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脊梁

    20世纪90年代初期，巴阳市有两个著名作家：一个是以写报告文学著称的市作协专业作家方永前，一个是以写中篇小说闻名的市毛纺厂工人作家张子轩。当时两人都三十出头，事业如日中天。

    方永前是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毕业后，分配到巴阳市作协做《巴阳文学》的编辑。他一面编刊物，一面勤奋笔耕，没多久，他写出的文笔犀利、思想深刻的问题报告文学便接二连三地在《当代》、《十月》等一流刊物发表。巴阳市作协领导深爱其才，决定把他打造成巴阳文学界的一张名片，于是让他做了专业作家。专事写作后，方永前更是如虎添翼，佳作不断推出，圈里叫好声一片，到20世纪90年代初，方永前以他无可争议的文学成就，荣升为巴阳市作协副主席。

    事业上一帆风顺的方永前，内心其实并不平静，他有自己的抱负和烦恼。他是一个体制内的作家，而他创作的问题报告文学，虽深受读者的欢迎，但宣传部门并不青睐。

    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数次找他谈话，委婉地提醒他要多写些弘扬主旋律的东西。方永前感到很委屈，很痛苦。他想，如果自己不在体制之内，那他的创作就不会受到别人的干涉，很多自己想写但不敢写出来的东西，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写出来。作为一个作家，还有什么比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更痛苦的事呢？方永前愈来愈觉得，自己要想在文学上有更大的作为，就必须脱离体制。

    正当衣食无忧的方永前在为是否辞职的事情备受煎熬时，巴阳的另一个作家张子轩却对方永前的环境充满了羡慕和向往：国家有一笔不低的工资养着，每月还有稿费收入；有充分的时间写作；有专业作家这个体面的身份……哪像自己，经常三班倒，要时间没时间，要收入没收入，要身份没身份。他想，自己如果有朝一日能成为体制内的专业作家，不敢说能获诺贝尔文学奖，至少不会次于贾平凹吧。

    但要想成为专业作家，对张子轩来说并不是一件易事。他的工人身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他差不多同时与方永前起步搞文学，且文学成就甚至还高于方永前，但人家早就成了作协副主席，而自己，却仍是一个倒班的业余作者。体制啊，这都是体制带来的结果。张子轩充满惆怅地想。

    可方永前的辞职，给张子轩的生活带来了转机。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方永前的欢送会和张子轩的欢迎会同时在巴阳市作协会议室举行。体制内的方永前走出去了，成了一名自由作家；体制外的张子轩走进来了，成了一名专业作家。两人都对今后的事业踌躇满志……

    一晃十年便过去了。体制外的方永前如今成了一名个体书商，据说靠贩书赚了不少银两，不过自己却一本书也没写出；体制内的张子轩如今当了巴阳市的作协主席，手下管着百来个会员，不过自己却一篇像样的东西也没写。某一天，两人在街头碰到一起，相约着去喝酒，方永前困惑地问：你在体制内应当能有所作为啊，不像我辞职后整天要为生计奔波，怎么反不如以前？张子轩也困惑地问：你在体制外，虽然辛苦点，但自由度大得多，怎么就不写了呢？方永前无语，张子轩也无语，两人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最后，都喝得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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