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托宾的人生大智慧

    要改变世界，首先需要改变人类自己。仅仅对传统的理论奉若神明，永远不会有新的发现和创造。詹姆士·托宾，从哈佛汲取了充足的知识储备，从社会实践中又得到了最直接的科学验证。于是，一个绅士学者改变了世界经济。

    人物简介

    1918年3月5日，詹姆士·托宾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香槟。1935年9月，托宾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四年后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40年又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的6年期间，托宾受到了约瑟夫·熊彼特、爱德华·张伯伦、瓦西里·里昂惕夫等着名经济学家的指导。

    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托宾以经济专家身份在政府任职，先后在物价管理署、战时生产局工作。“珍珠港事件”后应征入美国海军服役，先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90天军训，后任驱逐舰指挥官，随舰到达大西洋和地中海，并参加了进攻北非和法国南部以及意大利战役。退役时他获海军预备役上尉军衔。

    1946年，托宾离开部队返回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1947年，他以一篇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和统计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同年，托宾成为副研究员。托宾利用副研究员的薪金补习他在战时失去接触的经济学，特别是经济计量学，参与写作了《美国商业信条》，并且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名为《流动偏好与货币政策》的文章。1949年他到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系当访问学者。

    1950年以后，托宾就一直在耶鲁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55年他升为经济系教授。同年，原来设在芝加哥大学的柯立芝经济研究委员会迁移到耶鲁大学，并更名为柯立芝基金会。从1955～1961年和1964～1965年，托宾担任柯立芝基金会主席职务。1981年，托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托宾担任柯立芝基金会负责人期间，曾帮助过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他对其他经济学家的无私帮助，赢得了同事们对他的喜爱，正像他的辉煌成就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重一样。经济学界对他的尊重反映了对他宽厚、谦和的绅士风度的赞许。诺贝尔奖得主中很少有人能得到这样真挚美好的评价。

    莘莘学子，在哈佛接受名师指点

    即使是天才，没有知识的武装，没有文化的熏陶，终究会流于普通人。托宾之所以成为现代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毫无疑问，得益于哈佛名师对他早期的指点与栽培。

    托宾生长于一个大学城，念的是大学的附设中学。托宾的同窗好友大多数是大学教授或员工的子弟。托宾从小喜欢新闻记者的工作，那正是托宾父亲的职业，托宾从6岁开始，就自行编制报纸。托宾也曾想过念法律，因为托宾喜欢争辩讨论，而且托宾在十多岁时就对政治着迷。当时托宾知道大学里有经济学这门课，但究竟内容是什么，则一无所知。当然，有关经济的课题，经常会出现在中学的历史课与公民课里。因此托宾认为经济学将会是日后自己在大学所选修的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科，可能是修习法律课程前先修的部分课程吧。

    托宾无忧无虑地成长，也一直认定自己会在家乡上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就在打算前往注册的前一个月，托宾获得哈佛大学提供的柯南特奖学金。托宾的父亲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哈佛提供中西部五个州每州两名的新生奖学金。当时哈佛的校长柯南特希望此举能够扩大哈佛学生在地缘上与社会阶层上的涵盖面。反正申请一下也不会有任何损失，托宾就接受父亲的建议提出申请。事实上，伊利诺斯大学附设高中也并未为托宾通过哈佛奖学金考试而刻意做任何准备。附设中学每年毕业的学生大约是三十到三十五人，在托宾的破冰之举后，后来又有多人获得全国性的奖学金。

    所以说，柯南特、父亲以及附设中学改变了托宾的一生。伊利诺斯大学一直都是很好的学校。但托宾一直怀疑，假如他在该校就读，是否会走进经济学的世界？而哈佛促成了托宾进入经济学领域，并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

    1935年9月，托宾第一次离开父母乘火车到了哈佛大学深造。四年后，托宾获得哈佛学士学位。他毕业论文成绩优异，已显示出他今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潜在的智慧与才能。他的父母得以再次到东部旅行，骄傲地参加了儿子的毕业典礼，而第一次则是他父母新婚时的蜜月旅行。

    接下去的两年，托宾在哈佛上研究生。哈佛的这6年的生活经历，对托宾一生来说是具有深远影响的。与他同窗的是一些有着不同背景、兴趣和才能的青年。他们的老师有许多是在经济学领域造诣高深的教授，有些在以后的年代成为这个行业的领袖。

    当时，哈佛已经是北美首屈一指的经济学研究中心，能够与之匹敌的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及芝加哥大学。教授不管是资深还是资浅，都属一流之选。托宾还是学生的时候，就遇到了两位经济学界重要人物，一位是里昂惕夫，当时已任教职；另一位是萨缪尔森，他是担任初级研究员的研究生，毋需正式修课。

    在20世纪30年代，哈佛资深教授阵容中，熊彼特可说是诺贝尔奖的必然人选，汉森、钱伯霖以及哈伯勒也不相让。哈佛大学吸引了资质相当优秀的研究生，而这批杰出的学生未来继续从事学术生涯，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托宾初到哈佛时，打算主修社会科学中的一科或是数学。到大一结束，托宾已偏向主修经济学，但却还没有修过任何有关经济学的课程。因为在当时，即使是经济学原理那种入门课程，也被视为对大一学生还太过艰深。因此，在大二，即18岁那年，托宾才开始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程，老师波拉德是专攻劳动经济学的学者。

    经济从来就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我要做的便是找到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模式。

    ——詹姆士·托宾波拉德同时也是托宾的导师。哈佛大学部的学生，除了修习四门课之外，也要和导师定期会面，经常是一对一的性质。一般来说，导师是与学生住处邻近的教授或研究所学生。导师制并不是为学生分级，基本上是参考牛津与剑桥的在家指导学习制度。波拉德当时建议，把讨论课题全心投入“一本来自英格兰的新书”。他刚从英国回来，知道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已经引起很大的震动，因此推断该书势将成为一本重要的经济学着作。那本书正是在1936年出版、由凯恩斯撰写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波拉德并不拘泥于学术成规，他毫不在意托宾当时只不过刚修习完经济学原理。所以托宾开始阅读，并且一路和波拉德讨论念过的章节，从初次接触《通论》开始，托宾就被经济学迷住了。

    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一样，托宾之所以会被这门学科吸引，不外两个原因：其一，经济理论是一项迷人的知性挑战，与数学或奕棋相似。托宾非常喜欢分析与逻辑论证，由小学到大学阶段，代数可能是最令托宾眼界大开的科目。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通过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对经济大恐慌及其给全球政治走势所造成的可怕影响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提出解决之道。托宾个人并未身受经济大恐慌之害，但透过他的双亲，托宾能深入感受到当时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各项问题。托宾的父亲是一位学识丰富、思维细密的自由派人士，母亲则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她的一辈子几乎都在处理失业与贫穷的个案。

    由于有了凯恩斯，经济学让托宾充分领略两个世界的极致。他着迷于凯恩斯理论和正统古典经济学的抗衡。凯恩斯对普遍笼罩着的错误作全面颠覆，鼓舞年轻人对传统经济学进行圣战。托宾早已是罗斯福新政的热诚信徒，对萧条、失业与贫穷极为关注。

    按照凯恩斯理论，罗斯福总统采取的美元贬值以及政府赤字支出政策，在经济学上都是正确的做法。

    满腔热忱，狂热的凯恩斯主义者

    任何一个发展，尤其是理论上的创造，都离不开对前人智慧的掌握与贯通。当充满激情的托宾与同样充满激情的前辈凯恩斯，两种杰出的思想融入相撞时，一个经济学的重大发现此刻已经开始了孕育的过程。

    怀着一腔热诚，托宾比哈佛的许多前辈，更早也更深入地接触了凯恩斯的新着。凯恩斯是后来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启建者，当时和他共事的年轻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以“整体的产出理论”来形容凯恩斯的理论，这实在是相当贴切的用语。托宾喜欢这门新学问采用的方法，即把整体经济情况以一套联立方程式的系统加以模型化。

    当时的哈佛已然成为凯恩斯学派进军新世界的滩头堡，但资深的教授大多怀有敌意，只有哈里斯教授是个例外。哈里斯很早就转向支持凯恩斯。他对大学部的学生有相当重要的启发，而对托宾更是照顾有加。哈里斯可以说是一位学术界的企业家，他是《经济与统计评论》的编辑，也是在登斯特堂讲坛的资深教授。他在这两处开放篇幅与课堂，供大家尽情辩论各种经济理论与政策。年轻一辈的教授以及兼任教职的研究生，都对凯恩斯的着作反应热烈。他们如此热衷的原因，基本上都和托宾类似。

    当时一位着名的经济学教授前来哈佛，并担任经济学的立陶尔讲座一职。他就是汉森。汉森从明尼苏达大学转来哈佛任教的那一年，刚好50岁，同年，托宾也开始了经济学的课程。一开始，汉森对凯恩斯理论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也曾出版对《通论》冷淡的评论。后来，他整个想法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对任何时代的学者来说，都是极不寻常的，特别是如果自己早期的观点还已经印成了白纸黑字。汉森成为美国鼓吹凯恩斯理论与政策的领导者，他所主持的财政政策研讨课程，可以说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的研究中心。在华盛顿位居要职的官员，与学校的师生齐聚一堂研讨。托宾不禁觉得，重大的历史似乎就是在那间课堂中写下的。对哈佛大学部的学生来说，立即受益的就是由汉森亲自教授宏观经济学，不过当时还是归属在货币银行学的科目底下。对托宾来说，汉森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而数年后，托宾也成为汉森的至交。

    托宾在哈佛的学士论文，探讨了凯恩斯及其攻击的古典经济学双方的中心理论。传统的经济学主张，价格的变动可以发挥清理市场的效果，价格上扬可以消除超额需求，而价格下跌则可以消除超额供给。应用到劳力市场，则意味着工资降低可以消除失业。劳力有超额供给，不可能是长期均衡的现象，除非法律或是工会限制工资下跌，否则由于追逐工作机会，工资必然会下跌，从而为失业者恢复或创造工作机会。这是传统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应用，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观念。经济体自私而短视，他们对自己能接触到的市场讯息，会考量个人利益而作出反应。在每个人追求最大私利的情况下，却奇妙地使整个社会蒙受最大福祉。竞争给社会带来了这项奇迹。

    凯恩斯却不认为这样的机制可以用来消除非自愿性失业，他并非只认为这样的机制时效迟缓，而是根本就认为这项机制行不通。他认为整个经济会处在一个失业均衡的状态。传统经济学者认为，自由竞争市场可以对资源做有效的配置。凯恩斯却指出：假如有工作意愿也有工作能力的劳工找不到事做，就显示出整个市场制度存在极严重的缺陷。最无效的事，莫过于让有生产力的资源闲置。

    托宾获奖的论文就是在找寻凯恩斯理论的缺失，这似乎颇为令人惊讶。不过，托宾也不认为凯恩斯有必要在反对者的大本营中，坚决争取理论上的全面胜利。不论失业是长期失衡还是短期均衡的现象，凯恩斯务实的论点都不失其重要性。托宾个人发表的第一篇专业着作，就是根据这篇论文改写而成，发表在哈佛编辑出版的《经济学季刊》上。这项议题一直相当热门，托宾也一直对它相当关切，并发表过一些相关论文，包括1971年他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2年度）所发表的就任演说稿。

    1939年从大学毕业之际，托宾早已忘记法律，而很自然地决定成为专业的经济学者。哈佛有一套留住大学部优秀学生的方法，也就是将奖学金的提供延伸至研究所——托宾的奖学金获得展延，顺理成章地进入研究所就读。从大学部转到研究所的过程中，托宾并没有碰到多大困难，因为早在大四时，托宾已选修过若干研究所的课了。这时，托宾需要的是加强选修一些专业研究工具的课程，包括数理经济学理论以及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当时的哈佛，才刚刚要开始迎头赶上这两种分析工具的发展脚步。

    在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方面，当时的哈佛可以说远远落在时代之后。经济统计学的教授所使用方法相当怪异，而且对依据数量统计理论所发展的方法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和托宾一样对正式统计理论有兴趣的学生，只能求助于数学系的课程。至于计量经济学，他们则是在一位欧洲的访问学者史代赫尔所主持的统计需求函数研讨课程上，极尽可能地挤压出这方面的知识。他们也发现，回归法虽然遭到柯兰姆及弗里克两位教授轻视，但是在布莱克的农业经济学课程上却是生气蓬勃，所以还能在哈佛存活下来。

    在立陶尔中心的地下室，托宾可以使用布莱克的电子与手动式运算设备。

    托宾在1942年所发表的第二篇论文，就运用了这些设备。该论文原本是为1941年春季梅森的研讨课程所撰写的，主题是如何将统计预测应用于国防计划，而托宾所选的题目是民间钢铁需求的预测。梅森后来推荐托宾到华府刚成立的物价管理与民间供应局的民间供应部门任职，多少也与这篇论文有关。托宾在1941年5月离开哈佛时，已完成所有博士学位的课程，就差论文这一关。后来直到1946年2月，他才又重返哈佛。托宾在华府参与配给稀少性物资九个月，然后进入海军服役，在驱逐舰上担任带队军官，到1945年圣诞节正式退伍。

    在托宾战后的研究工作中，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变得非常重要。托宾在1947年撰写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家庭消费与储蓄的决定因素，他尝试将自己从家庭预算调查中得到的横断面资料，与综合性的时间序列资料加以结合，来估计所得、财富及其他变数的效果。后来在一项有关食物需求的研究中，托宾又对该研究方法作了一番修正。这项研究是1949—1950年，托宾在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时所进行的，当时托宾也从事有关配给的实证及理论研究，希望透过横断面的观察，找出只按时间序列分析所作的统计推论可能存在的模糊地带。后来，由于个人对横断面与抽样调查资料的兴趣，托宾有机会在1953年进入密西根调查研究中心，碰到了卡托纳、摩根以及克莱因，度过了带给他收获丰富的一学期。

    托宾在1958年提出了一套新的统计方法，即所谓的托比分析法。原本生物学的普洛比分析，乃是透过身体组织与治疗方式等各种可观察的特性，来预测治疗的正面或负面反应的机率。在经济面的应用上，同样答“是”，有着不同的强度。例如，样本中的家庭就去年是否买车的问题，大部分的回答是没有，但是在肯定的答案中，买车的花费也会有差异。

    托宾的研究方法，是除了肯定与否定的答案外，另外再加上数量化的资料，以寻找影响汽车购买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1944—1954年间，考列斯经济研究委员会在数量经济学及计量经济学方面，有重大的创新突破，该委员会当时是附属于芝加哥大学，那段期间的研究成果之丰硕，堪称是历来有组织的科学研究之最。当时委员会的主持人是马斯恰克以及库普曼。库普曼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其获奖原因，就是在这段期间对资源分配理论，包括线性规划等，做出重大贡献。由马斯恰克及库普曼所带领的研究小组中，有两位曾在本系列演讲中担任过主讲人，即阿罗与克莱因；此外还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西蒙与德布雷。

    任何一种创造与发明不是由于勤奋，而是在于你的知识储备和善于分析。

    ——詹姆士·托宾当托宾战后重返哈佛继续攻读博士时，对考列斯委员会以及马斯恰克与库普曼可以说是满怀敬意。托宾是在计量经济学会举办的会议中和他们结识的。1947年12月在芝加哥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托宾受邀参与讲评一篇由马斯恰克所写的论文。托宾在会议举行前几天才收到论文，大概正好是圣诞节前夕。托宾埋首研读论文，把当时正怀着第一个孩子的妻子蓓蒂冷落一旁，也顾不得与家人共度节日。不过，正因为如此，托宾才能在会议中指出马斯恰克模型中的重要瑕疵，并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由于这样的机缘，托宾被邀请加入考列斯委员会，而且在1954年，又受邀去接掌库普曼原先由马斯恰克手中接下的研究主任一职。

    这项邀约极富挑战性，对托宾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令托宾备感殊荣。但是，当时托宾对耶鲁非常满意，蓓蒂和托宾都认为那里是成家立业的好地方。由于该委员会和芝加哥大学之间存在一些问题，而且当时要吸引人才到芝加哥并不容易，因此库普曼对于搬迁委员会相当有兴趣，但是他绝口不提这个想法，直到托宾正式回绝邀请时，他才对托宾透露。考列斯委员会的创办人与财务的主要资助者考列斯系耶鲁的毕业生，他也企盼他所创立的委员会能够在母校找到永久栖身之地。

    1955年，委员会终于搬到耶鲁，并更名为耶鲁大学考列斯经济研究基金会，托宾担任了该基金会的研究主任。考列斯基金会的第一本论文（1955年），可以说是托比分析法的先驱。这次基金会的迁来，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系能跻身前茅的重要因素。托宾把基金会研究的范围加以扩大，纳入总体经济学的题目。当时，托宾极力提供发挥空间给一位耶鲁的年轻助理教授奥肯，他从事的研究是总体经济预测与政策分析。

    连创辉煌，成为经济学巨擎

    研究经济学理论，往往需要经受乏味与等待的考验。然而智慧过人的托宾，却与时间赛跑，接连获得重大发现，并一举奠定了自己在经济学理论中的权威专家地位。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托宾的研究重点是摆在总体经济学的货币面。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托宾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托宾想为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或是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的关系，建立一套稳固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这项研究有其重要性呢？依据货币数量理论，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货币学派的主张，这种敏感度并不存在，除非偶发的巨变，要不然货币的流通速度应该为一常数；至于社会大众的支付习惯、银行体系以及金融技术等各方面的变动，虽然会影响货币流通速度，但这些改变都非常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财政上的激励措施，例如增加政府支出或是减税，如果不同时增加货币供给，并不能对财货与劳务的总支出产生任何效果。同样的解释也可扩大到民间投资部门自发性的变动上。就这一点来看，托宾同意弗里德曼以及其他货币论者所说的，货币因素影响重大，但托宾并不同意他们认为货币决定一切的论点。

    早在1947年的实证研究论文里，托宾让资料来说话，很清楚地肯定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曲线，但托宾并不满意凯恩斯对流动性偏好所作的解释。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偏好流动性现金，是因为预期利率将会上升到和过去“正常”繁荣时相当的水准，因而持有债券会遭致资本损失。费尔纳这位后来在耶鲁与托宾共事的经济学者，曾在学术期刊上和托宾有过友善的辩论，他指出，如果利率持续低于投资人的预期水准，凯恩斯实在不能将之视为一种“均衡”状态。费尔纳所主张的就是后来所谓“理性预期”的模型建构原理，托宾也赞同他的观点。

    就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问题，托宾提出了两篇较具说服力的论文。一篇发表于1956年，主要立论系根据管理交易余额的存货理论。托宾后来才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论点，大都被鲍莫尔领先一步，不过每每谈及这项模型人们通常还是把他们两人的名字并列。第二篇论文发表于1958年，对凯恩斯“投机性动机”的货币需求，作了一番全新的诠释，也就是规避风险。人们可能会偏好流动性，而且非现金资产的利率愈低，流动性偏好愈高。这倒不是因为预期平均会有资本损失，而是因为在资本利得与资本损失发生机率相等时，对资本损失的担心程度，超过了资本利得的价值。

    事实上，在托宾论文模型中的资产，有一项是无风险性资产，后来曾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兴趣。托宾觉得不尽完善的是，在自己的分析中，把安全性资产只和一种风险性资产来配对，以此来代表其他的状况。这种加总的方法是沿袭凯恩斯的，他以一个利率来泛指所有非货币性资产与负债的一般性盈利率。但托宾曾证明，他的结论能够推广并适用到多种风险性资产，而且其收益与风险各有不同。风险性资产组合的选择，即各种风险性的相对权数如何，基本上和决定风险性资产与安全性——即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是多少，是毫不相干的。这套“区隔理论”，正是林特纳和夏普所发展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式的核心，这套理论广受财务管理的师生所喜爱，许多投资经理人与理财顾问也用此来计算各种不同证券的“贝他系数”。

    有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论争，以及连带的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之争，曾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弗里德曼和托宾两人之间的辩论。有一次在佛蒙特州的一处滑雪场上，一位负责验票的年轻人认出托宾，随即用带有加拿大腔的法语对托宾说：“托宾，詹姆士·托宾，不是经济学家！不是弗里德曼教授的对手。”他是魁北克的经济学系学生，这件事让他开心了一天。不过最后，他还是让托宾通过关卡，进入升降机。这项论争的结果，按照托宾的看法，是弗里德曼改变了他的战场，宣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重要问题，无关乎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性。他所移往的战场，乃是凯恩斯与古典学派之间的基本问题：经济总是处于一个受供给面限制的均衡，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无法提升实质产出水准。

    托宾的第二个目标是想把货币导入长期成长理论里。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界曾尝试综合凯恩斯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其中一项努力就是按照新古典的思路来发展成长理论。有些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者倾向同意：

    在长期内，充分就业会存在，储蓄限制投资，而且“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不过，短期内仍是凯恩斯学派的天下，也就是劳力与资本可能无法充分就业，投资主导储蓄，而且需求导致供给。哈罗德在1939年开始现代成长理论研究，后来多马在四十年代继之，到了五六十年代，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则有史汪、索洛与费尔普斯等。

    托宾也参与成长理论的研究。1955年发表的《动态加总模型》，可能是托宾最喜欢的一篇论文，撰写时也带给托宾最大的乐趣。这篇论文和其他成长理论的文献不同的地方，在于开门见山地引进货币性政府公债，它不但可作为价值的储存，也是除了实质资本外的另一项储蓄工具；另外，托宾也将干扰成长过程的景气循环列入考虑。在1965年、1968年及1985年发表的后续论文中，托宾举证说明在一个成长的经济中，资本存量和货币成长率或通货膨胀率之间，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经世致用，做肯尼迪总统的高参

    再好的理论，如果脱离实践也会如同废纸。托宾知道，检验自己理论发现是否正确有效的惟一途径，便是放在现实中去检验。为此，他走上了从政的道路，成了总统的高级智慧。

    托宾对经济政策极感兴趣。他大部分的理论性与实证性研究，可以说都投注于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20世纪50年代，托宾偶尔会针对当时的经济议题，写一些供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发表的刊物有《新共和》、《耶鲁评论》、《挑战》和《纽约时报》

    等。

    托宾有一些在麻省的朋友为肯尼迪参议员担任顾问，他们向肯尼迪及幕僚人员谈到托宾这个人。1960年夏天，肯尼迪的顾问索伦生来找托宾，要他参与肯尼迪总统的竞选活动，撰写有关经济成长方面的备忘录以及政策立场声明。

    虽然托宾很想告诉索伦生，他个人比较支持提名史蒂文森，但索伦生还是和托宾签下了合约。

    托宾并未发现自己的备忘录在竞选期间产生了何种效果，但是有人告诉托宾，肯尼迪阵营在候选人纲领宣言中，曾引用他的想法，用来对抗凯瑟琳及一些工会型的经济学者所主张的“透过扩大支出以获得成长”观点。

    当时托宾的主张是，政府需要紧缩的预算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产生预算剩余，并使利率水准降低，而将政府的盈余导向生产性的资本投资。整个重点是要透过政策的搭配，促成经济的生产能力提升，从而确保充分就业。

    1960年大选后，托宾参加了一个由萨缪尔森领导的国内经济的移交任务小组。1961年1月初，托宾接到来自当选总统肯尼迪的电话，肯尼迪邀请托宾担任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托宾说：“恐怕你找错人了，总统先生，我只不过是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肯尼迪说：“那最好不过了，我也会是象牙塔内的总统。”托宾说：

    “那最好不过了。”托宾花了一两天的时间，和内人蓓蒂及自己的同事交换意见，然后才同意接受这项邀请。在这个职务上，托宾总共待了一年又八个月的时间。

    海勒是委员会的主席，戈登是另一位委员。他们有一群梦幻组合的幕僚，包括奥肯、索洛、阿罗，以及若干后来成为经济学界领导者的年轻一辈学者。他们彼此在专业与个性上都意气相投，通过全体一致的共识来运作，从来也用不着什么组织层或官僚体系。他们都非常乐观，也相信以他们在经济学上的素养，会有助于政策的改善，也会对世界有所贡献。其实在此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托宾也正是在冀望有此种机会的激励下，才投入了经济学的怀抱。

    知识从无止境，学习也不可能有终点。人类就是这么进化的。

    ——詹姆士·托宾1962年1月的《经济报告书》是托宾他们经济理念的宣言，并将此种理念应用于当时美国以及世界的经济状况。报间媒体称之为“新经济学”，但本质上是托宾他们此前十年一直致力的凯恩斯学派及新古典学派的综合。这份报告书是集体努力的成果，主要由海勒、戈登、索洛、奥肯以及托宾执笔。托宾并未将该报告列入个人的着作目录中，但托宾引以为傲，因为它不只是经济学专业的成果，也是重要的政府文献。

    1982年1月出版的《报告书》，属于同性质的文件，但代表的是所谓“里根经济学”，它同样也是由一群专业的经济学者为联邦政府经济政策所制定的全新走向。比较这两份报告，必然是件有趣的事，托宾他们可不怕大家作比较。

    肯尼迪的经济委员会发挥了效果与影响力，这是因为总统及其最亲近的白宫幕僚都重视学术界，也重视思想观念以及托宾他们这批学者。肯尼迪在上任时对经济学可以说是了解甚少，但他对经济学求知若渴，又聪明颖悟。他亲自阅读托宾他们的文章，仔细聆听他们的言论，确实从中学到许多。

    托宾他们宏观经济的中心目标，是要降低失业率，从1961年1月份的7%降到4%——这是托宾他们预计不致造成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水准。此一目标在1965年底达成，其间通货膨胀的增加率微乎其微，而资本投资大幅增加。但是，成功的甘甜在60年代的末期转为苦涩。当时的总统约翰逊未接受经济咨询委员会及其他凯恩斯学派顾问的忠告，没有提高税赋来支应急速增加的越战军费支出。后人在回顾60年代的经济学情势时，曾指责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经济学者，认为他们太天真地相信菲利普斯曲线的取舍关系，因此在政策的制订上，明显的是想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其实这项批评并不公允，委员会从没有想把失业率压低到目前通称的“自然失业率”以下。不只如此，自1961年起，委员会与政府当局所采取的工资与物价政策，其设计是希望达到无通货膨胀的复苏——“非通货膨胀的物价与工资走势”正是报告中所揭示的标杆。

    托宾在1962年9月返回耶鲁大学。虽然托宾热爱委员会的工作，但他知道自己还是更适合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在华府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十五个小时，每周七天，这对托宾及妻子还有四个年幼的小孩，都是相当辛苦的。托宾还是继续担任委员会的顾问并积极贡献心力，特别是托宾原先负责的国际货币方面的议题。

    不只如此，由于托宾在经济学的圈子以外有较高的知名度，因此托宾对一些当时的议题以及论争，也会更频繁地以书面或是口头的方式发表看法。托宾知道许多从华府政治圈退下来的人，经常很难再回到专业的学术领域，但他还是决定尽快重返学术界，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当之无愧，荣获诺贝尔经济奖

    当经历了艰辛的耕耘之后，等待的将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大名鼎鼎的托宾，终于以自己的奋斗和智慧，当之无愧的捧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1年托宾获得了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获奖理由是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为在金融市场及相关的支出决定、就业、产品和价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公告里评价他说：

    “詹姆士·托宾的贡献涉及广泛的经济研究领域。他对如此不同的领域，诸如经济计量方法，严格数学化的风险理论，家庭和企业行为理论，一般宏观理论，经济政策应用分析，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物价关系理论，均做出了突出贡献。

    托宾的最主要贡献建立在以描写各个家庭和企业怎样确定他们的资产构成的理论基础之上。这种理论被称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他是极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托宾把这些思想发展为一种金融和实物资产的一般均衡理论，并且分析了金融和实物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把金融市场上的变化传递到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决策的传递机制。这类研究的经典问题以前从来就未被满意地和总结性地研究过。托宾的研究成为核心经济理论中实物和金融状况的结合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今天，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够赢得如此众多的追随者或者对当代经济研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对于托宾获奖，人们认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萨缪尔森就曾说过：

    “托宾一定能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他能够获得所设置的任何奖。”

    评价与启迪

    詹姆士·托宾是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的主要成就在于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为在金融市场及相关的支出决定、就业、产品和价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

    世界着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评价托宾说：“他的成功，除了他自身的优秀特质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出身于一个良好的环境。”这话很是不错，分析托宾成就的原因，显然跟他深厚的学术功底是分不开的，而他的知识基础的奠定，却显然跟他青年时在哈佛的岁月是分不开的。

    当时，哈佛正是世界经济学的学术中心，那里汇集了大批世界顶尖的经济学精英，如熊彼特、哈里斯、汉森等，正是在这些良师的指点和熏陶下，托宾才打下良好的学术基础，并走上经济学之路。

    从托宾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人生启迪：人生虽然如戏如梦，极易陷入迷局或迷茫，但如果能够得到过来人的指点，尤其是在青年时期的指点，则无疑是一条通向成功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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