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的人生大智慧

    超级谋略往往与具有超级胆量和超级智慧的人连在一起。在当年的东西方两大国际阵营冷战对峙中，战争一触即发，能在如此敏感和危险的国际政治中走钢丝，当年除了基辛格博士之外，天下还无第二人。

    人物简介

    亨利·基辛格1923年生于德国费尔特市，为犹太人后裔。1938年因不堪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全家迁居英国，随后转到美国。1943年他加入美国籍，并于同年起在美国陆军中服役。1946年他退伍，入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1950年毕业，并于1952年获文学硕士、195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曾在哈佛大学任过讲师、副教授、教授。1969～1974年他任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69～1975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1973～1977年任国务卿。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原籍非美国的国务卿和第一个兼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国务卿。任职期间，他推行“均势外交”。1971年他首访中国，从此打破了多年形成的东西方冷战的坚冰。1972年2月他又陪同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之后又多次访问中国，为美中两国建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73年，基辛格因与越南黎德寿签订《巴黎和平条约》而使两人同时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在尼克松长达8年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基辛格作为白宫的外交智囊、顾问和国务院的首脑，参与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执掌美国外交大权，奔走活跃于美国和世界的外交舞台上，成为世界上最具神秘色彩和传奇色彩的身为犹太人的世界政治家之一。他足智多谋，权倾朝野，参与过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的许多重大决策和活动，在国际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曾被誉为“全世界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美国的教授总理”、“奇缘博士”、“超级德国佬”、“中东旋风”、“美国政府的良知”等。

    颠沛流离，经受战争的洗礼

    大凡名人的光辉人生经历，似乎总是从坎坷不平的童年开始的。基辛格的少年时期是在动荡中度过的，他最大的幸运是逃离了被屠杀的厄运，来到了号称天堂的美国。这段不平凡的经历，造就了他对未来人生的深刻理解。

    基辛格一家作为德国的犹太人，在希特勒时期能够顺利逃出德国并在美国定居下来，可说是十分幸运的。来到美国5年后的一天，也就是1943年2月，当基辛格就要过20岁生日时，一封公函再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被征召入伍了。他换上军装，加入了美国陆军。

    基辛格还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这将是他自己第一次单独生活。战争的突然爆发，把他从狭窄单调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战争打开了青年基辛格的视野，战争还使他变成了名符其实的美国人，他在军营加入了美国国籍。

    苦难似乎是每个人必然的人生经历。有人放弃投降了，也有人永远不会屈服。成功的必定是后者。

    ——亨利·基辛格基辛格所在的军营是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附近的克罗夫特营地。在这里，基辛格先是接受16个星期的步兵基本训练。面对紧张单调的军营生活，基辛格感到新鲜和兴奋，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这里的经历使我感到兴奋。请父母大人放心！”

    就在这之后不久的一天，基辛格吉星高照。军官们召见他，对他说：“你在纽约高中和市立学院的优异成绩，使部队注意到了你。经过平时的考察，我们认为你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因此，部队给你一个新的任务：去学习！”原来陆军部门几位有远见的将军决定将新兵中最聪明的人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去学习战争中需要的特殊技能，以备战事的特殊需要。基辛格因才智出众被选入这个特别训练班。

    就在基辛格和他的同学们拼命勤奋学习时，由于前线需要战士，训练班突然被解散。基辛格很是失望，但也不能不服从命令。他被编入美军第84步兵师，当了一名步兵，部队驻扎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克莱尔布恩军营。由于在训练班学习时表现不凡，基辛格仍受到部队军官的重视，被认为是军中秀才，常被抽出来给部队上课，讲解形势和分析事态。

    天才是不会被埋没的，而基辛格又是幸运的。就在克莱尔布恩营地，一个名叫克雷默尔的德国佬发现了基辛格具有超常的智力和天分。

    克雷默尔发觉基辛格绝非等闲之辈，感到遇上了一个在许多见解上都超过自己的人。再谈10分钟，他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基辛格可能是自己遇到过的最有资格和能力来研究历史的人。

    在这次谈话中，基辛格再次证明了自己的特殊天赋，他被告之：“基辛格，你是别人绝对没法比的，你有一种难以想像的天赋。”

    基辛格在克莱尔布恩营地遇到克雷默尔，是一件极为幸运的奇遇，同这个人的相识将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

    克雷默尔正是基辛格要寻找的青春期完美的偶像。

    正是他，使基辛格获得了人生最初的和最重要的生活方式。

    1946年4月，基辛格被派往美军欧洲司令部的谍报学校担任教官，给比自己军衔高得多的校级军官们讲课，享有比较丰厚的报酬。他在为美军培养一批特殊人才的同时，也为自己在情报部门工作打下了基础。

    立志从政，入哈佛为未来投资

    一个志向远大的青年，决不会甘于现状，也决不会满足于小遇即安。很久便胸怀进入主流社会野心的基辛格，无论是打工，还是从军，都未泯灭自己的上进之心。为了给未来的人生打下基础，基辛格选择了最佳人生投资的捷径，到哈佛去镀金。

    1946年5月，基辛格因卓越的军事成绩，被美国陆军授予1枚铜质奖章和2张奖状，给他的军人生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段从军经历，为他在战后能够一直和美国军界保持着联系打下了基础。

    24岁的基辛格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用了，他对朋友们说：自己毕竟知识太少，为此宁愿放弃在欧洲报酬丰厚的工作，回国接受第一流的教育。他找到克雷默尔，说：“我只知道我在这所学校里所讲的一点东西，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我希望能回国选择一所较好的大学继续深造，为今后的人生打下更好的基础。”克雷默尔听了很高兴，并对他提出了忠告，要他选择一流的大学，最后，克雷默尔帮助基辛格选择了哈佛大学。

    刚来哈佛时，他与同学们不太合群，喜欢独来独往，让人感到他性情孤僻，沉默寡言，城府很深。大家都叫他“隐士”，还称他是查尔斯河畔一只“孤独的狼”。

    进入哈佛，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基辛格的命运。基辛格心里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犹太移民的子弟，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没有什么捷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靠个人的奋斗。于是，他兢兢业业，远离喧嚣，一心求学，常常读书到深夜二三点钟。他的学习计划排得满满的，不分课上和课下。基辛格坚持听课和各种讲座，从不缺席，课上认真做笔记，并随手写下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这种笔记很重要，对自己是一笔财富，它保留的不仅仅是笔记，更是自己的思想。他学了数学，但对哲学、逻辑学和历史更有兴趣。凭过去战争的经验和本能，他主修哲学和研究个人感兴趣的国际政治问题。他研究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历史，钻研哲学家苦涩的名着，以天生的洞察力去观察世界进入20世纪后力量均衡局面的历史进程。他感兴趣的主要是一些思想家，比如黑格尔、斯宾诺莎、马克思、克劳塞维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后来对基辛格影响较大的学者大都是德国人：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克劳塞维茨和施本格勒等。这些伟人的思想影响了基辛格以后的大半个人生。

    卧薪尝胆，突破人生逆境

    人生有起有伏，命运有顺有逆。这一点，普通人和名人、伟人的人生经历都是相通的。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在于他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始终不改初衷，始终为理想奋斗。基辛格初遭到在哈佛任教的拒绝后，励精图治，从头做起，最终实现了梦想。

    1954年，基辛格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他在论文中集中研究了1815年维也纳政治体系的建立和维持，探讨了欧洲古典均势学说。这篇博士论文因其杰出的学术成就而获得“哈佛夏季奖”。1956年，基辛格将博士论文以《重建的世界》之名交付出版，它的发表确立了基辛格作为美国现实主义学派第一流学者的地位。

    年青人都想着一夜成名，但真正一步登天的人却几乎没有。即使我们具有这样的才能，也要必须经过生活的考验。

    ——亨利·基辛格基辛格以其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证书，学术界人士也都推测基辛格可能被哈佛大学聘任并得到一些教授的支持。

    基辛格焦急地等待着好消息。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哈佛对这位高材生、出色的博士说不！基辛格遭拒聘！

    多少年后，1972年11月初，基辛格在他白宫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意大利《欧洲》杂志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采访，其中谈到他对权力的看法。

    基辛格说：“权力作为一种虚荣心的媒介物，对我没有丝毫吸引力……我所感兴趣的是，你运用权力可以做些什么？请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利用权力干出极其了不起的事情来……”

    因此，当时在意外的挫折和沉重的打击面前，年轻气盛而又智谋过人的基辛格并没有低头泄气，反而把它看做成功的新起点。他留在哈佛做了临时教员，等待哈佛曾拒绝给他的那个职位。基辛格最终实现了心愿，1959年担任了哈佛的副教授，1962年当上了教授。

    这期间基辛格卧薪尝胆，刻苦修炼。他一面授课讲学，一面潜心研究，并对此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主张，只是由于得不到当权者的赏识，而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政策主张。但他决不因为自己人微言轻而放弃对美国外交政策弊病的批评。他在一些着作中，指责了美国整个国内结构和过去历届总统的领导方式，认为这些当权者根本不懂得客观情势的变化和美国外交所面临的实质问题。

    对于自己当时那种怀才不遇的境况，基辛格在其以后的着作中引用梅特涅的话自励道：“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想干什么，又知道别人能够干什么，因此我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

    这个“充分准备”，就是深信美国某位当权者总有一天要用其人，取其谋，让自己出来大显身手的。而当时，他必须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着。

     厚积薄发，不做无把握之事

    不知深浅就盲目下海会被淹死，不知原委就匆忙行动会失去成功的机会，基辛格从不是这样做事的。他凭借对国际事务知识与经验的积累，深思熟虑之后，果断出击，幸运女神当然会照顾他了。见不成则避之，不做无把握的事，这是基辛格的人生智慧。

    “见可成则就之，见不可成则避之”，这是中国的古语格训。一直成长在西方的基辛格却始终认认真真地实践履行着。基辛格虽自负自信，但行动起来却十分谨慎，善于掌握火候，从不做无把握之事。他一向认为：“凡事都得掌握火候，什么时候该主动，什么时候不该主动。”这种人生态度以及做事风格，极其鲜明地体现在基辛格的政治生涯中，尤其是在处理棘手的国际事务中。

    处理国际事务最难的是没有一个可循的规律。因为情况每天都在变化，这就要考验一个政治家的知识与技术了。

    ——亨利·基辛格基辛格说：“政策是权衡可能性的艺术，要精通这种艺术便要掌握可能性的微妙之处。”他十分重视发掘和利用外交事务中的各种“可能性”，从不做无把握之事。

    尽管满腹经纶的基辛格善于出谋划策，喜欢在世界外交舞台上进行他的“特技表演”，但是在没有较大把握的时候，他是不愿轻易登场的。他之所以在中美关系、越南问题、美苏关系等问题上积极奔走，是因为他认为有施展自己谋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相反，他在参加尼克松政府的最初几年，由于中东问题还不具备这种条件，因此他就不愿贸然行事，而是让国务卿罗杰斯去空忙一阵。“见可成则就之，见不可成则避之”，这也许就是基辛格事半功倍的诀窍之一。

    竞选获胜后，尼克松的新政府就急于使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平静下来，制定了所谓“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声称必须让阿拉伯国家相信美国总统的态度是绝对客观的、超然的、“不偏不倚”的，同时为了遏制苏联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美国必须直接出面安排一种“真正”的和平。

    身为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对这一政策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这一政策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苏联的大力帮助，但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二是要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是否愿意越过他们之间的鸿沟，并接受这样一个“强加的”解决办法。在他看来，这第二个条件比第一个条件更难实现。他认为：“必须有一段相持时间，好让各方都认识到他们力所能及的极限。这并不是说你就不应当努力缓和紧张局面。但是，能不能出现真正的突破，我总没有别人那么乐观。”

    事情不出基辛格所料，当美国国务院代表美方提出包含苏联意见的方案后，却遭到了莫斯科方面的拒绝。以色列人由于自己在美方施压下作出了让步却被苏联拒绝了，于是十分愤怒。与此同时，苏联在苏伊士运河西岸不断加强防空导弹基地的建设，这引起了基辛格的关注，他预言说，以色列很可能在绝望之余采取强烈的单方面行动。果然，1970年，以色列对埃及的军事目标实施了一系列闪击，进一步引起阿拉伯人尤其是埃及人的不满，局势不仅没有取得突破，反而更加恶化。1973年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走访阿拉伯各国的途中，基辛格在开罗接受埃及《金字塔报》前主编海卡尔采访时说：“在我感到已经掌握了某一问题的基本因素或到已掌握了大部分基本因素之前，我是不愿接近这一问题的。关于中东危机，我还不能确切地计算出我手中所掌握的基本因素，同样我讨厌失败，我有成功的基础，我不想随便利用这一基础。”

    君唱臣随，做总统的最佳拍档

    不懂得主次、先后的人，绝不会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巅峰。基辛格之所以成为国家总统最信任的助手，在于他的勤奋、他的智慧、他的交际能力，更主要的是，在于他与顶头上司默契的合作。

    1968年12月初的一天，在美国有名的皮埃尔饭店，刚刚在大选中获胜并即将成为美国第37届总统的尼克松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正是在这次会上，尼克松正式宣布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高度评价基辛格：“多年来通过他的着作，在政府内的服务以及其他活动，对国家安全事务做出了重要贡献。”

    尼克松之所以委基辛格以重任，是因为他觉得，基辛格在着作中提出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能够针对七十年代动荡多变的世界形势，代替已经过时失效的美国外交政策，是他不妨用来一试的摆脱美国困境、重振美国地位的惟一良方。

    基辛格果然不负重任，他很快搭好了自己的班子，在白宫动手干了起来。

    根据美国国会1947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和1949年对该法的修正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是“统一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以便军队和政府各部、署（局）能更有效地合作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总统的顾问，协助总统进行决策。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是协助总统谋划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的主要顾问，基辛格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主持它的日常工作。

    国家安全委员会下面设有七个小组（或委员会），其中有国防计划研究委员会、处理一切重要问题的高级研究小组、处理秘密情报的40号委员会、监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核查小组和对中央情报局进行指导的情报委员会。所有这些有关军事、外交与情报的小组，都由基辛格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了美国决定外交政策最得力的机器，而基辛格则是这部机器的总工程师。”

    基辛格这样为自己的角色定位：

    “首先，我要向总统提供采取行动的最大选择范围。

    第二，总统一旦作出决定，我要按照他的意图精神去贯彻执行。

    第三，当他问到我的意见时，我有几分像顾问。”

    《纽约时报杂志》也引述过基辛格的话。他说：“我的职务是要向总统提供最大量的选择机会。我坚持每人的意见都得到听取，我没有涂改提交给总统考虑的文件的原本。我把各种抉择、各种各样的意思，都收集起来后，把它们综合起来。我也向总统提出自己的判断。但是，我是公正的。”

    话虽如此，可实际上这位总统助理在上交呈文、转述意见、提供选择、监督执行等方面都拥有很大的权力。由于他处在美国这部庞大的军事、外交机器的总枢纽的重要地位，同尼克松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就不仅仅起—种咨询和协助的作用，而是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更大程度上参与了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

    基辛格在白宫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镶有尼克松照片的相框。相片上写着一句话：“赠给亨利·基辛格：善进良策，献身尔职，逾于所司，永志不渝。你的朋友理查德·尼克松”。

    作为总统助理，他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限于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他是尼克松的幕僚，在外交政策方面为之审时度势，出谋划策，“运筹”于白宫之内，“施展”于千里之外。

    他是尼克松的顾问，每当尼克松遇有疑难问题时，他就提供情报、主意和办法，为之排解困难，寻求出路。

    他是尼克松的特使，曾多次出国访问，他坐飞机的次数比尼克松本人还多。

    他是尼克松的谈判代表，前后十多次到巴黎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秘密谈判，最后同越南方面达成“关于结束越南战争和恢复和平”的协议。

    他是尼克松的代言人，经常由他从白宫吹出风来，透露尼克松的政策意向。比如，尼克松要调整美国同西欧的“伙伴关系”了，首先由基辛格抛出所谓“新大西洋宪章”的构想来。

    他又是尼克松的守护门神，当美国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浪潮向白宫阵阵袭来的时候，由他出来进行掩饰辩解，应付社会各界抗议，维护尼克松的政策和地位。

    对于总统来说，他实在是一根须臾不可离身的拐杖。尼克松在给基辛格的信中写道：

    “说实话，我不能想像没有你，政府会成为什么样子。”

    “我国在过去两年里对外政策的许多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你的努力和远见。”

    客观地讲，基辛格无愧于这样的评价。

    以“敌”为师，向周恩来学习谈判

    从某种意义上看待竞争对手，其实应是自己最值得学习和模仿的老师。一个善于向对手学习的人，必知人知己，百战百胜。中美两国长期敌视，在破冰之旅中，聪明的基辛格从曾经的敌手周恩来那里偷学了很多令他受益匪浅的大学问。

    中美建交，是20世纪下半叶全球最具影响力、改变历史格局的一件大事。而基辛格和周恩来，正是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谈判大师。

    周恩来是世界公认的罕见的外交家，在外交谈判中有许多典范式的做法。哈佛出身、聪明过人的基辛格，尤其擅长向对手学习，同周恩来谈判，对于基辛格来说，既是考验和较量，又是一种享受，一种训练，一种学习。在谈判过程中，基辛格学会了周恩来的一些谈判法则和技巧。

    基辛格第1次到中国来，就被周恩来的魅力所征服。在他后来的回忆访谈中，基辛格评价周恩来“举止娴雅庄重，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又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

    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机智敏锐，威严而灵活，富有幽默感，对周恩来充满仰慕之情。他说：“自从我与周（总理）在19个月前结识以来，两人渐渐互相熟悉了，我对他不无倾慕之情。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

    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包括你的对手，聪明人都能够认识这一点，并且善于向对手学习。

    ——亨利·基辛格基辛格对周恩来的谈判艺术、谈判风格十分钦佩，他认为，周恩来在谈判中始终采取真诚态度，以真诚对待谈判对手，这令他十分信任与敬佩，并且很快学会了这一点。

    1973年2月，基辛格第5次来中国访问，与周恩来举行会谈，纵论天下大势，两人从相似的前提，不同的处境和平行的战略出发，就世界形势，交换各自的看法。后来，基辛格写道：“日常关系十分密切的国家之间也不可能像我们双方那样谈得如此深、如此坦率，而正是这种开诚布公才是我们弥合不同观点的最可靠保证。”

    基辛格也承认：“当然，周恩来和我是相互利用，说穿了这就是外交的目的，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双方的目标一致起来。只有那些不懂行的人或不可靠的人才自作聪明，以为能够长久地愚弄对方。在外交政策上切不可忘记：你是在和一些人循环往复地打交道，在不断地处理一些问题。骗人只能得逞于一时却损害整个关系，讲信用才能使国际秩序得以巩固，哪怕是在敌人之间也是如此，搞小动作决不能持久。周恩来是很了解这一点的，因此我们虽不能做到目标一致，却能作出类似的分析，那就是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利用国际上的均势使之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20世纪70年代，整个世界处在东西方冷战中，打破冷战的坚冰，需要东西方握有权力的人，从尊重理解对方的观点入手，做到一起坦诚的解决双方的分歧。

    作为美国当政的外交家，基辛格代表美国方面已经经历了多次谈判，包括跟苏联人、越南人的谈判，还没有碰到过像周恩来这样的对手。

    在基辛格看来，其他的谈判对手，都急于想显示自己的高明或者哗众取宠，有时采用一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他们像切香肠一样，把他们的让步切成小片，切得越薄越好，而每作一点点让步，拖的时间越长越好。这种办法给人以虚假的印象，好像是很强硬。但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哪是最后的一片香肠，因而双方都想等着瞧，这样就进一步拖长了谈判时间。由于双方消磨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都志在必得，压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这样也就很容易使谈判双方走火，超出慎重的界限。而周恩来采取了一套独特的方式，他总是一开始就尽可能确定一项合理解决办法的方案，一步就跨到那里，然后坚持立场不变。这样做，一开始就接触实质问题，又显出谈判者的真诚。

    而对于周恩来所采取的这种方式，基辛格一开始还有些不适应，但他很快便发现了这种方式的妙处，并且在以后与其他对手谈判时，学会了运用这种独特的方法。他曾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只要有可能，我在后来同别人进行的一些谈判中总是尽量采用这种办法——有人把这种办法斥之为‘先发制人的让步’。事实上，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还是比较小的。这种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的战略，明确无误地摆明了无可改变的态度，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已的立场，而那种旷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细小步伐所积累起来的效果却是不容易维护的，在那样的过程中总是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而且，基辛格还拿这种方式与周恩来进行谈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从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我不久就发觉，和他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拿给他看，使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达成这个结论。”

    跟周恩来学来的这种有效的谈判方法，让基辛格在其后的与各国首脑的谈判中获益匪浅。

    感情公关，用真情促成中东和谈

    说其狡诈也罢，说其灵活也好，总之，基辛格的个人魅力之一，就是调动对方的感情因素，以解决双方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外交大师的行为艺术。

    美国政府面对中东的外交政务，最为矛盾的也许就是基辛格了。因为美国是以色列惟一的盟友，而基辛格又是犹太人，他从内心想偏袒以色列；但是，作为中间人，他又必须从形式上保持公允，并且兼顾阿拉伯世界的利益。

    基辛格一开始就明白他所面对的这道难题。外交上的常规不允许他奉行一项完全站在以色列方面的政策，否则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因为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不仅仅涉及以色列一个国家。

    虽然在一些实际行动上，基辛格时常怂恿偏袒以色列。但同时他认为，以色列执行的是一种愚蠢、短视的政策，它抓住几块阿拉伯领土不放，这样做不但对自己的安全没有什么帮助，反而会激起阿拉伯世界的公愤，反而使他们情绪更加强烈，收复失地的决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坚定。他认为，阿拉伯人运用足以破坏西方经济的石油武器，迫使越来越多的石油消费国不得不采取反对以色列的政策。他深信，不管美国如何经常调整中东的军备均势，以有利于以色列，以色列还是会越来越孤立，除非它改变自己的战略。

    而且，即使是在美国国内，以色列也越来越受到孤立。因为越南战争令人失望的后果，使更多的美国人不愿再卷入任何外国纠纷。基辛格觉得，现在正是以色列与阿拉伯人和好，使自己第一次得到公认的、安全的和受到保证的新边界的时候，如果错过了这一大好机会，大国很可能非强加给它一项解决办法不可。

    但是，另一方面，基辛格也不能奉行一项可能导致以色列失败的政策。在外交斡旋中，如果得不到以色列人的支持，他基辛格再有本事，也不能将阿、以双方捏在一起，因此，他不能有任何让以色列人感到出卖朋友的感觉。从个人感情讲，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也不能对以色列有苛刻的要求。所以，老辣的基辛格准备用感情攻势来打动美国的老朋友以色列支持自己的工作。

    基辛格向以色列领导人阐述了尼克松政府的政策，特别强调了以色列日益孤立和脆弱的处境，并对以色列能否对付面前的挑战深表关切。他说，这是求得和平的绝妙机会，哪怕必须付出从阿拉伯领土上撤退的代价，也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占领领土并没有能够确保安全，赎罪日战争已经推翻了原先的设想。他敦促以色列进行谈判，放弃占领的领土，以换取新的有保障的边界。

    基辛格的分析使以色列感到，他确实在为以色列着想，而不仅仅是为美国利益才跑到中东来的。以色列内阁认为他言之有理，令人信服。

    基辛格与以色列的谈判持续了长达12个小时。他先同梅厄总理夫人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然后出席3个小时的晚会。在他向以色列内阁阐明他的政策之后不久，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他被告知：以色列将出席日内瓦会议；以色列大选后，它将立即同埃及就双方军队沿苏伊士运河前线脱离接触问题进行认真的实质性的谈判。

    就这样，1973年12月21日，在基辛格的斡旋下，埃及、约旦、以色列、美国和苏联的外长在日内瓦如期举行会议，开始了中东谋求和平的漫长历程。基辛格在这次会上大展个人才华和外交魅力，他说：“每一方都有自己的道理。”他还引用犹太圣人希来尔的一句话：“如果我不为自己，那么谁来为我呢？如果我只为自己，我算一个什么人呢？”接着，他又补充了一个想法：

    “有一个更大的道理……那就是要寻求一个能把各种愿望集合起来化为实现人类大家庭的真理。”这次会议，虽然没有解决多少实质问题，而一个多少年形成的民族矛盾，也不可能因开一次会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会议毕竟为双方的和解开了一个好头。直到今天，中东地区的和谈仍在打打谈谈之中延续着。

    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担当大任

    中国古语“兵不厌诈”。而基辛格是一个最善于以“诈”迷惑所有人的外交家。在很多人觉得不可能之时，他却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快速行动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效果。在“外交兵法”中，基辛格是个最善于以伪装致胜的奇才。

    1971年春，有一天当人们一觉醒来时，从报纸上读到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有关国际解冻的大字标题。这一次，既不是成立了什么新政府，也不是哪一位外交家签订了什么重要条约，而是美国乒乓球队就要跨越中国墙，进行一次没有美国政府参与的民间访问。然而，那些关心政治的人却能体会到其真正的内涵。当然，美国的15名队员，也没有任何人对周恩来的预言：“我们揭开了中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新的一页”有所领会。他们游览了一番，拍了一些照片，微笑而去。

    我最欣赏的是东方人那种妙不可言的谋略，这在我为美国政府工作的期间，给我帮了大忙。

    ——亨利·基辛格1971年7月1日到7月12日，基辛格受命访问了越南、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基辛格8日到伊斯兰堡。他在当天晚宴上，伪装肚子痛。发言人宣称由于伊斯兰堡天气太热，影响基辛格的健康，请他去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休养，这样就摆脱了记者的追逐。9日清晨四时半，基辛格在章文晋等陪同下乘巴基斯坦民航707飞机直飞北京。

    9日16时，周总理去钓鱼台五号楼同基辛格会谈。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基辛格着重谈了：

    （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

    （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

    （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

    （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

    （五）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在谈到印支问题时，他保证将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

    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的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接着他还谈到日本、苏美关系、南亚次大陆等问题。等尼克松总统在7月15日发表讲话，宣布中美两国领导人将互访时，全世界都为之惊诧。

    其实，这一密谋从4月份就已经开始，连决定加准备共用了3个月，基辛格就到了北京。基辛格此行预示着已经中断了20年的中美关系即将恢复。此次基辛格和周恩来的会晤，不仅改变了两个大国的未来，同时也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未来。

    每当尼克松把一项新的使命交给基辛格时，那些参与这项任务的人们都很清楚，在美国当代史上还从未有任何总统能如此依赖和依靠一个人的能力和才干。人们送他许多亲昵的绰号，然而任何一种商标永远改变不了产品的实质，这位犹太奇才，实实在在是在利用他搞个人风流韵事之间隙变戏法，在声东击西中变出世界未来的和平。

    投其所好，屈尊感动阿萨德

    处理国际事务，缺乏原则性定会搞得一团糟，而缺乏灵活性也必将一事无成。基辛格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含而不露的守位原则底线，同时又投其所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初，一场席卷美国乃至全球的能源危机解除之后，中东问题成为了国际政治的头等大事。1974年2月26日，基辛格率领他的谈判智囊飞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开始了一场艰难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当天，他会见了中东好战的领袖之一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两位领导人开始了下面的对话：

    阿萨德：某些新闻机构和你的某些声明给人的印象是，你只不过是一个单纯的东奔西跑的传信人。

    基辛格：这是公众印象。

    阿萨德：这太单纯了。即使我们希望如此，你也做不到。

    基辛格：你不认为我是单纯的吗？还是你不希望我是单纯的呢？

    阿萨德：“单纯”一词可以有多种含义。需要造成的印象可能是，你只不过是把一方的观点传给另一方。这样做的缺点是没有劲头，给人印象是，你没有做什么有效的事情。这可以称为单纯的作用，但是不适用于你。

    这番话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阿萨德想和基辛格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传信带话。基辛格当然听得懂话中的潜台词。

    阿萨德邀请基辛格访问叙利亚是担有很大风险的。

    他放弃强硬立场不仅会在国内受到攻击，而且也会受到激进的邻国伊拉克的攻击。但是，他还是用一种巧妙的方式强调他愿意同美国合作。他说：“我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说你认为，由于国内的压力，我的灵活性要比萨达特有限。这并非事实，不存在敌视我的派别。我和任何别的阿拉伯领导人一样灵活。”

    两国之间的往来本质上与两个人之间的交往没有区别，那就是谁都不会和一个讨厌的家伙友好相处的。——亨利·基辛格基辛格立即明白了阿萨德的用意，他用最能迎合阿萨德自尊心的方式回答道：“我想我懂得你的意思。你的处境更为复杂，你离巴勒斯坦更近些，你所谈判的问题不是一片沙漠，而且涉及的领土不大。你的情况不像西奈半岛，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你都在担风险。这是我的看法。你的邻国比埃及多。”

    阿萨德不停地点头称是。

    经过3个小时的私下较量，双方进一步相互摸清了底细。阿萨德同意让红十字会立即进行探视，但是主张在原则上达成协议后再举行叙以军官的日内瓦会议，他希望由基辛格处理主要谈判，参加叙利亚谈判的全过程。

    基辛格一听，心里真有些喜出望外，但他很快掩饰了过去，略显惊讶地说：“那我就得把全部时间花在这里了。”

    于是，他带着阿萨德交给他的以色列战俘名单，飞往特拉维夫。

    在叙以之间敏感的问题上，基辛格抓住了一个可以打破僵局的契机，成功地为叙以会谈搭桥，使美国的影响力在中东大增。

    弃政从商，超级智囊纵横商海

    一个完美的人生，当是从普通平凡的逗号开始，以卓越非凡的句号结束。离开政坛后的基辛格，在自己的人生新领域中又大放异彩，他的非凡影响力似乎仍在顽强地延续着。

    基辛格博士出任国务卿之前，是在哈佛大学执教多年的教授。他步入政坛后，先后出任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国务卿等高级职务，离开了教授岗位。因为按美国大学的规定，凡从政者不能兼职，必须辞去教授职务，他虽依然具有大学教授任职资格，但不再是哈佛大学的在职教授了。

    基辛格从美国国务卿职位上卸任后，很想回哈佛大学再重执教鞭担任教授，但被哈佛大学婉言谢绝。原因是他提出不给学生上课，而不履行教授任课职责的教授，哈佛大学是不需要的。

    对此，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博克教授解释道：“基辛格是个学识渊博的人，论私交，我和他的关系也不坏。但我要的是教授，不是不上课的大人物。”

    基辛格博士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曾叱咤世界政坛。在1977年退出政坛后，很快被美国着名的企业大通银行和纽约的戈德华·萨志斯公司聘为高级咨询顾问。

    然而他很快发现顾问角色不能彻底一展他的风采，随即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

    他知道自己的名声这一巨大无形资产的价值，他将在商海大潮中一展身手。

    他虽然不再是那种在马拉松式的谈判中，或压服，或诱使各国总统和总理，这儿让出一寸，那儿后退一步的明星人物，然而，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基辛格是个颇有办法的人。

    凭着超凡的智慧，基辛格不仅成为出色的名外交家，而且也颇懂企业经营之道。他的公司被企业委托人视为超级智囊，公司要为其委托人提供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他们可能想做生意的地区的重大战略看法，需要一批具有国际眼光的人物。基辛格深刻地认识到很多公司要获得这些重大战略看法并不容易，特别是那些出自既具有丰富的经验，又具有重大影响的知名人物之手的策略。于是基辛格出面网罗了一批声名显赫的人士为其董事，包括英国前外交大臣卡林顿、美国前总统福特、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威廉·罗杰斯、银行家杰夫·坎宁安等人，组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强大阵容。

    基辛格的这些董事们个个都不同凡响。基辛格为他们做了合适的安排。

    基辛格给他的咨询公司定了些必要的经营规则。他说：“我们不谋求名声，我们谁都不谋求成为百万富翁。我们都在一丝不苟地试着尽我们的能力做些事。我们给委托人作些指点，告诉他们在国外办事时会遇到的情况。”

    公司保持低调，不求规模的扩大，基辛格强调说：“公司按我所想的办法、我所想的范围活动。我不想用我们是否有500个委托人来衡量我们成功与否。实际上，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把委托人限制在20名之内。”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公司不代表委托人同政府打交道，尽管那样可以利市百倍。

    基辛格虽然退出政界多年，但他精通国际外交事务中的各种谋略，又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虽然下野，声望犹存。美国国内外的政界、商界、财界都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不仅仍然活跃在华盛顿最高层圈中，成为总统的座上宾，而且在进行顾问事务和着书立说之余，还不惮风尘，执行一些秘而不宣的使命，穿梭出访欧洲、中东、南美、日本和中国，会见政治、经济等各界要人，包括世界各国领导人。为公司的长期利益和自身名誉着想，基辛格毫不客气地将准备利用他拉关系、通关节的客户拒之门外。他说：“例如，对一个想在埃及经营事业的公司委托者，我会告诉他们可能有的风险并就他们该如何经营事业提出看法。但我不会去找穆巴拉克为他们寻求支持。”

    名声是一种独特的财富资源。它的奇怪之处是因人而异，并且毫不相同。人们还会根据你的声望和名气给你打扮。

    ——亨利·基辛格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一开业，仰慕基辛格及其同伴之名者就纷至沓来。在这里，基辛格提供给他们战略上的指点，这是别的任何咨询公司无法提供的。一位观察家评论基辛格的公司时说：“正是判断，也只是判断本身，才是他们出售的东西。这些在宏观水平上根据毕生经验集体作出的判断，对于大公司来说是很有价值的。想一下1982年墨西哥比索贬值吧。难以置信的是，美国一大批公司竟不知道，但是，我敢用金钱同你打赌，基辛格就知道。”

    基辛格联合公司拒绝透露他们的委托人的姓名，但人们还是利用各种途径得知，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已经同在世界各地有油田、炼油厂、石油钻井和天然气管道的庞大的福特公司签订合同，向其提供咨询服务；世界着名的大通曼哈顿银行也是它的客户；据传，摩洛哥政府也是公司的一位顾主。尽管没有公司公布的营业额数字，但据基辛格透露，对一个企业或个人连续一年内作的指点收费在10到15万美元的范围内，有的个别咨询费用甚至可达30万美元。这样可以推算：如果收费10万美元，且有20名委托者，一年就是200万美元收入。主要人物每人能得15万；除去开支后再分摊余额，基辛格可得20%，在30万～40万之间，比基辛格担任国务卿时的年薪7万美元，要超出好多倍。

    弃政从商后的基辛格，凭着他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过人的智慧，直接的公开的收入远远低于隐蔽的、不宜示人的数字。而习惯于对政治事务发表见解的基辛格，时时会在公众场合露面，对时事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但别人听不听是另外一回事了。

    评价与启迪

    基辛格从一个犹太移民，发展成为美国政坛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最优秀的国际问题专家，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奇特、非凡、获得巨大成功的人生经历，和他在生命奋斗史中成功表现的杰出智慧及他那独特的处事交际，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恢弘的人生画卷。

    这个出身德国的犹太人，既具有犹太人的聪慧，又有德国人正统、守序的本能。其成功的奥秘，在于他的志向远大，才智过人，富有超人的毅力和策略，善于运用知识的头脑和人生的谋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之所以成功，那是因为我具有第一等的才智。”

    纵观基辛格这个旷世智囊的一生，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启迪：伟大的事业，不是单凭埋头苦干就能够取得的，它更需要杰出的智慧与思考的力量；辉煌的人生，不是仅靠勇往直前就能够获得的，它更需要一流的谋略和交际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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