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萨缪尔森的人生大智慧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可以创造历史，可以拯救人类。任何时代若失去了知识的支撑，那么就无法获得任何进步。保罗·萨缪尔森，以创新的经济理论影响了世界经济。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自己的学术贡献表现了知识的力量，证明了知识的价值。

    人物简介

    保罗·萨缪尔森，1915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他的父亲弗兰克是一名药剂师，母亲名为埃拉。萨缪尔森出生后没几年，他们全家就迁到了芝加哥。1935年，20岁的萨缪尔森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大学教育，并获得学士学位。随后，萨缪尔森踏入了着名的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哈佛，萨缪尔森以思维敏捷、知识广博及实干精神而着称，是为数不多的最优级生之一，被誉为“才华横溢的神童”。萨缪尔森，入校一年即顺利地取得了硕士学位，其后不久又加入了哈佛的研究生协会。在人才济济的哈佛，若不是出类拔萃之辈，这个哈佛精英的小圈子是决不会予以接纳的。在这里，与萨缪尔森交友的有后来的哲学家维拉德·凡·奥尔曼·奎因，数学家加瑞特·伯克霍夫以及两届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约翰·巴丁。幸运的萨缪尔森总是能碰见良师益友。

    在萨缪尔森的师尊中，有以提出“创新理论”而享有盛名的熊彼特、有因研究“投入产出法”而扬名学术界的里昂惕夫，等等。其中，令萨缪尔森受益最多的是阿尔文·汉森教授。汉森原先是凯恩斯的反对者，但是自《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后，他的思想竟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不但成为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而且致力于凯恩斯主义的美国化。1937年汉森从明尼苏达大学转到哈佛之后，哈佛很快成为美国凯恩斯学派的教学和研究中心。汉森一眼就看中了萨缪尔森，并把他召入门下，引领他进入了凯恩斯主义的大门。

    就在萨缪尔森学业日进的时候，家里却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父亲去世了。这一年，萨缪尔森23岁。这个噩耗在让萨缪尔森悲伤的同时，也使他的心突然变得沉重起来。他认为遗传基因会让自己像父亲以及祖辈一样过早辞世。他觉得应该尽快地完成自己该做的和想做的事情，因此他开始不断地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自此以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几乎每个月都有一篇高水平的专业论文发表。

    1939年，萨缪尔森发表论文《乘数分析和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对经济周期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文章之一；1941年，萨缪尔森和W·P·斯尔佩发表《保护和实际工资》一文，被认为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发展；同时，萨缪尔森凭着《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一文顺利地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被授予1941—1942年度哈佛大学最佳经济学论文大奖——戴维·韦尔斯奖，从而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

    就在博士答辩的前夕，萨缪尔森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聘书，他满怀激情地准备“在那里建造自己的大厦”。26岁的萨缪尔森一踏入麻省理工学院便成了该校的一块招牌。

    1947年，年仅33岁的萨缪尔森已经是一名正教授了，同年，他还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第一枚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此奖只授予40岁以下最有贡献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建树，并得到公认，不可不谓大器早成。然而对于学术生涯一帆风顺的萨缪尔森来说，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更辉煌的成就还在后头。

    1953年他任美国计量学会会长，1960年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经济顾问，1961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65—1968年任国际经济学会会长，并历任美国数届政府财政金融机关的顾问。他还获得了数不清的名誉教授及名誉博士头衔。1970年萨缪尔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美国获该奖的第一人。

    萨缪尔森的主要着作有：《经济分析基础》、《经济学》、《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萨缪尔森论文集》等。

    独辟蹊径：运用数学表达经济模型

    萨缪尔森以独特的眼光看到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的远大前程，他坚信通过数学来表达经济学模型的重要性，他与同行争辩说：如果数学方法被适当地应用，那么，“它们将起到强有力的自由手段的作用。”

    萨缪尔森在完成博士学位学习之前，就开始了大量的着书立说工作。

    1937年，他发表了最早的两篇文章——《关于效用测算的说明》和《纯资本理论的某些方面》。以后，他开始连续发表文章，截止他完成博士论文之前，已发表了将近20篇文章。

    在此期间，他的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乘数分析与加速原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和老师汉森共同合作的成果。

    他应用汉森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国民收入的三部分构成：政府赤字支出；先期公共支出导致的私人消费支出；假定与收入同比例增加的私人投资。他尝试赋予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不同数值，并发现了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多种波动性。

    这篇文章确定了他在动态分析方面的声望。然而，他在应用数学模型来说明由变量假设值的变化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时，更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他没有用经济数据去建立函数关系。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萨缪尔森坚信，用数学来表达经济模型是十分重要的。

    萨缪尔森的博士论文大部分的构思及写作是在1937年以后，这篇博士论文被授予1941—1942年度戴维·韦尔斯奖，这是表彰哈佛大学学生最佳经济学论文的大奖。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篇论文直到1947年才得以发表，题目定为《经济分析基础》。

    这篇论文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表。萨缪尔森在他文章的开头引用了数学家E·H·穆尔的一段话：“不同理论主要特征间相似性的存在，意味着隐含在特殊理论之中的一般理论的存在，并可以把这些特殊统一到中心理论之中。”

    提出自己的见解，胆量比智慧更重要。因为有时智慧会让人犹豫不决，而胆量会促使你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认为，涉及单一经济单位的理论中的均衡条件，包括某些数值的最大量和最小量。他还进一步论证，比较统计学与动态之间的“对应原则”可以用于有效地推导出运算上的极有意义的定理。所谓有意义的定理，是指那些会遭到各种反驳的有关经验数据的假说。萨缪尔森涉猎了许多经济理论的主要领域，并用数学关系重新阐述了一些概念。马歇尔曾说过，“任何人花费许多时间去读，并非自己所写的大量经济学原则演变的数学分析文章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萨缪尔森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他与马歇尔所持立场恰恰相反。他还攻击了现代经济理论作者对一些极为简单的数学概念所作的矫揉造作的文字描绘。萨缪尔森相信，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对先进和科学手段给予肯定，而且还造成了思维上的混乱和退化。

    萨缪尔森始终贯彻着自己的信念，这篇论文涉及到经济理论的众多领域，还应用数学重新表达一些思想。与其他人的博士学位论文不同，萨缪尔森的论文不只限于博士学位委员会审阅，而是被学术界广泛阅读，从而奠定了萨缪尔森在经济界的地位。尽管萨缪尔森并不是第一个运用数学形式表达经济理论的学者，但是，他在推动经济学沿着这个方向演进方面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在上述理论问世若干年后，萨缪尔森在1961年作为美国经济协会会长的致词中，用聪明才智和幽默语言表达了他在应用数学上所获得的极大荣誉：

    “今天晚上我就经济学中数学应用和滥用问题谈一些看法。这似乎是世界上惟一的一种不遵循戈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论题。正是在昨天，接连三篇的主席致词中都提到了这个有意思的论题。对经济学中应用数学的最强烈攻击者则相反，这使今年的听众产生了如此大的反响，以至于为发言者长时间起立鼓掌。”

    “托马斯·哈迪曾强调，‘如果坎特伯雷大主教说，上帝存在，那么，它就时时体现于日常事务中；但是，如果他说上帝不存在，那么，你就拥有了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如果我就像遭遇一个又一个障碍的迷途羔羊，在上帝和这个协会面前承认，引用数学分析是一个可怕的错误，那么，正确的观点体现在马歇尔第三册和第四册书中。对于经济学家的生命力来说，最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强烈的呼声、一个范围和一个标准，那么，丹尼尔这个法官将判定我是一个什么人。”

    “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亲切随和的人。但是，即使我像伽利略那样口中说的是令人感到宽慰的话，我还是能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数学分析的确是非常有用的。’”

    开拓创新，建立“新古典综合”体系

    传统经济学注重微观，提倡自由放任；凯恩斯主义偏重宏观，主张政策干预。而精明的萨缪尔森找到了两者的结合点，遵循东方的“中庸之道”主张将两者结合起来，建立“新古典结合”体系。

    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界真可谓百家争鸣，异彩纷呈，有的以权威自居，神情傲然，俨然正统；有的以抨击者面目出现，言词激烈，被斥为异端；有的为政策制定者所赏识，享尽荣耀；有的则被政策制定者拒之门外，备尝辛酸；有的集众人之名成一学派，轰动一时；有的则无派无别或自成一派，独领风骚。

    萨缪尔森就是美国凯恩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那么凯恩斯主义的主旨是什么呢？

    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和谐完美的，是一架可以自动纠正一时失调的机器。在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的资源会得到充分利用，使每个人得到最大的满足，因此政府不需要也不应该插手经济领域。然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值下降了44%，贸易额减少了66%。世界金融体系处于崩溃状态，英美等国纷纷宣布放弃金本位，英镑、美元大幅度贬值，随之而来的是世界性的恶性通货膨胀。5000万人失业，数千万农民破产；然而在一些资本家那里，却是另一番情景，牲畜被屠杀，牛奶被倾入大海。人们等待着经济的自动复苏，可是它始终没有到来。紧接着是严重的政治危机，罢工频繁。在一片人心惶惶的气氛中，法西斯势力迅速地滋长起来。人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了“战争”、“失业”、“贫困”及种种灾难的同义词，“理想制度”的神话已被打破，丧失了信心的人民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苦苦地挣扎。学者寻求新的解释来澄清头脑中的困惑，人民永远不需要枯燥地谈论出路。国家垄断主义已成潜流，政府仍需一种强有力的理论为其插足经济活动辩护及出谋划策。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应时而出，道出了关键：资本主义不能保证充分就业，政府应该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干预，即所谓“为了能拥有自由，自由也需受到限制”。凯恩斯一反传统经济学的惯例，把注意力集中到供给和需求的总量问题上，改变了以往经济学着重关注个体经济单位的生产、消费及收入等的做法，因此标志着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凯恩斯的学说正中各国政府的下怀，凯恩斯主义也因此成为经济学理论的正统，战后便枝繁叶茂地发展起来。

    在芝加哥大学时，萨缪尔森受教于着名的“芝加哥学派”，接受了透彻的传统经济学教育。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却让年轻的萨缪尔森大惑不解，在哈佛期间，他开始苦苦挣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严酷的现实之间，所以当凯恩斯的《通论》传到美国时，萨缪尔森不禁欣喜若狂。

    他认为生于1936年之前是一种幸运，只有这样才能经历新理论所带来的心灵的震撼，那种令人心跳的感觉是后来的年轻人无法感受到的，因为他们对凯恩斯主义已习以为常了。10年后，在一篇纪念凯恩斯的文章中，萨缪尔森写道：

    “《通论》感染35岁以下经济学者的情况，正如一种疾病的病毒第一次突然袭击和杀死南海的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岛民那样。50岁以上的经济学者被证实为对这种疾病具有相当的免疫力……”

    当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并不是第一次暴露古典学说综合体系难以成立的性质。古典经济学总是随着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而兴盛和衰落，每一次它都回到原地。但是，它第一次遇到了一个有竞争力的体系，一个推理严密的思想体系，一个综合体系。

    恰好这时推广凯恩斯主义的先锋阿尔文·汉森教授来到了哈佛，于是萨缪尔森在汉森的指导下，不但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并致力发展和应用这个学说。起初，萨缪尔森只是在凯恩斯学说的大框架下进行小修小补，把“乘数分析和加速原理相结合”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他却发现凯恩斯的学说显得过于简单，甚至有点不合时宜了。萨缪尔森写道：

    “当年，我们的宏观经济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自然地偏重于解决宏观经济的弊病。当千百万人由于经济危机而挨饿时，谁能对究竟是羊肉还是猪肉在价格行列中处于适当的地位这一问题感兴趣呢？当数百万衣服褴褛的人踟蹰于街头时，谁会认真思考白领工资相对于蓝领工人工资的趋向？但是今天，由于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有了巨大进展，我们对解决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双重困境已取得了进步。而且由于这种进步，古典微观经济问题以及个别市场功能问题，现在在经济学研究中又取得了其相应的地位。”

    而且，系统而深入地学习过传统经济学的萨缪尔森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不能忘情于它所描绘的“和谐”、“均衡”社会，他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就曾说过，他能够做到“一仆二主”，“星期一、三、五，我可以是一名萨伊定律的侍从；而星期二、四、六，我又可以是一名凯恩斯的侍从。”于是萨缪尔森开始尝试把两种理论融合在一起，这也是他的老师汉森的一贯主张。

    传统经济学注意微观，提倡自由放任；凯恩斯主义却偏重宏观，主张政府干预。这两种学说，似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表面上的分歧也引起了西方众多经济学家的困惑，认为只能在两者之间任择其一。然而事实上，这两种学说在本质上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凯恩斯本身就是传统经济学大师马歇尔的高徒，他从来没有说过要推翻资本主义，他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只是为了弥补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缺憾而已。所以精明的萨缪尔森很快就找到了两者的结合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仍是理想制度，资本主义经济仍是一部美妙的机器，遗憾的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它无法避免周期性危机及失业，而这个没有危机和失业的大环境，必须依靠政府来创造。只要政府协助满足了“充分就业”的条件，传统经济学还会继续发生作用，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

    1950年，萨缪尔森在名为《经济理论与工资》的学术报告中宣称：

    一个把凯恩斯主义和传统经济学相结合的折衷学说已经产生。1961年，萨缪尔森正式把这个学说命名为“新古典综合”体系，自认是与李嘉图、亚当·斯密、瓦尔拉、马歇尔、凯恩斯一脉相承的正统经济学。在纪念《通论》发表30年的文章中，萨缪尔森以一贯自得和自信的口吻说，“新古典综合”体系的诞生是战后凯恩斯主义的重大发展之一。这倒不完全是自吹自擂，1970年的《纽约时报》

    甚至还有更高的评价，说他“可以因提出一个统一的经济理论而被称之为经济学中的爱因斯坦”。

    新古典综合体系完全是应潮流而生，所以萨缪尔森绝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的，相反，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界，他的同道中人比比皆是。在美国，与萨缪尔森所见略同的就有汉森、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1980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莱因和莫利迪安尼、索洛、海勒等有影响的经济学名家，于是形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新古典综合派”，而萨缪尔森则是被公认的掌门人。其中，包括萨缪尔森在内许多成员都曾担任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奠定了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经济政策的基调。因此这个流派非但高居正统，而且雄踞主流，声名赫赫，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屡遭抨击，仍然余威未尽。萨缪尔森的追随者们于是把美国战后的几十年称为“萨缪尔森时代”。

    新的事物从不会不请自来，它总是被有心人从旧事物中发现。因此，学习绝不能呆板，要学会取舍和扬弃。

    ——保罗·萨缪尔森所谓“综合”其实就是一种折衷，把看似不相容的因素和学说放到一起，去其棱角，取其吻合之处，从而“使之结成相互补充的整体”。这个体系中的基本概念之一——“混合经济”，就反映出它的特色。

    萨缪尔森承袭了汉森的“双重经济”观点，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称为“混合经济”。萨缪尔森解释道，市场经济是个精巧机构，它通过价格和市场，协调着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的问题。但是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时却会失灵，首先是由于缺乏“完全竞争”，因为“一切经济生产都是竞争成分和垄断成分的混合物。通行的方案是不完全竞争……”

    而当出现工业污染等超出市场范围的经济问题时，“看不见的手”不但无能为力，而且有可能把经济活动导入歧途。因此，政府必须出面促进效率、平等和稳定。“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所以，“混合经济”就是垄断与竞争、市场与政府调节的混合。

    政府就像一个日夜为子民操心的保姆，“当企业变成一头垄断的野猪时，防止它到处乱撞；当企业喷吐出来的浓烟威胁生命和财产的时候，就限制它们的活动。”在萨缪尔森看来，混合经济优于任何一种体制，而且也比早期残酷的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更“人道”、更公平、更有效率，资本主义制度仍是“理想制度”。这就使萨缪尔森经济学带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事实上，“混合经济”

    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综合，正因为萨缪尔森对这种体制推崇备至，他的“新古典综合”体系才迅速得到统治阶层的赏识，一度成为御用理论。那么，他的理论支点到底在哪里呢？

    传统庸俗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均衡价格论”，表现在曲线图上，市场的均衡就是市场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交点，根据萨伊定理，供给自己能创造需求，所以在供求关系的自发作用下，即使市场价格背离均衡价格，也能自动恢复到均衡点。而凯恩斯学说的要点则是“需求管理”理论，他认为市场有时会失灵，供给与需求发生失衡现象，而失业等危机现象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政府应采取有关政策刺激消费。萨缪尔森认为这两个学说是互相补充的，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是“均衡价格论”的特殊理论。他用IS—LM曲线，也就是收入—支出分析说明了“新古典综合派”的观点。

    IS曲线表示商品需求与供给一致时国民收入与利息率的关系，LM曲线则代表货币市场上需求与供给一致时国民收入与利息率的关系。那么IS与LM曲线的交点就表示商品和货币两个市场同时处于均衡状态，但是这时，国民收入和利息率未必处于配合状态，比如，利息率不断上升就会减少投资动力，从而影响就业水平的提高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因此这种均衡未必是充分就业的均衡。所以，政府应该既采取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又采取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使IS、LM曲线移动到恰当的位置上，进入传统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的范畴。

    萨缪尔森对影响很大的货币主义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后者“货币惟一重要”的看法是大错特错，然而他也吸收了货币主义者的一些具体方法，他把货币的作用表述为不是不重要，也不是惟一重要，而是非常重要，因此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

    由此也可以看出新古典综合体系的折衷主义态度，他们避免任何过激的言论和极端的作法，而是遵循“黄金的中庸之道”，以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为主干，兼蓄其他学说。

    跻身政界，做政府的经济顾问

    再先进的理论一旦束之高阁也就失去了价值。经济学者体现自身价值把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的最佳途径，便是与政府合作，借政界搭台，唱经济大戏。萨缪尔森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并影响了整个美国经济政策的设计和执行。

    在经济学变得越来越实用的今天，经济学家涉足政界、投身政治运动，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的甚至参与竞选总理、参议员。萨缪尔森总的说来无意于仕途，而满足于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充当公司和政治家的经济顾问。由于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界的权威地位以及博学多才，他成了一个抢手的顾问，不但为兰德公司这样的大公司所重视，而且担任了阿德莱·史蒂文森这些资深政治家的经济指导人。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又把他请进了国家预算局，萨缪尔森因此跃居到政策制定者阶层。

    在美国，萨缪尔森是最早把凯恩斯主义运用到制定国家政策上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其实是一种以毒攻毒的办法。在凯恩斯看来，之所以发生危机，出现失业等现象，就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这个不足又是由消费和投资不足造成的，因此国家应该采取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措施刺激投资和消费。凯恩斯抨击了被认为是传统美德的节俭生活方式，认为消费才是应有的美德。

    作为凯恩斯主义的门徒，萨缪尔森吸收了这些观点。

    1941—1943年间，萨缪尔森曾在国家资源计划局工作过，负责战时的充分就业计划工作。根据这一段时间的观察，萨缪尔森感到战后的就业状况不容乐观。1943年他写了一篇题为《战后充分就业》的文章，表达了他的忧虑：政府将削减创造就业机会的军费开支，同时，参战的士兵将脱下军装加入就业队伍，这样就会导致严重的失业，造成经济萧条，而惟一的办法就是采纳凯恩斯主义的扩张财政政策。虽然战后并没有发生他所预测的严重失业，但是他的政策主张却没有发生变化。

    萨缪尔森进入美国预算局后，开始为政府出谋划策。最初，他和其他新古典综合派成员如汉森等主张“补偿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推行“逆经济风向行事”，也就是说，在萧条时期，政府应有意识地增加财政支出，减少财政税收以刺激总需求，中央银行则应当放宽信贷、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息率以刺激投资；在繁荣时期，政府应减少财政税收，抑制总需求，而中央银行应紧缩信贷，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息率，以求得萧条与繁荣时期的平衡。萨缪尔森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会同时存在的，在存在失业的情况下，增加货币的数量并不会引起价格上涨。

    1958年，在经济发展委员会发起的题为“今后20年美国面对的最重要经济问题是什么”的讨论中，萨缪尔森明确地指出，通货膨胀的威胁是最棘手的问题。他写道：“20世纪——美国的历史很大部分已是物价上涨的历史……通货膨胀本身是一个问题。但是对通货膨胀的合理的和歇斯底里的恐惧——完全在通货膨胀，并且害怕对通货膨胀的害怕。避免通货膨胀是一个必须绝对服从的命令，不妨认为我们必须追求的但又是可能常常必须妥协的一些相互矛盾的目标之一。……我们的最大经济问题将是面对现实地权衡通货膨胀的坏作用与对抗它而采取的措施的坏作用，进而拟定能够使二者达到‘黄金之道’的方法。挑战是强大的，但预后是良好的。”

    在这段看上去曲曲折折的话中，萨缪尔森却表达了很明显的意思，就是试图说服人们为了制服通货膨胀，不要害怕采取看似加重这个问题的手段。然而优柔寡断的艾森豪威尔却真的感到害怕，他怕过分不平衡的预算，害怕过大的财政支出，倾向于较保守的观点。所以萨缪尔森一派的主张并未得到充分的推行。艾森豪威尔当政的8年间，没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但是经济增长缓慢，而且1953—1954年，1957—1958年，1960年三次发生了经济危机，产生了“艾森豪威尔停滞”。这下，萨缪尔森一派的经济学家们找到了攻击的靶子，并且一改较温和的主张，认为即使在经济状况处于上升阶段，也应通过财政、倾向政策人为地刺激总需求。

    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年轻而又充满干劲的约翰·肯尼迪十分赏识萨缪尔森这位哈佛校友，并聘请他为自己的高参。1960年，成为总统的肯尼迪又任命他为总统调查顾问和美国国家计划局经济顾问。1961年萨缪尔森加入了特别工作小组并成为了向肯尼迪总统提交的《美国经济状况》报告的起草人和定稿者，建议增加国防支出和对外援助，并提议把公共工程、公路建设及城市更新计划放在最优先地位，等等。

    在政策制定者的圈子里，新古典综合派开始占了上风。然而当肯尼迪总统邀请他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他却不愿受职位的束缚而婉言谢绝了，甘当幕后，为顾问委员会中新古典综合派的委员们如沃尔特·海勒、詹姆斯·托宾等出谋划策，为此他曾开玩笑地自比“灰色陛下”。

    在萨缪尔森支持下，托宾等提出了如减税等许多大胆的刺激就业的财政、货币政策。在这样强大的人为刺激下，美国的经济开始摆脱招致极大不满的“艾森豪威尔停滞”，到1965年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1%，物价上涨只有2%，就业情况也大为改善，美国经济出现一片繁荣景象，并且在肯尼迪及约翰逊总统任期内，没有爆发经济危机。于是在《经济学》的第8版中，萨绍尔森写上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为经济周期唱挽歌》，并且以肯定的语气说，新经济学就如同现代医药结束了小儿麻痹症和天花一样，熨平了经济波动。

    坚韧刚毅，在被抨击中完善自己的理论

    萨缪尔森不但在经济学的众多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创建了数十年间高居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综合”体系，奠定了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础，也因此而成为20世纪经济学群星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在一派经济迅速增长的势头中，新古典综合派的名声达到了顶点，萨缪尔森当然也身价倍增，因此他能获得197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似乎根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盛极而衰”的公理却不愿意放过他们，萨缪尔森得意得早了些，因为就在这一片“繁荣”中，他们已经种下苦果。新古典综合派的办法完全是治标不治本的，长期的人为扩张消费、刺激投资，造成了经济的畸形发展，大力增加了国防军事开支，生产资源消费严重，财政赤字、公债发行持续增长，造成通货膨胀日益加剧。物价上涨率连年提高，1979年竟高达13.3%，萨缪尔森认为已经驯服的经济危机在1973年又回来了。1974年，报纸上尖刻地批评道：

    “过去30年间如此放肆地抛出来加以利用的凯恩斯的办法，十分严重地损害了自己。向来受重视和受欢迎的那种温和的、刺激性的、2%到3%的通货膨胀，变成了汹涌的洪水，猛烈得无法控制，也不是任何一种统一的指数所能衡量的。”

    而新古典综合派遭到的最大的打击则是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并行，即“停滞膨胀”。萨缪尔森一向把“两者不可能同时出现”奉为信条。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根据1861—1957年的失业率和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表示两者变动关系的曲线。这条曲线说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着对换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想得到较低的失业率，就可能以较高的通货膨胀为代价。“菲利普斯曲线”的出现曾让萨缪尔森如获至宝，但是这条曲线却被严酷的现实打破了。

    人生中强者都敢于面对自己的弱点，也只有正视自己缺陷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开始打补丁，把菲利普斯曲线分为长期的和短期的两种。其中的关键是萨缪尔森对通货膨胀的分类。他认为，通货膨胀是“有惯性的”，若无外力，它会保持在预期的百分比上，不会引起波动和惊慌。然而，外力确实存在。在这里，萨缪尔森认为除了凯恩斯所说过的“需求拉上式”，即需求超过供给时造成的通货膨胀之外，还有一种“成本推进式”通货膨胀。

    供给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措施破坏了总供给，而且损伤了工人的积极性，因而导致了滞胀；理性预期学派则指责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经济政策不符合人的理性，不关心个人的利益。他们认为经济波动是由信息不足引起的，由于短期内，人们得不到充足的信息，他们的行动就会具有盲目性，从而导致总供给量的变动，对于这种情况，凯恩斯主义是无能为力的。政策制定者们逐渐倾向于货币主义。1976年，该学说代表费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证明货币主义已大受欢迎。

    至此，萨缪尔森陷入了被左右夹击的尴尬境地，不得不疲于应战，他抱怨道：

    “经济学家们未能为治理经济萧条提供良方达成一致意见。这便破灭了非经济学家的幻想，而且说真的，也戳破了我们的自满情绪。我们就像炼丹士想要得到新的点金石那样去拼命寻找新的范例。”

    新剑桥学派即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者是新古典综合派的老对头了，为首的是着名的女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这一派自命为凯恩斯的“嫡系”，主张坚决把“凯恩斯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应与新古典经济学彻底决裂，他们认为萨缪尔森所谓的“新古典综合”体系违背了凯恩斯主义的根本宗旨，因而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由于萨缪尔森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也位于剑桥（美国剑桥），所以两派的论战被称为“两剑桥之争”。罗宾逊夫人强烈地抨击了萨缪尔森所提倡的那种通过扩张性的、甚至是消费性的生产来刺激就业的理论，并认为萨缪尔森的理论已陷入危机。

    1974年，萨缪尔森又遭到了一个沉重打击。美国着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马克·林德发表了《反萨缪尔森论》。整本书的体例与《经济学》

    相仿，篇章结构与之相象符合，每一章的开头也有小段引文，对《经济学》进行逐章批判，指责他只关注了流通领域，而且根本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性。1977年的《纽约时报》评论道：“这个说话极为明快的‘马克思’通过教科书40章的各篇与这个结结巴巴而迟钝的萨缪尔森交战。结局比分：‘马克思’为100，萨缪尔森为0。”

    萨缪尔森的左脸挨了一拳，右脸也没保住。

    以费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所推崇的财政政策，认为通货膨胀从来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财政政策正是“滞胀”的根源，惟有采纳他们的货币政策才能解决问题。他们甚至讽刺说，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还会出现一个21世纪的萨缪尔森，创建一个“新古典综合的综合”体系，我们拭目以待吧！

    然而，萨缪尔森是不屈的，他在被抨击中，重新审视自己的理论，修正自己的理论，进而发展自己的理论。他注重吸收其他经济学派的合理的理论成分，经过新一轮的折衷，萨缪尔森在新古典综合体系中纳入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学说，并换下了“新古典综合”的牌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基本观点的变化，1994年，他的观点调整为：货币政策可以是扩张性的，从而增加支出；财政政策也可以通过赤字预算而扩张。这两种政策可以取得同样的后果，但两者结合比分别使用收效更大。

    里根总统的班子里有奉行货币主义的费里德曼，也有供给学派的成员。仍然高居权威地位的萨缪尔森对他们所推行的、造成高利率的政策极为不满，总是在边上吹凉风。假如里根政府能解决滞胀问题，萨缪尔森当然无话可说，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滞胀仍然存在。萨缪尔森一方面批评他们措施不得力；另一方面，面对这个使所有经济学说处于两难困境的“幽灵”，萨缪尔森只好退了一步，认为经济学迄今为止的知识水平还没达到能打发这个“幽灵”的水平。球又踢到未来的经济学那里去了。萨缪尔森有幸生活在20世纪，这个世纪正是经济学获得长足发展并且大展宏图的时代。当他初入经济学界时，传统经济学正面临着两大潮流的挑战。从研究方法上说，数学分析正努力进入这个以文字叙述为主的领域；从内容上说，提倡“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正在强烈地冲击着以自由放任为准则的新古典经济学。萨缪尔森不但感受到了这两种挑战所带来的激动人心的感觉，而且紧随潮流，很快就站在了经济学“革命”流潮的最前列。

    用心良苦，完成旷世经济学巨着

    萨缪尔森天生是一块学术研究的料。经济学这一行如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于他，仿佛是历代经商的祖先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他所撰写的教科书，长兴不衰，表明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力。

    1947年是萨缪尔森收获最大的一年。这一年，他除发表了专着《经济分析基础》以外，还被晋升为正教授，并获得为表彰40岁以下取得显着成就的经济学家而设立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根据自己的意愿，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教学时，其中一个教学内容就是经济学入门。尽管他具有深入钻研的声望和能力，但仍然决定承担这门基础课程，这使他有了撰写那本后来在大学生中享有崇高声誉的教科书的打算。在萨缪尔森刚刚任教时，当时的教科书观点很陈旧，并且对数学和凯恩斯学派观点很少提及，萨缪尔森决定自己写一本经济学入门的教科书。

    《经济学：入门分析》发表于1948年，不久就获得众多学者的喜爱，并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文字，经过14次再版，印刷300多万册，仍拥有广大的读者。30多年来，不计其数的学生就是用这本书开始了他们的经济学学习，许多50岁以下的大学教授也是用这本书开始学习经济学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自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以来，萨缪尔森写了一本最重要的英文经济着作。

    这本书的内容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它开始将凯恩斯学派的概念融合到经济学入门的课程中去。自萨缪尔森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以来，他就做好准备要在自己的课本中对凯恩斯学派进行介绍。第二，由于萨缪尔森坚信数学是说明经济联系的一个精确手段，因此，他在书中一开始就运用图形、方程式向初学者说明理论。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需要坚韧的毅力。只有要坚持下去，最后的成功就一定属于你。

    ——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并不认为写教科书是个枯燥无聊的工作，他写道：“撰写启蒙并不容易，但报酬丰厚。我不单指金钱上的报酬。接触一代人——千千万万人的思想便是一种任何学者以任何其他方式所不能得到的享受，另外，我们经济学家对把自己知道的经济学知识写在纸上也的确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体验。我只希望能和读者分享这种激动。”

    在《经济学》中，他从不以说教者的面目出现，而是以引路人的身份循循善诱，使读者渐入佳境。在序言里，萨缪尔森热情洋溢地对读者说：

    “我们非常羡慕你，首次远航去经济学的世界从事激动人心的探险。这种惊心动魄的经历你一生只有一次。因此，当你开始之时，我们要说祝你一帆风顺。”

    不仅如此，在每一章的开头，都能读到一首小诗、一句名言或是一段戏剧道白，形象、生动而又发人深思。比如，在“货币与商业银行”一章的标题下面，萨缪尔森引了政治家狄斯雷利的一句话：“惟一比爱情更令人发狂的事情是货币问题。”又如在“汇率和国际金融制度”这一章的前面，他引用了几行诗：“在建造围墙以前／应该好好想一想／所圈进的是什么／未被圈进的又是什么”，这部经济学着作因此而带上了几分文学和哲学的色彩。

    正文中则包括详细附录和脚注，时时出现的小标题不断地对读者进行指引，使他们不至于跟不上作者的节奏，甚至读了大段的文字后不知所云。萨缪尔森写道：“我在安排全书的每一页的时候，总是想到：这一页，对一位在半夜准备考试的学生来说怎么样，是不是有趣而又明白？重点、格调、图表是否变化有效？理论与例证之间、政策与事实之间是不是安排得太呆板？”可谓用心良苦，对于这样的安排，读者除了感激作者的周到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为了照顾初学者的口味，萨缪尔森没有把大量高深莫测的数学公式牵入《经济学》的园地，而把重点放在众多有代表性的图表和深入浅出的文字叙述上。把比较高深的理论，如IS—LM分析等都放在附录中。萨缪尔森精心安排了课后的讨论题，包括了许多能引起读者兴趣而又与经济学各种理论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甜菜的种植提高了热带甘蔗田地的地租这种说法是错的？汽车销售量随消费者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征收汽车税减少和汽油的消费……是否涉及需求曲线的移动或是需求量的改变？

    等等。讨论题中还为爱好数学及有数学才能的人准备了较难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的适用范围比较广，既适于初学者，又可以为已入门者所用。

    书中纳入了公认的成果和激烈的学术争论，包括了经济学理论的过去、现状和展望，但是萨缪尔森不想把它变成一本抽象的理论书，所以书中还加入了美国的经济现实，不但讲述了理论的渊源和内容，而且阐述了如何在现实中运用这些理论。

    在《经济学》中，读者可以看到从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马歇尔到凯恩斯、熊彼得和费里德曼等经济学说，读到从金匠的店铺到银行的历史，还可以读到最新的经济学动态以及对里根总统财政政策的抨击。

    宛如一本小型的经济学百科全书，从中不但能够了解战后美国经济状况和经济理论的发展，还可以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全貌，值得一读，这也是它能够流行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本书一直是成功的。由于每次再版都增添了一些当代新的观点，因此，对萨缪尔森教科书连续再版进行回顾，可以使人们对当时美国的经济问题有一个透彻的了解。

    评价与启迪

    萨缪尔森是当今世界经济学的巨匠之一，他所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是世界上罕见的多能学者，同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他的名着《经济学》流传颇广，被译成几十种语言文字，成为世界许多大学经济专业的学生教材，及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和参考。

    萨缪尔森少年时代就爱好思考，喜欢博览群书，在进入哈佛之后更是如此，他对前人的理论总抱着审视的态度，总是寻找理论尚未完善及不完美的地方，面对不同的学术流派，他更是刻苦探讨和研究，类比各种学说的异同及优缺点，正是这种好学的精神及怀疑的精神，以及那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才成就了萨缪尔森的杰出伟业。

    萨缪尔森给我们的人生启迪不止这些，还有许多，其中一条我们每个年青人都应该牢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决窍之一就是要有名师指点。”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