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军

    郭磊：江西南昌之役活捉日寇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在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四十师一二〇团当营长。正是戎马倥偬驰四方，抗日沙场苦战忙，我奔驰于第三战区苏皖浙赣闽之间，几乎无战不参加。

    1939年夏秋之间，在江西南昌以南地区，左有赣江、右有抚河为依托，敌我对峙阵地战。有次敌寇来犯，从傍晚开始激战彻夜，枪炮声激烈，震天动地。战况惊动后方，团部增派一连给我做预备队。激战至下半夜，情况无大变化，敌仍然全面攻击。此时注意：一是敌集中力量，一点突破，扩张战果；一是敌人收兵退回阵地。情况判断：敌可能撤回因素大。是故我决心派部分兵力，伏击于敌退回必走之路附近，等敌人兵退过半时，出其不意，大力腰击，使敌惶恐错乱，首尾不相照应。乃命第八连连长忠实善战的季俊卿，亲率该连兵力两排，前去埋伏。我在地图上指定路线、埋伏地点，务要沉着胆大心细，出敌不意，迅雷不及掩耳，突然腰击，敌必惶恐乱窜，东逃西跑，但须抓时间退回阵地，使他处之敌救援不及。果然此举出敌意外，中我埋伏阻击，东跑西窜，被打得落花流水，伤亡不计其数。我于拂晓时胜利地返部，并生俘日寇一个下士班长。其为日本横滨人，大腿部受伤，能走跑不快，被我战士追上活捉。他带有轻机枪一挺，子弹仅剩70余发；明细地图一大张，比我五万分之一地图详细万倍；有“千人针”绸质手帕一条，是一千个少女一人一针，专用以治邪保平安；有日记本绘图敌我兵力配备，营对营、连对连、机枪对机枪相对无差；有全家乐相片；等等。可是，其不时寻机会要跳水自杀，说是怕我们对俘虏万般凌辱处死，我们告以优待俘虏乃安定。我亲送团部时，有人在说架子比我们营长还大。百姓奔走相告，沿途挤满围观，极快人心。此役我营为开全军生俘日寇之先，我跃升中校营长。

    我右翼西山罗之第一营，经常受敌炮击飞机炸，有时终日不休。团调我营接防。说来也巧，我营换防后，敌连日来不打炮，连飞机也未来过。电话兵说同是郭营长，这个郭营长一来连日太平无事，日本鬼子怕硬吃软。

    西山罗一带地势平坦，一望无垠。我们利用一棵高达10余米的树，在树顶上设瞭望哨，料想敌会受到极大威胁，必定想法破坏，故我们早有准备方案。如果敌人一旦炮击，树上哨兵就马上下来，全连迅速掩蔽前进，大约至200米进入阵地（连长先侦察保密），一为自己安全避开，一为伏阻敌人前来清扫战场。当日敌炮射来一弹，乘敌修正弹着点时，该连已照预定方案进入预备阵地。敌炮从凌晨连续轰击发射至过午，炮声隆隆，震天动地，发射千发万发，把那棵树打得光光，仅留高不上丈的树头，连树根也都打坏。我们人马安然回防原阵地，当时惊动后方，四面八方老百姓惶惶不安，惊恐万状，都在准备逃难，结果知是虚惊，互相庆幸。

    吴舜法：忆江南抗日战争

    1939年1月，我从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四期步科毕业以后，分配到江西鹰潭二十五军三〇七团二营五连，充当少尉排长。在浙江昌化休整一个月后，就随部队出发到宁国、宣城、郎溪、广德一带，归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冷欣指挥，一度挺进到江苏宜兴县境钮家村、宋读附近，与日本军队接火，隔一条河对打。时值梅雨季节，在大雨滂沱中，人人衣服全都湿透，步机枪声、迫击炮声日夜不停，相持整整三天三夜，吃不好也睡不了，双方都拖到了实非人力所能坚持的困境，日本鬼子才撤回到宜兴城内，我方也才就地休整。随后，我排奉命扼守宜兴县属成塘桥。这是京杭国道必经的重要桥梁，侧背依靠着连联太湖的西臼湖。我排在清理原来构筑的工事时，发现每个散兵坑和交通壕都埋葬有国民党川军独立三十三旅官兵战死的尸体。这些为了抗日而英勇殉国的烈士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理应受到人们的悼念和追思。

    同时，日军也在宜兴县属管村河边遗弃有四五十具尸体。当地人民对日本鬼子十分仇恨，都不愿意为其收尸，任其暴露荒郊，任凭狗咬鹰叼。时值夏令，腐臭四溢，令人掩鼻，以后日久天长也就晒干成为四五十具骷髅。

    同年秋天，我排又开驻溧水上兴埠放排哨，对句容天王寺和溧水城方向的日军戒备。有一天前方发现有穿黑布军服的新四军200多人通过，因事先没有联系，我当即命令哨兵向行进的前方鸣枪阻止。新四军官兵立即就地卧倒并吹号示意：“不要打！不要打！”随即有两匹马飞奔而来，出示新四军的证明文件，是挺进句容茅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在沦陷区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并抱歉说：“不知道此地驻有贵军，所以未能先来联络。”我这时也连声说：“很对不起，我事先也未接到通知，耽搁了你们的时间。”当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对日军是同仇敌忾，双方枪口都是一致对外的。

    在这期间，我排还查出了两个汉奸，为日军来刺探军情，按级起解到师部军法处，审讯属实，依照军法就地枪决了。这也说明抗日初期，人人对汉奸恨之入骨，对民族败类的惩办是严峻的。

    同年12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从江西上饶移驻皖南屯溪，设前线指挥所，就近指挥川军新七师、一四四师、六十三师，东北军一〇八师，中央军七十九师、四十师、五十二师等国民党军队约10万人，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冬季攻势，取道青阳、贵池，希望一举攻占日本军盘踞的铜陵、大通，截断长江南京至汉口段的航运。那时由长官部下令泾县、青阳、贵池等县政府，分饬乡镇保甲长，征集了上万民工分段包干，日夜赶修泾县到青阳、贵池的公路，使得两个炮兵团的大炮能用装甲汽车牵引，开进贵池山区预先构筑好的炮兵阵地。

    由于皖南多山，易守难攻，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指令川军唐式遵部主攻，东北军一〇八师配合，中央军五十二师、四十师则先分派在二线督战。结果山地作战，正面仰攻，部队一下一上伤亡很大，川军新七师虽一度攻占贵池茅坦镇，但得不偿失，接火后，每天都有500多个伤员被抬下火线，死者不计其数。此时农民出力最大，为了抗战，除供应军队粮食、柴草、蔬菜、肉食外，还要运送木料、石头、构筑工事和掩蔽部地洞。同时每天都要派出100多人去抬担架，运送伤兵到大后方去治疗。当炮兵进入阵地时，要先派民工日夜去修通公路；当攻势顿挫炮兵撤退后，又要再派民工急忙去破坏公路，人手不足时甚至把老弱妇女也拉上。

    当时国民党军官中，不乏有识之士。明知皖南多山，易守难攻，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五六天内，就把川军新七师和东北军一〇八师以及中央军的一部共计2万多人的性命牺牲了。我们黄埔军校十四期同学也有40多人，大都是排长。他们身先士卒，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血的教训下，国军不得不转攻为守，放弃了截断长江的设想。

    我那时又调在机关枪连当排长，全连配有12挺俄国造重机关枪，在奉命进入贵池虎形山阵地时，与日军占领的笔架山对峙，敌我相距不过200米。我军是持久防御，日军也不进攻，相安无事，只是官兵每夜都睡在山洞地下掩蔽部里，十分潮湿，以后全都感染上一身的毒疮。

    皖南山区盛产竹木柴炭，人民生活一向富足。由于抗日军兴，人民负担过重，生活日愈艰苦。但在那时国难当头，每人为了不当亡国奴，只有克服一切困难，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因此民气高昂，都能顾全大局，以苦为乐，出钱出力，终于坚持到1945年8月15日，迫使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最后争取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郭崇山：浙江衢州会战

    浙江衢州会战，我军投入各兵种30余万人，空军两大队，部署袋形阵地于衢州之东，诱敌入阵，准备瓮中捉鳖而歼灭之。岂知日寇已诱入阵地，我大军不战而撤走，官兵愤愤怨气冲天。

    1941年日寇已打通浙赣路，投入陆空军及特种兵14万余人，企图由浙江杭州沿浙赣铁路，经汤溪、龙游，打通衢州入江西上饶到达东乡，与盘踞南昌之日寇会师。

    国民党军使用各兵种30万余人，空军两大队，迎敌决战于浙江衢州之东前进阵地，利用河流为阵前障碍，左有大溪、右有大山为左右依托，部署袋形阵地，诱敌入阵，然后将袋口紧扎，同时左右翼各军四面包围合击，迫使日军进不能退不得，到弹尽粮绝时，我则瓮中捉鳖而全部歼灭之。

    当时我是国民党二十五军四十师一一八团副团长。我师从苏南调来参战。师指挥暂编十三师为诱敌部队。我团迎战于汤溪附近，负责“节节抵抗，黄昏撤退”的任务。在接敌当天下午我正要撤退时，日寇之重炮发射我必经之地的山岭路。炮弹落地，山摇地动。我们深悉，敌发射重炮表明其主力已到了。就兵力而言，我方此次备有飞机二大队，兵力加倍于敌，故官兵对此役抱有必胜信心。因诱敌任务，不能对敌战斗，我每于黄昏时撤退30里左右，仅八天时间已诱敌入我阵地。团又奉命固守有3000人口以上的牛大村镇。此为敌必攻我必守之要地，势必有一番大战。我们动员全镇居民不论男女老幼都要暂时避开，免受战争之灾害，命第二营固守牛大村镇，派出一连守关帝庙，补足弹药，抓紧筑工事，准备巷战，坚守阵地。第一营占领草堆山之高地，纵深配备，排排班班火力交叉。特别注意敌机未发现我阵地时，如低飞侦察不可轻易射击，避免暴露目标，导致敌之机群炸毁阵地。团指挥所就在距河边不到2公里之山麓。

    天亮了，太阳露头，敌机相继而来，环绕阵地侦察，不时投弹打机枪，成群飞来，弹尽飞去，投弹轰炸，越来越猛。因我方无飞机又无炮兵，仅有步兵炮，时受敌机敌炮压制。敌炮毫无顾忌，专用直接瞄准，发射排炮，发挥炮兵威力。敌炮敌机肆无忌惮，把牛大村、关帝庙炸成一片焦土。我浴血守土之战士，面对敌步兵屡次来攻，奋起逆袭，我伤亡惨重，但终使敌未能得逞。在草堆山方面，敌我反复争夺搏斗，敌竟用平射炮直接瞄准，发射催泪性、窒息性的瓦斯弹，炮弹爆炸，尘飞土扬，浓烟滚滚袭人，使我守土战士双目流泪，视线模糊，无法瞄准，呼吸困难。战乎？失去战斗力；退乎？不甘心失地，义愤填膺。战士们叫嚷，为什么大军还不包围合击，为什么飞机也不来，为什么友军不协力作战？在这一发千钧之际，日寇已占领一山顶，向我渡河之官兵射击。我官兵负伤的、阵亡的、随水逐流失去的不知其数。倘若河西有一军掩护，也不至于伤亡如此惨重，人人愤慨不已！

    此时我团指挥所尚在山麓，敌在山上未发现。我不得不向右翼友军移动，仅有特务排及迫击炮连一部，不上百人进入一片竹林深处。未几，敌炮向竹林射击，有一炮弹似在我头上的弹道落速点炸开，炮声威力震得我耳聋头欲裂。炮弹落在我身边爆炸，我自然而然转头望，一士兵血肉横飞，尘土四溅，浓烟袭来，一触及人难受，双目流泪，视力不清。我正好在炮弹开花的“死角”里，得安全无事。我喊了一声走便越一残墙，走出竹林。时太阳不高了，敌将停止攻击，我们得以渡河。过河后得知大军已退却，我团似是由诱敌而转入掩护大军撤退的部队。

    我方拥有30万大军已进入阵地，且诱敌成功，却突然命令大军撤退。当时病兵、落伍兵、逃兵、失踪、丢失物资，不计其数，比决战之损失还大，官兵愤慨不已！

    战后军事会议上，副总司令王敬久答复：美国总统罗斯福不同意在第三战区与日寇决战，必要时退入第九战区，把第三战区划为游击区，保存实力以待胜利时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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