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奇：石灰山战役经过

    一、前段情况

    以胡达为师长的预备第十一师湖南子弟兵（辖两旅六团），于1937年11月赶赴上海，阻击由金山卫登陆迂回上海后方之日寇。在枫泾镇附近战役，拼搏激烈，牺牲惨重。而后转进钱塘江南岸任守备，并整编为一九二师（辖三个团），归二十八军建制，属第三战区。

    二、任富阳以西石灰山等阵地守备

    1939年4月，一九二师调浙江闽溪整训。在结合实战经验练兵条件下，战斗素质提高，士气旺盛，同年10月奉命接替浙江保安纵队宣铁吾部（三个团），负责自富春江西岸起，沿湖南山、石灰山、青龙桥、乌龟山至临安之线守备（日寇沿富阳、高桥、闲林埠至临安、通京杭公路设防，建筑水泥钢筋坚固据点扼守）。

    正值两军交接防备行动之际，日寇调集大量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军阵地猛烈进攻。军长陶广，当即令宣铁吾部继续守备全防地左翼二分之一（临安当面），交出右翼二分之一阵地给胡达师接替（富阳当面），并令将来犯之敌，歼灭于阵地内。

    当时胡达师部署：以一一一九团（团长蒋欣）接替全守备阵地任务。一一一七团（团长蒋本嵩）控制在富（阳）新（登）公路两侧机动。以一一一八团（团长徐系仁）为预备队。师司令部驻松溪，以一部推进方家井。另设前进指挥所，我当时任上尉参谋，跟随副师长王堉在指挥所工作。

    敌人当时继续向我阵地进攻，而富新公路之青龙桥与乌龟山等处攻击更加猛烈，并附有工兵抢修公路。敌之山野炮，在富阳附近公路上发射和运动，我方在望远镜中历历可见。我一一一九团官兵坚守阵地，浴血奋战。尤其是青龙桥乌龟山守军，与敌形成拉锯战，一来一往，喊杀连天，阵地失而复得者多次。敌我伤亡均极惨重。

    一一一七团，分组若干突击队，从左翼地区，日夜轮番渗入敌后，迂回袭入敌炮兵阵地内，充分发挥手榴弹、刺刀威力；并另以一部截断京杭国道（南京至杭州），阻击敌之援军。

    三、石灰山之役

    第三日凌晨，敌以密集炮火向石灰山阵地猛击，工事全被摧毁，飞机也投弹于该处。敌骑兵（马六七十匹）前导，跟随步兵600余人，越过富阳西面荒芜田畴，插入石灰山阵地纵深，沿运石灰大路直达石灰窑场地。停止片刻之后，继续向山坞小道前进，直到骑兵无法前进，才停止下来。但是步兵仍然前进。

    师命一一一八团歼灭该敌。团长徐馨仁命一部兵力与该敌先头保持接触，且战且退；以少部协同石灰山守军，堵绝突入口，防敌回窜。主力取捷径，东西两面夹击。9时许已完成围攻态势，开始与敌做殊死战斗。浴血拼搏直至黄昏，在密密麻麻竹林中，敌人完全混乱，东逃西窜，大部为我歼灭。

    回窜的骑兵，在石灰窑一带，在我密集大力射击下，弃马步战，企图窜出堵截口。我即向敌冲杀，短兵肉搏，前仆后继，卒将该敌全部歼灭。

    战斗至第四日中午，溃散潜伏在山中零星步兵和骑兵已被我彻底肃清。除敌机盘旋侦察外，全地区已沉寂下来。

    是役共歼灭敌人700余，全歼一个稻村骑兵中队，毙俘战马60余匹，稻村中队长被击毙命，缴获马枪、大刀、轻重机枪、掷弹筒、通信器材等，拍成照片十多帧上报，俘获战马送呈战区长官部和军政部各四匹。

    我阵亡营长陈国雄以次官兵800余人，重轻伤500余人。

    四、处理战后情况

    事后收集阵亡官兵忠骸60余具，葬于新登县境方家井咸迪山，建成墓园。胡达曾挽联刻石。联云：“热血洒春江，惊涛怒浪摧三岛。英坟邻岳墓，忠臣义士并千秋。”

    是役能全歼稻村骑兵中队，潘木匠功不可没。潘（忘其名），庸工于富阳，渐通日语，有女年十五，遭寇奸投井死。潘本恨寇入骨，又遭丧女之痛，更报仇心切。曾来新登跪求我军早日收复富阳，愿做向导和内应。因雇为我谍报队员。恰稻村找潘木匠询问通新登松溪小路，潘即以运石灰绝路相骗。稻村查地图无此路，斥潘不诚。潘诈谓近来走私运货走出来的，并常有骡马驮货来往，稻村因此释疑，雇潘为向导。潘即将此举密告另一谍员，迄次日行抵石灰窑场地，骑兵前进困难，稻村大怒，将潘砍死。潘为国献身，可歌可泣。后来政治部将潘木匠事迹编成话剧上演，以彰忠烈。

    潘鉴：回忆上海抗战

    一、赣南练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我还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第五期受训，受训期为一年。由于当时华北局势紧张，蒋介石校长决定叫我们提前半月毕业，各自回到原来的部队，积极准备参战。

    当时我所在的部队，是陆军第二十七军第四十六师，驻防在赣南，师部驻赣县。我们的军长刘兴，湖南祁阳人。中将副军长戴岳，湖南省新邵县人。他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生，曾追随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的老中将师长。我军打到南京之前，在龙潭、诸葛镇一次战役中，他指挥有方，立了大功，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亲下手令晋升他为上将师长。这时期，他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副军长鲁涤平所辖的第六师师长，军党代表为李富春，师党代表为萧劲光。戴岳升副军长以后，即由少将副师长戴嗣夏晋升为中将师长，少将副师长孙常钧、少将参谋长何培基、上校参谋主任肖燧、上校副官主任唐星耀、上校军需主任李直、上校军法主任吴曼。我在师部当中校参谋，主管作战业务。全师辖二旅四团，第一三五旅少将旅长鲁渭平、第一二六旅少将旅长曹典江、二七一团上校团长张继南、二七二团上校团长陈笃光、二七三团上校团长练克柩、二七四团上校团长何欲。师部直属部队中有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骑兵连。全师官兵约12000人。

    从1936年6月起，全师即移驻赣南练兵，各旅团分驻七八个县，师部驻赣县。我从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刚一毕业回到部队，师部即成立了军士教导总队，专门集中训练中下士班长。师长认为我刚从学校回队，即派我为教导总队的中校主任，下辖一、二、三个少校分队长，受训军士约400人。除一般学科为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演习、步兵筑城作业外，特别抓紧各项野外演习、实弹射击、筑城作业、步炮兵协同作战，各种对抗演习等。师长及各位旅团均亲临督练。

    日军8月13日在上海战场，从金山卫登陆之后，凭借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优势，使我参战部队不断增援补充，伤亡惨重。我师于9月中旬，即奉中央命令抽调2000名老兵编成一个加强团，到上海去增援友军。我师则忙于训练之外，还得加紧从赣南各县征募新兵，来补充各部队。

    到同年10月上旬，因上海战场急需增援，我师各旅团官兵，即奉命开赴上海参战。

    二、全师开赴上海参战

    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全国军民立即处于全面抗战的战时状态。我们的四十六师在赣南练兵中，刚抽调2000名老兵去上海增补前线部队，随即又奉命全师开拔。时间是10月6日，全师官兵在赣县集中，然后分乘小火轮拖上民船到达南昌。到南昌后，再分批归铁路指挥部调派车辆，从浙赣铁路到赴上海。

    在这次部队开赴前线时，一个最不好的现象就是刚入伍增补的新兵，有的还没有到师部报到，即在途中加入开赴上海。不但未经过一天的训练，而且未发军装，穿的是老百姓便服。队伍中稀落不堪，为状至为悲惨。许多官兵背后议论：“像这样的士兵兄弟，开赴前线抗日，真正是驱羊群入虎口，太可怜了！”

    我在这次全师开拔之前三日，即奉命驰赴上海，做联络参谋。记得我到上海的当天，正是10月8日，日本海空陆三军全面进攻的一天。我从龙华车站到达前敌总司令部驻地，首先向参谋处人员联系，而后再谒见上将副总司令黄琪翔将军。这位当时十九路军抗日名将的参谋长，号称“小诸葛”，又素享有“美男子”的盛名。他满身甲胄，体格魁梧。我对他十分尊敬。他当时就很亲切地对我说：“你不要拘束，随便说话。你首先把部队官兵的素质、武器装备的情况谈谈；你们全师何时到达？分乘几次列车？”我当时遵照他所垂询事项，一一做了汇报之后，他即引导我到满室悬挂的作战地图面前对图指示说：“日本侵略军，在上海战场登陆的陆军为第六师团、第九师团、第一一六师团等，不下数十万人；还配有炮兵部队的大炮200余门，飞机300架。实行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海空军更为优势；我军已退守到陆桥、蕰藻浜、苏州河南岸之线，构筑工事，正在固守激战中。”

    接着他又指着地图上的位置告诉我，“你们四十六师到达上海集中之后，应当报告师长，即担任苏州河南岸姚家宅一带的防守任务。只许固守，相机进击。不许放弃阵地擅自溃退。”黄副总司令当时给我指示时，还有一位副参谋长在旁，对某些问题，也做了补充说明。我感到，经过这样一次指示之后，对敌我的当前态势，有了初步了解，感到非常亲切。到第二天，师部及各旅团到达之后，即遵照黄副总司令指示，将本师兵力进行部署，随即到达指定的防卫线上，加紧构筑工事，随时准备痛击敌人。

    我们师部的位置，驻在防线后张家村子。经过几天的联系，从各方面知道：日寇自8月13日登陆以来，企图一举占领上海。但是，在当时的南京军事委员会的精心布置下，立即拒止了日寇的横行。

    最先指挥淞沪战场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一级上将、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到9月中旬以后，冯玉祥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自己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而以顾祝同上将为副司令长官。从9月中旬以后，日寇继续增援。我军则转移到刘行、施相公庙、济河之线。10月19日起，日寇又大举进攻，战斗激烈。我陆军第四十八军军长廖磊和第六十六军叶肇部伤亡惨重，乃于23日开始退却，26日大场陷落。大场战役中，我陆军第十八师中将师长朱耀华负伤，部队伤亡很大。最后，朱师长还引咎自杀了！

    三、苏州河南岸姚家宅血战

    从10月30日起，日寇又以优势兵力和强大的空军、大炮做掩护，在周家宅、姚家宅两处强渡苏州河，这时我师第二七一、二七二、二七三各团的全部兵力，与日军发生激烈战斗。日寇在每次进攻时，白天则以强大的空军掩护炮兵进攻。日军炮兵在其空军掩护下，不分昼夜，以猛烈的炮火对我军阵地前的工事进行摧毁，并逐次向我步兵阵地、战壕延伸炮火，致使许多壕沟、掩蔽部被炸毁，许多战壕内的战士被掩埋，全师官兵死伤过半。在这种紧张战斗中，我军曾退守姚家宅边缘，仍做顽强抵抗。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师师长戴嗣夏、副师长孙常钧、参谋长何培基等均已亲临前线战壕督战。我在师的预备队位置，专门同前方、后方电话联系，并随时转达命令。当10月30日姚家宅一度失去前沿阵地，退守到后沿阵地时，总司令部即连续电话询问战斗情况。午夜12时左右，忽然来了紧急电话，电话中说：“你是谁？”我说我是参谋主任潘鉴（我到上海战场不久，即被升为上校参谋主任）。“你是潘参谋主任吗？我是总司令（陈诚上将）。我现在告诉你，你要立即报告你们的师长，看谁失守了姚家宅，谁要负责任；现在限你们师立即全线反攻，在两天之内收复姚家宅，守住苏州河南岸阵地。如果收复不了，你们的师长就得拿头来见我。你听清楚了吗，立即转报过去！”当时我感到很紧张，立即从电话中报告给师长戴嗣夏和各位旅团长等。他们更感到紧张、恐惧。因为谁都知道，陈诚是比较凶悍的。于是，连夜下命令，立即实行全线反攻，限期在两天之内，收复姚家宅阵地。但是，在当时的反攻中，碰到日寇的顽强抵抗。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成了拉锯状况，始终进展不大，只能收复一小部分阵地。这时我们官兵已经伤亡过半，还有两位营长阵亡了。

    我师正在那危急万分的时刻，忽然奉到总司令陈诚的命令，立即行动起来，退守到昆山之线，等待命令。随即也就知道，这是上海战场实行总退却了。

    四、上海战场总退却

    从8月13日日寇发动上海进攻战起，到11月8日全线总退却之时止，经过为时两个月26天的一场大战，算是告一段落。

    这次上海抗战，应当说是八年抗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听说在这次战役中，先后所使用的部队，共计18个军，50余师，五六十万人。其中包括有：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张在上海指挥作战一个月后，即调任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后由朱绍良担任总司令）、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罗卓英的第十五集团军等。可以说，比较好的兵力大部分都已使用到上海战场。

    但是，经过近三个月的坚强抗战，部队损失太大，兵员补充困难。日寇从10月中旬起，派出两个师团，从我沿海阵地迂回到浙江的杭州湾登陆，企图将我军主力一举包围在上海战场而歼灭。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决定放弃上海，实行全线总退却。这是我在当时所知道的史实。

    对这次总退却，我现在还记忆犹新，亲身经历过的史实，尚有下列几点：

    （一）在全线溃退中，我们各级指挥机构失灵，给上下左右的部队之间、官兵之间，造成很大混乱。

    （二）在总溃退中，确有一泻数百里之势，不可收拾。记得我师退到昆山之线时，碰上税警总团长黄杰、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长桂永清及其所率的部队官兵，大家都感到秩序很乱；有的人说，当时在昆山之线早先构成的国防工事线，也没有利用上，只顾往后逃，失去了抵抗力。

    （三）我们四十六师官兵，在溃退时秩序不好，各旅团长掌握不力，以致走到安徽省泾县以南地区时，当天下午我师的二七二团第一营，同东北部队一〇七师官兵发生争宿营村庄的问题，几至如临大敌，开枪射击，彼此伤亡官兵数名。第二天，到徽州附近时，一〇七师的部队又与我师部人员发生争吵，最后竟开枪打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以参谋主任的身份出面制止，不料那些官兵毫不讲理，又不听他们自己部队官长的制止，竟一齐奔向我来，用铁条打破我的头部和背部。正在危急万分的时候，我自己沉痛地喊道：“不料我竟死在这里！”这时，忽然来了一位少校团附，我立即倒向他的怀里，望他救命。他见我那种惨状，就挥手制止，然后他们的官兵才住手不打。这位团附很同情地说：“你的头破了，流血不少。我这里有块纱布，你好好地包上，再赶快去医治吧！”我就是这样，才侥幸没被一〇七师的官兵打死。走到江西省景德镇时，才正式换药治伤，以后还在南昌住上半月医院，才告完全康复。

    （四）我师全部到达江西省樟树镇集中整训时，大约是1938年元月。这时候，我师从上海前线退下来四个团的兵力，只有一半了，但还有另外两个补充团。应当是，将补充团补充上去，就依然是一个完整的陆军师。可是，事情的变化却不是这样的，而是恰恰相反。当时南京军委的命令：陆军第四十六师的全部官兵，一律拨交新四十六师，师长由黄埔一期生李良荣担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全师官兵啼笑皆非；特别是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等中上级官，随即大部分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解甲归田了。当然，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或个别的军官，还是在后来的各个战场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无名团长：奇袭杭州，严惩敌伪

    八一三上海战役后，京沪杭相继被侵华日军占领，并以之作为华东侵略军事基地，重兵驻守。一面大肆掠夺物资，强占工厂设备，加紧军工生产；一面扶植汉奸梁鸿志成立所谓“南京维新政府”，大量扩建伪军，阴谋达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永久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险恶目的。

    针对以上情况：我陆军第二十八军（陶广将军）经沪战调整后于1938年春，从钱塘、富阳进到浙西孝丰，计划派第六十二师（陶柳）进入杭州嘉兴吴兴地区游击作战。当时我任第三六七团团长，接受任务之后随即到师部研究作战方案。这地区主要是沪杭铁路加上三条运河相互连贯，区内是纵横交错的渠道河网，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当时日寇正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向陷区疯狂进犯，大肆搜刮掠夺，以满足沪杭日军大量生活物资需要，兽军到处奸淫妇女，幼女老妇均遭毒手，群众赤手空拳挣扎在死亡线上，痛苦极深。

    根据上述情况，从长期抗战着眼，我们的作战大致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严重打击杭州及各县市驻点之敌，抓住机会大量杀伤敌人，迫使日寇不敢下农村骚扰，确实掌握游击区行政组织，争取群众生活能得稍为安定。第二步切断敌主要交通命脉，迫使杭州吴兴各大驻点日军陷入孤立困守，使之无力打通浙赣，进犯江西。我团遵照上述方案精神迅即行动，于是年3月达到京杭公路线上。上级派来山炮两门归我团指挥，先后与武康日军发生炮战，敌炮受损，我乘机摧毁三桥埠和埭头大王山两处日军碉堡，消灭日寇守兵，炸毁三桥埠和埭柒两座大桥，并协商动员学校师生在一夜之间将这段公路挖毁，控制了京杭公路。随即进到菱湖，控制杭州通吴兴间运河（东苕柒），使我孝丰与游击区前后方交通畅通无阻。4月，我师各团先后到达指定地点，各县长行政人员均随军到达，分别对法清、吴兴、相乡、崇德、新市等城市采取包围，同时铺开行政组织宣抚工作。我团担任杭州吴兴境内作战，由群众帮助架通杭州、笕桥、吴兴三条秘密电话线路，派通信兵守候，随时掌握杭州吴兴日军和敌机动静。4月，我团即开始与日军展开全面争夺战，日军水陆联合进犯，敌机不断轰炸骚扰，气焰极为猖獗。我团得到群众支持，采取各种灵活机智的手段，抓住敌人频繁出动良机，给予严重打击，大量杀伤日寇。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经过大小百多次的反复战斗，日寇所受伤亡日益增多，士气大挫，被迫退守城市驻点，游击区农村完全为我控制。前段作战日军每次出动，都要依靠汉奸、青帮带路。民族败类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为了消灭汉奸帮匪，我团协同群众组织便衣锄奸组，先后在新市桐乡等处捕杀汉奸、青帮头目数名，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因之游击区群众生活生产稍为安定的局面已经达到，第一步作战已取得了成效。但日军退守城市，却增加了对居民的骚扰。为了进一步调动城市居民的爱国热情，迫使日寇不敢上街打闹，我团得到群众帮助，发起俘虏比赛。发动爱国青年设下圈套，首先在新市活捉日寇用麻袋捆扎抬回；接着又用鸡蛋香烟做诱饵，在临平铁桥乘敌哨检查取蛋烟之时，顺手将石灰撒蒙敌眼，又活捉敌哨一名；另一名被击斃。俘虏比赛轰动一时。从此，驻点日寇更加惊恐万状，再不敢离营门外出骚扰，汉奸更加不敢公开露面自由行动，我第二步又取得成效。为了进一步牵制杭州日军使之更陷孤立困守，从1939年4月起开始破坏沪杭铁路，派第二营黄振球营长专责督导，几个炸破组不断进行。日寇进行抢修，但随修随炸，防不胜防。于是，日寇在沿线建立竹枪篱，并在铁丝网上通上电，但仍遭我破坏。在五个月时间内，我先后成功炸车五次，日寇死伤损失严重，因而使沪杭铁路陷入了时通时阻的半瘫痪状态。紧接着在9月下旬，侦知吴兴日寇一部将乘汽艇去上海的消息，我即与第一营刘义营长商量在吴兴通上海间之北运河双林附近设伏。次晨日寇果然出动，进到我设伏航段。我全歼日寇一个中队，炸沉汽艇十多艘，击毙日兵120余名，打了一个小规模的漂亮的歼灭战，并将运河堵塞，北运河被我完全控制。10月上旬派第三营进击上海通杭州运河，拔除石门湾日寇驻点。我师师长陶柳亲临前线，士气激昂，田树樟营长受伤仍继续指挥作战。杭州嘉兴两处日军分从东西两面增援，战斗猛烈，敌死伤严重，狼狈撤逃，敌驻点被我拔除，我随即将运河堵塞。从此三条主要运河都被我控制，敌水陆交通被阻，杭州日军二十二师团和两个旅团进入更加孤立困守、陷泥淖难拔的被动局面。

    奇袭杭州，严惩敌伪的序幕拉开，我们选定1939年10月10日我国庆节日。此时我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全民英勇奋斗愈战愈强。相反日军已处于进退维谷、劳师无功的艰苦境地。为了重振中华民族的国威，打击敌伪邪气，我师师长陶柳于10月上旬召开机要会议，决定袭击杭州。当时推选嘉兴地区行政专员鲁一平同志（共产党员，负责沪杭情报）布置内外联系，做好各项准备；由我团指派龚文华连长率领一个连随同鲁一平同志，乘夜在艮山门附近越城河登城，进攻市区；另在拱宸桥和临平桥两处派部队掩护；我偕同师部参谋人员到临平山附近指挥联系。龚连进入市区一声枪响，各处响应，各敌伪机关均被我占领同时举火，顷刻之间全市冒起70多个火柱，火光冲天，照亮了整个杭州上空。伪机关汉奸和伪军警纷纷逃跑，全市一片混乱，群众高呼助威并协助捕捉汉奸。但因汉奸做贼心虚，平时神出鬼没，很少在机关过夜，因此捕到的汉奸不多。此时，日军闻警即从内西湖灵隐等处日军营地，出动坦克装甲车十多辆掩护部队，与我发生街道战。我因考虑人民生命财产与名胜古迹的安全，稍一接战，即安全撤出。杭州遭我奇袭之次日，我全国各报纷纷报道，把这一胜利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大大鼓舞了我军民士气。杭州敌伪遭此沉重打击，士气衰落，汉奸伪军则更加感到末日将临，人人自危。

    周俊民：抗战八年的经历

    我叫周俊民，住江苏省丹阳县胡桥乡西周村，中央军校十四期毕业。1937年，我正读师范三年，刚考完期中考试，思想稍事放松，却听到七七事变，日寇侵华。这个消息当时令我们深感惊骇而痛恨，我坚决响应国家号召，投笔从戎，考入中央军校，经过军训，学会战略战术。

    同期毕业同学，只分发第三战区20名，由后方成都专送苏、浙、皖三省边区前线应战。我在一五六团第一连任连长兼指导员，全营有三个连里有同期同学。在1940年10月18日，我们奉命攻占煤山日军据点，另有四十军忠救军、保四纵队会攻芜湖，牵制南京日军行动。我营是先遣部队，星夜行军到达煤山脚下扎营，拂晓开始，听信号进攻。日军分三处驻防，山上三个堡垒，每一堡垒附近都有一门大炮，铁丝网三道，防守严密。我率一连上山，分配三个排各攻占一个堡垒，冲破铁丝网，炸坏大炮两门及一锁牢的大门。煤山之敌掩护后退，我连占领八小时，各友军发出信号，向芜湖进攻。煤山之敌见南京飞机向我军阵地肆意轰炸，复回与我争夺煤山。这一战役中，我军损失重机枪3挺、排长1员、士兵20名。我右肩骨负伤，血流满身，幸有煤山寺院和尚救援，护送大河边，营部船只、担架备好等候，由三十七军后方医院转军政部第六重伤医院。

    后伤愈骨已残，1941年回师晋任少校营长。1944年我任团中校指导员。1945年日军投降，派我接收太仓县，任公安局局长无锡分局长、保警大队附等职，1945年转业离开部队。

    邢承模：我经历的金华战役

    为使人们牢记日本军国主义加于中国人民身上的灾难，我作为当年金华战役的参与者，又是金华籍的历史见证人，从尊重历史出发，就回忆所及，愿将是役经过述之以飨读者。

    1941年5月20日，日寇挟其陆空联合作战的优势，入侵金华。驻守金华的国民党七十九师，下辖二三五、二三六、二三七三个团，师长段霖茂做了战斗部署，以二三五团为左翼，团长魏凤霖率全团驻守义乌门游宅街窑厂（今北站附近），三营驻东关下余一带。其时我任八连连长，我连为预备队。当部队正忙于布防之际，突有三架悬有意大利国旗的敌机窜入市区领空，低飞盘旋，旋即于山口冯一带投下重磅炸弹十余枚，引起村内熊熊大火。附近农田被炸得坑坑洼洼，弹痕累累，炸死炸伤军民十余人，被大火烧焦的尸体，惨不忍睹。日寇企图制造人们对战争的恐怖心理，用频繁的轰炸来加速战果，迫使居民于拂晓前带足干粮出外逃“警报”，白天除守军在战壕外，金华沉寂得如死城一样。5月22日中午，敌寇先头部队在敌机掩护下，一部分侵入东前路一带，向我军士哨射击。我连奉命向王牌推进，进入阵地后投入战斗。日寇分两路向我阵地猛扑，并以密集的炮火猛攻。我连官兵同仇敌忾，人人振奋。但因战斗力悬殊，敌寇凭借空军优势，迫使我军无法抬头，激战至黄昏，全连伤亡惨重。奉营长王邦达电令，我连掩护主力撤出阵地，往北山盘前集结。晚上7时许，我率部40余人至达目的地。经收容整顿后，全营官兵尚剩下300余人。为打击敌寇的嚣张气焰，我军再振军威，乘敌进城后立足未定，于当晚子夜时分，夜袭金华城，再度投入战斗，于义乌门发生激烈巷战，直至翌日拂晓。我部于完成扰挠任务后，撤离金华。人们心情沉重，挥泪向婺城告别。

    是役，双方互有伤亡。敌寇沿浙赣铁路逐县攻打，势在必破。战争转入战略防御，我师奉令到丽水集结。未几，衢州弃守，上饶亦相继陷落，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往闽南逃亡，乃至全局溃退。

    伯见凌：记台湾光复点滴

    1945年8月15日，日帝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时本人身任中国军队八十八军三十三师政治部科长。因系军校毕业，年未40（31），合乎校级人员选调年龄，遂得奉派为七十一军一〇七师政治部教官（军长先为陈北达、后为陈颐鼎，师长为黄华国，副师长为谢懋权，参谋长为吴鹤宇，政治主任为周汉佯诸先生），自奉化兼程前往宁波报到。部队休整数日后（更换装备，调整人事），于10月中旬的一天搭美第七舰队舰船向台湾进发，同时六十二军于高雄、七十军于基隆登陆，采取南北呼应、分进合击态势，防敌顽抗。登陆前，张廷孟将军指挥之空军于港口上空盘旋，掩护主力战舰布列口外海面，卸衣架炮，以备支援，然后连队按序分乘小艇直接泊岸。步兵一营率先上陆，建立滩头阵地，预防不测。诸事就绪，安宿一宵，翌晨发基隆，经台北过新竹达台中，师部与直属单位，初驻新竹旋移台中。全台军事部署如下：

    台北为七十军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新竹为一〇七师，台中为一九师，台南为八十师，高雄、彰化、恒春、台东则划归自越南凯旋由黄涛军长所率各师分头警备。

    师行所经，沿途群众夹道迎送，真是千旗挥舞，万头攒仰，人浪似潮，欢声如雷。自12月25日正式受降后（定为台湾光复日），全省各地更是五步一坊、十步一楼，灯彩缤纷，男女雀跃，锣鼓喧天，歌舞匝地，借以庆祝半个世纪辛酸岁月从此结束。同时，凡遇我军官兵，无不群趋拥抱，咸竖拇指以示敬意。如外出迷路，只要示以地址，必邀热情导回，血浓于水之言今其信然。

    日本据台后，即强施奴化教育，禁讲汉语、读汉文、着汉衣冠，收复后，我电台便开播国语。本师政治部特向上海招收部分熟练日语、日文之高初中毕业生（因上海陷敌久，有此特殊条件）为政工队员，以此为核心，开放国语训练班多处。每期一月，一日三次，每次各两小时，更番轮班，不容间息，从学习拼音入手，日常会话为主。以是人无分老幼、时无分早晚，逐步开展，收效至宏。此外另办四开版自强日报一份，八开本自强旬刊一种，对于宣扬国策，振奋人心，颇多助益。并会同其他机构，于一年内，共同遣俘（连同日侨）数十万人，初据情报有部分少壮偏激敌军，携械入山，图谋不轨，然以恪于大势，以及措施得宜，终归翕然。本人以能身与其盛，毕生常自庆幸。

    当时省行政长官为留日士官学校毕业、并曾任闽浙主席之陈仪先生，有议长为革命前辈伍廷芳先生家孙、并曾任旧金山总领事之伍××先生（名忘），党主委为著名抗日先贤邱逢甲哲嗣、原任粤五中校长之邱念台先生，团负责则为战时在我三战区领导台湾义勇队以及少年团之台籍李友邦先生，对于择人任事，是诚然费一番苦心（因台胞以闽粤移民居多）。至于中下级之政警人员，俱由陈仪先生事先于南京专选设班训练之员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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