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7月。

    听说在暴动中表现果决的道台，受到北京接见。另外，重庆的太平门正在建亭子，说是为了迎接来自成都的总督。外国人已经全部撤出成都城，可对那里贴出的针对外国人的告示仍感到心有余悸。这位总督会不会被罢免呢？会不会有人来接替他呢？

    五天后就要开始科举考试了。听说有两三万人要来参加，不知道真实的情况如何。这就是说，过不了几天，将有六万多人聚集在重庆。

    其中年龄从19岁到30岁之间的考生，有两三万，再加上他们各自的随从，人数就不止这个了。这些人都会相信告示上所说的话，相信外国人真的做了坏事。想到英国人和美国人落荒而逃的样子，他们也会窃喜甚至兴高采烈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人，在中国西部从未得到过尊重。如今将要涌进重庆的都是了解暴乱事件的人，他们又怎么会害怕外国人呢？任何政府都很难让这些人守规矩吧？

    政府这时贴出告示说：“皇上已知晓有人造谣聚众作乱之事，并晓谕天下，再有发现杀无赦。”

    中国军事管制令之下的我们，没法得到英国政府的帮助。英国政府顶多在宜昌还能帮上忙，可那里距离重庆太远，有一个月的路程呢。

    开通重庆港口的时候，就有中国人提出建立租界的事。那样可以专门为重庆的外国人服务，保护起来也容易得多。假如英国政府能接受这个中国人提出的条件，就不用再谈什么保护了。另外，假如外国人聚居在租界里，就算人不多，他们也可以保护自己。

    可是重庆目前的状况是，妇女和儿童根本得不到保护。不仅如此，如果有意外发生，妇女们会觉得自己是男人的包袱，所以，军管令还没有宣布的时候，她们已经准备离开重庆了。她们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孩子不再上学，医院没人去看病，只和少数信得过的中国人交往，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交际活动。那些友好的中国人对她们说，现在还来得及，应该赶紧离开重庆。重庆的教会都有分支机构相互联系，他们会了解各处想离开重庆的人员，并说希望能让妇女们先行离开。

    这些可怜的女人开始收拾东西，只把那些实在舍不得的东西留给自己，其他的就等着暴徒来瓜分了。终于，她们不仅打点好了早上出发要带的东西，而且找好了同行的伙伴。留下来的是职位比较高的传教士。太阳出来了，大家又跟往常一样去做例行的祈祷，并辞别了几个很好的中国朋友，和那些泪眼婆娑的中国基督徒。开始祈祷了，所有人的内心都波澜起伏。一位女士说：“我们知道这里不安全，会有暴徒闯进来，可我们的丈夫留下来，肯定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看着我旁边的那位夫人，我一句话也没敢说。我知道，她也在牵挂自己的丈夫。我们就那样默默地坐在一起，最后还是她先开口了：“您有话想说是吗？”我问她今后有什么打算，她说很想离开重庆。说了些话之后，我们心里都觉得好过些了。由于担心中国人对我们有疑虑，她跟我说，我们夜里不能睡床，还是睡在地毯上的好。

    第二天早上，一位英俊威武的先生骑着骏马来了。他来自苏格兰圣公会，是来通知我们一个消息的。他说军事管制令发布了，我们这些准备好行囊的女士都不用走了，因为这里安全了。而此时，女士们早就把收拾好的行李搬到船上，准备天一黑就离开重庆。领事馆禁止在暴乱中逃出来的外国人滞留，一些想逃离危险的女士，早已经跟那些逃亡到重庆的外国人一起坐船跑了。过了几天，见官府真的加强了管制，连中国人都开始说外国人在重庆没有危险了，女士们就又从船上搬回了箱子。

    由于科举考试还在继续，所以一直有船在江边等着接应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万一发生危险，只有像在暴乱中逃亡的人们一样，急忙离开。

    几个中华内陆会的成员，在衙门里躲了一个月之后，再次回到重庆。难以想象，他们关在衙门里有怎样的遭遇。据说，他们不仅身无分文，而且只能天天待在阳光都照不进来的小房间里，唯一的安慰是有一小块可以锻炼身体的空地。

    6月4日那天，重庆所有传教士的住处都遭到了暴徒攻击。一个传教士身上有个不错的腰带，结果两个暴徒争抢起来，差点把这个人扯成两半。妇女们经历了暴乱，又在衙门里暗无天日地躲藏了一个月，这种种压力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对男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更别说生性脆弱的女人了。而她们不仅没有垮掉，还坚强地挺过来了。可英国男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都有些大男子主义。

    假如此时离开重庆到长江下游去，10月份之前肯定回不来。因为夏季长江水位会暴涨，就算是水位没有变化，从宜昌逆流而上到重庆，没有一个月时间也到不了。而去宜宾则可以走陆路，两个星期就可以到达了。

    尽管发生暴乱，可并没有外国人在成都被杀，所以有人觉得外国人在重庆不用担心，不会有生命危险。实际上，亲眼目睹过成都暴乱的外国人，都见识过那些暴徒们洗劫和烧毁的本领。他们心里都清楚得很，假如当时没有躲进衙门，天知道自己会有怎样的悲惨遭遇。当时他们躲在衙门，还受到暴徒围攻，暴徒扬言要闯进去杀死他们呢。

    肯定是那封及时发出去的电报起了作用，重庆领事馆让衙门保证外国人在那里的安全。之前我们提到过，成都总督曾极力阻止发报，还好他晚了一步，电报已经发送成功了。就是这封电报让成都的官员收留了这些外国人，没让他们过早离开。否则，暴乱的结局肯定不会是没有人员伤亡。

    天主教的主教是最后躲进衙门的。他慌里慌张地跑进去，穿过妇女的房间，直接冲进了男人的住处。他的衣着与举动都在告诉大家，暴徒们并没有善待他。假如这是真实的情况，那么他肯定是一直在坚守自己的岗位，实在迫不得已时才离开的。

    那些在中国西部生活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随身携带枪支。一支温彻斯特枪，曾经在逃亡的路上发挥作用，避免了一场灾难。实际上，在整场暴乱中，这些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的枪阻止了很多悲剧。保尔上尉就说：“当一个人冷静地拿着枪面对敌人时，对方的勇气也就消失了。”

    7月26日。

    海关人员不时地进来出去，身上都带着装满子弹的枪。就连领事大人去喝茶时，都会把枪放在帽子下面。如今，教会的每栋房子中都安插了10个站岗的中国士兵。他们受教会雇佣，保护房子里的人，每天能得到50文佣金。

    太平门上还摆着那个新建的亭子，本来是用来迎接总督的，现在用不着了，总督不来了。他从成都乘船沿着岷江前行，在激流中经过了宜宾、水富，到泸州时，风浪猛地大起来，根本无法行船，于是他掉头回成都去了。中国人说这是报应，太好了。外国人则说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会遭到上帝的惩罚。天主教的中国教徒说，只有惩罚他，四川才能太平，不再发生暴乱。真的会有报应吗？成都从发生暴乱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英国政府到底是怎样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而重庆的中国官员和我们的领事费莱塞先生，则对此提高了警惕。

    一位总管天主教财务的法国教士，不无骄傲地说：“这场暴乱，毁掉了天主教在四川的40个驻地，可没有一个法国人因此而离开。就算生病，也没离开四川逃亡到北京去，没有一个。有四个法国人，包括一个法国伯爵，他们从暴乱中逃出驻地，徒步在大山中走了四十天，最后，到达了云南昆明。”或许有一天，这些外国人会跟我们说说自己遇到的艰难险阻。除去这四个人之外，其他的法国传教士不是躲进衙门，就是藏在中国人家里，始终没有离开驻地。

    前面提到的打箭炉，就是与西藏交界的那个地方，也有传教士的驻地，那里也不可避免地遭到暴徒的袭击。一个中国传教士面对这些暴徒没有惊慌，他让12个中国人手持梭镖直对人群，之后开启教堂大门请他们进去。几百名暴徒，面对着12支梭镖退却了，居然一哄而散。就这样，那座教堂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大部分中国基督徒都是老实本分、事业发展顺利、衣食无忧的人。

    在成都，没有中国基督徒被抢的事件发生，可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中国基督徒的财产几乎被暴徒洗劫一空。所有的中国基督徒都惶惶不可终日，时刻等待着灾难的到来。

    洪庙场（我丈夫的《峨眉山》中有描述）坐落在一片山中高地上，是个集镇。它的一侧是峡谷，另一侧是激流滚滚的沱江。江对岸，是峻峭的娄山。洪庙场后面也是一座山，高达一万英尺。据说，从山口翻过去就是自贡。在自贡与乐山之间，有一条盐商的必经之路。刚听说成都暴乱的事，洪庙场的异教徒就开始对基督徒发起攻击。双方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石头大战，后来中国基督徒大喊：“石头快用完了，赶紧准备枪！”异教徒听了，吓得落荒而逃。

    有个牧师同时管理塔田泽和洪庙，两地相距一天的路程。他主要在洪庙场住，每年去一次塔田泽。在异教徒开始暴动的时候，洪庙场的教徒专门派出三个人去给塔田泽报信，以便那里的基督徒能及时做好准备。当那三个人翻山越岭，终于把消息送到之后，当地的教徒立刻在去往塔田泽的必经之路上集合起来，驻扎在一所房子里头。妇女和孩子一看到来袭击的暴徒，就开始尖声叫喊，男人们立刻开枪射击，11名暴徒被当场击毙。

    塔田泽有一座非常好的女子学校，蜂房里飘荡着甜美的蜜香，这一切都被保留下来。塔田泽安全了。

    别的地方也曾对暴徒的袭击有过正当防卫，可很少见到像塔田泽的教民这样对暴民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水富传出过暴徒死伤的消息，但据说是那些人自己造成的，并非教民防卫时杀害的。当时有个天主教学院，离水富三英里，暴徒们袭击那里的时候，爬到屋顶上准备拆大梁，结果掉下来摔死了六个人。据说重庆方面刚刚送到6000两银子，暴徒们就是冲着这个来的。他们不仅知道银子的数目，还知道银子埋在什么地方。在中国，哪里容得下秘密呢？结果，挖出来的所有银子都被暴徒运走了。

    学院遭到暴徒侵袭，所以学生们都来复课，校长却还没有到。学生们被告知，在这里不许开礼拜堂，不能卖任何书给别人。连政府公告当中都说，要调查学院被劫的案件，学生必须严格遵守要求。

    外国人真正担心的是，那个让一切走向恶化的总督不仅没受到惩处，反而还跑到别的地方去做官。那样一来，每个暴徒都会觉得，外国人的财物就是可以随意抢夺和焚毁的。那个道台大人倒是公正得很，不知道他会不会被调离这里。如果他走了，新来的大人又不喜欢洋人的话，暴力事件很有可能死灰复燃。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们只逮捕了五个暴徒。

    这些中国暴民的确与众不同。有一位中华内陆会的高级成员，在自贡住了很多年，深受当地人尊敬。发生暴乱的时候，他藏在了衙门里。

    后来他冒着危险回到家，发现那些暴民竟然正在忙碌地搬东西，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假如他们拿起传教士觉得有特殊意义的一个东西，他就会跟他们商量：“能不能别拿这个呢？”那些暴民居然会听他的话。

    一个妇女抓着卧室的睡衣冲到他面前问：“这个是什么？”他就笑着说：“嗯，你可以拿回去用它给孩子做衣服。”就这样，这位传教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被暴徒搬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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