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其实有所谓-做人要有是非观,不要把是非看得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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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些人缺乏明确的是非观,把是非看得无所谓,以至于常常对身边的人和事,冷眼旁观,熟视无睹;更有甚者,对别人的善义之举,不但不称赞学习,反而指手画脚,冷嘲热讽。有了这样的是非观,哪里还谈得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许有人会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

    的确,不少人的是非观,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试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抱着这样的是非观,那我们的社会还谈何真情、和谐?先辈告诫我们:“见义不为,非勇也。”要打击不良现象,改善社会风气,每个人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是非观。

    劝君莫做“老好人”

    老好人就是那种无正义感、不分是非、没有立场、人云亦云的“好好先生”。这种人对是非抱以无所谓的态度,或者说根本没有是非观。

    当今社会中,丑恶的、污秽的现象随处可见,绝大多数人对此痛恨,自觉地抵制或与其作斗争,而老好人却往往做了缩头乌龟,不敢抛头露面,痛斥其恶。显然,这助长了坏人坏现象,而扫却了正义的人的威风。不仇即为友,坏人自然对其感恩戴德,道其为“好人”。

    这种人无道德感,处世圆滑,不辨贤愚。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绝大多数行为是靠道德来规范的,法律仅是制裁那些违法之人,而道德却广泛地适用于人们的行为之中,老好人为了能保全自己不受非难,拉关系或给人以好处来收买人心。他们的处世哲学是谁也不得罪。在他们口中,贤者也好,愚者也好,人人都好,致使贤愚难辨,忠奸不分,好坏混同,社会主义道德丧失殆尽。

    这种人无法律感,他们广结宾朋,相互奉承。然而他们的亲朋一旦触犯法律,需要制裁时,老好人自然要利用各种关系出面为犯法者歌唱,大力颂扬其功德,以使其逃避法律的惩罚。归根结底,违法者得不到惩治,而受害者的冤屈也得不到伸张。

    这种人在官场上用奸排忠,荐佞排贤,亲近斥远,任人唯亲。

    自古到今,贤者、忠者、善者十有八九遭排斥,难避祸患。因为这些人是非分明,办事认真,清正廉洁,他们敢于说真话,敢于办实事,敢于碰硬,敢于与丑恶的不道德的东西作斗争。而老好人最惧怕的是这些人,他们表面上夸奖贤者、忠者、善者,而在关键时刻却换了另外一张嘴脸,致使好人遭贬斥。他们甚至没有一丝原则,将坏人提拔、荐举到关键位置上。因为老好人的缘故,使无数的能人遭埋没,甚至贬斥,弄成冤狱,相反却让奸人、恶人、佞人、谗人当权,致使他们为非作歹,鱼肉百姓。

    这种人工作平庸,安官贪禄,营于私家,不务公事,没有一点开拓进取心和工作责任心。他们的原则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工作搞不上去,事业也难以良性发展。老好人一贯的表现是,博取上级悦目赏心,拢得众人欢心,使得贤者寒心。他们唯上是听,唯小团体私利为上,置党和人民的利益不顾,失去法律责任心和道德责任心,在他们所辖的势力范围内,因他们很圆滑,他们很得众人喜欢。但久而久之,工作搞不上去,经济建设也没有一点发展,他们没有一点功劳,却也找不出他们的过节。在目前有些领导一贯强调的“不出事的官就是好官”的观点保护下,老好人反而成了“璀璨之星”,甚至被提拔、重用。刘向在《说苑·臣术》中将这种作为的人称为“具臣”,说“容容乎与世沉浮,上下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苟且求荣地与社会随波逐流,上下左右观望而不动,像这样的臣子就是徒有其名的臣子。”)孟子在论述老好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人和社会上的俗人在一起,适应于污浊的社会,平常为人好像忠厚老实,行为似乎正直清白,大家都喜欢他,自以为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和尧舜之道却格格不入。”孔圣人则直截了当地说:“乡臣,德之贼也”(乡间的老好人,是破坏道德的人)。王充在《论衡·定贤篇》中也一语道破“老好人无德”。圣人、伟人、有识之士对“老好人”的公然抨击可谓是毫不留情和不留一丝退路的,犹如鲁迅“痛打落水狗”之精神。

    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关键时刻,社会法制正在不断地完善,各项事业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社会上仍有不少人充当着“老好人”,还有些人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当上了“老好人”,这无疑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妨碍改革开放的进度。

    充当“好人”可能会害自己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都愿意与好人在一起,欢迎好人。但要知道“好人”的类别也是不同的,有的是纯粹意义上的好人,即道德高尚、有爱心、有责任的人,有的则是事事无原则,只要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什么事都好的“好人”。其实做好人也是有一定原则的,做好人不是滥充好人,不是事事做“好好先生”。

    所谓滥充好人,至少有以下特点:没有原则,没有主见,不能坚持原则。这种人不知是性格因素,还是有意以好人的姿态去讨别人欢喜,反正是对他人有求必应,也不管自己该不该去做。有时候,他也想坚持,可是别人声音一大,他马上就软下来。因为缺乏原则,导致是非难分,当事情不能妥善解决的时候,便以牺牲自己来成全大家。这种滥充的好人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好好先生”一样,其产生的效应和真正的好人是不同的。

    好人是有原则的,所以当他人颂扬好人时,往往带着几分敬畏。但滥充的好人则不然,他在人际关系中,往往得到的是“不能担此大任”的评语。而且因为别人深知他的弱点,甚至会算计他、陷害他,得寸进尺,随欲索求,反正他不会反抗、不会拒绝。

    于是所有人都从他那儿得到了好处,惟独这个滥充的好人一点好处都没有!照此看来,滥充好人实在不宜。那么怎样才能判断自己真正是个好人,还是在滥充好人呢?那些滥充好人者应该怎么办?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自己的行为,滥充好人者可以从以下心理方面试着改变自己:

    首先要了解自己滥充好人的苦果。其次要知道拒绝和坚持并不一定会得罪人,而且还能保护自己。要学会拒绝和坚持。再就是如果自己跳不出性格的限制,可请旁人不时暗示你、鼓励你,以强化你不滥充好人的动机和决心。当你下次面临他人的求助时,当你再次施舍自己的仁善友爱时,请考虑一下,你是否真正是一个好人。

    做人就要做个正直、高尚的人,做个助人为乐、救危扶贫的人,但是切不可做没有原则、没有主见的“好好先生”,与人共事、与人合作也不能抛弃原则。

    “老好人”应学会说“不”

    有心理学家发现,比起不会拒绝别人要求的“老好人”,那些能够合理拒绝别人、善于说“不”的人更容易获得尊重和重视,从而也更容易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这是因为,那些不会拒绝别人要求的“老好人”,实际上并不是内心真正接受了别人的要求,而只是因为担心拒绝别人后,反过来会遭到非议或排斥,所以才委曲求全。

    然而,长久“委曲求全”,压抑自己的需求,不但会破坏自己在朋友中的威信,同时,“老好人”的内心天平也会被打破,从而产生很多不满和委屈。这种心态会导致他去曲解对方的很多正当行为,对人际关系是不利的。而那些能够合理拒绝对方的人,却能很好地保持内心天平的平衡,而且能带给别人有主见、讲原则的印象,这对人际关系反倒是一种促进。

    影响“老好人”人缘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心理期待的落差。美国心理学家阿伦森认为,人们都倾向于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好、态度、行为不断增加的人,而不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好递减的人。“老好人”由于一贯的随和态度,已经给人们形成了一个“宽容”、“好说话”、“肯受委屈”的心理期待,而一旦达不到对方的心理期待,则更可能引发对方的不满情绪。这就使得“老好人”在维系人际关系中变得越来越辛苦。

    因此,心理学家建议,要想拥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自己不愿意接受的要求要做到合理拒绝,善于说“不”。

    当然,拒绝别人是需要一定技巧的,对于别人善意但自己却不愿接受的请求,首先应真诚地感谢和肯定对方,然后做出委婉的拒绝。这个时候,不妨找个托辞,对方更容易接受。比如“真的非常感谢您的邀请,只是最近单位总加班,我去不了,真是遗憾啊!”如果对方的要求不合理,最好能够摆出理由,并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以免对方再次做出不合理的要求。

    是非观决定人们认识事物的深度

    在我们小时候,秦始皇一直被作为反派人物,原因在于他是暴君,曾经焚书坑儒、修长城造成了无数老百姓家破人亡。秦始皇的坏名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渐渐被洗刷,时至今日,他老人家基本上已经是个正面人物了。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国人“大局观”的提高是秦始皇被“平反”的主要原因,与他统一中国的大业绩相比,杀多少人都只是“小节”。

    相对于嬴政,蔡伦是个小人物,然而他发明了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造纸术,所以在美国畅销书《影响世界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中,他排名第七,在中国名人中仅次于孔子,远在秦始皇之前。正因为蔡伦并非大人物,所以他的生平事迹不会像秦始皇那样透明,于是秉承“君子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恶”的原则,蔡伦先生历来都被当作正面人物。直到柏杨先生像当今宋祖德一般不断侦探名人隐私,终于在史料中发现蔡伦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人。

    蔡伦15岁就入宫当了太监,或许因为智商较高,很快成为主管,继而成为宫中实力派窦皇后的亲信。窦皇后虽然有势力却没有生儿子,宋贵人的儿子被立为当朝太子,窦皇后生怕日后宫内一把手的地位被宋贵人取代,于是策划了一起“巫蛊”案,诬陷宋贵人诅咒皇上。此案由蔡伦主审,结果蔡公公对宋贵人姐妹严刑拷打,终于让她们认了罪。为了积极表现争取进步,蔡伦还在“起诉书”中建议皇上判处宋贵人姐妹绞刑,最终宋氏姐妹含冤在牢里服毒自尽。多年以后,宋贵人的孙子汉安帝继位,清算蔡伦的罪行,蔡公公当年曾经整过人,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于是自己服毒了断了。

    蔡伦的人品不好,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大局观”又一次发挥了作用。许多人觉得蔡伦堪称中国第一发明家,冲着发明造纸术的历史贡献,区区冤杀两个中年妇女实在只是“小节”。不少文人甚至很理解蔡伦,设身处地替他考虑,不顺从窦皇后会怎样?多半会被杀头,至少流放,那么蔡公公就无法完成发明造纸术的大业了。如此一分析,蔡伦不仅无过,而且很明智,的确是个能成大事者。

    “中国人宁可永不用纸,也不要有这种丧尽天良被阉割过的酷吏。”柏杨在书中这样说。似乎有些偏激,但这种偏激正是许多国人最缺乏的素质。蔡伦不发明造纸术,自然会有张伦、赵伦发明,中国人不可能没有纸用,顶多是晚几年而已。而视丧尽天良为“小节”,那么即便我们有再好的纸用,也写不出锦绣文章。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装备不逊日本海军,却一败涂地,历史早已证明“思想”比器物重要。没有先进的人文思想,再大的“业绩”终究会被历史淘汰。

    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节?许多国人的误区在于用最原始的生物进化论去理解,而没有考虑到人文思想的重要性。除了造纸术,蔡伦还造出了中国第一把尚方宝剑,可是剑再锋利,它本身并不能判定人间善恶,持剑之人有正义的思想才能保证尚方宝剑的正义。

    与最起码的是非观相比,决策修长城、发明造纸术都应该只是“小节”。

    是非观是做人应保持的原则

    始终如一地保持原则是水的天性。它不因外界的喧闹而改变平静的态势。可以说,保持原则是水让自己之所以成为水的根本所在。水如果自己没有原则,水就不称其为水了,就会混同于大千世界的其他物质,没有了令人尊敬的资本。做人也一样,有了高尚的节操,有了崇高的品性,有了受人称道的处世方式,就应该秉持保持二字,用保持之心、保持之力应对外物的干扰,并不断把自己的好节操、好品性、好的处世方式发扬光大,像水一样永不变质。

    一个会做人的人,如果能够始终保持自己正确的做人原则,就能够像水一样不受外界酒色财气的诱惑,在致命的诱惑面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就不会失去自我的本性,落入别人的圈套而成为受制于人的人,自然,他就会成为心态平和,说话仗义、办事磊落的人,成为一个厚道本分、无虑无忧的幸福之人。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意料之外的变故发生,因此能够在各种变故中保持原则,始终如一地发扬做人做事的好操守,就显得更为可贵。

    瞿秋白先生,虽然他的人生只度过了36个春秋,但却在36个春秋里始终保持原则。从1917年到英勇就义的1935年,18年里,他一方面投身于革命,一方面又不停地追求人生完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拥有了比身外之物更高的尊严和追求,而不会急于眼前唾手可得的利益。在狱中,他不但用自己伟岸的人格力量感化监狱的官兵,而且面对他旧日黄埔学生宋希廉的劝降时,他都断然回绝:

    “什么都可以改变,但我的做人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无法改变。”

    身躯柔弱的瞿秋白表现出了灵魂上的最大坚强和行动上的最大从容。

    瞿秋白先生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做人原则,用永不言变的精神坚守了自己的节操。生命诚可贵,但从瞿秋白先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做人气节,我们不能不感到,保持原则地做人比生命更为崇高。

    可悲的是,许多人正是缺少应有的做人原则,立场不坚定,意志不坚强,在酒色财气面前不能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更不用说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做人原则了。这样的人在失去自我的同时,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让自己的心保持一种无垢的状态,让自己的心永远拥有这样的保持原则,就会使自己的生命更加灿烂,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在这个世界里,除了利益和金钱,我们还有许多更为可贵的东西。高尚的节操、善良的品性、执著的追求、友善的处世之道,都是我们应该保持的原则。做人将会因为拥有保持的原则,而变得更加生动,更加丰富多彩和功成名就。

    伟大的成功者无不拥有自己的做人原则,也决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做人原则。周恩来保持了一生的节俭美德,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尊敬。美国前总统林肯说:“我的成功来自于不停地失败。屡战屡败让我屡败屡战,保持坚强的斗志,终于清除了全部的失败而获得了成功。”保持自己的原则,就是保持做人的品性,保持不懈的追求。可以说保持原则不仅是水的天性,更是成功者的法则。

    把自己的追求变成人生保持的原则,不停滞,不改变,直至成为一种自觉行动,成功将不再遥远。让自己的人生也拥有保持的原则,我们的生命将会因此而精彩。

    管理者应做守规则的表率

    我国经历的封建社会的时间较长,因此封建意识还有很多留在人们的大脑中。比如领导说的话就是对的,领导犯了错也无人敢管,这种思想在广大私营公司中极为泛滥,很多私营公司的管理者任意违反公司制度,“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思想和意识对公司发展非常有害,必须要改正。私营公司“掌门人”要以身作则遵守制度。

    很多私营公司管理者乐于去炫耀特权,他们潜意识里有那种不搞特权显不出自己是老板的思想。其实,通过大量调查显示,公司员工在看到公司管理人员“知法犯法”公然违反公司管理制度还洋洋自得时,大多会嗤之以鼻,心生反感,在自己违反制度而受到惩罚时,嘴里不说心底也会存有怨言。时间久了,员工心理会与公司产生离心力,对私营公司十分不利。

    私营公司管理者应该树起“规则意识”,企业管理者们是制定规则的人,同时也一定要学会遵守规则从自己做起。否则,规则就难以维持下去。

    经贸部前副部长龙永图讲了一个故事,谈到瑞士人的规则意识。他说:“有一次我们大家在日内瓦湖上划船,我们代表团有个成员喝完可乐以后,顺手把可乐瓶扔到湖里了。这在国内司空见惯,可是同船的一个同事的孩子是从小在瑞士长大的,小孩子当时脸色都白了,告诉他的母亲,好像投可乐瓶的人犯了很大罪恶似的。他的这种规则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像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一样。”

    一个人没有规则意识会被认为素质低,一个私营公司管理者没有规则意识也绝不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有一次,美国IBM老板汤姆斯·沃森带着客人去参观厂房,走到厂门时,被警卫拦住:“对不起先生,你不能进去,我们IBM的厂区识别牌是浅蓝色的,行政大楼的工作人员识别牌是粉红色的,你们佩戴的识别牌是不能进厂区的。”董事长助理彼特对警卫叫道:“这是我们的大老板,陪重要的客人参观。”但是警卫人员回答:“这是公司的规定,必须按规则办事!”

    结果,汤姆斯·沃森笑着说:“他讲的对,快把识别牌换一下。”所有的人很快就去换了识别牌。

    规则是给别人定的,也是给自己定的。如果一个私营公司管理者自己都不遵守规则,如何要求你公司里的其他成员呢?

    私营公司中,最容易破坏制度的往往就是制定制度的人,大厅中明明写着“请勿吸烟”,可是烟瘾上来了,老板抽一支,别人也不敢讲什么。很多私营公司老板口口声声说要搞团队建设,自己却没有照团队精神去做。

    规则就是规则,确定下来的规则就要坚决执行。

    我们不缺乏规则,缺乏的是不折不扣地贯彻规则的决心和行动。

    所以,老板要切记:管人的制度不只是给员工定的,也是给你自己定的,作为私营公司的管理者同样应该遵守公司内部的制度,为员工作出表率。

    明白是非才会懂得情理

    坚持是非原则的人一定是一个真正通晓情理的人。对此,查理先生确信不疑。一个明朗的日子,查理开车途经南卡罗来纳州。查理已经连续驾驶30个小时了,便决定在此休息几日。查理去当地一家汽车旅馆办理了入住手续,那天查理足足睡了24个小时。

    第二天醒来,查理在街上闲逛,向鱼店老板打听最近的钓鱼场所。查理得到一张详细的地图后,便购买了一份三天期限的钓鱼执照,带着渔具鱼饵来到了湖边。

    查理小心取出鱼竿、椅子和工具箱,挂上诱饵开始钓鱼了。一个小时以后,阳光直射大地,空气变得潮湿而闷热,查理将一块毛巾浸水后盖在头上,全然进入了垂钓的意境。

    “上午好!”突然有人在查理背后说话,查理回头看见一位渔猎监察员手持写字板向查理走来。

    “上午好!”查理冲他点点头。

    “钓了多少?”监察问。

    “不,先生,只不过想轻松一下,虚度一会光阴。”

    “可以看一下你的钓鱼执照吗?”

    查理伸进衬衫口袋,把从鱼店购买的钓鱼执照递给他。

    “再看一下你的驾照好吗?”

    “哦,驾照上的名字是:Deam,钓鱼执照上的名字却是:Dearn。”监察员说。

    “一定是鱼店的先生写错了。”查理解释道。

    “嗯。不过,我必须登记你持有无效钓鱼执照,同时没收你的所有渔具。”

    “你在开玩笑吧!”查理立刻火了,一脸惊讶表情。

    毫无疑问,查理被记上黑名单了,还被告知交纳罚款,渔具将择期拍卖。

    查理站在那里欲哭无泪眼巴巴目送他的卡车开远了。天啊,那些鱼竿和鱼线对查理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许多年来查理一直用它教孩子们钓鱼,它们伴随查理20年之久,查理曾经手握它们与亲戚朋友们在加州三角州垂钓,而如今那些人都已经过世了。这三支鱼竿能让查理回忆起过去的美好岁月。

    回家之后,查理立刻致电南卡罗来纳州渔猎部门解释情况,但是没有人肯听,据说渔猎部门对钓鱼违规者一律采取“零”宽容。

    最后,查理放弃辩解,含泪上交罚金。

    大约9个月后,查理意外收到了一封邮件,寄信人没留地址,上面写着:渔具将在本周六上午11点拍卖。星期六上午六点,查理开车直奔南卡罗来纳州,10点钟便到拍卖现场,那里陈列着数以百计的来复枪、脚踏车、卡车及各种渔具。就在那杂乱的一堆里,查理发现自己的三支鱼竿,它们被横七竖八地扔弃在那儿,仿佛一文不值。查理跑过去,把它们从杂乱的物品里捡出来,轻轻擦拭。

    “这里有3只鱼竿和卷轴,将它们一起拍卖。”拍卖开始的时候,查理才发现钱包里只有27元。

    “50元!”人群中有人出价了。

    “51元!”另一个人高喊。查理站起来,心痛地离开座位。

    “60元!”

    “65元!”

    “66元!”查理听到拍卖还在继续。

    “100元!”有人出高价了,现场立刻鸦雀无声。

    “100元一次!100元两次!100元三次!”拍卖师击槌定音,“100元成交!”

    查理默默地走向自己的车,头趴在方向盘上,就那么一直呆坐了好久。直到有人敲车门时,查理才猛然一惊,探出头去,只见一位男士正把查理的三支鱼竿和工具箱放进车的后备箱里,他转过身来时,那人正是一年前查收查理渔具的渔猎监察员!

    查理从车上跳下来,他立刻伸手对查理说:“猜想你没有带够钱。”他又补充道,“我没有错,那是法律的问题。”

    查理紧紧握住他的手:“我会把钱寄给您!”

    查理的车奔驰在公路线上,一路上全是对过去的回忆,查理突然哭了,不禁脱口说了一句:“谢谢你,为我赎回记忆的朋友,你是最讲情理的人。”

    是非如同规则不可不坚持

    1764年的一天深夜,一场大火烧毁了哈佛的图书馆,很多珍贵的古书绝籍被毁于一旦,让人痛心疾首。但在此之前,有名学生违反图书馆规则,悄悄把哈佛牧师捐赠的一本书带出馆外,准备阅读完后再归还。结果不经意间,这本书就成为哈佛图书馆250本书中的唯一珍本。怎么办?是神鬼不知地据为己有,还是光明坦荡地承认错误?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这名学生终于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房间,说明理由后,郑重地将书还给了学校。对于学生的这番举动,霍里厄克校长先是对他的勇气和诚实予以褒奖,然后又坚决把他开除出校。

    这个结局看起来有点荒唐的故事说明了欧美人对既定规则的重视,他们的思维排序是先法后理再情。而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则是合情合理,将情排在了理之前,甚至对法不屑一顾。所以,在规则面前,中国人与欧美人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

    有一位中国小伙子在美国留学。有一天晚上,他开车带着一位美国女朋友,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遇到红灯,因为夜深人静,除他们之外路口一辆车也没有,于是他一踩油门就冲过去了。第二天,女朋友就和他拜拜了,原因是她认为一个不守规则的人太不可靠。

    两年以后,小伙子学成回国。有一天,他开车带着新找的本国女朋友,路过一个路口又遇到红灯,他规规矩矩地踩下刹车,他的女朋友大声叫道:“警察不在,你快闯过去!”他说:“现在是红灯!”

    他的女朋友恼怒地说:“你真是迂腐!太没劲了!”自然,这位女友又吹了。

    这则笑话反映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很多人做事不遵守游戏规则,甚至将逃避规则、对抗规则视为能力与荣耀。在我们身边,小到闯红灯、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大到随意违约、坑蒙拐骗以及走后门、拉关系、行贿受贿等现象处处可见,就是因为很多人不按游戏规则办事。

    所谓游戏规则,就是规定出来让大家遵守的做事规程和行动准则。而所谓的规则意识就是发自内心的、以规则为自己行动准绳的意识。规则意识不是对规则的简单的遵守,而是要将规则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性的东西。很多人不遵守游戏规则,是因为头脑里面没有规则意识。

    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德国慕尼黑,在一家餐馆里就餐时,想带走一个造型艺术品位很高的啤酒瓶,就想向店主索要作为纪念。店主表示难以割舍之后,中国人又提出愿意付钱购买。店主想了想,摇摇头说:“这不属于零售商品,出售后是无法纳税的。”中国人对此解释感觉莫名其妙,而这莫名其妙的背后就是因为规则意识的缺乏。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旨在教育人们,做人要守规矩,做事要有规则。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没有记住这句话,而是常常将另一句话挂在嘴边: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因此,很多人遇到问题时,考虑的不是如何按照规则去办事,而是习惯去找关系、说人情,或者干脆直接钻规则的空子。

    一个人不遵守规则虽然可以先得到优势,但如果所有的人都因此而不遵守规则,那么就肯定会形成混乱的局面。

    规则是社会运行的基石,是社会有序运转、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基本元素。

    开车有交通规则,踢球有竞赛规则,做游戏有游戏规则,以及那些多如牛毛的法律法规、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形形色色的守则准则,全部都是规则。规则虽然多,而且无处不在,但它并不是束缚我们手脚的绳索,而是引导我们进入文明世界的途径。

    如何才能按照规则办事呢?那就要承认规则、熟悉规则、遵守规则,运用规则和维护规则。如果混淆是非,钻规则的空子,受害的也终将是自己。

    有名律师买了一盒极为昂贵的雪茄,还为雪茄投保了火险。他在一个月内慢慢地把这些顶级雪茄抽完了,就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理由是“雪茄在一连串的小火中受损”。

    保险公司当然不愿意赔偿,理由是:“此人是以正常方式抽完雪茄。”法官在判决时表示,虽然此项申诉非常荒谬,但是既然保险公司同意承保,而且保单中没有明确指出何种“火”不在保险范围内,因此,保险公司必须赔偿该律师1.5万美元。

    律师得意洋洋地将支票兑现后,保险公司马上报警将他逮捕,罪名是纵火案疑犯!因为由他自己先前的申诉和证词,证明这名律师“蓄意烧毁已投保之财产”的罪名成立,所以判他入狱服刑24个月,并罚款美金2.4万元。

    作为律师,他当然熟悉规则,但他不遵守规则,反而要求索赔。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法院先是承认规则,认为合同有效,所以让保险公司赔偿;而后又运用规则惩罚了律师,最后维护了规则。

    因此,在规则面前,我们更要有平常、平静的心态,要老老实实地遵守,规规矩矩按规则办事。如果谁自以为是去挑战规则,不仅不能成功,还会像那位自做聪明的律师一样,最终受到规则的惩罚。

    离开原则就不会有感召力

    多数情况下,已经确定的原则就是是非标准,坚守原则的人就是坚持是非标准的人。如果你是一位领导者,要获取感召力,那你一定不要丢掉原则,改变是非标准。

    每一个成功的领导者,都受到自己内心信念的激励,同时他们的信念也深深地感召着大量追随者。领导者身上非同寻常的精神资本,正是促使他们产生影响力和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领导者,一定要高度重视精神力量对于领导活动的巨大作用,尽可能使自己拥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并善于懂得如何以这种精神力量来达到成功。

    要想做好艰巨复杂的领导工作,领导者绝对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知识、能力、经验等因素,而必须借助于自身所蕴涵的精神力量,使自己成为整个组织成员的精神纽带与凝聚核心。

    然而,要想通过精神力量达到影响和感召下属的非凡效果,领导者首先必须做到自立自强。

    古人说:“自立为立人之始,自助为助人之基。”作为领导者,只有自己首先做到“自立自强”,不被困难击倒,才有资格引导、帮助下属实现“自立自强”;只有自己首先达到一定的目标和要求,才有能力帮助下属也达到那样的目标和要求。

    一句话,领导者想要求下属做什么,就必须首先使自己做到什么。否则的话,领导者就不可能对人产生精神感召力。

    正因如此,所以领导者必须不断加强自我“内向修炼”,把自己充分“武装”起来,力争达到较高的精神境界,拥有无坚不摧、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具备精神感召力。

    事实上,领导资格和领导能力都是内在的东西,很难以简单、直白的定义予以说明。所以每个领导者都必须清楚一点,领导资本需要不断地通过自我的“内在修炼”才能最终获得,这是一个持续不断、永无止境的过程。领导者进行内向修炼的主要目的,在于培育、健全自己完善的人格和高超的思考能力。

    当然,领导者只有思考能力也是不够的,因为领导者所接触和处理的大部分事情都是与人有关的,而人不仅是很个性化的,而且有精神、有感情、有难以捉摸的心理活动。

    因此,领导者必须从人类的共性出发,着重加强自己精神方面的训练,以便更好地发挥榜样的带头作用。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西方也有一句谚语说:“母蟹不能阻止小螃蟹横行,因为她自己不能直着行走。”

    所谓“正人先正己”,一个领导者要想用积极、正面的精神感召、鼓励下属,就必须首先使自己具有这种精神。只有领导者以身作则,为人表率,才能受到下属的真心拥戴,并起到上行下效、同心戮力的良好效果。

    尧当了帝王之后,大臣们纷纷提议要他建造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以显示出帝王的气魄和臣民对帝王的敬爱。

    可是,尧却认为建造太好的宫殿就拉大了同臣民之间的距离。

    所以,他提议把宫殿建成茅屋。于是尧率领大臣们亲自动手,从山上采来木头和茅草,盖了几间茅屋,就算是和大臣们议事的大殿了。

    宫中的厨师给尧端来山珍海味,尧让厨师送给70岁以上的老人们吃,自己则喝野菜汤,吃糙米饭。

    宫中的裁缝要用绫罗绸缎给尧做衣服,尧就让人把这些衣料发给准备结婚的少男少女们,而自己却穿粗麻布衣服,仅在天冷时披上一张兽皮。

    有一位大臣于心不忍,对尧说:“你的生活太清苦了。身为帝王,理应比一般人生活得好一些,臣民对此也是能够理解的。可是,你现在的生活连一个守门小官也不如啊!”

    尧笑道:“我和你的想法不一样。帝王不应该只想比臣民生活得好,而应该想法子让臣民生活得好一些。守门小官天不亮就起来,半夜才能睡,晚上有急事需要开门时还得爬起来,比我辛苦,也理应比我生活得好一点。”

    于是,大臣们纷纷效仿尧的做法,都过着俭朴的生活。

    尧的时代距今已是几千年了,但那时候的领导原则至今仍然仍闪烁着金色的光辉。

    仗义执言是做人应有的精神

    仗义执言,是一种浩然正气的表现。这种正气,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固有的传统美德。

    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曾借故杀了中宗皇帝的德妃,之后,又要把德妃的母亲庞夫人交法司论罪。酷吏薛季昶为迎合武后,判处了庞夫人死刑。这时,法官徐有功得到了消息,立刻下令不要行刑,并进宫叩见武后,仗义执言,劝她不要滥杀无辜。徐有功的举动,使武则天很恼火,在薛季昶的挑拨鼓动下,她竟让司法部门判了徐有功绞刑。然而,仗义执言的仍是大有人在,在一些有正义感的大臣们的辩护下,徐有功终于免遭杀身之祸。

    唐代的御史中丞牛僧儒也是个仗义执言之士。宿州刺史李直臣大肆贪污犯法,被收监治罪。这时,穆宗皇帝以李直臣有才干为理由,下令要把李直臣释放出去。牛僧儒坚决不同意,他据理力争说:“如果说有才干就可以宽待,那么叛逆朝廷、扰乱天下的安禄山、朱观等人,比他的才不知要大多少倍,不是也该宽待吗?”说得皇帝哑口无言,终于依了牛僧儒的判决。

    宋代著名宰相赵普,更能仗义执言。他推荐贤能之士,一而再、再而三,缠得宋太祖发了怒,将他的奏折撕碎。他拣起来补缀好继续上送,直到太祖认可。而对一个有战功该嘉奖提升的人,由于那人顶过太祖几句,太祖挟私不批,他又是一再打报告,并直率地提出:皇帝也不能拿功赏私相授受。太祖不同意他的意见,他竟站立门口,久不离去,直到皇帝受感动答应了,这才罢休。

    这些人为了坚持他们认为的真理和正义,无私忘我地陈情辩论,都是很有一点“舍得一身剐”的气魄的。

    仗义执言,在我们今天说来,就是一种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的精神,就是对同志、对人民负责和向党的组织及党的机关负责的一致性的体现,对共产党员来说,则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和战斗性的标志。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勇于为革命仗义执言的人,可真是多不胜举。

    有的人将仗义执言与江湖义气混为一谈,把仗义执言看作是重交情、讲义气。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不能说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沾染江湖义气的人。然而,江湖义气与仗义执言,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江湖义气多为私交,仗义执言则为公义;江湖义气可能会“为朋友两肋插刀”,却未必对人民忠心耿耿,而仗义执言则是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着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二者出发点不同,内容也是根本不同的。仗义执言的人,有着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革命责任心。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人这样说。他们就像《红楼梦》里的薛宝钗,“事不关己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圆得像皮球,滑得似泥鳅。他们明明看到不合理的现象,也不敢或不愿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种人思想的深处是个人主义,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然而,这是不对的。按照正确的原则,凡是错误的东西,都应该反对和纠正。因为,一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家都来干预和纠正,就有了解决的可能。你不反对,他不反对,大家都听之任之,错误的东西可能就会肆无忌惮,蔓延滋长,到头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自身也会受害的。

    是非不清难免会糊涂做人

    有些年轻人在为人处事上稀里糊涂地犯了错误,有的甚至犯了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是非观念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或者是不分是非、肆意践踏是非。

    在一个公安机关的审讯室里,有一个年轻人痛哭流涕地说:

    “千错万错,是‘哥们义气’害了我!”

    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受审的年轻人原是某公司的工人,生性耿直,干活也很卖力,可就是不大注意学习,结交了几个不三不四的“朋友”,讲“哥们义气”。这天下班时人快要走到自己家门口了,忽见自己的一个“朋友”正在与一个人厮打。见此情状,他不分缘由,便走上前去替“朋友”帮忙。混战中,他只顾与人厮打,却不知朋友已趁机溜之大吉。这时,警察赶来,把他和那位他不相识的人一起带到了派出所。经查问,原来,那个不相识的人正在走路时他的“朋友”强行要把那人的手表抢走。于是,两人就厮打起来。正当这个人将要制服“朋友”时,他却赶了来,帮个倒忙。

    由于他的介入,使他这个流氓朋友得以抽身逃跑。现在他的“朋友”尚未归案,在问题没能水落石出之前他只好被当作强盗同伙嫌疑犯,被拘留审查了。审讯当中,这个年轻人不无感慨地说:

    “这一次,我算真正认识到不明是非,只讲‘哥们义气’的危害了!”

    从审讯机关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他的表白是符合事实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哥们义气”?它到底有些什么危害?

    古人讲义,本来指的是思想行为的一定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包含些什么内容,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阶层,乃至不同职业的人,都可能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墨子说:“义者正也。”

    《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唐人韩愈说:“行而宜之之谓义”,他们是把事物之正确合宜称为义。《孟子·告子上》讲要“舍生而取义也”;荀子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他们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墨子似乎比较讲“实惠”,他认为:“义,利也。”他在这里讲的“利”应当是“公利”。古人也有认为“利物为义”的。不管怎么说,义总归被认为不是什么坏东西,所以人们往往把义作为规范人们言行的尺度,达到了这个尺度称之为义,否则称之为不义。按义的标准待人处事,谓之讲义气,或称义士,否则就叫不义气,称作不义之徒。

    在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把义与忠、孝、节并到一起,作为封建礼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拿它来欺压人民,为巩固其统治秩序服务的。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那时的劳动人民也常用讲义气、拜兄弟来结盟,像梁山弟兄那样,邀众聚义,以反抗反动统治。但由于“义气”中往往掺杂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它既不能给劳动人民指明翻身求解放的出路,也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劳动人民的觉悟,所以它的作用有限,还难免带有消极因素,并不能给劳动人民带来福音。

    今天,在“义气”的前面,人们又加上了“哥们”二字,这便进一步标明了“现代”“义气”的内容,即是为“哥们”的“义气”。而“哥们”者也,按其本来意义,乃是旧上海流氓集团内部的称谓。这样,“哥们义气”也便带有了黑社会的行帮气息。

    尽管今天讲“哥们义气”的青年不能与旧社会上海滩的流氓相提并论,但就其思想影响来说,不能说不与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有所联系。事实也正是这样。讲“哥们义气”的人,往往排斥了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的标准。他们只想小圈子里的“哥们”,以私情为重,以私利为重;为了“哥们”的一己之私,可以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甚至丢掉革命的原则,只知有“哥们”不知有群众,不知有公理、正义、道德、纪律和文明;为了“哥们”,可以不分是非曲直,不顾党纪国法,直至毫无原则地替“哥们”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对非“哥们”的人,则不讲感情,不讲友谊和支援,甚至为了维护“哥们”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为了讨得“哥们”欢心,证明自己“够朋友”,而不惜对非“哥们”的人寻衅闹事,吵嘴骂街,直到大打出手。他们想的、做的,只在几个“哥们”中间打转转。哥们义气,就其思想根源来说,是个人主义的狭隘性的体现。他们看似为了“哥们”,其实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以自己之为“哥们”,换来“哥们”之为自己。这其实是幼稚者的一厢情愿。他们的“哥们”在不危及自己利益的情况下,也可能为他们干些利私害众的勾当,而一旦危及到他自身,就像前面讲的那个强盗即将被人捉拿时,他便不惜牺牲“哥们”来保全自己了。然而,迷信“哥们义气”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常被“哥们”表面的信誓旦旦所迷惑,竟迷信几个“哥们”可以包打天下,解决一切问题,这实在是糊涂至极。

    那么,会有人问:说了半天,人还要不要讲义呢?我们说,义还是要的。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义”,应是遵守法律、道德和原则,决不能是狭隘的围绕个人恩怨和私利的所谓“哥们义气”!

    前者是出以公心,为了公利;后者是出以私心,为了私利。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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