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诞生其实是冒险家的成功杰作。从中,政治家获得了权力和地位,资本家获得了财富与声望。大卫·洛克菲勒,凭着睿智和远见,把国家的未来握在了手中,把财富的王国延伸到全球。
人物简介
大卫·洛克菲勒,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的孙子,华尔街大通银行的掌门人。他师承祖训,勤奋、勇敢,工于心计和计算,富有商人的冒险精神。41岁时他出任大通银行董事会的副董事长。在他的领导下,大通银行和曼哈顿银行合并,构建了全美最大的银行,创造了金融史上的辉煌奇迹。
大卫·洛克菲勒出生于1915年,在兄弟中排行最小。他的父亲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是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二代传人,他对大卫兄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他们从小就要彬彬有礼、谦虚谨慎。
少年的大卫在林肯学校就读,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深造。1936年,毕业时的大卫已经成了一个成熟稳健的英俊小伙子。父亲安排他到出色的加拿大分行经理麦肯齐金手下学习。在麦肯齐金的影响下,大卫去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就读,后来又到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读完了经济学博士课程,并完成了他那篇着名的博士论文——《未用资源和经济浪费》。
1940年大卫到美国,和佩吉结婚。这时的大卫希望从政,于是在父亲的帮助下到约纽市长拉瓜迪亚手下当助手。1942年5月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大卫抱着为国效力的想法应征入伍了,曾担任战地情报官的职位。
战争结束后,大卫回到父亲的银行,做了一名普通的银行小职员,但因为勤奋和智慧,大卫的提升速度很快,到1956年,他就当上了大通银行董事会的副董事长,这一年他才41岁。
上任之后,大卫大刀阔斧地对银行进行了改革和整顿,并且合并了曼哈顿银行,从而使大通曼哈顿银行一跃成为全美最大的银行。
1968年,大卫终于登上渴望已久的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宝座,从此对这家全世界一流的银行的操控更加得心应手。大卫又做出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举,例如下注华尔街,建设国际大厦,将总部迁入其中,在政界游走,巨资支持基辛格,抢先登陆苏联、中东及中国等地,将业务扩展到全世界等等。
纵观大卫·洛克菲勒的一生,他在华尔街上创造了并不亚于老洛克菲勒的商业奇迹,被公认为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一位领袖级人物。
茁壮成长,哈佛的流金岁月
常言道:富不过三辈。这句话指的是富家子弟大多是败家子,而吃老本迟早会把一座金山都掏空的。然而,洛克菲勒家族,一百多年仍位居财富王国的顶端,靠的是他们从小便对下一代进行严格的培养教育。大卫·洛克菲勒便是在这样的家教中成长的。
大卫5岁那年进林肯学校上一年级——比大多数人早了一年——因为他的所有哥哥都上了学,而他不喜欢独自一人在家。由于林肯学校特别重视个人的发展,这样大卫才得以跟上班级,并在16岁毕了业。
在大学的选择方面,母亲对大卫的影响很大。他的父亲有意避免向任何一个儿子说明自己的倾向性,因为他相信这应当是洛克菲勒家庭中每个成员自己独立的选择,长辈们拒绝以任何形式来影响他们的决定。结果,多少有些令他失望的是,他的子女没有一个人进他的母校——布朗大学。母亲则希望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能念哈佛。她最喜欢的兄弟——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就毕业于哈佛,她希望洛克菲勒兄弟中有人会沿着他的足迹走。大卫的哥哥们都上了其他学校,因此他是她的最后希望。虽然她并没有向大卫施加过多的压力,但她那静静的说服力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林肯学校没有教给少年大卫多少东西,而且在教大卫阅读、拼写和语法方面很不成功,当然大卫在诵读方面的自身缺陷也是一部分原因。大卫17岁时进入哈佛大学,第一年颇为不易,不过,通过勤奋刻苦,大卫还是获得了平均B的成绩。在学习方面,这一年对大卫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过他感觉自己最不适应的是社交。大卫不仅比大多数同班同学小l岁,而且因为他是在备受保护的环境里长大的,与同龄人在一起时不那么轻松自如。大卫的哥哥们基本上不理睬大卫,这让大卫平时交往的大多数是成年人。事实上,大卫在跟这些公众人物或着名艺术家交谈的时候,比跟同龄人在一起感觉更加舒服。
对人生成长来说,家庭教育的环境十分重要。因为一个人良好的心态和习惯,都是从那时起开始塑造和形成的。
——大卫·洛克菲勒在将近70年以后回忆这段日子时,大卫相信经历了这样一段大学生活,对自己一生的经历都是大有帮助的。由于被迫应对在哈佛早期的不安全感,要挣扎着在学业上取得进步,并获得大家的认可,大卫变得思想更加开放,忍耐力更强。也正因为如此,大卫结识了一批对日后人生颇有帮助的好朋友,如小乔治·S·弗兰克林(本吉)和理查德·沃森等。
在哈佛就读时,尤其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大卫踢过足球,但很快就对它失去了兴趣,因为大卫对竞技体育既没有以往的体验,又没有能力。大卫改为冬天打壁球,春秋打高尔夫。大卫曾经做过一阵子哈佛的《绯红日报》的业务经理助理,但除此以外,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有组织的学校活动。
大卫的第一个导师F·O·马西森是位知识渊博的英国文学教授。不幸的是,大卫和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大卫跟他在一起感到很别扭,马西森也有同样的感觉。大卫根本没有准备好充分利用他那微妙而精细的思路。在哈佛大学的最后两年里,约翰·波特教授这位历史学家成了大卫的导师。
大卫非常幸运,因为他先后跟三位教授学习过。这三位教授打开了大卫的思路,让大卫接受创造性思路和强有力的新思想。他们的课程现听起来很狭窄、很迂腐,但是他们教课的方式为大卫打开了他过去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的一个新世界。
雏鹰展翅,广受好评的毕业论文
常言道:豪门子弟尽纨衤夸。然而,出身显贵的大卫·洛克菲勒,青年时期却潜心于求知为学,当哈佛大学因其颇具新意的论文授予他学位时,预示着庞大的洛克菲勒家族未来的掌门人,已经完成了知识筑基任务。
在毕业那年,大卫忙于撰写毕业论文——《费边眼里的赤贫》。该论文针对的事实是,对待贫困的传统欧洲模式依据的是基督教的戒律,即赎罪的方法是施舍给穷人。其重点落在施舍者来世的好处,而不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每个人都有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社会义务。这篇论文中颇有些新意的观点博得了导师的好评,大卫因而顺利通过毕业考试。
在哈佛的大学生活临近结束的时候,大卫还不很清楚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甚至不清楚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大卫有点想在国际领域追寻些什么,而且倾向于某种独立于“家庭办公室”
的事情,因为大卫的3个哥哥已经在那里工作了。进修商务或经济类研究生课程对大卫也有些吸引力,但那还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大卫感觉自己需要听取某个自己尊重的、其一生已取得了成功的人士的意见。
多年来,大卫一直敬仰着名的经济学者威廉·莱昂·麦肯齐·金,而在与父亲一起处理拉德洛惨案后事以后,金已经成了父亲的密友。金先生后来担任了加拿大自由党的领导职务,并于1935年当上了加拿大总理。他在纽约的时候,经常跟大卫的父母在一起,有时也会去参观锡尔港。他对大卫总是非常热情、友善,跟他交谈大卫感觉非常随意。
征得父亲的同意以后,大卫给居住在加拿大渥太华的金先生写了封信,请求拜访他并听取他的意见。金先生立刻回复,邀请大卫在1936年的春季跟他一起度过一个周末。通过长时间讨论个人的选择和兴趣之后,显然对大卫最有意义的事业是在政府界或国际金融界谋职。无论做什么选择,金先生始终认为大卫最好获得经济学的博士学位,这不仅有利于取得政府界和金融界有用的知识培训,而且还能让大卫在他人面前树立可信度,因为若非如此,人们可能会觉得无论大卫从事什么工作,主要都是靠其家族的影响。
金先生的观点令人信服,因而大卫决定在哈佛继续学一年研究生课程,以便开始跟着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学习经济学。完成了那一年的学业后,大卫的计划是进伦敦经济学院,然后在芝加哥大学完成进修,这样大卫就能最大程度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通过在3个大学学习,大卫有机会结识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大卫回到纽约之时,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秋天,大卫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博士毕业论文。大卫选择了住在波坎蒂克,而不是父母在公园大道的家里,以便躲避纽约市固有的喧嚣纷扰。
大卫的博士论文《闲置资源与经济浪费》论述的是当时一个范围很广的社会话题:要纠正作为大萧条时期典型表现的超常失业水平和工业产能的闲置问题,主要应当依靠市场因素还是政府的干预,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者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大卫的结论是,如果某种经济资源未能得到应用,这一点本身并不是浪费的表现。
从实务政策的角度说,这意味着:如果把工厂闲置现象当作将干预型政府政策合法化的依据,那么就会导致不当行为,产生相反的效果。在另一方面,大卫同时明确指出,在出现极端的情形时——比如严重减少总需求的经济萧条——政府投资这种刺激手段不仅是一种防卫措施,而且也是必要的。
在当时,大卫对造成这一问题原因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曾经教过大卫的经济学家的模式。但是,当人们今天再次阅读大卫的论文时,很显然,对大卫影响很大的不仅有熊彼特、海克和奈特,还有大卫的祖父。
大卫在论文中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比如他指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欲望是企业家惟一驱动力的想法是错误的。诚然,赚钱的欲望是一个重要的动机,但还有其他动机,而且其重要性常常并不亚于赚钱。正如大卫在论文中所强调的那样:“企业家身份本身代表着一种机会,用于满足人的发明创新、追求权利和赌博的本性……事实上,对成就过程的追求,其本身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一个目标,而在那些人眼里,利润是一种值得付出努力的副产品。忽略了这个事实,是很容易产生误导的。”
大卫认为:利润方面的动机是成就的准则,但个人目标是通过社会形成的,而这些目标只有在符合和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和目标时,才有意义和价值。大卫在自己的商务生涯里,一直试图实践这些原则。
初出茅庐,跟纽约市长学管理
论文大功告成,博士学位也拿到了手,该是考虑职业问题的时候了。对于自己想干什么,大卫并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有了整个家庭的支持与着力培养,他走上了一条别出心裁的社会学习之路:跟市长学习。
大卫在芝加哥的时候,好朋友比尔和比尔兹利·拉姆尔曾跟他说起过与重要政治领袖多接触会学到很多知识和经验。其中包括罗斯福总统、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莱曼、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以及市劳工和公共关系顾问安娜·罗森堡。大卫与安娜取得了联系,告诉她自己对政府服务工作的兴趣。见面后,安娜建议大卫从写论文的工作中抽出几天时间来了解纽约市政府的不同领域。她安排大卫参观市政府的几个部门,包括一个城市寄宿舍和施食处。还有一次,大卫整天坐在一个儿童法庭上,观察法官如何处理青少年犯罪案子。
这些经历引起了大卫对公共服务的兴趣。当安娜问大卫是否喜欢跟市长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时,他立刻表示同意。安娜作了必要的安排。1940年5月1日,大卫到市政厅报到,作为市长的一个“每年1美元”的秘书开始工作。
大卫被分配到一个大办公室里工作,中间隔着两名速记员用的一个小办公室,然后才是市长那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鉴于自己的工作职责,大卫每天都要出入拉瓜迪亚的办公室十几次,而且大卫要旁听许多会议和职员大会——那些会议常常充满了喧闹的争论声。大卫要给每天收到的几十封来信起草回函。大卫让速记员记录自己拟写的回信,并将回信送到市长那里签字。拉瓜迪亚对大卫的工作似乎很满意,常常一字不改地就在大卫起草的回信上面签字。
自古至今,所有辉煌的功业无不是从小事做起,由点点滴滴积累而成,因此,做大事者应该摒弃好高骛远,而脚踏实地。
——大卫·洛克菲勒人称“小花”的拉瓜迪亚市长脾气十分暴躁,尽管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脾气,然而,他常常让自己处于暴跳如雷的状态。当大卫坐在办公室里起草回信的时候,经常会突然听到他把办公桌上的什么东西摔在地上,冲着某个瑟瑟发抖的下属咆哮起来:“你这个愚蠢的狗东西!怎么能用这种低效率来管理一个城市?”
这种痛斥会持续几分钟,然后用不了多久,大卫会看到那个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家伙从办公室里匆匆地溜出来。
负责市政府各个部门的局长也不能幸免于这种呵斥。他们其中的一个是负责市场的局长小威廉·费洛斯·摩根,他来自纽约的一个古老家族,出于一种公民责任感而接受了拉瓜迪亚的工作。但是,只要拉瓜迪亚收到针对费洛斯的部门的投诉,就会把他召唤到自己的办公室,劈头盖脸地用上他用在所有人身上的恶毒语言。可怜的费洛斯战战兢兢地坐在那里,在羞辱、愤怒和恐惧的交织心理作用下浑身颤抖。
抛开这些缺点不说,拉瓜迪亚确实是个极其令人敬慕、超凡出众的政治家。当时他是最好的纽约市长。至少在鲁迪·吉乌利亚尼·大卫看来,如果说拉瓜迪亚性情焦急、脾气暴躁的话,那么他有大量的理由暴跳如雷:他是在清理一个其政府已成了腐败代名词的城市。几年前,臭名昭着的市政府官员让贪污受贿达到了明目张胆、花样百出的顶点。
拉瓜迪亚用他个人的性格力量清理了纽约。当他冲着人们大声吼叫的时候,那是因为某些恶化了的腐败、低效或做事马虎的原因。他对自己十分苛求,对自己身边的人也是同样的要求。他会毫不犹豫地在半夜时分给人们打电话,要求在第二天某个时间之前为他准备好某些东西。
大卫在跟市长一起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学会了如何用强硬的手腕来迅速处理问题,学会了如何坚持自己的信仰原则绝不让步,学会了如何驾驭手下并督促他们更好地履行职责,学会了谈判,学会了如何应对每天出现的意外事宜等等。这种社会实践的磨炼,为日后大卫管理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奠定了坚实的领导艺术基础。
学以致用,该出手时就出手
大卫·洛克菲勒在大通银行一直苦熬了12年,直到1956年当上了副董事长。长期的基层锻炼和与现实的接触,让大卫深刻理解了家庭培养的苦心和实践经验的宝贵。终于到了他一展身手的时刻,他完成了一个父辈们梦想多年却未实现的壮举:与曼哈顿银行合并。
从学校中走出跟纽约市长“学徒”一年半又经过战争洗礼后,30岁的大卫终于进入洛克菲勒家族的王国——大通银行,但此时在许多人眼里,大卫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银行家。
大卫一开始是对外部的经理助理——那是最低级别的官员,年薪3500美元。大卫的办公室位于十八松树街的10层,大卫在那个占了整整一层、安排了二三十张木桌的通间里得到了一张办公桌。每张办公桌都配了两把椅子,一边一把,留给客户或秘书部的秘书用。大卫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在大通银行的头几年。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纽约的所有大银行,以及芝加哥和加利福尼亚的银行,都开始寻找新的可借贷资金渠道,以满足他们的顾客不断增长的信贷要求。有些商业银行——比如曼哈顿银行——实施了一种零售战略,旨在扩大和加强他们的存款规模。他们的存款规模明显提高了,而大型批发银行——比如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和保证信托银行——却面临着公司存款下降的问题。截至1943年年底,大通的存款规模大约为60亿美元,但到了1954年年底却只有40亿美元。相比之下,曼哈顿银行的存款同期却得到了增长——涨幅接近3亿美元,而且小储户的数量也上升了。很显然,哪怕是大型“批发”银行,零售型存款的争取也将在其经营活动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更刺激了几位大通银行的领导者决心吞并曼哈顿银行的决心。
思路决定出路,头脑是否敏捷对成功至关重要。只有思维灵活的人,才能在变化中生存和发展。
——大卫·洛克菲勒1951年,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曾经试图合并曼哈顿银行,但最终失败了。
大卫在对外部工作几年后,被调到海外部拉丁美洲处。这一调动与其哥哥纳尔逊在拉美的频繁活动不无关系。不过,对大卫来说,因为谁的缘故调动都无所谓,关键是工作。在任职期间,他在古巴、波多黎各和巴拿马开设分行,还创办了一份很有影响的金融季刊——《拉美要闻》。
当几次兼并失败之后,大卫突发奇想:既然曼哈顿银行不能并入大通,那就把大通银行并入曼哈顿,这就用不着它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了。他向大家公布了他的想法,并立刻着手实施。1955年,有16亿美元资产的曼哈顿银行吸收了有60亿美元资产的大通银行,新成立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成为全美最大的银行。报上说:“小虾吃了大鱼”,这一点丝毫不过分。局外人也许并不知道,这种合并的后果注定是要让位于大股东、大庄家——洛克菲勒家族的。
在新成立的机构中,大卫提任了副总经理的职务,并主管银行的发展部。这个职位并不高,但对他来说合适极了。他和手下的一小班人马,对大通银行的业务设置及组织机构中的种种弊端做过深入的研究,此时他们的任务是提出整顿计划并着手进行改革。
大刀阔斧,改革和整顿大通银行
两家银行合并后,许多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洛克菲勒家族有一个人一定会登上银行董事长的宝座,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在此之前,大卫做了重要的准备和铺垫工作,对原大通银行内部进行了整顿。
1952年9月的一天,珀西·埃博特总裁把大卫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大卫要提升他为高级副总裁。老实说大卫根本不知道他要自己做什么,不知道自己跟银行的其他部分的关系。大卫觉得到了推出自己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制定的机构重组计划的时候。
第二天上午,大卫带上新的组织结构图,摊在珀西的面前。他提议将银行所有的公司业务统一起来,设立一个新的“美国部”,由乔治·钱皮恩负责。另外成立一个“特殊行业部”,将公共设施组和石油航空部综合进去。大卫将管理第三个新部门——“都市部”,负责市里所有的零售分行以及许多大型公司客户的关系。一些关键性职能——比如公共关系和经济研究将纳入大卫的新职责范围。大卫对珀西说,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值得给予更大的重视。
这份重组计划还要求保留三个原有部门:信托、债券和大卫原来待过的对外部。这六大部门都将由一名高级副总裁负责,而他们——只有他们——直接向总裁负责。最重要的是,这些高级官员中,每个人都将有一个明确定义的职责范围,负责银行运作的某个具体领域。
珀西对大卫的想法似乎非常感兴趣,尤其喜欢组织结构图这种“新概念”。他把这个议案提交给了温思罗普,取得了他的批准。不久,董事会授权了机构的重组。
要整合内部机构的人事和经营绝非易事,因为多少年来形成的管理模式与传统根深蒂固,所有要改组的机构个性都很强,文化各不相同,但这项复杂工作又十分关键,必须以一种既能鼓舞士气,又能保持旺盛势头的方式进行。
大通与曼哈顿两家的兼并为大卫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良机,使大卫有机会开发一种更加敏捷、更加有效的公司文化。
大卫强烈地认为,最佳途径是聘请一家成功的管理咨询公司,来设计一种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的组织结构。但银行里的其他人则表示反对,对请进一家外部咨询公司从事他们自己能做得更好的工作深感不屑。大卫再一次陷入了“传统卫士”与“现代派”胶着的僵局。幸运的是,大卫找到了折衷点。
大卫的朋友彼得·格雷斯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他聘请了为通用电气公司工作过多年的独立顾问杰拉尔德·鲍尔。鲍尔并没有带来一支庞大的专家队伍,而是请高级管理层委派8~10名能干的官员跟他一起研究公司的情况。鲍尔发现这种程序非常有利于分析过程,减小了对公司管理层的威胁。虽然乔治·钱皮恩以及大多数其他高级借贷官员仍然半信半疑,杰克·麦克洛伊却被说服了。1955年5月,在兼并完成仅仅1个月之后,大卫聘请了鲍尔来作研究。
尽管原有高层管理者的那些“大腕”百般阻挠——他们痛惜自己的自主权有所损失,但鲍尔建议大卫坚持的机构改革还是于1956年年底得到了实施。通过组织结构的合理化和管理程序的加强,这次改革成了大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55年1月初,兼并的消息公布后不久,杰克又交给大卫一项重要任务——制定大通新总部的计划。在大卫精心策划下,这项计划也冲破层层阻力艰难地完成了。
这次内部大手术,提高了大卫的威望,也使大家真正了解了这个外表文弱的书生真实的能力,这为以后大卫掌握大通曼哈顿银行大造了声势。
大卫的提升速度是很快的,1956年,他就当上了大通银行董事会的副董事长,这一年他才41岁。大卫知道很多人把他的提升与他的背景联系在一起,他的态度是“这无所谓”,是非自有公论。
凡是与他接触得多的人,都知道洛氏的背景只不过是发给他的一手好牌而已,为了打好这副牌,大卫付出了很大代价。
改组之后,大卫对大通面临的挑战有了新的看法。在大卫眼里,大通的未来取决于加强为全世界客户提供的服务。
无限扩张,把大通的旗帜插遍世界
有人认为,野心是成为一个领袖首要的条件。大卫·洛克菲勒的野心似乎是没有止境的,在对美国内的金融领域确立了霸主地位后,他又把目光瞄向了海外,瞄向了全世界。
在对大通银行机构重组以后,大卫的职责范围内有个一线部门。这个部门被含糊地叫做特别投资部。通过它,大卫能够与国际部合作但又独立于国际部,以此扩大银行在几个海外国家的活动,拓宽银行的金融服务范围。
大卫为此多次提出了关于国际多元化的路线观点,但决策领导层却从来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来使银行走上这条新路。
机会是事业发展的关键,凡是做大事业的人,不仅善于抓住机会,而且更善于创造机会。
——大卫·洛克菲勒大卫认为这是一种短视。国内业务固然非常重要,但为求未来发展,必须跳出现有业务的范畴,开辟更多的海外分行,收购国外机构,提供更大范围的产品种类,包括可能会要求期限比较长的产品,甚至直接投资。大卫深信,这种举措不会破坏现行的代理银行业务。
早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上台的时候就宣称,政府打算更多地依靠私人界为国际贸易融资。
这似乎为大通提供了进入中期贸易融资的机会,而这个领域是私人商业银行界一直忽略的——几乎完全交给了政府投资的进出口银行。
在大卫的鼓动下,大通银行取得了美国其他商业银行的合作,拟推出提供为期1~5年的中期信贷品种,用于“大单”出口商品的融资,比如蒸汽推土机、电涡轮机、掘土设备和铁路机车。
从20世纪50年末开始,大卫一直在缓慢而稳固地开始创建这样一个美国银行的形象——关心国家的安康,并抓住扩大国际业务范围的机会,进行国际性扩张。
但此时的大卫是否有能力强劲地推动这种扩张,取决于他在银行内部是否拥有权力更大的职位,而在1959年秋季,大卫的未来作用如何还很不清晰。大卫的命运掌握在组成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会这个集体挑选接班领导人的23个董事的手里。
涉世有术,在政商两界左右逢源
银行是一个很微妙的部门,它是商业组织,却又布满了敏感的政治神经。所以银行家是企业界的政治家,他们一手拿着算盘计算利息,一手拿着权杖分发权力。大卫就是一个涉世精明,政商通吃的银行家。
银行家——政治家,这种身份是大卫特有的。对于他来说,政治与外交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爱好,它们还与同他的银行业务联系在一起。“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这是大卫经常念叨的一句话。他周游世界,同各国首脑频繁接触。在大通银行的总部之中,他有一个专门的卡片箱,里面有两万多张名人卡片,“噢,他们呀,”大卫很不经意地说,“他们都是我的私人朋友。”
大卫在美国外交方面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美国参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实现的。这是一个民间团体,无党派、非营利性质。它的宗旨是研究一些对外政策问题,将那些关于长期政策问题的争论结果首先提供给领袖,然后提供给公众。它办的刊物——《外交季刊》是所有国家领导人的必读刊物,大卫作为金融界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大卫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中担任了20年的副理事长,与麦克洛伊默契合作。1972年,他升任理事长。在这个委员会中的优越地位,可以使他清楚地判断政府的政策走向,并以此来指导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海外业务。反过来,为了大通的利益,大卫可以向政府施加影响,修正既定的外交战略。这只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已。只有过程本身对大卫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即获取利润。
20世纪60年代是个不太平的年代,对大卫来说,似乎每天都会有点麻烦事要发生。1959年1月1日,50年代的最后一个新年这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游击队在古巴取得胜利,结束了旧政权的统治,而这旧政权与大卫、大通银行和美国各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可不能坐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古巴闹翻了天。”大卫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中这样说。美国政府也是这么看的,它与其他拉美国家一起组织了一个“争取进步同盟”,目的很明确,就是对付卡斯特罗。
得知肯尼迪政府计划用武力解决古巴问题,大卫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支持态度:“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他这次表明自己的态度采取的还是很含蓄的方式。但在1965年当约翰逊总统决定派兵直接介入越南战争的时候,大卫开始大张旗鼓地表示支持。
大卫不仅仅会支持政府,他还是政府政策的向导。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大卫以私人身份出面进行斡旋,效果甚至更好。他在国际上的广泛接触也使大通银行在竞争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因为在国际金融乃至石油业务的整个活动中,不论是复杂的私下交易还是巨大的公司项目,国家的各项政策总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对待前苏联这个长期与美国冷战的国家,大卫就走在了同行们的前面。1971~1972年间,大卫夫妇对东欧进行了旋风似的业务旅行。在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波兰四国,大卫与政府首脑和国家银行头头就对外贸易和有关问题进行了会谈,大卫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波兰共产党的总书记盖莱克对下属说:“你看他那双棕色眼睛,就知道他大脑里的每个细胞都在不停地奔跑。这是一个活资本家。”
大卫也把自己的业务扩大到了这些国家,例如波兰就出台了一些新法令,允许美国公司在波兰搞合营。但这还不是大卫最主要的目的,也不是他最重要的收获。1971年3月5日,他在罗马尼亚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与苏联,这两个大国之间应该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尤其是经济、贸易的联系。铁幕应当为玻璃板所代替,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呼声。”
1973年,苏联政府向曼哈顿银行借了一笔款子,数额有8000万美元,这是当时曼哈顿银行历史上数额最大的一笔贷款。谈判成功之后,大卫极为兴奋。他对妻子说:“赚钱并不重要,但是这是个好兆头,在第一笔之后或许有第二笔,苏联这么大的地方,它会不断地需要我们的贷款的,好戏已经开始了。”
1973年5月份,大通银行在苏联开设了一家分行,自从1929年以来,这是第一家在苏联开设的美国分行。谁都相信,在苏联取得这样一个机会意味着东西方的贸易将会大大增加。但是,这个机会让大卫捷足先登了。分行座落在卡尔·马克思广场1号,离克里姆林宫只有一条街。
大卫的同行有些嫉妒地评价他:“他的鼻子比猎狗还灵,动起手来像美洲豹,凡是被他盯准的东西别人是抢不走的。”
在1973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之后,大卫在北京拜会了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一些中国官员。访问结束后,大通银行又取得了一次胜利,它成为中国银行在纽约的代理行。“噢,这家伙真是太走运了。”许多人都这么说。大卫不仅仅为这高兴,而且为大通在中国大陆的广阔未来而欢欣鼓舞。
在中东大卫也有出色的表现。世界石油的大部分几乎都蕴藏在中东这块宝地之下,大卫自然要对这里的秩序给以注目。1971年3月,他与夫人拜访了埃及的新总统萨达特。1974年,在中东局势稍趋缓和之后,他率先在开罗设立分行,并为埃及的石油管道工程提供了大笔贷款。
对一个银行家来说,经营是没有国界的,因为美元在哪里都能使用。我要做的便是让大通出现在世界各地。
——大卫·洛克菲勒哥哥纳尔逊很为大卫的成就感到骄傲,但同时,也有一些不服气。
他问大卫:“亲爱的弟弟,你是不是学会了阿里巴巴的开门咒语?真是奇怪,这些见了我们的政府官员、外交家平时总是板着面孔的家伙们,为什么对你总是那么彬彬有礼、殷勤周到呢?”
大卫做了个鬼脸:“噢,亲爱的哥哥,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秘密。因为他们是外交家,而我是银行家兼外交家。没有谁能对金钱板起脸来的,这也就是银行的魅力所在。”
从出生以后,大卫走的路够长的了。然而,就连他自己都无法给自己下个确定的结论。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贤惠的妻子和6个儿女,过着令人羡慕的安适生活,而且掌握着这个世界上也许是最重要的两种东西——金钱和权力。
“爸爸,”他的儿子理查德问他,“每个成功的人都有些秘诀,您认为您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信念,”大卫毫不犹豫地说,“对你已经做的、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所有事的坚定信念,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相信未来掌握在你的手中。”
评价与启迪
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恐怕没有不知道大卫的,大卫就是财富的代名词。洛克菲勒家族就是财富的储藏库,洛克菲勒家族的人就是赚钱的天才和人中的精英。而大卫·洛克菲勒正是这个家庭中最耀眼的一颗巨星。
大卫·洛克菲勒精明强干,富有冒险和创新精神,而且头脑犀利,智慧超群。他最大的成就是用打破常规的手段兼并曼哈顿银行,成立了全美最大的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这是一项不亚于老洛克菲勒的光辉事业和金融史上罕见的壮举。
大卫·洛克菲勒经常对手下的员工说:“通过控制自己的时间和思想,你将懂得如何控制生活,甚至控制世界。”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他成功的秘密,也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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