，走路有俄军那种僵硬又像弹簧式的步法。

    哈罗，洪巴图走过来握手，把另一只手又放在我手上，说：昨晚我思考了六个多小时，除去上厕所，跟老婆做爱和喝水的时间，也十足思考了一个半小时。我——洪巴图把手放在左胸——想起来了，我见过三姐妹，不过我们叫它兄弟花，三个脑袋挤在一起，红白蓝，或者蓝白红，对吗？

    在哪儿？我问。

    嗯，洪巴图说，你别急，我要思考10秒钟。他用左手拍自己肚子上的皮带金属夹，说，够了，超过10秒了，在蒙古国的吉尔吉斯湖。

    不行，我说。我没有蒙古国的签证。

    洪巴图又开始拍皮带夹，这回是用右手，说，没问题，我思考的结果是，我们往南走，走到巴音达布齐湖边就会见到兄弟花。嗨，太多了，连它们的爸爸妈妈都可以看得到。

    你是不是又在瞎编？我问他。

    不会的。他撸起裤子，指一个条状凹陷的伤痕说，我如果瞎编，就让这条脚再断一次，可以摔断，也可以让熊咬断。

    好吧，有没有三姐妹无所谓，瞎逛吧。我和洪巴图上路了。

    我说过在图瓦就像在古代，意思说这里的土地山川还保持着上帝创世的样子，没用GDP改造过。如果人想知道古代的北亚草原什么样，到图瓦来。它是俄联邦的一个自治共和国。

    洪巴图用俄式步兵操典的姿式大步向前走，我走路并不比他慢，在家里步行七八公里是常事，但姿式比他柔韧。我要节省髋部的关节液。我们走了大约7公里，洪巴图的大襟式短袖衫——这是清代马甲兵的夏季作战服，竟留存在蒙古国——出汗干湿好几遍了，白粗布看不出来汗渍。

    前面是一条河，我猜测它仍然是叶尼塞河的支流或者叫末流，像一条蓝色的哈达。河岸开满鲜花。低头看，花朵从不平整的石块里长出来。在这一片花的彩毯上，走路却咯脚。

    花都在这里，洪巴图摊开双臂，好像花都是他的。你自己挑吧。

    这里有三姐妹吗？

    也许有，也许没有，上帝早就安排好了。洪巴图说。

    我有点恼火，但一想他说的对——也许有，也许没有。是的，凡事皆如此。找吧，我要找一株三姐妹拍照片发财，这差不多是植物学界的奇迹，但我永远不会告诉别人三姐妹生长在图瓦，免得他们来旅游。在我看来“旅游”是相当恶心一个词。然而花不好找，我说过脚踩在块石上走不稳，鬼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风化破裂的石块，而且我不愿把我的登山靴踩在娇嫩的花瓣上。我不太懂花草，勉强认得这儿的花有粉红的小矢车菊、紫色的矮鸢尾花——它的花瓣像烫了发一样，蜀葵花，还有许多百合花，白的红的都有。我要耐心地等待三姐妹，上帝不会一下子让三姐妹跳到我跟前。上帝让爱迪生做了一千多次试验才发明电灯泡，我怎么能一下子发现三姐妹而名垂植物史呢？我猫腰看花，用手指把额头的汗甩掉。如果上帝在云端看到我的姿势，会认为我像法拉弟、爱迪生一样辛苦。我看一眼洪巴图，他没影了。

    这边来看，洪巴图喊。我赶过去，心里咚咚跳，或许真的发现了三姐妹。到了那儿，看到一片红百合、一片白百合、一片蓝色的远志花。洪巴图用手指点：红、白、蓝。

    我说，可惜没长在一株花上。

    是啊，洪巴图训斥这些花，你们为什么没长在一株花上，你们没用脑子思考，你们是傻瓜。

    别骂了，洪巴图，你简直在骂我。

    是，他谦恭地说，看在你面子上，我原谅了这些花。

    我递他一棵烟，他双手接过，说要不要看点别的什么？

    看什么？

    洪巴图轻轻端着我的胳膊，说到前边。

    走过一块巨石，见到一座坟，很瘦的旧坟，墓碑写着俄文。

    这个人，洪巴图说，坟里的人，最了不起。他叫明甘达赖，是中国的蒙古人。他是一个医生，给图瓦人治好了很多病，然后就死了，已经20多年。

    我盯着洪巴图看，说，我们能救活他吗？

    不能，但——洪巴图从裤子侧兜掏出扁酒瓶和小银碗——我们可以祭祀他。

    他把酒倒进银碗，举过头，放坟前，说你把烟掏出来，穆热格哟（跪拜）。

    他跪下，我也跪下。洪巴图双掌托着酒和烟，说了一篇很长的带诗韵的祭辞，意思是“汉地（中国）人啊，你的灵魂伏在金鸟的翅膀上。你在天堂坐的椅子是檀香木的，因为你是医生。今天孔雀翎上的眼睛流下了泪水，因为你的同胞看你来了……”。

    磕头，我头刚沾地，前额“嗖”地一阵凉风，见一条大蛇掠过，毛纹跟胡琴的蒙皮一模一样。我起身一躲，动作太大了，头撞在石头上，晕过去。

    我醒过来，察觉自己坐在松树边上，洪巴图正用我的帽子给我扇风。

    蛇……是你派来的吗？

    他惊讶，转为大笑，说是的。

    这里并没有三姐妹花，你骗我到这里为了祭祀这个中国人，对吗？

    三姐妹？洪巴图手按太阳穴，表示正思考，说，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是，明甘达赖高兴啊，我们相信有灵魂。他的灵魂正在高兴呢，中国人来看他了。不然怎么会有蛇出来呢？蛇代表灵魂。

    他转身对坟的方向颌首，扎，白意拉间（啊，高兴呢）。

    我也说白意拉间。我接过帽子戴到头上，却戴不进去了，脑袋磕了一个大包。

    看过来，洪巴图从短袖衫里掏出一株花。百花、蜀葵和远志花朵插在野芹菜的茎里，红的、白的、蓝的。

    三姐妹，他说。

    兄弟花，我说。

    沼泽里的歌声

    洪巴图是我在图瓦国采风时的向导、朋友和冤家。他有琥珀色的眼睛、眉毛和坚硬的一字胡。黄眼睛有这样的效果——当对方直瞪着黄眼睛看你的时候，他分明已经把你看透了，而你根本搞不清黄眼睛里面在想什么。黑眼睛本来很深邃，但黑色——想一想吧——不跟黄皮肤搭调，跟白皮肤对比强烈，浑浊显得奸诈，亮显得凶，淡让人觉得傻。黑眼睛在我们眼眶里叽里咕噜一辈子并不容易。我们表情上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皆因眼黑，而黄眼睛已经把一切变得平静，像洪巴图这样。

    我问洪巴图从蒙古国到俄联邦的图瓦自治共和国来干什么？他说，第一，图瓦人和我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第二，我来调查图瓦天空的星星。

    洪巴图说的“第二”，我根本不往心里去，他随口说，是脱口秀。头几天，他对我说来图瓦是看一下公羊多还是母羊多。蒙古人、图瓦人、布里亚特人、楚瓦什人、埃温基（鄂温克）人都是北亚游牧民族，你不要问他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这么问愚蠢，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自已也不知道到这里干什么来了。他们连什么时候来的都忘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走。生命一天一天捱过去，为什么要有目的？洪巴图对我说，他在乌兰乌德城里看到许多人登上一辆去远方的车，觉得他们是傻子。这些人在批发市场上了许多货，去别的地方卖。傻子，洪巴图说，生命不是用来做买卖的，也不是用来坐车的。他说，生命之正义是悠闲，反义才是功利。当然，洪巴图又对我补充一句，全世界最功利的人是汉地（中国）人，你们那么忙碌，你不觉着全世界的人都在嫉妒和嘲笑你们吗？你们为什么不觉醒呢？我如果说错了请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是莫斯科出版的《生意人报》上说的。

    不生气，我告诉洪巴图，三十年来，中国人吃的粮食里含有汉地科学家特制的化肥，对人体产生慢性的功效。第一种功效是停不下来劳碌，即使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会让中国人停下奔波的脚步。第二种功效是他们不太理会别人的讥讽、规劝和谩骂，听不出来。

    真是好化肥，洪巴图说。汉地太发达了。

    我们说话，坐着一辆驯鹿拉的车从克孜勒到阔腾。克孜勒是图瓦国的首都，人口两万。阔腾在山里，这里的山是萨彦岭的余脉，长满古代留下的松树。采松籽是图瓦国民的重要收入，会猫腰的人就会采松籽。人们去松林里采松塔，剥出指甲那么大的黄松籽，从入秋到初冬，每人可采一二百公斤，收入一到两千美元，政府收购。但大多数松籽还留在树林里，图瓦人成心不把松籽采尽，他们说这是动物的口粮，松籽腐烂了是大地的营养。动物口粮和大地的营养属于神圣的东西，图瓦人认为不可冒犯。把大地的果实全都收走，图瓦人认为这是“伙勒嘎西”（盗贼）的行为。

    去阔腾是为见一个歌手，他叫帖木尔。洪巴图说他会唱21首“Daqing”（大清，即清朝）的歌曲。清末，图瓦归清朝管，有衙门官吏和乐队，帖木尔的爷爷X5代是乐队长。我带了一支录音笔，打算录下这些大清的歌，回国给满族朋友听，这是他们的祖音。

    松树像父母一样俯视着我们，高高的树冠在风里微微颌首，伸张巨大的枝叶。松脂和腐烂的松针混合成印度式的香气，让人颓废。我坐在车上想起许多颓废的诗与歌，比如金伯格“我倾听焚烧钞票的声音”。比他更颓废是加拿大阿尔·珀迪（A1pardy1918-2000），这位安大略省出生的加拿大皇家空军的退役士兵的诗是（大意）：在母亲的子宫，哥哥比他先到并走了，给他腾地方。他在母亲的子宫里寻找哥哥来过的迹象。

    写的酷，即使到2028年中国第二次承办奥运会之时，中国诗人也写不出这么鸟的诗。

    “呼——”，我看见一个花头巾似的东西从路旁的树上飞进草地里。李虎！洪巴图说。李虎是什么？我问。是鸟吗？是彩色的大蝙蝠？

    最坏的东西，洪巴图说。他说话有时夹杂几句汉语，不知在哪儿学的，但都是反的。比如豆包，他叫包豆，牙齿叫吃牙。

    怎么坏？

    它，洪巴图说，比人还坏。骗你，不讲道德。

    我说，动物用不着讲道德。

    洪巴图用黄而迷茫的眼睛看我，你怎么啦？动物怎么能不讲道德吗？你看驯鹿，彬彬有礼，兔子，彬彬有礼，李虎是坏蛋。

    “呼——”，那东西，也可能是第二个那东西又从树上扑进草地。

    还是它，李虎。它从草底下跑，爬到前面的树上跳下来，吸引你。

    为什么要吸引我？

    谁知道，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洪巴图说。

    驯鹿走着突然不走了，我闻到骚味。洪巴图说，李虎在前面的路上撒尿了，让咱们停下来。

    我下车，见道中间坐一个动物，尖脸细嘴，双腿笔直，眼梢像京剧青衣的扮相一般挑向耳边。这不是狐狸吗？它咬人吗？我问。

    对，虎李，我记成李虎了，这是汉语。它不咬人。

    我们走过去，狐狸安之若素，如入定。它更像一只宠物狗，身上堆积金红色、白金色蓬松的毛。我们站在它身边看它，它坐着看远方，像回忆西皮流水反二簧的唱腔。

    日本画家加山又造画过许多狐狸，我对洪巴图说，特漂亮。法国民间故事里的狐狸列那，聪明可爱。可是，李虎坐在这里干什么呀？

    在听你说它好话，洪巴图说。

    李虎点一下头，转身向左边树林跑去，回头看我一眼。

    洪巴图指着狐狸说，它让你跟它走，但你要走在我后面。

    洪巴图迈着俄联邦军人的步伐走在李虎后面，边走边说：你们，汉语叫葫芦。我纠正他，狐狸。洪巴图说，是的，狐狸，你们吃喜鹊，叼着喜鹊的翅膀冒充是喜鹊。你们，从窗户往屋里放屁，让我头疼三天，以为得了癌症。狐狸，你不让驯鹿往前走，让大清的歌声停止了，你要干什么？

    洪巴图大声说，李虎小步在前面颠跑，绕了一个小漫圆。洪巴图抄直线走过去，“呜——”，他大喊。

    我一看，洪巴图斜着躺进草里，右手紧紧抓着身旁的树枝。我进沼泽里了，坏蛋狐狸，把我骗到这里了。

    我跑过去。

    不，洪巴图大喊，你不要过来，咱俩全完了。

    我住脚，沼泽。我在电视里看过人在沼泽越挣扎越陷入直至泥沼淹没鼻孔的镜头。你别紧张，洪巴图。一瞬间，我脑子里不道德地闪过我们集体向他遗体默哀的场景。

    我在脱裤子，他说。洪巴图一手拽树枝，一手解裤子。泥沼已没他腰。他仰面，侧滑入沼泽里面。脱衣裤、人身体下沉的重力会少多了，洪巴图还是有办法。

    坏蛋，他咬着牙骂狐狸，我要活活咬死你，像你活活咬死山鸡那样。李虎坐在边上看他。说完，他仰面喘息。洪巴图说，他手里拽这根树枝太细了，不能使劲拽。他说，我要死了，要给我自己唱个歌——山啊，山一样生长的是红檀香木，连长哥哥噢。水啊，水一样丰满的是我的思念，连长哥哥呦。等着啊等着啊，你也不来……这是科尔沁民歌《洪连长哥哥》。

    怎么办？我特自私地想到天黑了怎么办，我还在这守着他吗？

    这时候，李虎跑过来，嘴里横着东西。它到我脚下松开嘴，哇，一根拇指粗的牛皮绳，很长，足有七八米长。洪巴图，绳子来了。

    他的声音已经发颤，泥堆在心脏部位，肺的呼吸就减弱了。他说，把绳在树上绕一圈，你拽一头，另一头给我。

    明白了，我把牛皮绳在松树上绕一圈，一头系在我腰上，另一头甩给他。我把所有衣服脱掉，像一条鱼一样自己爬到洪巴图身边。他松开树枝，拽那个绳子，我拽他的手。然而我拽不动他，像拽一块石头。但我真不愿意看一个人尽管是黄眼睛的人在我眼前死去，拼命拽。

    这时，李虎在边上狂跳，用后腿刨土，往右跑，又回来。

    找驯鹿，这是狐狸说的话。洪巴图低声说。

    李虎让我去牵驯鹿，它太聪明了。

    我把腰上的绳子在树上系个死扣，光着身子，像野人一样跑到驯鹿旁。驯鹿吓的直跳，它有可能是母鹿。我把驯鹿从车上卸下，牵到泥沼旁。

    我把牛皮绳挽个套，套在洪巴图腋下，左手另一头系在我腰上。我骑上驯鹿，抱着它脖子，右手拍它肋部，说：介！介！

    驯鹿奋蹄前进，我听到洪巴图嚎叫一声，回头看，他象一头肮脏的猪被拖回泥沼。他的嚎叫让驯鹿害怕，跑起来。洪巴图拽着绳子，喊：停下来！停下来！我的老二完了。我急忙下来，拦住驯鹿。去照看洪巴图。

    不！洪巴图手捂老二，说快把驯鹿套在车上，不然它会跑掉。

    我把驯鹿套好，回来，看洪巴图上身是泥，下身是泥，中间穿着我的裤衩，浸出血。

    被灌木刮坏了，他指着裤衩说。不过比憋死好，以后也不会因为偷情而挨打了。

    我扶着他往车边走，李虎跑过来，把嘴顶在我脚上，嘤嘤出声。你差点害死我，洪巴图说，不过它有事找你。你跟它走吧。

    李虎扭头跑，回头看我。我和洪巴图一起随它走过去。

    不远，李虎站在一个大坑边上。这个坑有一人深，最奇怪是这个坑直上直下，像个筒子。

    陨石砸的坑，洪巴图说。他趴在坑边看了半天，说坑里草丛有狐狸崽。

    噢，李虎是让我们过来救小狐狸崽。这么深的坑，李虎跳下去上不来。

    我打算跳下去，洪巴图说别跳，会把狐狸崽踩死。他说本来不该救这个狐狸崽，大狐狸差点害死他，但狐狸叼来了绳子，就救吧。我问洪巴图，狐狸为什么会有绳子呢？洪巴图说，它偷的，藏起来了。他把牛皮绳系我腰上，我蹬着坑壁慢慢下去，把小狐狸举上来。又在地上摸了摸，没摸到陨石。之后，我被洪巴图拽上来。

    我上来时，李虎领着小狐狸已经跑远了。我和洪巴图走到车边上，李虎领着小狐狸又出现了。小狐狸白色微黄，比猫略大，李虎把嘴顶在我鞋上，嘤嘤其鸣，眼边的毛上散落泪水。

    穆热格间（跪拜呢），洪巴图说。

    狐狸竟然在跪拜，它俩又在洪巴图鞋前跪拜。

    佳，佳（行了，行了），洪巴图双手平伸，这是还礼。我也双手平伸，还礼。我们上车了，去找大清歌手。我从车蓬往后看，见狐狸一大一小，一红一黄，坐在路上向我们行注目礼。

    它为什么把你引进沼泽地呢？我问洪巴图。

    我骂它了，它不高兴。他说。

    佛经说，嘴是漏福的地方，说的没错。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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