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采用哪种改革途径，重要的是，首先解决好党政领导思想上的“不放心”，工作上的“不放权”，经济上的“不放利”。克服这“三大障碍”的办法是划清企业和党政部门各自的权、责界限，要充分尊重群众的劳动，要强调“群众观点”，不要把自己看成救世主，把群众看成阿斗。
同时，两权分离也有利于造就一大批社会主义企业家。企业家就是要敢于承担风险，能驾驭企业的兴衰，不担风险的企业领导人充其量只能是“管家”。外国的企业家与中国的企业家相比，他们的优势就在于遇到职权范围内的问题能拍板，敢拍板，实际上也就是我所讲的全权承包。我们的承包只有全权承包，两权彻底分离才能称得上是“承包”，才能到国际市场上去和国外的企业家竞争，并且在竞争中取胜。
——1988年7月，《全权承包、联产计酬创高效》
背景分析
1988年，鲁冠球在企业体制创新方面又完成了一项重大举措，他从当时企业的3000万元净资产中划出了1500万元作为当地政府的投资，与政府之间确立了投资关系，从此让政府淡出主管角色。这场产权变革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也就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花钱买不管”。
实际上，在以后的很多年里，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很多知名企业都小心翼翼地进行着这场静悄悄的变革，有人破冰成功，终成正果；有人则功亏一篑，流水落花春去也。
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产权清晰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命题，否则真的像鲁冠球所说的那样，企业家就只是个管家，企业无力参与更大的竞争。
行动指南
企业明晰产权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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