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戈罗维奇写到：
人们对芭蕾舞说过许多热情洋溢和崇高的词句，但是从它们的含意深刻、简洁、质朴和准确上，都无法与普希金的诗句——“以心灵表演出来的翩翩飞舞”相比拟。这诗句本身就吸收了俄罗斯舞蹈表演艺术的实质……在普希金所描写的“心灵”中，没有任何空虚和非人间的东西。这是广袤的感情世界：在这世界里不仅显示出女主人公具体的面貌，而且还有民族的妇女性格的特点，即永不遏止的崇高的爱情和精神上的完美。同民间舞的内在联系，俄罗斯妇女性格所反映出来的令人难忘的抒情基础，内在体验的隐秘，精神活动的时隐时现，全身心的真挚情感……所有这一切赋予俄罗斯芭蕾以特别的、无与伦比的清新与魔力。
格里戈罗维奇清醒地认识到：
任何芭蕾舞团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剧目。这一主要任务关系到剧院创作生活的一切方面，如青年演员的培养、组织等等。剧目代表剧团的面貌，是剧团的身份证，它证明演员的条件、解决任务的规模并首先说明剧院所持的倾向。尽管苏联芭蕾的创作面貌首先是遵循古典芭蕾的原则并以其为创作基础，但十月革命后逐渐克服了神话题材的狭窄范围。1918年十月革命一周年时，戈尔斯基根据格拉祖诺夫的音乐在大剧院舞台上初次演出了《斯捷潘·拉辛》，英雄主义的题材开始来到大剧院的舞台上，并成为其剧目创作中主要的、具有方向性的题材。此后，20年代出现了《红花》，30年代有《巴黎的火焰》，后来又有《西班牙女儿》、《斯巴达克》和其他的舞剧。应该指出，这些作品的舞蹈语言或是表现手法都是无与伦比的，它们在大剧院的舞剧剧目中继续了英雄主义的线索。在其间，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和革命群众成为主人公。
作为一种富有情感的、刚毅的、英雄气概的舞剧创作基础，格里戈罗维奇认为应当继续发展这种倾向。他说：
今天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占主要地位的应该是那样的剧目：其中作为剧情主要推动力的是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外部事件。我们要力求深入到人的心理、行为的内在动机和动因中去，促使产生一批新型舞剧。这些舞剧首先是通过富有诗意的舞蹈语言、及其既有的寓意手法和多种含意来完成的。追求宏伟的画面消失了，抒情长诗的体裁得到了恢复，出现了许多传统的神话和英雄气概舞剧的新形式。这些任务要求在古典芭蕾的基础上探索更富有表现力和手段，要求把这种表现手段体现为完整的音乐、舞蹈、导演的戏剧结构。
作为大剧院的领导者，格里戈罗维奇告诉我们：
大剧院剧目政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必须严格挑选值得搬上舞台的作品。挑选的准则决定于时代、观众的要求和现代艺术发展过程的倾向……对我们舞蹈工作者来说，再没有比创造现代剧目、比在舞剧舞台上确立我们时代的正面理想更光荣和重要的任务了。什么是舞剧中的现代精神……现代精神的概念常常被我们用在具体构思方面，我们指的是舞剧剧情发生在今天。但从实质来看，具有现代情节的舞剧并不就是现代的……在戏剧艺术中，舞剧占有如同文学中的诗一般的地位，传统地倾向于浪漫主义的、神话的题材，这种本性允许我们更宽泛地理解“现代精神”的概念。我们的理解不要仅限于情节，而可以在作品的思想艺术结构，在作品主人公的性格，在舞剧编导的立场等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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