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态可掬

    据弟子回忆，章太炎在武昌起义后从日本归国，开始投身政治，组党、办报：

    辛亥，黄陂黎公起武昌，李燮和应于上海。先生归自日本，于开国建设大计，多所匡敕。宣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于是天下之人，晓然于民党所为，非复私天下于一己者比也。时清廷起用袁世凯，与民军相撑拒，而起义诸省，分置政府，号令不统于一。先生忧其涣散无纪，乃与黎公及程德全、汤寿潜、宋教仁、张謇、熊希龄诸人，规设中华民国联合会，旋改为统一党，冀以辑和民志。有所规画论议，则以《大共和日报》宣达之[275]。

    1911年11月4日，上海宣布“光复”，一个由章太炎题名的革命目标终于达成了。11月6日，陈其美就任都督，章太炎虽身在日本，却不忘为革命擂鼓呐喊，发电力挺孙中山：

    探悉大革命家孙君逸仙已于前日乘轮回国，不日即可抵埠。请贵处派员妥为招待，以便与之协商北伐攻宁之策，俾得早定大局，以苏民困[276]。

    孙中山是革命家，而章太炎是志在为革命题名。革命因孙中山而有了气魄，因章太炎而壮了胆识。

    在章太炎所创造的革命话语里，渗透着一种汉民族独有的壮阔与慈悲。他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性格的独一无二的阐述者。一个中国的读者能从章太炎笔下的革命理想中认出中国理想主义者的普遍类型——一种古怪而哀婉动人的生灵——对于汉语圈之外的读者而言，他们是完全陌生的人群，而且在民国时代，这类人在中国亦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些人会梦想，但他们不会治理，是章太炎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且他们正是因此一棒而站在了中国革命的最高点。

    章太炎是还未来到中华民国门前，便被称为“革命之文豪”“新中国之卢骚”。1911年11月16日，槟榔屿《光华日报》曾有这样的“时评”：“革命虽重实行，不重空言，然理论足而复实事生，则今日革命军赫赫之功，亦当推源于文字。”

    首推章太炎与邹容，谓：“一，章炳麟也。当甲午、乙未之顷，全国人心锢蔽不开，而一般文人，醉心科举，除八股帖括外茫无知识。章生平不应虏试，提倡民族主义，所著《訄书》，发挥透辟，于是而革命之学说，如怒芽茁生，日渐加长矣。二，邹容也，革命学说，虽发生于下，而风潮未起，虏廷未知，外人亦未闻，邹乃著《革命军》一书，而章炳麟序之行世，于是风潮大起，虏廷震惊，捕章、邹入狱，外人乃译其书布于全球，而全国人心因之咸识革命矣[277]。”

    这一老一少，一个是汉文学的传承者，一个是革命新军的马前卒。邹容的文字是如新草嫩芽般旺盛，正如天下渴望光复之心，如鲁迅所说，那是一份有分量的“悲壮淋漓”：

    不独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278]》。

    人生在世，有许多身外之物是要靠血与汗才可赢得来的。《革命军》是邹容用血写就的，如此才不只是“纸片上的东西”。鲁迅对人生之外的人生另有一番悲观，他说，但凡一切事，到了要动笔去写的地步，已是末路。邹容的人生太短，短到与章相识便终了。这一段过往，是英雄惜英雄，侠气十足，一直无法从太炎先生的心头淡出。他的后半生，是每每提到邹容这个小弟，便泪流满面。

    “苏报案”后，太炎先生渡海去了日本。此后，在异国的土地之上，他以奇异的姿态将中国思想的古老灵魂加工成未来的革命质料。不过，章太炎也因此备受质疑，“罪行”是文字太晦涩（据说章太炎作文不用唐代之后的文字），思想太朦胧，不能让人一看便知。

    章太炎坚持用文言写作是基于一种忧虑，忧虑文化的衰落、国性的丧失，那是他分内的担当，世上哪有不通文言的国学大师？这是一个文化的标准，是知的问题。排满也好，革命也好，则是一个行的问题，要行之有效。

    英雄与凡人皆生于民间，世俗的民间。其实，英雄豪杰岂是生来就想做大英雄的，他们是想迎合世俗的，还怕自己迎合不上。章太炎思想中亦有这种俗气，“由真向俗”的俗气：“圣哲悉以经国宁民为其别愿；欲经国宁民者，不得不同于世俗[279]。”章太炎就是这样的亦俗亦真，亦真亦俗，“俗态可掬”。章太炎在《邹容传》中曾坦言自己并不反对文字之“浅露”：

    容既明习国史，学于冀文，复通晓《说文》部居。疾异族如仇雠，乃草《革命军》以摈满洲。自念语过浅露，就炳麟求修饰。炳麟曰：“感恒民当如是[280]。”

    世上只有一派诗人，天才派；世上也只有一派革命家，慈悲派。章太炎面对的不是革命，而是革命的本来面目和最大可能性。革命必以人为基础，以得人心为归宿，章太炎要论述的正是这个常识。这个常识的潜在含义是，革命不是某种已完结之物，而在于勃勃朝气，在此意义上，章太炎从未接受革命结出的草率果实。

    面对新制度中涌现出的种种浊流，章太炎从未妥协，于是他大声疾呼：“在特别不道德的时代，唯有道德者获胜。”正是这一句急痛的呼喊使他与当时的政界军界都格格不入，从未有人像他那样坚定地与时代保持着距离。

    共和之美

    1911年11月，章太炎自日本归国途中表示，由于中国各省历史、风俗、语言不同，最佳的选择应该是联邦政治，共和政治乃不得已而为之，将来会“陷入乱局”。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机关报《大共和日报》创刊，章太炎以社长身份撰写了发刊词。他主张因地制宜，从王朝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共和之美：

    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君主专制，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我中华国民所望于共和者，在元首不世及，人民无贵贱，然后陈大汉之岂弟，荡亡清之毒螫，因地制宜，不尚虚美，非欲尽效法兰西、美利坚之治也。议院之权过高，则受贿鬻言，莫可禁制；联邦之形既建，故布政施法，多不整齐，臧吏遍于市朝，土豪恣其兼并，美之弊政，既如此矣；法人稍能统一，而根本过误，在一意主共和。……中国效是二者，则朝夕崩离耳。

    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是以圣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其要在去甚、去奢、去泰，若横取他国已行之法，强施此土，斯非大愚不灵者弗为。

    民主立宪，本起于英，其后他国效之，形式虽同，中坚自异。民主立宪，起于法，易于美，中国当继起为第三种，宁能一意刻划，施不可行之术于域中耶[281]？

    章太炎一生都在漂泊生涯中感受苦难，一种那个时代特有的苦难，在它起伏多变的节奏中化为忧伤的文字。北上之后的政治生活赋予章太炎一种混合的形象：孤独、坚毅、渴望赴死、仍然相信有别于武装斗争的其他道路。

    1911年12月3日，革命党方面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份临时性宪法对权力的品质只是一笔带过，而将重心放在了如何分配政府职位上，这一点在以下的几条规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五条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兼任免文武官员，但制定官制、官规，及任命国务员及外交专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此为修正文，原案为“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任命各部部长及派遗外交专使之权”）

    第十七条参议院未成立以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代行其职权，但表决权每省以一票为限。（原案第十六条）

    第十八条行政各部设部长一人为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办理各部事务。（此为修正文，原案第十七条为“行政各部”如左：一、外交部；二、内务部；三、财政部；四、军务部；五、交通部。又原案第十八条为“各部设部长一人，总理本部事务”）

    第十九条各部所属职员之编制及其权限，由部长规定，经临时大总统批准施行。

    大纲公布之时，有许多人持异议。其中最大的疑问是遗漏了人权一项，另一质疑是不该把行政各部订死在法条上。其实，这份大纲的弦外之音大于琴音，权力之争才是其真正的纲领。在李剑农笔下，这份大纲真是个大而无当的名利场，里面尽是“人情世故”：

    解释者则以为这是一种临时政府的组织法，有效时间很短，第二十条规定六个月以内召集国民会议，届时当另定完全的宪法。但是因为人才与地位分配的问题，一把总统椅子，五把部长椅子（组织法原案，无副总统，行政部只有五部），实在不敷分配；而组织法又是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宋教仁平素是主张用法国式的内阁制的，因此宋教仁主张修改最力。在选举临时大总统之前，宋教仁曾宴请各代表，演说必须修改的理由历二小时，但是赞成的很少。及到孙总统就任的前一日，特派黄兴赴南京向各代表陈说必须修改的理由，时已午后九时，即由滇代表吕志伊、鄂代表居正、湘代表宋教仁，提出了修正案[282]。

    此后的修改案又几经修正，关注点则无外乎二点：一是增设副总统与国务各员，以便安排一众革命功臣；二是改总统制为内阁制，提升参议院之权限，以便钳制袁世凯及其北洋势力。

    1911年12月1日，章太炎在《民国报》上发表《宣言》九条，对时局做了一番筹划：首先，第一要务是定名分。武昌临时政府的首领只能称元帅，不当称大总统，民选的首领才能领总统之名分。其次，各省只应置一都督。第三，兵事未已，以军政为主，民政官亦应受军政官节制。议员只当议及民政，无参与军国建置之事。第四，早建政府，速推首领。黎元洪、黄兴当为元帅、副元帅，倾覆清廷后，应由国会选大总统，再别求明德。孙中山长于议论，但“不应屈之以任职事”，宋教仁则可以担建置内阁之大任。第五，应摒弃党见，禁止复仇。第六，各都督府不应私意选举，从中渔利，当以北伐大业为要务。第七，上海乃“边隅之地”，不适合设临时政府。第八，内阁成员的人选应由中央政府决定。自己“愿处言论机关，以裁制少年浮议，教育、法律二事，所怀甚多，亦不能专处学部之任也”。最后，章太炎也提出了自己的内阁名单：“总理莫宜于宋教仁，邮传莫宜于汤寿潜，学部莫宜于蔡元培，其张謇任财政，伍廷芳任外交……海陆军主干者，军人中当有所推，非儒人所能定。若求法部，惟有仍任沈家本[283]”。

    这份宣言对宋教仁是推崇备至，似乎没有他，民国就无法前行。

    不过，数年后，章太炎对这段往事却有另外一种评价：

    当革命未成时，群目宋教仁为将来之政治家，然宋氏仅知日本之政治，处处以日本之政为准，如内阁副署命令，两院决可否，矜为奇异。不知此二制度，中国已行于唐、宋。副署之制，唐时诏令俱然，并谓不经凤阁鸾台不得为制敕，其所谓墨敕内降者，则出乎法外者也。逮宋亦然。……而宋之在政府，亦以副署权陵轹元首，终蒙杀身之祸。由今观之，其政治知识实未备也[284]。

    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章太炎也批评宋教仁临池的功夫不够，徒有虚名。据他回忆，辛亥之时，宋教仁从武昌到上海后，自许当为执政，还嘱咐章氏作人物品目，意在将来组阁之用。章对宋的这些作法颇有微词，他说：“余念同志中唯遯初略读政书，粗有方略，然微嫌其脱易（轻率简慢，少威仪——作者注），似前世刘禹锡辈[285]。”因“桃花诗案”被贬谪24年的刘禹锡，是以诗才而闻名于世，却也终生为才名摧折。章太炎以刘喻宋，言下之意为，宋不堪民国之大任。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袁世凯粉墨登场之时，真个是圣人之心，此后便修成了个寡言的行动派。从袁世凯对民众的需求和动乱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他无法摆脱一种救世之念，始终视民众如孩童，只要食物不要原则的孩童。袁世凯一直想操纵控制民众，却也并非无情，他是刚且强的利刃，无法自敛锋芒。

    民国建立后，袁世凯的事业急需一个合谋者。这个合谋者的确存在，权术也好，枪杆子也好，都不过是它的对立面。章太炎不忍心看到的局面是，袁世凯之流驾着三流思想的马车摇摆前行。一双粗糙之眼看见的只能是粗糙，而章太炎的一双热眼却从未如此粗糙。遗憾的是，智者最理想的读者其实是他自己，历史上形诸文字的思想皆难逃宿命：凡庸的读者往往是动动嘴唇的魔鬼和健忘症患者。

    1913年5月25日，袁世凯下令授予章太炎“勋二位”。5月30日章太炎进京与袁世凯见面，《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记载了此番暗藏杀机的对谈。袁世凯问：“克强意如何？”黄兴在当时是反袁世凯代表，章太炎自然明了这一问的分量，于是答道：“遯初（宋教仁）之死，忧惧者不止克强一人。”语气中带着机锋。袁世凯辩解道：“报纸传克强欲举兵，称为遯初复仇，何诬缪如是。”章太炎表示赞同，袁世凯于是又辩称自己并无称帝之心：“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章太炎之后的回答令袁世凯无言以对：

    以愚意度之，言公将称帝者，非毁公，乃重公耳。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诚有其能，岂独吾辈所乐从，孙、黄亦焉能立异也。故曰言公将称帝者，非毁公，乃重公耳[286]。

    这一番劝诫真是暴露了章太炎一肚子的“不合时宜”，结果是“袁公默然”，盯着章太炎的脸，“色悻悻”。章遂敷衍了一句“明日来受勋”，离席而去。之后，章太炎接受记者采访，于6月4日在《民立报》发表《章太炎一席时局谈》。他把当时政局的纷乱归结于道德的沦丧，而众恶之源则是政党与议院：

    中国之有政党，害有百端，利无毛末，若者健稳，若者暴乱，徒有议论形式之殊。及其偕在议院，胡越同舟，无非以善腾口舌为名高，妄扩院权为奉职，奔走运动为真才，斯皆人民之蠡蠹、政治之秕稗，长此不息，游民愈多，国是愈坏。前清立宪党可为前车。夫政党本为议院预备，而议院即为众恶之原，驱使赤子，陷于潢池，非吾侪之过欤[287]？

    对于政党、议院，章太炎一直持拒斥的态度。这种拒斥并不是来自所谓文化抵抗力或者民族主义情绪，而是来自经验。他在《自编年谱》中是这样描述民国初年的政局的：“初，同盟会著籍者不过二千人。自南都建立，一日附者率数千。武昌诸将，同盟会、共进会分处其半，以与南府不合，复立民社，与同盟会新附者竞。”不过，参加政党者也并不一定都是趋炎附势之徒，章太炎就集合同道中人，成立了统一党。

    对于组党的理由，章太炎有着自己的苦衷。他认为中国的共和事业与美国、法国不同。自己最初的志向仅仅是驱除鞑虏，怎奈志士难求，天下未定。如果推翻帝制，必致天下大乱，国土破碎，祸害百姓。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唯一的办法就是隐忍调剂，以共和为过渡，“使有功者得更迭处位，非曰共和为政治极轨也”。

    世人诋毁章太炎逢迎袁世凯，并声称这是他被孤立的直接原因。无论是同盟会，还是新进的躁动不安之徒，都太急于求成，更何况是“挟其私图以党相竞乎[288]”。辞了东三省筹边使后，章太炎离京赴沪。在弟子眼中，他是“赋诗而挂冠”，如圣贤不得伸展其志，而在先生的诗句中，却弥漫着大审判的味道：

    剑骑临边塞，风尘起大荒。

    回头望北极，轩翮欲南翔。

    墨袂哀元后，黄金换议郎。

    殷顽殊未尽，何以慰三殇[289]。

    对于一个书生而言，远赴边塞的经历只能算作离题，甚至有点闹剧的味道。这个共和民国的缔造者，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甚至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

    光复之后，章太炎时而郁郁寡欢，时而跃跃欲试，却只能被视为政坛文坛的另类标签。他的标志性特征由始至终都是与时代保持同一节奏：厌恶权威、钟情文艺以及一股清醒、理智的固执劲。或许，那个时代也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人，有他存在，才有酝酿大审判的底气。

    二次革命

    1913年7月12日，被袁世凯罢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发表独立宣言，“二次革命”爆发。15日，南京宣布独立，由黄兴出任讨袁军总司令。

    章太炎虽然在抗袁这一点上与南方革命派一致，但他时时怀着民国创始者的心态，自有一套主张。他说“项城之罪，在杀宋教仁，非得罪民国也”。对岑春煊选清室成员为总统的主张，章是坚决反对的。他在十天之内先后发表两次宣言，例如颇有章太炎风格的“讨袁檄文”：

    统一政府成立以来，政以贿成，为全国所指目，而厉行暗杀，贼害勋良，借外力以制同胞，远贤智而近谗佞，肆无忌惮，不恤人言，推原祸本，实梁士诒、陈宦、段芝贵、赵秉钧四凶为首，而王赓、陈汉弟、陆建章辈，亦党恶之最著者。……若政府能追悔往恶，幡然改图，其势自定。必若怙恶不悛，任用虎狼，则义师所指，固当无坚不摧。余尤劝倡义诸军为国司直，不为利回。若情存分割，而荧东邻之言，阴联宗社，以重北方之祸，诸义士必不然也。（《民立报》，1913年7月17日。）

    今之讨袁军，以罪归元首为名，而从恶诸奸未尝一问，……今之起兵，为政治革命也。然则有害政治者，一切当锄而去之，非若去岁光复之师，但欲倾覆清廷，而臣僚可以不问也。吾昔尝论列四凶，复求其外，则当戮者凡有七人……若南军胜利而复纵恣此数人者，无论何人登为总统，其可讨一也。（《章太炎第二次宣言》，《民立报》1913年7月27日）

    从统治者的亲信入手来宣称武力的道义性，有点大义灭亲的意思，不过灭的是别人的亲。7月21日，章太炎还与蔡元培联名通电，指责浙江都督朱瑞“一意党附政府，延不宣告独立”，“应请诸君子共扶大义，……惟有纠合文武，与众逐之”。说到底，就是要颠覆掉袁世凯的合法性。义士结成义师，义师与君子共扶大义。大义之判断的标准是有道—无道，而不是合法—非法。

    章太炎的文字很大气，大有来头。它们都是古老如《尚书》的追随者，遥远而独立的追随者。不过它们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思想转换，而是以多种途径聚合，聚合成一个全新的概念：法统。

    与反袁势力的大义名分立场不同，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高举法治主义的大旗，他们积极筹划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1914年3月31日，梁士诒等主张将“增修约法案”立即付表决，最终以多数通过。结果是取消了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改内阁制为总统制[290]。

    在道义与法律权威的争夺战中，支持修宪与反对修宪的潜在动机都是攫取个人权力与私利。法律的权威不容置疑，谁掌握了立法权，谁就可以巩固自己的势力与地位。一旦宪法被明确制定出来，个人权力与私利就会受到限制。临时约法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它的模棱两可与简略。在总统与内阁之间的关系，国会与总统选举的关系，以及省政府的组织架构等方面，都富有弹性：

    他们（军阀——作者注）创造“法统”一词，再次将正统的旧观念引入法统的新观念里。虽然二者都有约束力，但是，它们并不约束（由含意辩明何者不受限制）相同的事物。举例而言，一部宪法必须约束公民活动的政治目的，及其达成的手段；而正统——亦即儒家的传统——很少约束手段。所有不能在宪法上辩明者，都可用儒家的说法说明。换言之，所有不能合法的，在付诸行动时也能适合正统。因为这种附加的弹性（这种双重标准）包括在法统一词内。因此，我们发现许多军阀时期（1916—1928）的政治活动，以宪法的或儒家的说法，或者两种说法，加以辩解。而且，事实上已有许多尝试，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国家的宗教，列入宪法内。但是，模糊、弹性，通常仍适合于私人利益或个人权力[291]。

    二次革命与章太炎的人生有一次激烈的交集，所谓激烈，乃在于章一直放不下民国缔造者这个重任。革命者岂能借异邦成事？这一次他不愿再寄身异邦，而是如当年“苏报案”一样，生出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北上之前，他以书信告知弟子，谓：“袁氏方以捕杀老党人为事，吾不日北上，与之同命[292]。”对于章太炎的“冒危入京师”，高田淳给了个壮阔慷慨的品评：

    民国是章炳麟的，舍弃它就等于对自我的全盘否定。二次革命是以讨袁为目的而兴起的，但对章炳麟而言，又是对往日辛亥理念的再确认。章炳麟不仅拒绝亡命国外，反而特意求虎子于虎穴，并成为被囚之身，直至民国五年由于袁的猝死才得以终结。在这民国危机的四年间，章炳麟被软禁在可称为“台风眼”的北京城，在那里他所有的政治性言论皆被封杀，如死囚般度日，可以说他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民国的生与死[293]。

    平心而论，章太炎有恩于民国，他的一篇《中华民国解》可算是为民国题了名的。这正如林和靖写梅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可说是为梅花题名。题名之意，就如诗人同行的评价：“暗香和月入佳句，压尽千古无诗才。”不过也有质疑之声，据《王直方诗话》记载：“王晋卿在扬州，同孙巨源（孙洙）、苏子瞻（苏东坡）适相会。晋卿置酒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此林和靖诗，然而为咏杏与桃李皆可。’东坡曰：‘可则可，但恐杏桃李不敢承当耳’。”现在看来，太炎一言而定九鼎，真是文气盛大，压得自己都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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