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待时机成大业

    明人杨慎，有感于自己的人生际遇，写了一部智者处世之书——《韬晦术》。书中写道：“德高者愈益偃伏，才俊者尤忌表露，可以藏身远祸也。”正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若想成就大事，必须懂得韬晦之术，才能趋利避害，避祸保身，否则终究会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命运，古今多少人若此，只换得“英雄泪满襟”，实在不值得。

    古往今来，善使韬晦之术者，不在少数。而能将此术运用得精妙的，还得是这位以柔克刚的人物，他就是三国的蜀国国主刘备。而一事即可看出刘备高明的处世之道，那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一段历史佳话。

    想当初，刘备在吕布与曹操两大势力的争夺中无法保持中立，只好依附曹操，以图共同消灭吕布。后来曹操在许田围猎时故意表露出自己的篡位意图，以试探臣下的心态。当时大臣们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关羽“提刀拍马便出，要斩曹操”，倒是刘备“摇手送目”，拦住关羽，还要恭维曹操说：“丞相神射，世所罕及！”其深沉的心机可见一斑。后来当董承、王子服等人凭汉献帝血写密诏结盟讨伐曹操时，把刘备也拉入这个反曹的政治集团之中。刘备签名入盟后，为防曹操谋害，就去后园种菜，并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

    不想曹操何等精明，他想刘备这看似“胸怀大志，腹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英雄怎么突然种起菜来了，一定有什么重大事情影响了他，于是一天，趁刘备的两位结拜兄弟关羽、张飞不在身边的时候，派许褚、张辽带领数十人到园中将刘备“请”往丞相府。刚一见面，曹操便出一言：“在家做得好大事！”唬得胸有大志的刘备面如土色。随后曹操执刘备之手将他带到后园，说了句“玄德学圃不易”，意思是说玄德兄你学种菜可不容易啊，这才给刘备吃了颗定心丸，他缓过劲儿来，赶紧回了句：“只是消遣罢了。”

    于是来到小亭，只见亭内小桌上“盘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青梅煮酒，煮出了一段脍炙人口的历史剧。当是时，酒至半酣之际，忽然阴云布满天空，骤雨将至。随从们突然看见天边乌云，酷似游龙，引来曹操的注意，他携刘备凭栏观看。曹操突然问道：“使君知龙之变化否？”刘备说：“未知其详。”曹操于是说道：“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吞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

    刘备其实很清楚，这是曹操要他承认自己心怀英雄之志。刘备则故意拉扯旁人，先抬出最让人看不起的袁术，曹操斥之为冢中枯骨。刘备又举出袁绍、刘表、孙策、刘璋等人，唯独不提参加了董承为首的讨曹联盟的马腾和他自己。曹操自然不满意，干脆直言相告：“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刘备闻之大惊，以为讨曹联盟之事暴露，手中的筷子随之掉在地上。也算天公作美，是时雷声大作，刘备借机恢复常态，从容地将筷子捡起，并说道：“雷声太响了，一惊之下，才将筷子掉了。”曹操看到这场景，笑着说：“丈夫亦畏雷乎？”疑心顿消。刘备也得以保全自己，几天以后曹操又请刘备喝酒，席间忽然有人来报：“淮南的袁术要和淮北的袁绍联合起来对付丞相。”刘备放下酒杯，当即表示愿带兵前往沙场，曹操不疑有他，遂答应，从而使得刘备“撞破铁笼逃虎豹，顿开金锁走蛟龙”，日后方才造就三国鼎立之势。

    正是：天下英雄谁敌手，青梅煮酒话曹刘。

    刘备采取的就是一种“韬光养晦”的策略，是一种有所作为的“韬光养晦”。正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适时地隐藏自己的锋芒，如龙在渊一样，只要是龙，总有飞上天空的时刻，静待时机，终会成就一番大业。

    当然，做到韬光养晦并非易事。要经得起风雨的打磨，要经受住世俗的纷扰，要经得起口舌之勇的攻击。收敛锋芒，藏匿形迹；韬光养晦，大智若愚。

    方圆合璧能纵横捭阖

    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正确处理各种关系的有效方法。方是对原则的遵循，对道德标准的维护；圆是思路的变通，是手段的灵活。人们处在各种关系之中，方圆之道是其安身立命、杀出重围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与地位较高的人相处时，更要掌握方圆之道。命运掌握在当朝皇帝乾隆手里的纪晓岚，其处世之道就是一例。

    其实清朝才子纪晓岚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风流倜傥，据史书上记载，纪晓岚“貌寝短视”。所谓“寝”，就是相貌丑陋；所谓“短视”，就是近视眼。另外，跟纪晓岚交游数十年的朱珪有诗描述纪晓岚：“河间宗伯姹，口吃善着书。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

    看来，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当然，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其间有审音官通过对话、目测等检查其形体、长相以及说话能力，以免上朝时影响朝仪“形象”，应该不至于丑得没法见人，但无论如何，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乾隆貌合神离、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为何如此说，其实这与乾隆的用人标准有关，他对身边近臣的挑选标准是不但要求这些人机警敏捷、聪明干练，而且要相貌俊秀、年轻漂亮。例如和珅、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都是数一数二的“美男子”，故而得到重用，真是怪人一个！而纪晓岚如此之丑，如何能得有此怪癖的皇帝的真正重用呢？因此，有人说，纪晓岚只不过是乾隆蓄养的文学词臣而已。但是这位“词臣”却以自己的处世方式在乾隆嘉庆时期走上高位，并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中国的史册上，成为文化巨人。

    究其原因，这不仅仅是由于纪晓岚主持编着了《四库全书》，或者多年主持着科举考试，对乾隆朝贡献重大，更因为他懂得方圆处世之道，因此能在乾隆帝那对宠臣的怪癖要求中，自在地做事。有一个故事即可证明纪晓岚的这种处世方法。

    有一次，乾隆皇帝想开个玩笑以考验纪晓岚的辩才，便问纪晓岚：“纪卿，‘忠孝’二字作何解释？”

    纪晓岚答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为忠；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为孝。”

    乾隆立刻说：“那好，朕要你现在就去死。”

    “臣领旨！”

    “你打算怎么个死法？”

    “跳河。”

    “好吧！”

    乾隆当然知道纪晓岚不可能去死，于是静观其变。不一会儿，纪晓岚回到乾隆皇帝跟前，乾隆笑道：“纪卿何以未死？”

    “我碰到屈原了，他不让我死。”纪晓岚回答。

    “此话怎讲？”

    “我走到河边，正要往下跳时，屈原从水里向我走来，他说：‘晓岚，你此举大错矣！想当年楚王昏庸，我才不得不死；可如今皇上如此圣明，你为什么要死呢？你应该回去先问问皇上是不是昏君，如果皇上说他跟当年的楚王一样是个昏君，你再死也不迟啊！”’

    乾隆听后，放声大笑，连连称赞道：“好一个如簧之舌，真不愧为当今的雄辩之才。”

    这就是纪晓岚，这就是纪晓岚的处世智慧，他活到82岁，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60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他逝世以后，筑墓河北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写了碑文。我们不能不赞叹其为官之道的高超。

    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思想，一种以“方”为代表，好比剌猬，以不变应万变；另一种以“圆”为代表，好比狐狸，遇事灵活机智，二者可谓是优劣参半，如果兼收并蓄，融二者之精华于一身，如纪晓岚这样岂不是更妙。

    急流勇退能明哲保身

    都说“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古往今来，懂得其中深意的人不在少数，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虽然懂得，但在权力的诱惑下，没有几个人能够全身而退，因此，能够自如进退的人就成了“非正常”的人，他们在功成身退中表现出来的品格为后世所赞扬。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复国，这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他的两大功臣：一个是范蠡，一个是文种。范蠡辅佐勾践二十多年，灭掉吴国后却上书请辞，他对勾践说：“过去大王受辱，臣不敢言退。今日大仇已报，臣不敢居功享乐。”勾践十分不解，劝他说：“你遍历辛苦，难道不想有快乐的这一天吗？现在你功高位尊，无所忧患，正是尽享富贵的时候，为何轻言放弃呢？”

    范蠡搪塞掩饰，不肯正面回答，他只对家人说：“盛名之下，其实难久；人不知止，其祸必生。勾践可与共患难，难与同安乐，这样的君主岂能轻信？”

    他的家人不想逃难，也不相信范蠡的判断，他们说：“以你的功劳和大王的交情，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富贵得来不易，眼下正是再进一步的时候，机不可失啊！”

    范蠡自信无失，他长叹说：“人的一念之差，往往决定着一生的生死祸福。若为贪念所系，不加约束，祸发之日再想收手，就悔之不及了。何况远离官场，无争无斗，自得其乐，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归宿，又有什么不好呢？”

    于是他带着家人从海路逃到齐国，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耕田，再创家业。他出逃之后，曾给文种送来一封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可以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以为范蠡太多心了，不过，从此以后他也不大过问国事了，终日称病在家。

    范蠡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经营有方，加之苦心不懈，没多久，他就积累了数十万家产，富甲一方。齐王听说了他的才能，深以为奇，便任他为相。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殊荣，范蠡的想法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忧心地说：“治家能积累千金，居官能升至将相，这是平民百姓所能达到的最高位置了。至此若不思退，不用理智制止放纵之念，凶险马上就会降临。”

    于是他退回了相印，决定散尽家财远走，他的家人苦劝不止，又说：“有官不做，我们无话可说，可散尽家财就不可理喻了。这是我们辛劳所得，不贪不占，为何要白白送给别人呢？”

    范蠡开口说：“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人贫我富，人无我有，若只取不施，为富不仁，钱财再多也无益，不如放弃！”

    他把家财分给好友和乡亲，自带一些珍宝来到陶邑，隐居下来。

    初到陶邑，范蠡自觉无比快乐自在。时间一长，他不甘清闲，又思治业大计。他的家人心有怨气地说：“人人思富，个个求财，你富不珍惜，认为钱财无用，今日何必再提此事？钱财有那么好赚吗？”

    范蠡轻松一笑说：“穷富之别，在乎心也。只要有心，钱财取之何难？”

    范蠡在陶邑以经商为业，求取利润。范蠡的经商谋略也是超群的，他采用买贱卖贵的方法，有进有止，遵循“积贮之理”，没过多久就又积聚了巨万资财，成了当地首富。

    后来，范蠢又散尽家财，周济贫困的乡党故旧，为此他表白说：“在我看来，经商是一种乐趣，在求取金钱上不该贪得无厌。钱财乃身外之物，不过分看重它才能得到它，此中真谛非守财者所能悟出。它让人受益无穷啊！”

    范蠡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陶朱公，又被尊为“财神”，而文种后遭越王勾践猜忌，刎剑自尽。

    清代诗人徐公修也曾写诗赞范蠡：“两国甘心抛相印，五湖浪迹泛扁舟，铸金故主空摹象，凤举鸿冥不可留。”范蠡在名利面前，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进退自如，懂得及时舍弃荣华富贵，可称之为大智慧。

    而这种“功成身退”的思想，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讲已经不太灵验。它会使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其糟粕之处。事实上，这里提出的“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一名利已有，见好就收，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识时务的俊杰。做人生路上的“不倒翁”

    所谓变通，就是以改变自己为途径，通向成功。哲学家讲：“你改变不了过去，但你可以改变现在；你想要改变环境，就必须改变自己。”我们每天面对层出不穷的矛盾和变化，是以不变应万变，还是采取灵活机动的变通方式应万变，这是我们需要确立的一种做人做事的心态。

    叔孙通是秦二世时的儒士，被任命为待诏博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纷纷响应，秦二世听说后，很忧虑，便召集待诏博士和儒生询问方略。秦二世问：“由楚地来的戍卒攻占了城池，先生们认为该当如何？”

    三十多名博士和儒生异口同声地说：“百姓造反，这是不能赦免的死罪，希望陛下赶快发兵讨伐。”秦二世听后，勃然大怒，脸上的神色都变了。

    叔孙通上前说：“如今天下合为一家，先帝毁掉郡、县的城墙，销天下的兵器，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打仗了。况且上有圣明天子，下有完善的法律，人人尽职守法，四海安宁，哪里有人想造反呢？这不过是些偷鸡摸狗的小贼罢了，何足挂齿。”

    秦二世转怒为喜，笑道：“先生说得很对。”博士、儒生们脑筋灵活的很快来了个急转弯，附和叔孙通，说是盗贼。脑筋僵硬的便依然坚持说是百姓造反。于是秦二世便把说成造反的都关进监狱，却赐给叔孙通二十匹帛、一件衣服。

    后来，秦朝败亡，叔孙通便带着儒生们逃出咸阳。他先是投奔项梁，项梁亡后又侍奉楚怀王，后来又投降刘邦。刘邦最讨厌儒生，所以见到儒生，便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往里面便溺，以羞辱儒生。

    叔孙通知道刘邦的脾性，便脱掉儒服，改穿短小贴身的衣服，刘邦很是高兴。叔孙通既不向刘邦宣讲儒家学说，更不向刘邦推荐自己的学生，而是向刘邦推荐那些盗贼出身的壮士，刘邦更是高兴，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叔孙通的学生们备受冷落，都暗地里骂叔孙通：“我们跟随先生多年了，如今不推荐我们做官，反倒天天推荐那些狡猾的盗贼，这是什么道理？”叔孙通听到后，便对学生们说：“汉王正冒着刀林箭雨争夺天下，你们这些儒生能上阵杀敌吗？你们等着我，我并没有忘记你们。”

    刘邦平定天下，跟随他一起平定天下的都是些没有知识的武夫，更不懂什么规矩，在朝堂上喝酒争功，醉了就大喊大叫，甚至拔剑砍殿E的柱子。刘邦看着乱糟糟的景象，也很头痛。

    叔孙通猜到了刘邦的心思，知道时机已到，便对刘邦说：“儒家虽不能争夺天下，却善于守成。臣愿招集鲁国的儒生，和臣的弟子们一起制定朝廷礼仪。”刘邦同意后，叔孙通便与鲁国的儒生、自己的学生一起，斟酌古代和秦朝的礼仪制度，因时制宜，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礼仪制度。

    从此，大臣们上朝，都严格遵循礼仪，稍有越轨便被一旁监视的御史拉下去惩治，人人心中畏惧，朝中气象大为改观。刘邦看着驯服的臣民，慨叹道：“我直到今日才知道天子的尊贵啊！”

    他迁升叔孙通为太常，又赐五百金。叔孙通这时才提出：“臣的学生们跟随臣多年了，又和臣一起制定礼仪，希望陛下给他们封官。”刘邦此时已从心里喜欢儒生了，便把叔孙通的学生们都封为郎官，叔孙通又把刘邦所赐的五百金都分给学生们，学生们这才明白了叔孙通的用意。

    被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确实有其过人之处，他能历经两朝四帝而独得宠信，证明这棵树在风中老而弥坚。这些都是由于他的聪明机警、善于言辩、审时度势、善于变通。

    做人需要根据当前的形势，随时改变自己的策略，有时候随风转舵，用诈来求生，用晦来保全自己，这并不是不走正道，而是善于变通，化不利为有利。

    空手套白狼

    世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可有些人却能凭借自己的巧辩让别人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从而不费吹灰之力得到利益。

    纵横之术专家张仪，在苏秦死后，天下再无同等级别对手的情况下，运用纵横之术成功地使秦国不动武、不流血便取得了一边倒的有利局势，获得了十分可观的政治利益，同时为自身谋取了终生的荣华富贵，更在遇到危难时能够以纵横之术巧妙自救，可谓是善于谋事，更精于谋身之人。而他在与楚怀王的一场对弈中，更是将楚怀王玩弄于股掌之间，骗得楚怀王团团转。

    张仪为破坏齐国和楚国的合纵关系而出使楚国。当时齐楚联盟是秦国的心腹之患，而离间齐楚联盟，就成为秦向东扩张过程中的关键。于是，秦相张仪去拜见怀王。他对怀王说：“如果大王能够与齐国断绝关系，臣下将请求秦王把六百里地献给楚国。这样，齐国就一定会被削弱，齐国的实力下降，大王就可以使役齐国。”

    怀王一听，觉得有利可图：一得了地盘，二削弱了齐国，三又可与强秦结盟。于是不顾大臣的反对，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怀王派逢侯丑与张仪赴秦，签订条约。二人快到咸阳的时候，张仪假装喝醉酒，从车上掉下来，回家养伤。逢侯丑只得在馆驿住下。过了几天，逢侯丑见不到张仪，只得上书秦王。秦王回信说：“既然有约定，寡人当然遵守。但是楚未绝齐，怎能随便签约呢？”

    逢侯丑派人向楚怀王汇报，怀王哪里知道秦国早已设下圈套，立即派人到齐国，大骂齐王，于是齐国绝楚，并和秦结盟。

    这时，张仪的“病”也好了，碰到逢侯丑，说：“你怎么还没有回国？”逢侯丑说：“正要同你一起去见秦王，谈送商于之地一事。”张仪却说：“这点小事，不要秦王亲自决定。我当时已说将我的奉邑六里，送给楚王，我说就行了。”逢侯丑说：“你说的是商于六百里！”张仪故作惊讶：“哪里的话！泰国土地都是征战所得，岂能随便送人？你们听错了吧！”

    逢侯丑无奈，只得回报楚怀王。怀王看到承诺的六百里土地，到头来却成了区区六里地，心中甚是气愤，大骂张仪是出尔反尔的小人，并要兴兵伐秦，可是秦齐已经结盟，在两国夹击之下，楚军大败，秦军尽取汉中之地六百里。最后，怀王只得割地求和。

    要知道在战国时期，齐、楚、秦都是大国，在秦国统一的过程中，齐、楚是秦国最大的障碍，现在齐楚联盟被破坏，楚国又惨遭兵败的命运，这样能够与秦国抗衡的国家就只剩下齐国了。

    公元前311年，秦国派人与楚国谈判：愿分汉中之地给楚国，以求同楚结盟。然而，怀王对张仪一直恨之入骨、耿耿于怀，因此没有要这汉中之地，却要张仪以解心头之恨。张仪听到楚怀王的条件，就主动向秦惠王申请到楚国去交换黔中一带的土地。秦惠王关心他的安全，说：“怀王一直欲杀你而甘心，你为什么还要送上门去呢？”张仪分析说：“首先，秦国是强国，而楚国是弱国，所以，楚王在权衡利弊之下，最后一定不敢拿我怎么样。其次，楚王的嬖臣靳尚与我关系很好，靳尚是楚王的宠姬郑袖的心腹，而楚王呢，又对郑袖的话言听计从。所以我只要通过靳尚使郑袖为我求情，楚王必然会放了我。”

    张仪到楚国后，就被怀王囚禁起来，准备杀掉以祭祖先。但张仪使用种种手段，通过楚国大夫靳尚，向怀王夫人郑袖说情，郑袖于是劝怀王把张仪放掉，与秦和亲。怀王受郑袖蛊惑，又害怕得罪秦国，加上仍贪于土地，权衡再三，最后下令把张仪释放。于是张仪又趁机发挥他纵横家的本色，用虚幻的利益来引诱怀王，他承诺说：“泰国出兵攻打卫都和阳晋，一定会堵塞天下的关口。大王出动全部军队去进攻宋国，不用几个月宋国就可以攻下来，拿下了宋国，然后一直向东，那么泗水边的众多小国就全归大王所有了。现在秦国和楚国接境连界，本来是地缘亲近的邻国。大王如果能听取我的意见，我将让秦国太子到楚国做人质，楚国太子到秦国做人质，长久作为兄弟邻邦，永世互不攻伐。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

    一席话说得楚怀王连连点头称是，他马上同意与秦和好，并厚礼待之，送他回去。不久，屈原出使归来，问及怀王为什么不杀张仪时，怀王才明白自己又上当了，派人去追已为时晚以矣。

    张仪在这个局里所承诺的利益，即答应给楚怀王的好处，从来没有实现过，只是引他上钩的诱饵。而楚怀王利欲熏心、头脑简单，连上了两次当。这就是空手套白狼、无中生有的布局之道。它利用的是人性贪婪的弱点，从而使他们上当受骗，满足自己的利益。当然要将这个计谋玩得得心应手，并不是很容易，它需要机智与智谋，一旦失手，其下场就是一个“惨”字，因此，空手套白狼，玩的就是心跳。

    要善于用人

    人才就是权力，即便没有武力，没有财力，但只要身边人才汇集，什么都会逐渐得到，包括权力。

    汉武帝初即位时还很年轻，当时的朝政大权控制在窦太后手中，但是汉武帝仍想办法笼络人才。他曾经颁布命令，让各地举荐人才，于是，公孙弘、庄助以及许多有名的儒生同时进入京城，其中就有董仲舒。

    董仲舒是当时的奇才，少时读《春秋》，颇有心得，汉景帝时已列名为博士，为学子们讲书，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远近学子都奉他为老师。他的一篇详论天人感应道理的文章被汉武帝看到，汉武帝击节称赏，叹为奇文。后来汉武帝询问儒生们治国良策，董仲舒施展平生所学，压倒群儒，独得汉武帝宠幸。

    就这样，汉武帝不断发现和破格使用人才，先后起用了一批人才。其中被司马迁誉为”为人多大略，智足以当世取舍”的韩安国，被汉武帝委任为北地都尉，后又被任为大司农，窦太后死后，升为副丞相。汉朝有着名的汉赋，提到汉赋就不能不提司马相如，但司马相如也不是只能写汉赋。汉武帝用其所长，在建元年间从四川把他请到京城做郎官，从事审核和润色政府重要文告的工作。建元六年，又让他以天子使节的名义出使西南夷，抚慰那里的少数民族。唐蒙、庄助很有谋略，且外交能力过人，汉武帝就让他们出使夜郎和东瓯，他们两人不负王命，终于在建元时期降服了夜郎和东瓯。

    建元六年，窦太后病死，汉武帝摆脱了束缚，他终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治理国家。于是，他罢免了窦太后安插在朝廷里的所有党羽亲信，重新任命曾经协助他革新的舅父田玢为丞相，把韩安国提拔为御史大夫。后来汉武帝又连续几次要求各地推举孝廉、贤良、方正、茂材。他下诏书表示要将这些有“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破格任为“将相”或出使他国。

    当时有个吴人名叫朱买臣，性好读书，因此没有多余的家财，40多岁还是一个落迫儒生，连妻子都养不起，只得入山砍柴换钱度日。后来妻子不堪忍受贫穷，弃他而去。朱买臣仍操旧业，边读书，边卖柴。直到他将近50岁时，始有机会入京。到长安后，朱买臣就上书自荐，又经同乡庄助引见，武帝予以召见，面询学术。朱买臣的才学很合武帝的心意，遂拜他为中大夫，与庄助同侍禁中。米买臣就这样由一介平民一跃成为官员。

    后来，朱买臣又献策说：“东越王余善，向居泉山，负隅自固，一夫守险，千人俱不能上，今闻他南迁大津，去泉山约五百里，无险可恃，今若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趋，破东越不难。”武帝听后很高兴，便任他为会稽太守，还对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今你可衣锦荣归了。”朱买臣果然击破东越，武帝就升他为主爵都尉，列为九卿之首。

    《汉书》中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确实，汉武帝时，任用了韩安国、主父偃、朱买臣、卫青、霍去病、霍光、李广、程不识、金日、卜式、桑弘羊、公孙弘、董仲舒、郑当时、张骞、苏武、司马迁、司马相如等，这些人都成为一代辅相、名臣、将领。

    汉武帝和他的政府班子共同努力，为我们捧出了一个如冉冉升起的红日般的盛世——天汉。电视剧《汉武大帝》说汉武帝“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由此，汉武帝也成了中国古代几百个皇帝中出类拔萃的第一流皇帝。这些与他善于统御人才有莫大的关系，正应了“善用人者，可争天下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的道理。

    做人，要服从游戏规则

    寻找“替罪羊”是自古成大事者经常使用的一个手段。李渊在发迹称霸的过程中也玩了几手漂亮的幕后策划把戏，其中之一就是寻到了李密这只“替罪羊”。

    隋朝末年，李渊从太原起兵后不久，便选关中作为长远发展的基地。因此，他就借“前往长安，拥立代王”为名，率军西行。

    李渊西行入关，面临的困难和危险主要有三个：第一，长安的代王并不相信李渊会真心“尊隋”，于是派精兵予以坚决的阻击。第二，当时势力最大的瓦岗军半路杀出，纠缠不清。第三，瓦岗军还用主力部队袭击晋阳重镇，威胁着李渊的后方根据地。

    这三大危险中，隋军的阻击虽已成为现实，但军队数量有限，且根据种种迹象判断，隋延没有继续派遣大量迎击部队的征兆。但后两个危险却不可掉以轻心，瓦岗军的人数在李渊的十倍以上，第二种或者第三种危险中，任何一个危险的进一步演化，都将使李渊进军关中的行动夭折，甚至有可能由此一蹶不振，无东山再起的机会。

    李渊急忙写信给瓦岗军首领李密详细通报了自己的起兵情况，并表示了与瓦岗军友好相处的强烈愿望。不久，使臣带着李密的回信又来到了唐营。李渊看了回信后，口里说了声“狂妄之极”，心里却踏实多了。

    原来，李密自恃兵强，欲为各路反隋大军的盟主。他在信中实际上是想劝说李渊听从他的领导，并要求李渊速作表态。

    李密拥有洛口要隘，附近的仓中粮帛丰盈，控制着河南大部，向东可以阻击或奔袭在江苏的隋炀帝，向西则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取已被李渊视为发家基地的关中。因此，李渊虽知李密过于狂妄，但也知道李密确实有狂妄的资本。

    为了解除西进途中的后两种危险，同时化敌为友，借李密的大军把隋炀帝企图夺回长安的精兵主力截杀在河南境内，李渊对次子李世民说：“李密妄自尊大，绝非一纸书信便能招来为我效力的。我现在急于夺取关中，也不能立即与他断交，这样只会增加一个劲敌。”于是，李回信一封，大意是当今能称皇帝的只能是你李密，而我年纪大了，无此愿望，只求到时能再封为唐公便心满意足，希望你能早登大位。因为附近尚需平定，所以暂时无法脱身前来会盟。

    李世民看了信说：“此书一去，李密必专意图隋，我可无东顾之忧了。”果然，李密得书之后，十分高兴，对将领们说：“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

    李渊投李密之好，把他当成台面人物，使得他不再对自己有防范，不仅避免了与李密争夺关中的危险，而且还为李渊西进牵制住了洛阳城中可能增援长安的隋军，从而达到了“乘虚入关”的目的。李密中了李渊之计，十分信任李渊，常给李渊通信息，更无攻伐行为，只专力与隋朝主力决斗。之后几年中，李密消灭了隋王朝最精锐的主力部队，而自己也破打得只剩两万人马。而李渊则利用有利时机发展成为最有实力的人，不费吹灰之力便收降了李密余部。

    李渊利用李密的弱点，一番吹捧，便把李密送上了热闹却危险的舞台，而自己则不露行迹，等到前台的戏一结束，他便出来收拾摊子，凭空落下天大的好处。李密的失误，在于他把指挥棒轻易地交给了李渊，自己粉墨登场，做起了悲剧角色的演员——“替罪羊”。

    “替罪羊”的作用是为自己打头阵，让他们处于风口浪尖上，却觉得自己风光无限，让他们去承受明枪暗箭、忌恨攻击，成为众矢之的。而自己就做那个稳坐钓鱼台的渔翁，坐收渔利，成为最后的也是最大的赢家。

    要善于掌握主动权

    在人生的博弈过程中，主客之势常常发生变化，有的变客为主，有的变主为客。关键在于要变被动为主动，争取掌握主动权。只有掌握主动权，才能让乾坤皆随我转，才能万事皆如我意。

    明朝嘉靖年间，奸臣严嵩独揽朝政大权。在他掌权的日子里，以严家父子为首的腐败集团一个个依官仗势，作威作福。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官吏，谁都不得不让他们几分。

    可是在浙江淳安县里，却出了一位靠为政清明而飞黄腾达的政坛奇人，他的名字叫海瑞。

    海瑞是广东琼山人，从小死了父亲，由母亲抚养长大，家里生活十分贫苦。二十多岁时中了举人后，他做过县里的学堂教谕，教育学生十分严格认真。不久，上司把他调到浙江淳安做知县。过去，县里的官吏审理案件，大多是接受贿赂、胡乱定案的，海瑞到了淳安，为官十分清廉，并且认真审理积案。不管什么疑难案件，到了海瑞手里，都一件件调查得水落石出。当地百姓都称他为“海青天”。

    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是严嵩一党，仗着朝中有严嵩撑腰，到处敲诈勒索，谁敢不顺他的心，就让谁倒霉。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住在县里的官驿里。

    若是换了别的县，官吏见到总督大人的公子，奉承都来不及，可是在淳安县，海瑞立下一条规矩，即使是大官贵戚，也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

    胡宗宪的儿子平时养尊处优，看到驿吏送上来的饭菜，认为是有意怠慢他，气得掀翻了饭桌子，喝令随从把驿吏捆绑起来，倒吊在梁上。驿馆里的差役赶快报告海瑞。海瑞知道胡公子招摇过境，本来已经感到厌恶，现在他竟吊打起驿吏来，就觉得非管不可了。

    海瑞听完差役的报告，装做镇静地说：“总督是个清廉的大臣，他早有吩咐，要各县招待过往官吏，不得铺张浪费。现在来的那个花花公子，排场阔绰，态度骄横，不会是胡大人的公子，一定是什么地方的坏人冒充公子，到本县来招摇撞骗的。”随后，他带了一大批差役赶到驿馆，把胡宗宪的儿子和他的随从统统抓了起来，带回县衙审讯。一开始，那个胡公子仗着父亲的官势，暴跳如雷，但海瑞一口咬定他是假冒公子，还说要把他重办，他才泄了气。海瑞又从他的行装里，搜出几千两银子，统统没收充公，还把他狠狠教训一顿，撵出县境。

    胡公子回到杭州向他父亲哭诉的时候，海瑞的报告早已经送到巡抚衙门，说有人冒充公子，非法吊打驿吏。胡宗宪明知道他儿子吃了大亏，但是海瑞信里没牵连到他，如果把这件事传扬出去，反而失了自己的体面，就只好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了。

    海瑞面对强大的势力时，并没有趋炎附势，而是利用计谋，既打击了对方的嚣张气焰，让其有苦说不出，还让自己占据了一个有理有据的制高点，真是一举两得的妙计。

    这就是反客为主的博弈智慧，其实做事与做人都一样，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掌握主动权，只有掌握主动权才能掌握自身命运。从退守转向进攻，这是一个过程，从被动转向主动同样也是一个过程，抓住机遇，看准时机，打一场漂亮战。

    好风凭借力

    如果自身的力量太单薄，势力太弱小，在人生这一战场上无疑会处于劣势地位，因此要学会借势。如何借势？或许我们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成功历程中可以获得启示。

    胡雪岩的许多经营活动，都十分注重借势经营，与时相逐，其中很多是围绕取势用势展开的。他也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取势用势的机会，从而不断地拓展自己的地盘，张扬自己的势力。

    在胡雪岩的借势过程中，他借的最多的便是官势，这也是他发家的资本。

    胡雪岩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经亲戚推荐，进钱庄当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正是在这一时期，胡雪岩遇到了王有龄，他听说王有龄是捐班盐大使，便感到机会来了。他利用收款的机会，为王有龄筹措了500两银子，资助他进京拜官。

    王有龄因为胡雪岩这一帮助，得了机会补了空缺，后来知恩图报，胡雪岩得以借机有了自己的钱庄。随后，因为有了王有龄这个名声很好、升迁很快的后台，胡雪岩发现自己面前突然展开了一个新世界。粮食的购办及转运、地方团练经费与军火费用、地方厘捐、丝业，各个方面的钱都往胡雪岩所办的钱庄流了过来。

    要寻找保护的办法很多，首先是继续帮助有希望、有前途的人。在这一点上，对于王有龄绝对适用，家中如何用度、个人是寒是暖、上司如何打点，都在胡雪岩的帮助行列。随后是何桂清。因为有了王有龄的例子，胡雪岩对何桂清更是不惜血本，为了他的升迁，一次可以放出15000两银子；为了讨他的欢心，也为了日后自己的商业，忍痛把自己的爱妾转赠于他。

    胡雪岩明白，办团练、漕米改海运、征厘捐、购军火、借师助剿，所有这些应对办法，虽然是绕了一道弯，是在代他人操劳，但是到了最后，无非是帮助这些人得到朝廷赏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了这些人地位的稳固，自己的商业势力也就有增无减了。

    何桂清在苏浙之日，为朝廷出力甚勤，所以在这一带的影响日盛。因为这个缘故，胡雪岩的点子也有了市场，他的商业也有了依托。他个人在经营中逐渐冲破了先前钱庄的经营观念，开始在以官府为后盾的前提下向外扩张。

    何、王集团土崩瓦解之日，胡雪岩也已经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商业保护人了。这一次的寻找是有意识的，不过也不得不迁就时局，于是，左宗棠这样一位世纪人物就出现了。

    左宗棠在位之时，胡雪岩为他筹粮筹饷，购置枪支弹药、购买西式大炮，购运机器，兴办船厂，筹借洋款。这些事耗去了他大部分精力，但是胡雪岩乐此不疲。第一是因为这些事本身就是商事，可以从中赢利；第二是因为左宗棠必须有这些东西，才能安心兴办洋务，成就功名大业。左宗棠是个英才，事业日隆，声名日响，他在朝廷中的地位日益巩固，胡雪岩就愈加踏实。他原来之所以仰赖官府，就是为了减少风险，提高安全性。现在有了左宗棠这样一位大员做后盾，有了朝廷赏戴的红顶，赏穿的黄褂，天下人莫不视胡雪岩为天下一等一的商人，莫不视胡雪岩的“阜康”招牌为一等一的金字招牌。胡雪岩也敢放心地一次吸存上百万的巨款，也可以非常硬气地与洋人抗衡。

    红顶商人胡雪岩能够在商场叱咤风云，固然与其自身能力分不开，但更重要的一点，却在于他懂得借势之道。

    孙子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聪明人都懂得借势的道理，就是借助他人的力量、金钱、智慧、名望甚至社会关系，用以扩充自己的大脑，延伸自己的手脚，增强自身的能力，借他人之光照亮自己的前程。如果你想尽快成功，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载体，也就是说，你想尽快到达成功的目的地，就必须“借乘”一辆开向成功的快速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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