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汇率理论与供给侧理论

    2015年经济学领域的关键词是供给侧改革理论；2016年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关键词很可能是汇率理论。如果汇率基本不动，没有人会关心汇率；如果汇率要“动起来”，尤其是“较大幅度地浮动起来”，所有企业包括投资者，甚至老百姓都会关心汇率。很遗憾，截止到目前，中国还没有权威的汇率理论！比如说，汇率的本质是什么？汇率与人民币战略的关系？汇率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关系？汇率对进出口企业的不同影响？汇率与资本账户开放的关系？汇率与外汇市场的关系？

    2015年，宏观经济学领域有两件大事，一是习主席专门组织中央政治局委员学习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二是习主席推荐并且强调要以供给侧理论为指导，做好新时期的宏观调控工作。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习主席指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引述了好几段，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两句话：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为人类经济学包括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这也是习近平经济学思想的核心！传统经济学理论必须重新写过，而且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没有讲过的，比如供给侧理论，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要重写！

    习主席说了那么多，“供给侧理论”一词也几乎人人知晓，但都没有谈汇率！没有谈人民币战略！？我多次强调：最高领导人没有谈的，很可能是最核心的理论，属于国家级最高战略，不能谈。当然，没有谈的，也可能是还不成熟的，仍然存在争论，需要大力研究创新的理论。

    很多时候，实践是走在理论前面的，但作为经济学家，必须在实践之前做理论研究，我在2005年提出，在2010年完善的“货币异化理论”就是在汇率“动起来”之前所做的理论准备。而到2016年，人民币汇率不仅要“动起来”，而且要“较大幅度地浮动起来”，所有人都在关心汇率，宏观经济调控的重中之重也是汇率，指导理论在哪？

    回过头来看供给侧改革理论。供给侧改革，包括理论与实施两个方面，它的实施，就是坚决地去库存、去产能、去僵尸企业，增加有效供给。还有几个是不能说的，就是调整人民币汇率，加快开放资本账户，直至建立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外汇市场。不能说的，都与人民币战略相关。供给侧改革当然需要理论指导，但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说了，供给侧理论（体系）来自美国，我们仅仅是借用，是借题发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为什么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因为在市场化改革中，尤其是人民币战略实施过程中，很多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比如，增加有效供给与开放资本市场的关系，创新市场能不能增加有效供给？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是中国的历史机遇，还是引发重大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

    凡是不能说的，都是最怕干扰的。为什么怕干扰？因为搞不好真可能引发危机。供给侧改革理论即是处理危机的理论，也是很可能引爆危机的理论，这一点，与人民币战略实施计划类似！

    2016年中国经济很困难，已经出现危机预警，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仍然很高，危机四伏，因此必须有人挑大梁，承担“核心”的角色，没有核心，就不能坚决实施供给侧改革，就不能度过危机。供给侧改革理论与“习核心”就这样应运而生。

    我一直强调，没有理论，是危机的产物，也是危机的源泉。这一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表现尤其清晰。人民币战略绝不是调整一下汇率那么简单。

    汇率是什么？首先要回答：货币是什么？于是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货币是价值尺度，准确地说是：在货币流通范围内，不同（性质的）劳动被抽象为劳动力价值以后的计量尺度。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理论贡献。那么，超出一国货币的流通范围呢？劳动力价值如何比较？马克思没有说，因为他的时代没有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也没有“汇率”这个东西，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创新。我在《货币异化与产权革命》一书中指出：汇率是不同货币流通范围内产生的劳动力价值在相互比较中使用的价值尺度，简述：汇率是国际间不同国家劳动力价值相互比较、进行价值交换的计量尺度。这种表述完全沿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从劳动，到劳动力价值，再到劳动力价值的交换比较——但却赋予了新经济时代的内涵。既然是不同国家劳动力价值的相互比较，那么就必须有共同的市场环境，经济全球化由此而来。

    从世界范围讲，货币不仅在实体经济中流通，同时大量流动在虚拟金融市场，货币汇率不仅要计量比较今天的劳动力价值，还要跨越时间，进行代际间的交换比较——马克思也没有说。市场是价值实现的场所，使用价值决定（劳动）价值，虚拟金融市场能不能实现价值？起码能发现价值，储备价值，进行代际交换。货币理论不能脱离虚拟金融市场，汇率理论更是如此。于是：跨越时空进行劳动力价值交换的理论产生了，它就是从经济全球化到虚拟金融市场全球化这一历史新时期的新的“汇率理论”。

    任何不尊重虚拟金融市场的理论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伪理论！中国之所以在虚拟金融市场领域连续出现危机，之所以在汇率问题上操作被动，就是因为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

    2015年——2016年初，中国出现了很多怪事情，几乎所有的怪事情都与严重的族群分裂，与思想界学术界争吵不休相关！比如关于宏观调控与汇率的关系，关于政府要不要干预市场——要不要救市，关于要不要放松银根，如何适度宽松、定向宽松，关于人民币市场化与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等等。

    供给侧改革理论的出现，就是为了避免各吹各号。但这个理论需要细化，需要与最关键的“汇率理论”相衔接。为什么？供给侧理论不能谈汇率，但汇率却是2016年全中国、全世界都关注的最热经济学名词，也是市场变化最大的一部分。

    第二节理论核心在于防止人民币资产大幅贬值

    什么是经济危机？什么是金融危机？简单地说，就是国家、企业、居民储备财富的灰飞烟灭，包括创造财富的机制、体制都可能要“凤凰涅槃”，以货币价值计量，很多资产要大幅度贬值。

    实际上，我们在2015年——2016年初看到的“股汇双杀”就是人民币资产的大幅度贬值！有人说，没有供给侧改革理论（要“三去”），很可能不会看到“股汇双杀”。那是本末倒置，“股汇双杀”是多年积累问题的集中反映。供给侧改革理论的出台，正是为了有序地解决多年积累的问题，有序释放风险，避免操作过程中的失误。

    比如说，房地产行业去库存，肯定将在一段时间内降低房地产市场的投资率，但不去库存，长期拖着，很可能最后要炸掉许多房子——因为的确有很多房子会被淘汰，永远没有人买；比如说去僵尸企业，很多企业已经落后于时代，产能严重过剩，但长期死而不僵，僵而不死，还要天天给它们输血，导致全行业都是低效率，甚至整体亏损！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坚决关停并转僵尸企业，让产能与需求相对应，市场价格有所回升，企业恢复造血功能；比如人民币汇率向下调整，中国经济整体下行，汇率与竞争力不相符，必须调整，产能恢复宏观经济的活力。

    这其中有很强的辩证关系，怎么推进供给侧改革！房子不可能炸很多，企业不可能关很多，人民币汇率向下调整，也有幅度限制。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理论的核心：既要“三去”，也要“三扶”（扶持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扶持市场价格回升，扶持企业恢复盈利）！人民币汇率要向下调整，但最终目的是要恢复上行，要坚挺，要成为硬通货！理论很重要，操作更重要。

    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变的经济现象，理论需要有极强的可操作性，需要本地化，时代化。

    供给侧理论其实不是什么新理论，但它拿到中国，就是创新，拿到现在着重提出，就是极大的创新！而且还要给它贴上“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标签。

    很多经济学家在研究供给侧改革理论与需求侧治理理论的分歧，好像他们俩水火不相容，好像有轻有重。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理论的实质就是调整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不平衡关系，这种调整，既有供给侧供大于求的一面，更要供给侧缺乏创新的一面，所谓“卸包袱”，救市坚决关停并转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产能，包括企业！要让中国经济轻装前进，进而为改变中国铺路，这是关键点。怎么卸包袱？去产能、去库存，去僵尸企业，包括人民币汇率贬值，重在“度”的把握——没有理论能够说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其实是为了保卫人民币资产，包括老百姓已经转为积累的人民币资产，强制征收房产税，按照高限征收房产税，只会使房地产市场出现极大震荡，房地产价格急剧下跌，甚至“归零”，老百姓的血汗钱一瞬间灰飞烟灭，这不是“借题发挥”，而是毁灭中国！

    供给侧改革理论发出的主要信号是“转变”，啥都要变，经济体制要变，包括宏观经济指导思想都要改变。必须承认，供给侧改革理论的提出，有源于对当前过度强调振兴实体经济，过度强调刺激消费的现状不满——包括像阿里巴巴那样的超低价消费，已经破坏实体经济赖以生存的市场法则；也包括对一味地依赖投资、依赖货币政策环境超宽松的习惯思维。但，绝不要以为：所谓“绝不轻易重复当年四万亿的错误”就是绝不轻易地降准、降息。那也是绝对。

    从国际经济学发展演绎的历史潮流角度思考，单纯依靠供给端、或曰单靠供给侧经济学理论实施宏观调控并不成功——宏观调控理论天然属于需求侧理论。回顾历史，1970年代，美国历经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消费”，以刺激经济末端为主，结果是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这两个本来水火不容的经济现象同时出现，于是产生供给侧理论——这一点与今天的中国完全不同，中国是产能过剩与通货紧缩并存。

    197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芒德尔教授，首次提出从“供给侧（supply side）”——刺激生产、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并获得诺贝尓经济学奖，他被称为供给学派的鼻祖。此后南加经济学院的阿瑟拉佛（Anther Laffer）教授画出一个著名的“拉佛曲线”，说服福特和里根总统以“减税刺激经济增长”，完善了供给侧学派。这派学者的理论基础是：以减税增加企业和个人所得，增加社会供给来拉动消费。说白了，就是扩大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同时大幅度减少国有企业数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这一套理论注重微观改革，似乎与今天中国高层准备推行的供给侧改革相吻合，但区别也很大，今天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理论侧重创新供给，必须紧跟时代需求，而扩大政府债务也与中国压缩地方债规模相左。

    从历史上看，供给侧理论对美英经济有所帮助，出现了二十年左右的经济增长，但却成为全球经济，包括欧美日经济的不治之症，目前欧美日等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高债务，尤其是政府债务负担极重，已经不堪重负。美国的次级债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包括日本的巨大债务负担，都源于供给侧理论，西方经济学的供给侧理论已经走进死胡同。被西方经济学否定的“供给学派”，竟在中国死灰复燃，其中深意谁懂？我的理解是，现在提出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是借用！

    重中之重的地方不是减税，不是扩大赤字，而是保卫人民币资产，防止出现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与西方供给侧改革理论产生初期的经济大环境完全不同，照搬是很危险的。

    首先，中国经济并非西方式的市场经济，我们的改革还未完成，绝大部分资源（土地及企业不动产）不能进入流通领域，货币所对应的资产环境与发达市场经济完全不同；中国劳动者绝大多数仍然处于低端劳动状态，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积攒财富的实力，稍微有一点点财富，也不知道如何保值增值；我们的城乡、工农、贫富两极分化仍然在扩大，其根源不在资本的占有，而在资本的运用。资本的有效运用应该是中国式供给侧改革理论的最大课题；我们急需解决未富先老，绝大多数人无法养老的问题，靠谁养老？唯有储备资产保值增值一条路，这中国式供给侧改革理论的关键；我们的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庞大的利益集团，成为僵尸企业的聚集地，让它们关停并转，难度可想而知。

    很显然，习总书记是明白这一切的，但没有办法，唯有硬着头皮深化改革——这就是“闯关”一词的来历！中国必须踏实地，必须面对现实创新理论，必须依靠朦朦胧胧的理论去一点点地解决中国特有的难题，西方的经济理论只能借用，决不能生搬硬套——而且要明白，那些部分是绝不能照搬的。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是必须做的——当前是去库存、去产能，去除僵尸企业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推动市场化建设，实现人民币资产的保值增值。

    供给侧改革理论的实质不仅是要下决心关停并转一大批僵尸企业，下决心搞混合所有制改革，下决心扭转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局面，下决心振兴股市。也要提升人民币资产的价值。企业价值不是以投入计算的，而是以产出（能力）计算的，居民转为储备的价值不是以买入价计算的，而是以预期计算的。供给侧改革将扭转人民币资产下行趋势的预期，这需要全方位的改革，急所是避免危机。人民币汇率为什么重要？它是计量供给侧改革“度”的把握是否适度的最重要指标。汇率是什么？它是全球各国劳动力价值比较的唯一尺度。什么叫劳动力价值？既要看到创造劳动力价值的现实水平，也要看到转为储备的劳动力价值保值增值的水准。供给侧改革失败，中国的劳动力价值将一落千丈，人民币资产将大幅度缩水，人民币汇率也将暴跌。相反，如果供给侧改革成功，绝大多数中国企业扭亏为盈，产出增加，创新能力增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走强，中国的劳动力价值提升，储备价值增值，人民币汇率坚挺。

    很显然，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供给侧改革理论出台的危机背景，供给侧改革理论的实战应用必须把握不出现重大危机这个关键点。

    危机来了，改革将被迫停顿，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化，也将一风吹。那才是最大的危机！因此，供给侧改革必须与保增长相结合，保增长不是保7%，保8%，而是保住6.5%，不要以为很容易！当前，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消费端推陈出新，都要以支持经济上行为目的，以防范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为重点。要审时度势，不要考虑推倒重来——这是关键。

    供给侧改革理论需要简政放权，但关键点在市场化，通过市场创新实现人民币资产的保值增值。所谓要大幅度减税，要扩大地方政府债务，不惜在短期内大幅度增加赤字，不惜人民币汇率下跌，不惜人民币资产贬值，不惜股市暴跌股民财产灰飞烟灭。这一切都是有悖于供给侧改革理论的。当前的急所是防范重大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因此逆转股市暴跌趋势，稳住人民币汇率，保卫人民币资产是重中之重。

    第三节未来人民币资产靠什么定价

    保卫人民币资产，重中之重在于国际市场定价，这很可能是“汇率理论”的核心。以前不讲汇率，因为大规模的国际资产买卖对中国来说很陌生——人民币市场的封闭运行，即保护了人民币资产不会被外资收购，也限制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收购。而人民币“入篮”，很可能改变一切！人民币资产在国际市场如何定价，人民币以什么汇率水平去收购海外资产。目前中国股市基本是封闭运行的，外资想通过股市杠杆收购中国企业基本是“此路不通”，但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后，全球资本必然提出通过股市交易中国企业资产的诉求，况且，人家是用人民币买——外币通过中国的外汇市场市场换取人民币，然后通过购买股票拥有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除非我们继续说“不”，否则不能制止。以前人民币资产是中国政府定价，今后是市场定价，尤其是通过汇率市场调节定价。汇率成为关键之关键！

    我在以前提出过：研究中国经济，研究经济全球化后的金融市场全球化首先要有新的经济学思想。经济学理论需要全面创新，甚至需要改写。

    在新经济时代，人类经济学思想受到来自两方面的严峻考验，一是创新劳动的兴起，创新劳动引领全球范围的劳动力价值交换，各国的劳动力价值交换需要跨越“空间”（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自由浮动的理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二是人类平均寿命的大幅度增长，自然寿命与劳动寿命出现严重背离，“不劳动的”人越来越多，劳动力价值的交换需要跨越“时间”（劳动力价值代际交换理论是虚拟金融市场理论的基石）进行（等价）交换——绝大多数人都要将财产储备传给后代。这两个重要变化导致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从逻辑链的起点上就发生了异化，由此产生劳动异化和货币异化理论。它们是新经济时代所孕育的创新经济学思想。

    空洞的经济学理论没有几个人感兴趣，比如我一再地指出：股市暴跌，人民币资产定价极低，大量人民币资产将被贱卖，这不仅是过去式，更是未来式。它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实战问题。理论与实战没有难以逾越的鸿沟。

    传统的货币理论不仅无法解决劳动力价值的现实定价问题，更无法面对跨越时空的劳动力价值的定价问题，更何况企业资产定价，包括股市定价、土地以及房地产定价。

    啥叫传统的货币理论？当人类尚处在以物易物的蒙昧时代时，货币，就是创新：一个农妇用皮毛缝制了两件衣服，而另一个农夫却抓住了两只野羊，御寒是需求，解馋也是需求，农妇的两件皮衣，暂时只需一件；农夫的两只肥羊也闲置了一只，于是交换产生。两个人交换可以以物易物，很多人交换，尤其是很多东西交换，很难以物易物！聪明的人发明了货币，最初是一颗颗晶莹透亮的贝克，这些贝克几乎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但它却可以承担价值尺度的作用——剂量不同劳动的凝结物——劳动时间。最初的货币就是为了计量不同劳动产品中所内涵的劳动力价值，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劳动创造价值，价值需要用抽象掉的劳动时间计量，然后才能交换。为了计量劳动力价值，首先需要计算出凝结在不同劳动产品或曰商品中的劳动时间，于是马克思提出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抽象劳动等概念。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数。于是，异化的理论前提出现了：

    为什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很简单，马克思没有见过汽车，更没有见过飞机、火箭，他可能看见过火枪，但绝没有见过火炮，更没有见过导弹，原子弹。啥叫互联网，可能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凝结了多少劳动时间，他怎么知道，现代劳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复杂——有时候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马克思时代的劳动只是盖房子、织衣服，种包谷，最最复杂的劳动可能就是做木工活了，这些劳动都可能由现代的机器人替代，这样的劳动，怎么在今天进行全球市场的交换，怎么跨越时间进行交换！

    今天的劳动是“互联网+”，总称“创新劳动”。一个创新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如何衡量，可能绝不是“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数那样简单，因为它不仅是倍数，而是乘数，举例子，比尔盖茨是不是劳动者，他的创新劳动产品所包含的劳动力价值可能相对于几百万普通劳动者在同一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量！如何计量。如何交换？解释这种交换，操作这种交换，不仅需要新的货币理论，而且需要按照这种理论创新的市场环境！

    新的经济学还遇到新的时代考验，我把它概括为以下几点：

    由于经济高速发展，更由于创新劳动的高速发展，创新劳动的不断创新首先被应用于延长人的劳动年龄（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从事价值创造的劳动年龄得以延长；同时医学的进步，也在提升劳动者的自然寿命），但由于，当人类平均寿命大幅度增长后，绝大多数人的自然寿命与劳动寿命出现了严重背离。倒退几十年，绝大多数人可能在10岁左右就上山放羊了，很多人到闭眼前一天还在地里干活。现在呢？二十五岁还在“啃老”，因为不拿到研究生学历就找不到好工作，不仅自己无法创造价值，还要消耗父辈积累的劳动力价值；更有一大批人，尤其是创新劳动者，他们到五十岁左右就想游山玩水了，创新劳动的劳动寿命极短。于是，这个世界从总量和比例上看：“不劳动的”人会越来越多，怎么办！？

    好办，一方面，创新劳动创造了足以让更多的人不劳动的财富条件，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成为创新劳动者，创新劳动是源源不断的；一方面人类的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另一方面，需要被“养活”的不劳动者越来越多，没关系，靠积累，靠虚拟金融市场实现储备劳动力价值的保值增值。劳动力价值能够通过虚拟金融市场实现跨越“时间”的代际交换，一个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可能要与其孙子辈进行价值交换——虚拟金融市场的作用凸显而出。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能各自闭关自守了，“闭关自守”的世界已近终结，经济全球化使商品交换、劳务交换（实质是劳动力价值交换）在全球各国进行成为新常态，由此演进，各国都会提出购买它国创新知识产权以及拥有创新产权的资产的要求，兼并重组出现全球化趋势。以前的（国家主权）货币所带有的强烈国家印记已经受到考验，货币仅仅与现实劳动力价值交换相关联的理论受到考验。传统货币只是用来衡量本国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现在的货币则要用来计量不同国家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以前的货币汇率定价与资产无关，未来将成为“主线”。

    用什么货币去计量不同国家劳动者所生产的商品中所内涵的劳动力价值呢——货币异化理论产生了，用什么货币去计量不同国家的资产价值呢？货币需要“跨越空间、时间去计量劳动力价值”，需要流通在实体经济与虚拟金融市场的两个水库之间，它不仅是国际贸易的媒介，也是全球资产买卖的价值尺度，汇率理论应运而生。国际金融市场需要稳定器，国际货币体系应运而生，大国货币汇率主导国际市场的时代到来了。

    在新经济时代，人类交换的不仅是商品，劳务，还要交换能够生产商品的资产，这一点非常重要；有些资产因为负载着创新劳动而会不断地升值，有些资产因为已经没有创新价值而逐渐成为负资产，由此引发资产市场价格波动——股市波动的理论根据在此。新经济时代，货币不仅要考虑计量产品、计量商品的劳动力价值吗，还要考虑计量资产，这个资产的买卖对象不仅是货币流通的“国界”内的国民，还包括“国界”以外的“公民”。货币汇率公民化的时代到来了。

    如此复杂的交换如何定价？如果我们考虑到劳动力价值的跨时空计量，就不能不考虑到储备资产的计量，有些资产虽然不能产生现实的GDP，但它也有价值，有些资产“凝结”的劳动力价值很小，但却能创造巨大的劳动力价值。比如股票市场背后的资产，可以通过不断地兼并重组，收购创新资产。“两个水库理论”理论的重要性恰恰在这里；既然考虑到货币资产的计量，就不可能不考虑到资产市场的定价，股票市场表面上看是在买卖股票，实质却是购买资产，外汇市场似乎与资产无关，但所有的跨越国界进行的资产买卖都必须通过外汇市场（先兑换资产国货币），于是，实体经济与虚拟金融市场密不可分，现代虚拟金融市场理论应运而生；如果我们考虑到终于有一天，全球的资产市场都被联通，金融市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现代货币，不仅要计量劳动力价值，不仅要计量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劳动力价值，而且要计量全世界营运资产、储备资产的价值，能够计量它们的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货币，更不是古代的货币（贝壳或者金银），而是汇率，尤其是未来的汇率。

    汇率是跨时空计量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尺度，也是跨时空计量各国资产（处于升值趋势还是贬值趋势）的价值尺度！

    啥叫资产市场？它一方面是能过生产具有使用价值商品的固定资产，同时也是储备劳动力价值的虚拟金融资产。货币要来计量它，必然要受到全球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更会受到“贬值资产”“淘汰资产”与“朝阳资产”“创新资产”相互博弈此消彼长的影响。这个市场的波动率为什么很大，根源在这里。传统的货币已经无法计量变化无常的全球资产市场，最敏感的计量工具就是国际货币，或曰汇率。

    中国的人民币资产如何定价，光有股票市场是不行的，在人民币国际化后更不行。首先是人民币定价，汇率定价。很多人都希望中国拥有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定价权，定什么价？首先是人民币资产的定价。人民币不成为国际货币，啥权都不会有，人民币不能自由买卖，人民币资产就不能自由买卖，定价权有什么用。

    第四节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思想创新

    人民币只在中国境内流通，世界还是“老样子”，当人民币开始在全世界流通，世界是什么样，中国是什么样，我们考虑过吗？恐怕绝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天翻地覆。

    这一切，可能吗？目前还是只能做，不能说，说多了，没有用。但在思想领域展开讨论很有必要，不仅因为思想可以超前，也因为思想可以自由想象。

    但在中国，缺乏思想的想象！比如说，“汇率”一词突然间就火了，但倒退一年，甚至几个月，谁会想到汇率！而在企业、投资者，都在思考汇率是什么的时候，经济学家却整体寂寞。

    我们常常说，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更重要的是推进思想创新。

    近些年来，所有围绕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径的争论都看不到新的经济学思想的影子，因此抓不住关键点。人民币国际化的实战为什么屡败屡战，也是抓不住“汇率理论”这个核心。汇率所保护的不仅是现实的劳动力价值，更是凝结着劳动力价值的资产；汇率所面对的不是国界，而是打破国界；汇率的基石是和平发展，而不是货币战争——经济学思想为什么要被媒体、被低俗所纠缠呢？

    汇率理论的出发点，或曰逻辑起点仍然是“劳动”，劳动创造价值，货币交换劳动力价值，这是所有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没有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经济学理论都不会有真正的思想建树。但在新时代，“劳动”（劳动价值论）性质发生巨大变化，劳动力价值交换的市场超出国界，创新劳动要与一般劳动相交换，今天的劳动力价值要与几十年以后的劳动力价值相交换。人民币在这个大背景下走向世界，融入国际货币体系，而且还要争取话语权、定价权。原来的思想体系能够适应这个巨大的变化吗？！

    近30年来，全世界的学术圈都承认哲学在退潮，社会学在“嚼剩饭”，而最时髦的经济学其实也没有多少进步。人类是否已经进入新经济时代，是否需要创新经济学，部分地颠覆传统的经济学？没有人敢于提出这个重大问题。而我十几年来一直在问：人类社会有没有可能开创一个新时代——如同第四次工业革命一样——从经济全球化走向金融市场全球化？人类社会是不是需要理论创新？在人民币还没有国际化之前，很多宏观经济学家不可能思考这个问题，而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后，这个课题可能非常迫切——因为它与现实的联系太紧密——不懂得这个问题，可能无法解释任何经济现象。

    经济学本身应该是充满创新的，是伴随时代进步的。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然后又是熊彼特（Joseph Schumpter）和凯恩斯……，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等，永远不能脱离时代特征。但就逻辑体系而言，尤其是逻辑起点而言，经济学却必须循规蹈矩：时代的巨大变迁已经使“劳动”发生巨大改变，但创造价值主要靠劳动这一点没有变；使用价值决定价值，市场的地位提升，但不能否认劳动。经济全球化，经济虚拟化都是新经济时代的经济现象，它对传统货币理论、汇率理论有哪些新的要求呢？

    人类纪元性的巨大变迁已经开始，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却看不到，因为人民币还没有国际化！

    我在十五年前在撰写《生存还是毁灭——货币异化与产权革命》一书时，从经济学角度对新经济时代做了“断代”性质的划定，指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不仅与我们祖先生活的时代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与30年前相比，变化也非常巨大，很多变化是本质性的，是“断代性”的。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创新，创新劳动改变经济学，而人民币国际化则会催生新纪元的经济学。

    仔细地思考人类近300年来的经济学成就，无论是开创古典经济学的亚当斯密、李嘉图，还是改变人类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包括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萨缪尔森等，他们的理论前提都是劳动。简单一点，马克思曾经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一点是不对的，其他生产要素同样与财富创造相关，而且可能占比越来越高），人类不劳动，三天变动物。但马克思说的劳动，无非是种地、织布，造房子；但在今天的时代，如果人类仅仅会种地、织布，造房子，可能连动物都不如。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劳动很快都会被机器人所取代，今天的劳动是创新劳动，会造机器人的劳动才叫劳动。

    时代变了，最本质的变化就是“劳动”。人类在什么环境下劳动？人类从事的是什么性质的劳动？人类劳动时间和技能水平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各国的劳动价值如何比较？创新劳动与一般劳动如何进行劳动力价值比较？今天的劳动力价值与未来的劳动力价值如何进行等价交换？通过长时间的思考，我提出：今天的时代，人类之所以能够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下劳动——即和平劳动环境，创新劳动占比有了极大的提高是最主要原因！没有创新劳动，人类很快将成为动物（像动物那样弱肉强食）！为什么习主席书记说：太平洋足够大，可以让中美两国实现长期和平发展。而这句话倒退几十年敢不敢说？如果人类生存仍然要靠地盘，靠战略空间，地缘政治的主要标志就是争夺地盘的战争。而现在，为什么有可能避免战争？创新劳动产生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创新劳动不需要战略空间，人类生存不需要靠武力抢夺！

    今天，不是争夺资源，而是争夺人才，是争夺能够孕育创新劳动的市场，虽然这样的争夺仍然激烈，但它已经属于人类文明的博弈。文明博弈就是创新劳动之间的博弈，它拒绝战争？为什么？人类的科技创新已经使文明博弈上升到极高水平，科技创新一方面喷涌着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也在消灭财富，包括不断地威胁到能够创造财富的创新劳动，因此，创新劳动就要时时创新，在求新创新中避免被毁灭。创新劳动为了什么？不仅是为了创造财富，更重要的是维护创新机制，市场可能比创新劳动更重要。争夺市场尤其是创新市场需要时时地进行国际比较，相互学习，因此，这种比较导致的结局不是相互毁灭，而是共存、共享、共荣！市场博弈是可以分胜负的，未来任何大国间的战争却没有胜负，追求创新劳动的新世界通过文明竞争而共同富裕，不必通过战争！人民币走向世界，就是为了这一天早一点到来！

    中国是一个追求创新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追求地盘的国家，当中国的创新劳动可以极大地提升中国资产价值的时代来临以后，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将引领全球劳动力价值的交换，中国所创造的劳动力价值不仅是我们祖先劳动力价值的上万倍，也可能是全球劳动力价值平均值的几倍。那时候，我们还会通过战争去索取吗，还会有人天天喊中国威胁吗？恐怕连悄悄说一声都不敢。预期靠战争恐吓，不如让创新劳动腾飞。一个比尔盖茨富可敌国，一个苹果加上谷歌的资产相对于好几个国家（的资产），只要市场是相互开放的，博弈是文明的，中国的劳动者一定能胜出，凭什么打仗！

    在未来的时代，从事创造价值的劳动时间相对劳动者的自然生命（占比）已经极大地缩短——劳动已经不是为了活命，也不是为了赚钱，它很大程度是为了享受——为了满足别人享受的劳动也是劳动。劳动越来越成为一种自然需要，不仅劳动本身是快乐的（创新劳动充满乐趣），而且所有不快乐的劳动都会被淘汰——奴役将成为历史，重体力劳动也将成为历史（全部由机器人完成）；人类劳动由创新劳动引领，虽然也会加大“贫富差距”，但在这种差距一方面源于一般劳动与创新劳动在价值量上无法比较，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社会激励——想致富，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推导出的结论：“贫富差距由占有生产资料并通过剥削劳动者而产生”的理论需要改写，贫富差距更多的将由于劳动差异而产生，传统农业，包括传统工业，都不可能实现财富积累，这样的劳动再多，也无法摆脱贫困，创新社会就要淘汰这种劳动。富裕要靠创新劳动，要靠市场，尤其是虚拟金融市场；人类劳动价值需要进行跨时空的价值交换——以促进创新劳动的国际化。劳动价值比较国际化了，货币也要国际化，劳动价值交换演绎为资产交换，金融市场虚拟化成为新的经济学理论的重中之重。劳动异化了，货币随之异化，货币异化理论应运而生，符合金融市场全球化的理论体系必须产生。

    我的货币异化理论描述了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超高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引出主权货币成为世界货币的必然性。货币异化理论承认主权货币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竞争关系，但反对阴谋论和战争论，因为这“两论”违反了我们这个时代和平发展的最主要特征，而且有损于新的（有人民币参与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说白了，如果货币战争理论成立，阴谋论满天飞，那就没有劳动力价值的国际交换，也就不需要国际货币，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新的世界经济学思想，也就没有了逻辑终点。

    对于创新劳动的出现，人类社会的改良与人类的融合是大趋势，不仅资本主义国家在改良，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改良，而且出现了长期和平共处，经济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等一系列积极迹象。人类痛定思痛的结果不是走向世界大战，不是走向人类毁灭，而是走向和平发展，民族融合，共存、共享、共荣，这是一个巨大的“同心圆”，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应该是现代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虽然货币战争的基因还存在，但货币制衡的思维却更广泛地存在——平衡可以制止战争。全球经济大都是混合经济，各国经济为什么不能混合，不能和平相处呢？混合经济正在改变着世界，现代世界货币体系则促成了这种改变。货币战争过去是不是真的存在过，我有疑问，今天各国为了争夺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和话语权仍然将充满博弈，我也必须承认。但博弈不是战争。人民币走向世界，就是要改变世界，让在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人民币参与国际市场博弈只会让这个世界发展更快、更和平。旧的理论，旧的思想体系，应该与新时代告别了。

    第五节中国资产定价之“魂”

    资产定价是非常复杂的，但它的“魂”必须存在，人民币资产定价更复杂，它需要“魂”很强大。今天我们谈国际市场，主要涉及劳动力价值的定价，未来我们谈国际市场，可能注意力会集中到资产定价上。劳动价值定价相对简单，资产定价极其复杂，没有强大的市场是要吃大亏的。这个市场买卖的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汇率，人民币对不同国家货币的汇率。

    不要以为汇率简单，它是中国资产定价之“魂”。未来很长时间，国际金融市场博弈都会围绕汇率展开，不仅仅是通过货币汇率走强、走弱对劳动力价值竞争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汇率能决定一个国家的资产到底值几个钱。

    如果给汉堡包定价，很容易，因此与国际市场汇率理论相关联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汉堡包”理论，即以各国汉堡包售价的高低评价各国汇率的真实度。这个理论是错的！起码是严重落后时代的。

    根据汉堡包理论，很容易得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结论：美国主要城市的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包的平均价格为2.7美元，在瑞士同类汉堡包的售价为4.52美元，而中国的同类产品售价仅为1.2美元（折合人民币9.9元），是SDR国家中的最低价格。所以西方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了，同样道理，它们认为瑞士法郎却被高估了。根据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即：e=pa÷pb 得到9.9÷2.7=3.65元，即1美元应兑换3.65元人民币，但是实际的汇率为6.5元左右，这样就意味着人民币被低估了40%。按照这个理论进一步推论，西方人不干了。

    我在本书中举例：著名的大连港资产总值40亿人民币，流通股30亿，股价4元人民币；美国纽约港资产总值100亿美元，全流通，股价10美元；日本神户港资产总值60亿美元，股价相对于8美元。算一算总市值就知道，人家一个港口可以买我们多少港口。当然，资产市场的控制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欧洲人至今也不可能去买美国的港口，美国人也不可能买日本的港口，但可以控制，未来也可能买。更何况，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港口是可以买卖的，即使是发达国家，一般的企业也是可以买卖的。政府只能以国家安全为名，阻止一定范围的资产收购，不可能拒绝所有的股权收购，尤其是上市公司。显然，购买力平价理论的缺陷不是它准不准，而是它把购买力平价的测算标的仅仅局限于一般消费品。

    汇率是否真实，既要考虑到消费品，也要考虑到资产价值；既要考虑有形资产，也要考虑无形资产。于是，创新劳动力价值时时计量被引入到汇率的标准中。

    港口是有无形资产价值的，这价值往往是它所处的位置以及辐射的区域，大连港辐射东北亚，半岛实验氢弹，试射远程火箭，美国特种兵进驻半岛，大连港的股价就会下跌。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是指创新劳动成果，有些企业固定资产很少（轻资产），但股价很高，背景就是它充满了创新劳动成果。比如苹果公司，市值高达万亿美元，它的固定资产可能不及一亿美元！

    当我们谈及人民币汇率定价，不能不谈及中国股市连续暴跌，不能不从虚拟金融市场的巨大泡沫谈到实体经济的巨大泡沫！啥叫泡沫？就是在充分买卖的市场中被投资者认定的价值高估！股市，是上市公司的聚集地，这些上市公司都是实体经济，但它们的股价不等于实际投入，这就是PE值的来历。股价代表什么？代表未来的估值。实体经济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设备，每一个厂房，甚至每一分钱资产都是真金白银堆积起来的，它们可能产生巨大的价值，也可能突然间没有价值？有些上市公司，可能永远有价值，比如港口，但它的估值未必高，因为它包含的创新劳动成果很少；有些企业价值可能飘忽不定，尤其是那些所谓包含很多知识产权的上市公司。美国的很多上市公司为什么定价高，一是历史形成，二是它们都有创新劳动价值在里面——即使是港口，也投资了高科技企业！

    中国股市哪来的泡沫？看市场怎么认定？如果盯住供给侧改革，要“三去”，很多企业要退市，最坏的情况就可能发生：工厂还在，资产（价值）没了——工厂的设备还在，厂房也在，它所生产的商品已经不具有使用价值，因此这个工厂也就没有了价值！

    有人说，供给侧改革理论主要针对的是虚拟金融市场的泡沫，其实是针对实体经济的泡沫。我们发展实体经济，是为了创造财富，创造价值，让从事实业的人拥有财富，同时带富一大批劳动者。而当一个上市公司被带上产能过剩的帽子后，它拥有的实体经济资产越多，股价却可能下行，甚至归零。不要以为美国没有这样的企业，它们上市公司退市的比例差不多达到50%。实践证明，一旦实体经济成为泡沫，更难去除。

    我一直坚决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发展实体经济，因为我的货币异化理论告诉我：创新劳动一方面使实体经济充满新业态，新鲜血液，另一方面却会非常残酷地淘汰老产业，消灭财富。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企业倒闭，很可能是整个产业突然间灰飞烟灭。在创新经济引领产业升级的年代，你可能刚刚建设好一条流水线，甚至一个工厂，还没有出成品你就会悲观地看到，已经有更先进的产品生产线出来了，你的已经过时了。模仿创新虽然来得快，但会导致重复建设泛滥，这就是中国产能过剩的真正症结所在！

    人民币价值依附在什么资产上，决定了它的未来价值！中国经济为什么有巨大的隐忧，人民币汇率贬值为什么会成为周期性的现象？根源之一在，中国的实体经济其实是模仿创新必然导致落后产能的代名词！

    反过来说，中国的人民币资产为什么会起伏很大，一方面是因为像大连港这样的上市公司只是玩实体经济，只是玩港口，它的资产很难高估；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如果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向创新型企业转型，都拥有很多创新知识产权，它们的价值是不是能够高估，股价是不是能够上行。

    时代进步的速度很快，模仿创新即功不可没，也是包袱。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比三十年前有了巨大的进步，也开始出口成套设备了。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模仿，其最关键组件又不能模仿，一个关键组件可能将我们全套设备赚取的价差全部覆盖，这样的企业太多了，包袱太重了。几十年前，我们可以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生存权，现在，廉价劳动力多得是，而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工业4.0时代，我们再生产“简单劳动”产品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进行劳动力价值比较，可能连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竞争不过？人民币汇率如何升值！

    这两年有了创业板，似乎要为创新劳动服务了，但在创业板中有多少上市公司是真正的创业型、创新型，有多少上市公司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股市暴跌我是不同意的，但看到如此多的“烂资产”充斥市场，它的整体价格怎么可能被高估。人民币资产高估要调整，这可能是股市熊市的基本面。

    啥叫实体经济泡沫，啥叫股市泡沫，其实就是资产贬值或曰价值高估。通常，很多人只看见虚拟金融市场泡沫巨大，埋怨股市，而看不见正是实体经济出问题了，上市公司的大量资产已经不能创造预期价值，依托这样的低效资产，甚至负资产，劳动者不仅无法创造价值，甚至连活下去都困难，这样的资产仍然给它十几倍的PE，虚拟金融市场当然虚火旺盛，怎么可能不大幅度调整。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不仅是GDP的晴雨表，更是资产价值的晴雨表。上市公司在创造价值，但它的股票却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当投资者认为该公司未来能创造更高价值时，就会追捧这样的股票，反之，如果投资者认为这些上市公司的资产已经是过气的资产，就会不断地卖出，结果就是股灾。中国经济下滑不仅是传统产业严重过剩，更是由于创新创业还不能担大纲——缺乏原创创新的基本面。我多么希望我们的创业板能有几家真正掌握首发型知识产权，能够不断地涌现创新劳动的优质公司呀，其实，只要有几家就行——依托它们就能够产生巨大的创新环境，能够使整体资产被按照创新企业来评估。

    必须强调，在创新劳动引领劳动力价值交换的新时代，计量资产是非常复杂的，因为资产往往没有“人”值钱，甚至没有“市场”值钱。资产只有与创新劳动相结合，资产价值才能高估，创新劳动只有遇到好的估值市场，才能使其价值实现最大化。举一个例子：李克强总理曾经举例说：中国可以生产1一吨钢铁，却不能生产圆珠笔芯。这是创新的问题，也是市场的问题。圆珠笔芯的市场毕竟太小了，不能用它概括所有创新劳动。

    市场是干什么的？发现价值，调整价值，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创新劳动不仅会迸发出极大的劳动力价值，也会使原有的创新劳动一下子被贬低为一般劳动，创新劳动可以改造设备，改造工厂，也可能毁灭设备，毁灭工厂，甚至使曾经的（创新）劳动变成没有价值的劳动。这样的劳动与这样的资产如何评估？从国家角度讲必须依靠专业的资产市场——股市，从全球市场角度讲，必须盯住汇率，汇率高低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资产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

    举一个例子，我们年轻时代都爱照相，那时候胶卷很贵，洗印相片也很贵，像柯达这样的上市公司，就很贵！现在，虽然还有照相机，但胶卷没有了，洗印照片的超级大企业柯达也没有了，它的价值变成零。中国的企业都是模仿创新型，都是看到别人好，再去追，于是，我们有了很多的柯达，比如说很多电视机厂，结果怎么样，现在连传统的电视机也卖不动了，每个人的手上都有电视机（手机），但很快就会出现虚拟现实技术，带一个眼镜就是电视机，手机微信都会被取代。追赶吧，一个上市公司从获取超额利润到平均利润再到没有利润，可能就是十年。上世纪的柯达可是活了近百年！

    中国经济的难题不是不能生产，而是没有市场倒逼机制，股市已经很难体现创新劳动市场的变化。因此，有些经济学家主张股市暴跌是好事情。

    需要倒闭，但不能都倒闭，要鼓励像大连港这样的上市公司去追逐创新，尽管创新之路艰难，但超级大公司抗风险能力恐怕比创业板那些小公司强很多。不要怕失败，中国的上市公司里面只要出现一个苹果公司，出现一两个比尔盖茨，新的产业就会跟着喷涌而出，它们创造利润的能力就会覆盖所有的亏损。

    今天的时代已经不能用GDP来论高低了，要看创新的能力，看维持创新的能力，看持续地创造价值的能力，持续地盈利，必须依靠创新。

    中国有几十个创新型的好公司，其他的都围绕它，为它服务、这就是产业转型。

    货币要永远追逐优质企业，创新企业，汇率则要追逐创新国家，它是国家竞争力的领先指标。股市投资者做什么？追逐创新型企业；政府做什么？扶持创新型企业。在2016年冬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当天，我应邀发出一篇评论文章：讲地方政府如何扶持创新创业，举了四川泸州市将建亚洲最大的无人机生产中心的例子。这个消息为什么我要评论，因为它体现了转型意志。泸州是地处西南的三线城市，以前只有各种各样的名酒和几家已经倒闭的军工企业，现在人家要造无人机了，而且一玩就是最大，总投资76亿。我为它点赞！中国今天要振兴地方经济，只能抓最前沿的，抓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创新概念，要走在当今时代技术创新的最前沿。工业4.0，就是智能与大众消费的紧密结合，未来不久全世界都将是机器人的天下，天上飞机器人，地下跑机器人，甚至每一个家庭，都有机器人。泸州能够引进巨资造无人机，将来就能够造其他的机器人，如果中国各地都能造机器人，中国企业的含金量必然提升，为这些企业服务的企业会更多，中国经济的含金量就大不一样了。泸州的经验告诉我们，落后的产业不可怕，只要新兴产业所创造的价值量能覆盖被淘汰的产业损失的价值量，我们就能够继续生存，甚至过的更好。人民币汇率由什么决定？人民币资产如何定价？看创新，不全面，最先进的资产加上最先进的劳动者，有形资产加上巨大的无形资产。这样的企业多了，人民币汇率就会被高估，这样的企业很少，人民币汇率就只能被汉堡包决定。

    第六节知识劳动价值决定汇率的含金量

    我国在校大学生占人口比例已经达到7%（含各种各样的“海归”），其中占年轻人的比例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比如德国，关键点不在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数占人口比例，而在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都在干什么？他们是否能够获得相对应劳动力价值投入的回报？！更要想到，中国绝大多数大学学历拥有者是85后，这么多年轻知识分子在干什么呢？创业、创新，还是赋闲在家，或者为了三四千元工资甘愿从事低效劳动、无效劳动！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低效劳动，比如泥瓦匠，比如保姆（月嫂），一个月的工资可以到一万多！知识劳动不值钱，年轻人是劳动不值钱，这是很大的社会问题，它的普遍存在，人民币汇率岂能高估！

    我们已经明确汇率的本质，它可以用“各国劳动者劳动力价值的比较尺度”来定义。但接下来的问题来了：最具创新意识的劳动者在哪里？肯定是年轻人，年轻劳动者的创新、创业取向将决定中国的未来，也将决定人民币汇率！

    在创新劳动相对稳定的时期，或者创新劳动价值含量很低的时期，汇率是没有用的！为什么？汇率是衡量各国劳动力价值的媒介，如果各国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是恒定不变的，这个尺度也就是相对稳定的，稳定不变的尺度，等于多余的尺度！比如，中美间劳动者创造价值的能力基本稳定在一个水平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水平也就能够相对稳定，人民币兑美元没有变化，汇率有用吗？问题是未来，中国与全球各国年轻人相比较，我们的创新创业追求指数是怎么样的？

    很多人说，中国的大学生可能比印度少，但我们知道印度大学生就业后的平均工资是多少吗？远远高于中国大学生的平均工资水平！

    知识劳动为什么重要？因为知识劳动是与创新劳动最近的“劳动”，让泥瓦匠成为创新劳动者是很难的，但让知识劳动成为创新劳动，相对容易很多。问题是，大环境！如果让一大半知识劳动者远离创新环境，不仅是这些知识劳动者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

    在创新劳动引领劳动力价值交换的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个体的劳动力价值变化很快，新的，可能还有更新，没有百年老店，更没有一两年不变的产品，没有一成不变的创新劳动。要跟上创新劳动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知识劳动群体，在其中不断地涌现出创新劳动。

    30年前，有没有创新劳动不是很迫切，比如那时候，中国刚刚开始生产牛仔裤，要用几亿条裤子换取美国一架飞机，那时候，人民币汇率是1：10，黑市是1：15；现在中国不仅能够造飞机，而且能够造大飞机，不仅能够造汽车，还能造高铁。因此，人民币汇率要升值。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更多的创新劳动在美国出现，包括智能机器人，生物科学，互联网，过去很多年，所有的创新劳动的总发源地往往都是美国。美国的创新地位很难撼动，美元相对强势也有根基。

    由于中美贸易背后的汇率变化，人民币要盯住美元，就要追逐美国的创新，美国有的，中国要争取尽快有。但会不会后继无人呢？表面上看，中国的大学生很多，但从事高附加值劳动的年轻人有多少？

    依赖房地产为什么不好？因为它是简单劳动的土壤。今天的生命科学，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飞机等等，与房地产相聚多么远。

    房地产其实也很好，它完成了中国的原始积累，使很多家庭都有钱了。钱多了，就是资本，就可以转化为创新创业；股市其实很坏，它让非常多的中国人迷恋于虚拟金融市场，但股市可能很好，因为它最终将告诉国人，最能激发创新创业精神的就是股市。

    创新创业是需要资本的，可千万不要毁灭房地产与股市！哪会毁灭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本钱！

    汇率是金融术语，关联性却在创新劳动，知识劳动。创新劳动需要极大的知识积累，即使是模仿创新劳动，其知识背景也非常深厚。但知识并不等于价值，知识劳动未必直接创造价值，比方说现在很多大学生就业很难——准确地说是很多年轻人难以就业，他们的知识真是不值钱。政府干什么？一是进行教育改革，使大学里传授的知识能够学以致用，更重要的是创建创新劳动的大环境。想一想泸州要建立超级无人机生产基地，多少大学生能够发挥他们的才干。

    汇率是国家品质，它的含金量由创新劳动在整个劳动力价值中的占比来决定，基础是什么？是知识劳动。毫无疑问，与培养泥瓦匠、钳工等“高级劳动”（马克思时代）技能所必须耗费价值量相比，今天要培养一个知识分子所消耗的价值肯定是呈几何级数上升的，而且，并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成为创新劳动者。当一个社会仅仅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时，其价值消耗容易被承受（古代，叫“养士”）——但知识分子很金贵，人类社会很早以前就懂得必须从剩余价值总量中无偿划拨出一部分养活少数知识分子，人才永远是国家强大的基石之一。但当一个时代需要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养活很多知识分子，并通过知识分子的总量优势“生产”出超过其他国家的创新劳动者时，国家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生产知识分子的劳动力价值投入必须寻求新的回报，总量的投入是巨大的，个体呢？多少大学生才能产生一个比尔盖茨呢？但创新劳动培养必须消耗极大的劳动力价值！一个国家能够生产多少创新劳动者，取决于它的劳动力价值总量！创新国家，首先必须是知识国家，劳动力价值比较高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它的标志之一，就是知识分子劳动化。虽然生产劳动力的价值补偿只能是劳动者自己，但生产知识分子越多，知识分子成为普通劳动者进而成为创新劳动者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样的国家一定越强大。知识分子也是劳动力价值堆积起来的，知识分子越多，知识分子从事一般劳动越多，创新劳动涌现的概率越大。而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价值总量中创新劳动占比越大，它的汇率会越高。

    创新劳动者的价值补偿必须是知识劳动，但知识国家，未必等于创新国家！知识分子劳动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是一个高速发展，尤其是创新劳动常态化国家的“化学反应”（聚变与裂变）。在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有了知识劳动的萌芽，比如蒸汽机的发明，电灯的发明，大型机械的使用。但知识分子劳动化占比很低——知识分子与资本的结合仅仅就差一小步——知识分子必须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必须与资本相结合才能形成生产力。马克思的时代，由于知识分子将技术创新仅仅当做好玩，因此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创新劳动（比如爱迪生，一生的发明十万多，但它没有成为创新劳动者，因为它的发明绝大多数是它死后才形成产业）。

    美国无疑是创新劳动大国，它的人口仅占世界5%，但其劳动力价值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始终高达20%-25%；从1950年到2000年，美国的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从9240美元增长到28899美元，增长了213%；每个州都有世界一流的公司，其中在39个州至少有一个财富500强公司落户安家；4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美国公民，全球1000家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中美国公司占了40%。中国政府持有的外国政府债券60%是美国，根源在此！我们在向美国敬礼！

    当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时，我们要不要想一想，这是为什么？支撑货币汇率的不是一般劳动价值，而是创新劳动价值。未来，中国也可能成为发债大国，人家凭什么买中国债券，那是看好中国的创新劳动前景。我相信，中国正在赶上来，因为中国实际已经是全球首发创新最多的国家之一，关键是怎么把它们变成产品。

    必须承认，目前最好的创新劳动绝大多数在美国，但如果一天，中国有一样创新劳动能够领先全球，最好的东西也能出现在中国，很多创新劳动将由此衍生，那时候，美国也要向中国敬礼。

    知识劳动未必都去追逐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也是创新，学习市场操作，做金融市场、外汇市场的操盘手需要很高超的知识。对大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对大学生来说，学习市场操盘很重要。须知，美国不仅有最好的技术创新，更有最好的高科技产品孵化器——资本市场。市场是创新经济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更重要的一部分。美国为什么总是领导创新，因为它的经济体制，市场设计，都围绕这创新劳动，为创新劳动服务。因此，美元强势，有强大的基本面支持。人民币汇率若想强势，必须成为创新国家，尤其是创新市场的国家。这一点是中国的短板，也是知识劳动的用武之地！

    第七节创新劳动与虚拟金融市场存在的价值

    仅仅有创新劳动而没有交换创新劳动的市场，创新劳动是发展不起来的，仅仅在国界内进行创新劳动价值交换，这个国家绝不会成为创新国家。

    我以前讲过：“使用价值决定价值的理论是货币异化理论”的核心！而使用价值的体现或被消费者认可是不可能离开市场的。今天的市场已经国际化了，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创新的消费品。

    马克思不承认市场营销也是劳动，马克思没有看到高科技产品通过虚拟金融市场迅速地传播，将一个个国家变成创新国家，是他的历史局限性。如果市场交易的只是商品，对市场的理解只算是狭隘；如果市场交易的只是资产，算是同步；只有看到市场交易的是创新劳动价值，这个国家才能重视市场；如果这个市场在交换全世界的创新劳动价值，这个国家才能称之为创新国家。

    现代市场经济最需要交换的是生产创新劳动产品的资产，这样的市场不仅在实现价值，很可能也在创造价值。金融市场全球化不仅是交换货币，而是交换货币背后的创新劳动价值，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市场，理解使用价值决定价值。理解金融市场全球化可能更容易、更深刻。

    举例：一个商品是否具有使用价值，在旧的经济时代，或曰倒退二十年，可能很好认定的。一旦被市场认定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它的生命期可能有很多年——可以慢慢地折旧。从容地折旧，因此它的价值长期存在。但在新经济时代，在创新劳动引领劳动力价值交换的年代，一个商品是否具有使用价值可能在转瞬间就彻底变了！很多商品失去使用价值并不是因为它老旧了，而是因为它不时髦了，而这种观念上的“老旧”过程与该商品设计时的使用老旧周期预期，可能只有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东西可能还是新的，没有用了，或者不时髦了。

    最典型的就是苹果手机！苹果手机进入中国已经换了好几代，每一代产品仅仅有几个创新，就是这几个创新使得追逐时髦的青年男女神魂颠倒，有的人基本是一年要换一部手机。苹果手机淘汰率高且快，但它的市值却在连年上升，为什么？全球虚拟金融市场使它的影响力不断地上升，反过来倒逼它不断地创新——绝不能让中国企业超过它。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转移很重要，它是指全球范围的转移。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股票是虚的，属于虚拟资产，错了！它所代表的实际资产正是企业的生产线，它们正在创造价值，但与国际市场相比较，它们创造价值的能力是在提升，还是在降低呢。如果一个企业的生产线所生产的产品能够营销到全世界，它的股票就会被全世界追捧；相反，一个企业生产的产品可能被其他创新劳动产品所取代，这个企业的生产线是无法转型的，但它的股票却可以时时流通转让，投资者会跑的无影无踪。这个市场行为说明：时时流通转让的股票能够担当起创新劳动孵化器与检验创新劳动演变轨迹的职能——淘汰落后产能的职责。市场是这样的神奇，你说，这个市场是虚拟的，还是实实在在的呢？虚拟金融市场使得许多企业由于股权变更导致企业转型，如果这个市场是全球化的，创新劳动的敏感性将大幅度地提升。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观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很难划清界限的，这一点在股票市场中体现尤其经典。股票之所以能够买卖，是因为有直接创造价值的实体经济存在，但如果只有实体经济，而不能自由买卖代表它资产价值变化的股票，市场则不会很快发觉实体经济是不是已经存在泡沫，企业更不知道。股票买卖发现资产价格，价格波动反应资产价值含量变化，合理的股票价格反映实体经济的经营价值和盈利前景，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前提——股票价格波动预示着实体经济的创新价值含量变化以及是否该快速折旧。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虚拟金融市场则使我们更快更早地预知实体经济是不是已经从“虚拟”变成“虚空”。

    商品交换需要跨越时空，资产交换也要跨越时空，如果说，商品交换市场是实体经济，说资产交换市场是虚拟经济，说不通！更何况，当虚拟金融市场为实现资产、资源跨时空流动提供快速成交的条件后，其价值实现、价值转移的功能本身就是生产力——没有这样的市场，西瓜只能卖香瓜钱。在创新劳动引领劳动力价值交换的新时代，扩大企业股权融资，促进企业并购重组，优化资源配置，是虚拟金融市场的最重要责任，它的好与坏，直接决定实体经济的健康程度。

    货币异化理论着重指出货币的储备功能，由于创新劳动能够创造巨大的价值量，由于人的自然寿命延长需要储备极大的价值量用于养老储备和远期消费，因此，劳动价值转为储备价值是新常态，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很可能低于（货币）储备功能。同时，作为企业，不可能将所有现金都投入到现实的资产上，为了创新，为了避险，必须保持现金与轻资产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很大比例将转为储备资产，这如同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不可能吃光花光，如同国家必须有外汇储备、黄金储备。货币的价值储备功能很可能将超越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由于储备货币肯定是最不合理的，因为货币资产不能保值增值，因此，绝大多数财富的储备都必须在投资项目中，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既要考虑到安全，又要考虑到流动性，考虑到保值增值，就要寻找最好的投资品市场，追逐创新劳动。国家的职能就是为投资者建立这样的市场。由于一两个市场总是不安全的，因此需要虚拟金融市场体系，由于储备在一个国家也是不安全的，因此需要在全球虚拟金融市场搞鸡尾酒式的投资。像水一样流动。于是，虚拟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金融市场全球化的重要性也体现出来了。劳动异化引发货币异化再引发市场异化，虚拟金融市场货币流动性总量将大大地高于实体经济市场总量，汇率越来越重要，买卖汇率也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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