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

    叫他“司长”，已经习以为常。今天的事，怎一个“司长”了得？看着办嘛，大不了多弯一回腰。反正咱这会儿是贾贵——站惯了。

    要搁在以前，人情上单纯多了。

    1956年进京，我到一家协会上班。有事，留了张纸条，上写“杨组长”如何如何，不料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第二天上班，“杨组长”一脸的不高兴，说，革命队伍里不兴叫“长”，何况我们这里是群众团体。我何尝不知道以“同志”相称的崇高和平等，又何况我上大学是调干生，早已习惯“老王”、“小鬼”、“同志”、“老乡”诸种亲热的称谓。

    从延安到进城相当长一个时期，唱歌、跳舞、耍笔杆子的，不论官多大，彼此都以同志相称：“周扬同志”、“夏衍同志”、“光年同志”，听来亲切自然，干个粗活儿什么的，你抢我夺，哪像此刻我面对一个拉杆行李箱这样作难。

    但此刻，20世纪90年代，我不得不把我原先的下级、现在的上级恭顺地称为“司长”，尽管他是刚刚提拔的一位排名最后的副司长。“司长”没有架子，对我更不生分，只要没有第三者在场，他可以在我背上捅一家伙骂声“妈的”什么的；我也敢在没有他的下级在场时回他一声“吃饱撑的”。可是，你不能直呼其名，就是和他不分上下尊卑耍耍闹闹的时候，也不能叫他的名字或者称他“同志”，这个，他很在意。

    机场大厅里人声喧闹。我和司长站在大厅正中，等侯秘书小蒯办理登机手续。一个不大不小的拉杆行李箱置放在司长和我的正当间。箱子是小蒯从车上卸下来拉进机场大厅暂时交付我的，嘱我务必留神看守。我心里琢磨，是不是进入甬道时这只箱子还得由我给司长拉着？

    沉默。俩人干戳着。没话找话，挑他爱听的说。

    “司长，肩周炎最近可见好？我前几天在‘正乙祠戏楼’开会，会上赠送了一包礼品，其中有一种药叫‘肩痛绝’的，专治肩周炎，说是‘一搽见效’，灵验极了，谁愿当场试验谁立马止痛，绝不超过一刻钟。回来后，我把药亲自送到部里，你收到了是吧？不妨试试……”不等我把话说完，司长接上话茬儿：

    “知道知道！那天经理来过，他保证在尽短的时间内叫我胳膊灵活自如。”

    司长没有继续对话的意思，昂首望天，许是为他此次亲赴盛会的祝词打腹稿。倏忽间，司长冲我问道：“‘正乙祠戏楼’我去过，那副对联有意思。怎么说来着？”随即摇头晃脑玩深沉，有滋有味长吟道，“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

    司长博闻强记，张扬才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记性真好，您！”

    秘书没有回来，箱子安全地站立在四只脚的当间。

    司长凝神冥想，又冷场。

    “司长，神经性头痛近来怎么样？焚膏继晷，天天熬到三更鸡叫，那哪儿成？”

    “这号病很讨厌。蒯秘书说五台山的老尼有办法。”

    “该不是慧颖尼姑吧？”

    “啊？”

    “前不久，两个尼姑敲门进来，如入无人之境。我不在家，孩子妈热情接待。尼姑说‘隔着大门就看出你家有难，故而闯入，善哉，善哉！’然后凝神屏息，死死盯住孩子妈那张极易害羞的脸不放，察言观色，不舍良久，惊呼‘哎呀不好！你家有灾，祸在眼前。’孩子妈闻言，如天塌地陷一般，慌了神，连说‘菩萨慈悲，快快救我！’尼姑说她们是五合山的，专为化缘修庙而来，话语间总说慧颖师父长、慧颖师父短的，又说捐钱可以消灾弭难。如此这般，头头是道，入耳动听。”

    “你家真的……”

    “孩子妈傻，照实说了。”

    “有这等事？”司长来了精气神。

    蒯秘书办完手续回来，催大家验关入港。

    我将眼球对准乖乖站在脚下的拉杆行李箱，不等我和秘书伸手，司长一把抓住拉杆，顺手把箱子拉走，灵活自如，看不出肩周有什么毛病，边拉着行李箱边冲着我说：“机上聊，机上继续聊……”

    真登机了，司长的眼睛却合成一条缝儿。昨儿个忙事，司长睡得晚，何况神经性头痛。要不然，就是打腹稿，只要蹦出几个关键词，拉出个甲乙丙丁子丑寅卯来，就是一篇时尚的、纵横捭阖的、气吞山河的演说稿。下午二时整大会开幕式，地市要员、四大班子、工青妇文，群贤毕至，聆听重要讲话捕捉新精神……白驹过隙，飞机很快就要降落，时间已经很紧很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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