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一个人的脆弱长城
金庸先生曾经如此形容一位明朝将领：“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这位让武侠小说大家如此钦佩的将领，就是明代后期的边防大将袁崇焕。
战火中成长的良将
袁崇焕（1584—1630），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明朝著名军事将领。他戎马一生，为守卫明朝东北边疆、抵御后金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错杀袁崇焕，造成千古奇冤。
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正值明皇朝统治日趋腐朽之际。有感于国家的衰败，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他中进士后授职福建邵武知县，仍对东北边境的战况非常关心，常常同一些曾经卫戍辽东的退役将卒讨论辽境的地理和防御状况，向往有一天自己能投笔从戎。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袁崇焕奉例入京朝觐，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荐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刚到任所，便深夜单骑出关了解地形，回来后便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虽是口出狂言，但这番胆识和勇气，也着实让人佩服。不久，他便被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成为驻防边疆的一员勇将。
在兵部尚书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下，袁崇焕在辽东筑宁远城，恢复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使明的边防从宁远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基本上收复了天启初年的失地，他又采取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还注意整肃军队，号令严明，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治边有方，天启三年（1623年），袁崇焕得升为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右参政。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后金国主努尔哈赤率八旗健卒十三万前来围攻宁远。袁崇焕刺血为书，誓师全军，表示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在他的感染下。“将士咸请死效命”，同仇敌忾，士气高涨。袁崇焕令城外守军全部撤进宁远城，坚壁清野，又亲自杀牛宰马慰劳将士。他还将全部库存的白银置于城上，传令，有能打退敌兵，不避艰险者，当即赏银一锭。如临阵退缩，立斩于军前。为了增强火力，袁崇焕令人将城中存有的仿西洋“红夷大炮”架上城头，一切准备就绪，严阵以待。
二十四日，后金军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胸有成竹，邀朝鲜使者同坐战楼观战。突然一声炮响，后金军开始攻城。只见八旗兵丁四处散开，满山蔽野而来。袁崇焕一声令下，城楼上火炮齐鸣，弓箭齐发，后金军死伤惨重，只好退军。次日，后金军重振士气，再次来攻，他们把裹着生牛皮的战车推到城墙根，准备凿城穿穴，袁崇焕立即亲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强火力猛攻后金军阵。后金军总帅努尔哈赤在营前指挥作战，忽被飞来的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后金军见主帅受伤，匆匆收兵退去。在归途中，努尔哈赤病情加重，死于军中。
宁远一战，是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唯一的一次败绩。袁崇焕从此威名大振，后来后金也不得不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尽归袁崇焕筹划。为了休整军队，他一面派人假意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整饬军队，修筑锦州、中左、大凌诸要塞，以防后金的突然袭击。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果然率军来攻锦州，将锦州团团围住。锦州守军一面坚持抵抗，一面飞报袁崇焕请援。
袁崇焕识破皇太极围锦州的目的是欲诱自己出战，以便借袭宁远。他认为，“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于是坚守宁远不动，而派精骑四千绕到后金军后面猛攻，致使后金军两面受敌。同时又奏请朝廷调蓟镇、保定、昌平、宣府、大同各路守军趋山海关支援。
皇太极攻锦州不成，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此时宁远守军已准备就绪，“红夷大炮”整整齐齐地排在城头，引弹待发。清军将领见宁远防守甚严，不易攻破，便劝皇太极不要攻城。皇太极怒斥道：“当初我父攻宁远不下，而如今我攻锦州不下，像这样的野战，如不取胜，如何能扬我国威！”说完便下令强攻宁远城。城上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后金军久攻不下，损伤惨重，最后只好退兵。皇太极终于还是像他父亲一样，败在袁崇焕的手下，无功而归。
“宁、锦大捷”全靠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但在明廷论功行赏时，权阉魏忠贤却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不仅自己封赏最厚，连他的爪牙也各个有奖，唯独对袁崇焕，不仅无封赏，反而诬他“不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一怒之下，上疏乞休归乡。
大明最后的长城
袁崇焕之悲剧，不在于他最后的被冤杀，而在于他的努力，虽然伟大，但却注定着最后的失败。然而，他自己还想着总有一天自己的努力会扭转乾坤。
崇祯帝登基之后，日夜思得良将解辽境之忧。“延臣争请召崇焕”。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应召入京。崇祯帝亲自在平台召见他，与他商量平辽方略。崇祯帝道：“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袁崇焕一听今上如此信任自己，锐意平辽，一时热血沸腾，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奏。”崇祯帝一听五年便可复辽疆，真是喜出望外，也慷慨地答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
“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不知，自他离职后的这一年，东北边防已现出了巨大的变化。从明军方面而言，继任的督抚多贪赃冒渎，克扣军饷，多次激起士兵哗变，军心涣散。锦州、大凌等要塞也相继失守，边防一触即溃。而皇太极即位以来，更加注意调整满汉关系，逐渐开始封建化过程，国力大增，八旗兵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皇太极也在战斗中总结出了对明作战的经验。
因此，在东北边境，后金军的实力大大胜于明军。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袁崇焕声称“五年复辽”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在场的大臣都为袁崇焕的豪言壮语捏了一把冷汗，给事中许誉卿趁崇祯帝入内室小憩之机悄悄问袁崇焕为何出此狂语，袁崇焕笑笑说：“聊慰圣心耳。”许誉卿正色道：“上莫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袁崇焕一听大梦方醒，甚觉失言。待崇祯帝再出，立即跪奏道：“东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难？此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首先钱粮。”接着提出了在军队调度、兵需供给方面的诸多要求。崇祯帝一一答应。
袁崇焕担心自己远离京师遭人妒陷，又奏道：“以臣之力，制全辽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国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夫岂无人。即凛凛于皇上法度，不以权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见乱臣之方略。”崇祯帝一听此话甚觉刺耳，但为了边疆大事，也不便发作，沉默了一会儿，对袁崇焕说：“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命赐尚方宝剑，准其先斩后奏。
不久，袁崇焕离京赴任。崇祯帝亲自为其送行，把恢复边疆的宏愿完全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袁崇焕深知身负重命，但仍虑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恳请皇上“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还一再说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帝皆“优诏答之”。
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即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远。
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之奏却频传，心中颇为不悦。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帝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
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后金军队后方，有力地牵制了后金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不听袁崇焕的指挥。
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但碍于自己曾亲赐尚方宝剑，又指望袁崇焕早日恢复辽境，强忍怒气“优旨褒答”。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后金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袁崇焕得知后金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后金军交锋，一场恶战，后金军败退。
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
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
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后金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后金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后金国主议和，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
直到后来后金军入关后，人们方知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两名逃回的宦官是后金军有意识让他们听到议论后又故意放归的。崇祯帝轻率疑臣，自毁长城，致使袁崇焕忠心报国却含恨九泉。
长城被毁的思索
袁崇焕无力改变当时明朝政治的腐败，而且抗击后金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但是袁崇焕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他还是有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训练士兵，将后金控制在北方，甚至如果皇帝信任，假以时日，消灭后金也不无可能。
看皇帝的战略，需要看到政治的高度，需要看的是吏治、政策、管理、用人。就一个将帅而言，要看的就是他在自己能力和权力范围内的作为，尤其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的作为。
袁崇焕初到辽东的时候，局面很艰难。明军已经是几番惨败，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也被无端逮捕，士气低落。背后是昏聩糊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当时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
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后金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袁崇焕提出了将防线向北移的战略，不久他到达了宁远，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袁崇焕到后，当即筑城，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把后金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
袁崇焕指挥明军打赢了两次宁远大战，都是血战险胜。但是这两次的胜利都是属于防守性质的，什么时候开战、什么时候撤走，都取决于后金，后金兵有了这样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可以掌握战机，不利的时候就撤退，所以并没有给后金兵造成实力上的致命一击，而且明军野战能力极弱，防守已经是十分勉强，更不用说追击。这两次大捷，其实都是后金兵的战略撤退，而不是溃败。
其间，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中主张：用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而且袁崇焕还提出和皇太极议和。
当时议和是对双方面有利的事情。后金方面，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权位还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市场。满洲当时是奴隶制，掳掠汉人农耕，生产力低。但军队大量扩充，此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向关内进犯，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
明朝方面，明方需要的是练兵、筑城、屯田。明朝需要精锐的野战军，需要建设防御极强的城池，更主要的是，朝廷长期拖欠军饷，不得已要屯田来保障补给的供应。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后金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后金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对于缔结盟约具有极大诚意。
可是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而且对于议和一概不予理会。并且有大臣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不久袁崇焕在魏忠贤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直到崇祯杀死魏忠贤后，才重回宁远担当大任。袁崇焕坚持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主的战略。他第二次督师宁远，主要战略就是解决两个问题。
其一，军饷问题。
当时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达四个月之久。袁崇焕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士兵又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饷，袁崇焕提出了发“内帑”，“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最后才很不情愿地拿出钱来。
其二，议和问题。
袁崇焕回任之后，与皇太极开始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
《天聪实录稿》天聪六年（1632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唯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
可见皇太极有相当的自知之明，用辞十分谦卑。而崇祯毫不理会，对后金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他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他打任何交道。既不了解形势，又妄自尊大，并且还激怒了皇太极。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避开袁崇焕防守的东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后金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袁崇焕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恶斗八小时，后金兵终于不支，败退十余里。
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袁崇焕其时因为急于救援，来的兵力较少，他想等到集结大规模兵力，再对后金兵进行彻底的反击，于是他调度部分兵力深入敌后骚扰后金兵，没有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本来这个战略是很正确的，皇太极这次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后金部队一次性的击溃。要知道，后金根本无法承受一次这样的毁灭性打击。所以袁崇焕在等待最好的战机，等待勤王大部队的集结。
后金兵溃败之后，心中不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的居民顾着自己身家性命，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后金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又听到北京城外谣言四起，忧虑重重。加上皇太极恰到好处的一个“离间计”。崇祯终于把袁崇焕下狱了。
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军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袁崇焕手下大将满桂冒险求战，满桂不得以出兵，全军覆没。祖大寿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结果又被袁崇焕修书回兵，和后金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切断后金兵后路，逼迫后金兵退回辽东。
当时各地来加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袁崇焕下狱，导致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从此，溃兵加入流寇，使得只会抢粮、不会打仗的饥民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流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为明朝的威胁。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可惜生不逢时，最后还落得凌迟处死。经历过袁崇焕的凌迟处死，以为无论谁投降后金都是可以理解的，想想以袁崇焕如此忠心耿耿，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
魏忠贤：忠奴，还是权阉
在古代政治中，有几种人是最被看不起的：阿谀奉承者、栽赃陷害者、昏庸无能者、不知廉耻者。这几类，实际上都是按照政治中的表现进行的归类，看不起这样的人，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们缺乏了基本的道德，即便是普通人，也会被看不起，何况是做官的。
不过，除了这些按照政治表现的分类之外，还有一种因为身份而被看不起的人：宦官。
做宦官者，大多是出身低微的人，所以，在等级制度下，这些人本身就是被看不起的，加上做了宦官，就更加被歧视。可是奇怪的是，在历史上，宦官却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主角：东汉时代的十常侍、唐代的高力士、明朝的王振、魏忠贤，清朝的李莲英，都是名动一时的大宦官。而这些人里，在历史上最为著名也最为世人所知的，非魏忠贤莫属。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魏忠贤把持朝政，造成了明朝的政治腐败，迫害了大量有治国才能的贤能之士，对明朝灭亡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在人们的印象中，因为魏忠贤的暴戾、残忍，造成了明代后期严酷的特务政治，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恐怖时期。
这些，只是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大多数只是泛泛而论，可是，一个被世人轻视的宦官，真的能撑起大明帝国的局面吗？
充满意外的遭遇
魏忠贤的一生似乎充满了矛盾与意外。作为一个宦官，他实在太特殊：一般的宦官都是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净身，而他是在已经娶妻生女的22岁，自阉入宫。他出身于贫寒之家，进宫前他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排行第四，所以人们称他魏四。由于贫穷，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
魏忠贤的自阉入宫，后人看来是个十分荒谬的事情。一次赌博输光之后，他躲进街上的酒馆里，被别人找出来，当街一顿痛打，差点儿丢了性命。在声声逼债声中，魏四情急之下说出了：“我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当时在场的人只不过把这当成慌不择言，谁也没想到魏四过后真的自阉了。
这句情急之下的话无疑反映了魏忠贤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支撑这一时冲动的，是他对自己生存境况、前途命运或多或少的思考。由于家底太薄，靠自己的辛苦发家致富对他来说只能是痴心妄想，何况他知道自己根本吃不了那个辛苦，而出外闯荡在户籍管理异常严格的大明社会也基本没有可能。他整日酗酒赌博何尝不能解释为对生活的绝望和怨愤呢？在这种情况下，扔进这个深潭中的任何一根稻草在他眼里都有可能变成一条船。
然而，这个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个选择之艰难不言而喻。可是，不当太监，难道一辈子就这样穷困潦倒，在别人的白眼中混下去吗？这样活着，简直就是受罪。
具有赌徒性格的魏四，用了比别人短得多的时间就作出了这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经过重重的困难，他终于找到了门路，用家里把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钱，赶上了万历十七年最后一次挑选。在所有待选的人里，他成了唯一一个入选者。进了宫，魏四被换了个新名字，叫“李进忠”。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时倒前宫的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
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这个人日后会成为左右大明帝国的风云人物。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进宫多年，依然大字不识一个。说到心机，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憨”。待人热情，真诚，合群，敢作敢当，经常被那些奸滑的太监耍弄，得了一个“傻子”的外号。至于野心，他更是绝缘。他进宫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丰衣足食，最多是一家人衣食不愁而已。
然而，历史就是如此偶然。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为命运赌博而进入了深宫的十几年后，钻营到了一个伙食管理员的位置，而这个位置，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身边。
即使如此，李进忠的前途仍然看不到什么光明。因为太子在当时看起来地位相当不稳。万历皇帝一直不喜欢这位太子，总想以自己喜欢的第三子取而代之。由于皇帝的厌恶，太子在宫中没什么地位，连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随便欺负他。
然而，李进忠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出来了。李进忠对太子身边的王才人与小皇孙，有一种出于本性的狗一样的忠诚与依恋。他不管他们有没有前途，既然是他的主子，就无条件地忠心耿耿。王才人一高兴，就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
由于太子被人冷落，这位皇长孙自然就更加没人重视。按理，作为龙子龙孙应该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万历皇帝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此事，直到成年，这位皇长孙也没有读过书，认识的几个字还都是身边的太监们没事时教的。
十分自然，这个后来成为明熹宗的孩子“不好静坐读书”，而是好动，爱热闹，喜欢兴高采烈地嬉戏，玩起来没完没了，不知道节制。他喜武，爱看锣鼓喧天的武戏，也爱自己舞刀弄枪，更喜欢骑马射猎。少年时，他又对木匠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示出了杰出的工艺天赋。在他骑马射箭或者运刀如风的时候，总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跟在他身边，那就是魏进忠。常年的耳鬓厮磨，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驾崩，战战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谁都没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了。一转眼，昨天还在宫里流着鼻涕四处乱跑的长子朱由校变成了天子。
皇权光环的受益者
因为意外而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实在是没有做好处理朝政的准备，不但因为他年纪尚小，而且这个孩子对政治还十分厌恶，在他看来，那些繁文缛节远不如在后宫玩耍有趣。繁重的政务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桎梏。
他急需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替他处理这些“麻烦”，好让他一心一意回后宫玩耍。这一重任，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监魏进忠的身上。这个目不识丁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替皇帝批复奏折，自此，魏进忠一手掌控了明朝的皇权。天启二年（1622年），熹宗赐魏进忠名为“忠贤”，更是表示出对魏忠贤无以复加的信任和宠爱。
在机会面前，魏忠贤表现了他果断敢为的本色。面对司礼监秉笔的任命，他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译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译成文言，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
可惜，对于大权在握的魏忠贤来说，他的经历太过苍白。而且，他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又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处理政务难题时常常别出心裁，甚至错误百出。
自从当上司礼监秉笔，魏忠贤耳边听到的，都是对他的颂扬；眼前看见的，都是谄媚的笑脸。一步登天的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的机会，每次出行，随从多达万人，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的出行有他的派头大。
在穿着上，他也要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时他经常穿龙袍，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客观地说，魏忠贤并没有僭越之意，只是唯恐别人不知道他的“高贵”。
然而，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魏忠贤掌权与否，而在于魏忠贤的身份。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所以，即便魏忠贤的才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子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天启二年（1622年），刚刚踏入官场的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治国大任。文震孟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不过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纵。魏忠贤见了奏折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由于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谪外调而已。
通过这一回合，魏忠贤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巨大势力。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此类奏疏越来越多，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历数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这一上疏实际上成了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月，弹劾魏氏的奏折蜂拥而至，竟多达七十余章。
见到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魏忠贤心中惶惶无主。毕竟他也知道，太监干政，历代以来都是大忌。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在魏忠贤和客氏“日夜哭诉”之后，天启皇帝坚定地站在了魏忠贤一边，维护魏忠贤的权威。皇帝的庇护就像护身符，刀箭不伤。对于这一发现，魏忠贤惊喜不已。
可笑的干政春秋
掌权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贤在朝中并没有政治基础，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怀疑。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满朝大臣都拭目以待。东林党人一次次无功而返，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魏忠贤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靠拢。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拢在魏忠贤身边。
魏忠贤在组织自己的集团时，大认干儿义孙，这样他才能对这些人放心使用。对他的“儿孙”们，他真的尽心尽力地照顾“栽培”，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给予回报，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很快，他就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大义凛然的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的谋士指使下，寻找各种借口，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然后再以皇帝名义加以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的时候，不用魏氏罢免，遭到弹劾的大臣自己就提出了辞职。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被清除殆尽。对那些曾经指责他统治不合法、能力低下、出身卑贱的人，魏忠贤报复起来残酷无比。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都被他百般折磨而死。杨涟死前，经受了多次惨绝人寰的毒刑，死时被铁钉贯脑，身无完肉。
魏氏干政后，人们很快发现魏忠贤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多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条升官捷径。从天启五年（1625年）开始，朝臣们对魏忠贤的赞颂越来越多，很快变得铺天盖地。朝廷也因为魏氏的一桩桩大功不断地对其加以封赏。魏忠贤先被称为“千岁”，后被称为“九千岁”，再后来居然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爷爷”，离“万岁”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是，在意识最深处，魏忠贤一刻也无法忘记自己出身的卑微，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无刻不是忐忑不安。登上权力顶峰之后，最让他迷醉的，不是锦衣玉食，高官显位，而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肯定。别人的恭维一次次让他确信自己果然不凡。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竟引得他冷笑：“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且因此数日称疾不起。仆人一句不小心的话竟然就打破了魏忠贤的心理平衡，由此可见魏忠贤是何等的色厉内荏。为了保持自己的自信，魏忠贤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听取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
由于他意识到了自己统治的不合法性，意识到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对力量，所以魏忠贤把特务组织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是为了在全社会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乱说乱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用无孔不入的侦察手段深挖潜在的政敌，防患于未然。
在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的同时，一个声音越来越响，那就是对魏忠贤的颂扬。这种颂扬越来越离谱了，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各省为了讨好魏氏，建造的生祠之壮观，远胜过岳庙、关庙。建成之后，各地总督巡抚还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岁。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活着的皇帝受到过这样的尊宠。
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目光短浅的现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建立在冰山之上的，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冰山融化之后，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只是被本能和虚荣所支配，像一个喝醉了的驭手，胡乱驾驶着大明朝这驾马车，向灭顶的深渊歪歪斜斜地奔去。
但是，他的集团内不乏聪明之辈，他们意识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皇帝总有一天会死的，何况明代皇帝大都短命。一旦皇帝驾崩，魏氏王朝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魏氏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
然而，一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惊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像自己这样的“伟人”“忠臣”，怎么会做出悖逆之事？
就像当初魏忠贤获得权力轻而易举一样，命运停止在他身上的试验也是那样突如其来。谁也没想到，天启七年（1627年），年仅23岁的皇帝突然得了重病。这年五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全身浮肿，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魏忠贤显出了老仆本色。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
为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无数办法，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三个月后，天启帝去世。由于无子，由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
魏忠贤哭得昏天黑地。他与天启帝情同父子，皇帝的突然驾崩，对他的打击颇为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降临。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自己不会再有这样大的权势。可是，凭自己的忠心，后路也不会坏到哪儿去。这个庸人，在政治上迟钝得可怕。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还在天启帝病重期间，就已经有人开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在众人面前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线。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
新皇帝崇祯与天启帝完全不同，一心一意要挽救大明于危难之中，对魏氏集团的胡作非为痛恨到了极点。一开始，崇祯帝对魏忠贤还敬畏有加，慑于魏氏的巨大权势，他暂时没有任何动作。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他决定动手了。他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一泄而出，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宣告魏氏为大恶之人，本应凌迟处死，但因为先皇丧期未满，所以从轻发落，让魏忠贤去凤阳守明朝祖陵。失去了一切权势的魏忠贤在流放的途中，得知皇帝要杀他，便自行了断，上吊而死。
魏忠贤的大起大落，看上去是一个荒唐的传奇。实际上，在君主政治下，这些不可能都会变成可能。而那些自命清高的士大夫，却对此束手无策，不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抗拒这一现象，就是用自己的无耻来逢迎这一现实。他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想过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只能守住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定下的宦官不能干政的制度，殊不知，那既然是皇帝定下的，皇帝就有权力违反。
明朝是一个士大夫和忠臣最多的朝代，也是一个宦官专权最鼎盛的时代。魏忠贤被选为这个朝代的“形象大使”。其实，是和明朝士大夫在其中的“贡献”分不开的。
崇祯皇帝：无面目见祖宗的收盘者
作为明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崇祯是传统意义上的“亡国之君”。但是，许多人又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相反，他十分想把国家治理好，而且也非常勤勉，但是亡国的命运无法逆转。那么，究竟是时势难违，无力回天，还是个人无能无所作为呢？从崇祯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政权最后的时期里各种因素的作用。
没有亡国相的亡国君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深受同情的亡国之君。且看看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之君。汉末的汉献帝，软弱无能；陈后主陈叔宝，荒淫无耻；隋炀帝杨广，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北宋的徽宗与李煜差不多。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
但崇祯不一样。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都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
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话却说得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事实上，明朝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没有一个像真正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做什么将军、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真是一塌糊涂到了极致。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瓦剌、女真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忠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
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了。接手这样的国家，已无机会可言。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他就体现了不同于先人之处。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丁巳，崇祯帝即位。17岁登基的崇祯，从明熹宗的手上接过了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
崇祯并非昏庸无能之辈，他亲政之初即采取韬光养晦、以守为攻、怀柔和麻痹权臣的策略，待政权根基稳固之后，终于以漂亮干练的手法解决了客魏（客氏和魏忠贤）集团。他勤俭自律，清心寡欲、励精图治，勤勉和贤能虽然是明王朝统治者中的佼佼者，但是，他却无法改变在他之前漫长的近乎荒唐的历史。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所作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己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
如在崇祯十年（1637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崇祯皇帝是如此说的：“……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但就这样一个果断、勤政、爱民的皇帝，为什么会亡国呢？
崇祯的果断是有据可查的。诛魏氏，是他17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辉的事情。之后，他的果断就用错了地方。
果断加多疑，是皇帝给所有忠臣良将最大的毒药。袁崇焕，一个让所有的满洲人心惊胆寒的人，一个赤胆忠心，一心想学岳飞的人，最终与岳飞同样下场，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袭来的反间计上。自毁长城，是崇祯的果断。
崇祯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重的一个。在杀了袁崇焕后，他越发的不信任大臣，崇祯年间所杀的官员，人数几乎是明朝历代皇帝当政期间最多的。如果一个皇帝在政事上是这般的果敢，那么，亡国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至于他的爱民，他的《罪己诏》，他动辄就下的“减膳、撤乐”的命令，那真是“汲汲于誉”，掩人耳目。崇祯年间，边患纷扰，起义频仍，战事纷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无以为生，已到了易子为食的地步，国库无钱，应该在情理之中。
然而，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打开内库一看，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这么多钱，若真是用来放库赈灾，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尽了。就算不够用，也比下《罪己诏》，“减膳、撤乐”要实惠得多。老百姓也会买一点儿账。
自设圈套的治国行为
崇祯是比较有治国抱负的，他的决策思路是从大处着眼，具体的问题还是交给文武百官去处理。作为一个皇帝，这样做似乎也没什么不对。但是，他的“大处着眼”，并不是根据详尽的调查作出的判断。相反，臆想和情绪化的东西过多，最后的效果往往难以恭维。
比如练饷问题。这是明末一项令许多农民破产的税收项目，许多农民因此而走上了起义的道路。本来为了练兵御敌而征收的税收，最后将明朝的大部分百姓变成了“敌”。
明代的军队到了末期战斗力非常差，这是不争的事实，就连抗击倭寇的戚继光，他的军队也并非明代正规的官军，而是他在沿海一带招募的百姓，然后自己加以训练。同样，镇守宁远与后金政权周旋的袁崇焕的军队，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招募后加以训练才能和后金军队相抗衡的。
到了崇祯即位的时候，他已经明显感觉到国家的军队是个大问题，应该进行整顿。但是，他想到的解决军队战斗力不强的方法就是练兵，而练兵就需要征收专项的费用，所以加征练饷。征收练饷的结果是农民的负担越发沉重，在明末已经非常严重的赋税负担基础上，又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至此，农民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是暴动，要么是卖儿女妻子最后还是饿死。
可以说，崇祯的加派练饷是导致明朝农村条件最后恶化并促使大多数农民起来造反的重要原因。但是他的出发点——练兵，也绝对是没有错误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因为他没有经过仔细的论证就把军队战斗力不强的原因归结于财政问题。
明代军队的战斗力差军心涣散，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找到根本，否则一切的努力也都是徒劳的。每年朝廷拨给军队的饷银是多少，都做什么用？这个基本的资金流向问题，崇祯都忽视掉了。还有其他的问题：军队贪污腐化成风，军饷不按时发放给士兵，势必会影响到士兵的情绪；将官本人的素质不高，不会练兵，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当初建立军队的目的只是维持日常治安而非对抗性极强的战争，所以许多军队从来没有国高强度的训练。
崇祯只看到了军队的战斗力不强，无法上阵杀敌这个现象，但这个现象产生的种种原因他却没有仔细分析。于是，他想当然地得出了结论：战斗力不高是因为缺乏训练，缺乏训练的原因是军备和钱物不足，要解决军备和钱物不足的方法就是派饷。
他这个计划得到了许多大臣们的支持，崇祯的大臣们大多也没有过军旅生活，对军队中的种种弊端也不了解，但是看到崇祯提出的简明而清晰的论证，他们都觉得计划可行。
于是，一项关于练兵的决策就这样形成了。没有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只靠皇帝所知的一点点现象，作出了一个事关全国农民的决定，无论说是草率还是不负责任，都不为过。
练饷摊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北的满洲军队不时对明王朝的边境地区进行骚扰，有时还直接攻打到山海关内掳掠一番，对明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对明王朝而言，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派兵剿灭。
崇祯的思路就是这样的，他对东北边境问题，所做的最大努力就是寻找优秀的将领，委派优秀的官员，到前线督师，要彻底消灭犯边的满洲人，一劳永逸。但是，崇祯忘记了，在历史上，满洲部落只是明朝边境的一个民族而已，而且他们多年来都是被明朝统治的。后来，因为明朝的边境政策发生了改变，对边疆各族由羁縻改为预防，限制满洲人的活动范围，并对他们进行严重的剥削，最后逼得他们起兵抗明。
崇祯即位的时候，努尔哈赤已统一女真各部，满洲正迅速发展壮大，对明朝也采取骚扰和掠夺为主，攻打为辅的策略。也就是说，当时后金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和明朝正面交锋，战场只限于东北地区。
崇祯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也想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样建立一番功业。但是，他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就决定要和满洲作战，完全没有考虑到国家的承受能力和战争可能持续的时间。
当时，明朝有多少有战斗力的部队？这些部队都驻守在哪里？哪些是可以自由抽调到东北前线的？满洲人有多少军队？战斗力如何？这些都不是崇祯关心的，他所关心的，就是能否找到一个赤心为国的将领带兵杀敌。没有这些战前筹划，就贸然决定开始战争，才会令明朝一直被这段战事拖着走，最终国家各个部分都出了问题而导致崩溃。
他也没有想过，是否可以选择战争以外的方式来解决辽东问题？
由于不堪重负，许多农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揭竿而起，对此，崇祯的态度比较暧昧，比之派饷和对满洲用兵，他对农民起义比较轻视，认为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按照明太祖朱元璋所订立的祖训，一旦地方有变，地方官一定要如实、及时地报告，隐瞒不报者处死。如果属于紧急灾情，地方官可以不经过报告就直接开仓放粮，事后补报户部批准备案就可以了。但是，这条非常符合人性的、对地方有安抚力的祖训没有被真正的贯彻执行。
在陕西发生大饥荒的时候，兵部郎中李继贞上疏给崇祯，说明了延安一带饥荒严重，请求国库发放十万两银子用来赈济灾民。但是崇祯皇帝对这个建议没有同意，他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练兵的派饷还不够，现在用国库的钱来救灾，练兵的计划就要搁置了。
作为皇帝，崇祯认为只有属于国家级的大问题才能从国库拨发银两来出来，至于其他问题，就应该找专门的官员去处理。而且他觉得一时的饥荒还不足以激起民变，但军队在北部边疆的处境却非常吃紧，如果没有专款去练兵，敌军打进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以说，如果当时陕西的仓库还有粮食的话，也许还可以缓解一下事态。但是，崇祯对下面的情况不了解，当地的仓库究竟是什么情况，是否能够担负起救济灾民的任务，他一无所知。
给予明王朝最后的，最沉重打击的李自成起义，就是在崇祯皇帝未应允开仓救济的历史背景下揭竿而起，然后慢慢发展到一支无往不利的强大军队的。
李自成的军队大部分由破产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组成，他们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但是比崇祯加派练饷训练出来的军队的战斗力要强很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嘲讽——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援助与救济的灾民，与掌握着他们生杀大权的王朝与皇帝之间的战争，结果是占有资源最多的一方失败。
得知农民起义之后，崇祯采取的应对策略和对待满洲人的策略大抵相同：以剿灭为主，诱降为辅，最后的目的还是全部剿灭。基于这个思路，他又派军队到西部去镇压农民的起义，而军队战斗所需的费用，还是要继续加派新税，由没有起义的农民负担。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农民是因为负担过重而起义，但朝廷和皇帝没有给他们减轻赋税，相反，却以暴力镇压的方式逼他们与朝廷作鱼死网破的斗争；另一方面，不堪重负的农民起义了，而因为某些原因不能或不愿起义的农民，则因为朝廷要镇压起义者而加派新饷而变得负担更重。
久而久之，这个恶性循环将把所有的农民都推到起义军中去，因为自己想要的得不到，想免除的苛捐杂税反而更多，自己的生活不时在死亡线上挣扎……也只有起义以夺取最后的出路了。
停滞的帝国：亡国背后的余音
崇祯朝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在它之后的中国没有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紧随其后的康乾盛世也不过是给我们演出了一场封建盛世的绝唱而已。同一时期，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率先拉开了宪政共和或者说准宪政共和的序幕，而沙俄也即将迎来彼得大帝亲近西方和学习西方的时代，对中国这块肥肉虎视眈眈。而此时的崇祯皇帝忙于铲除客氏和魏忠贤集团，为巩固政权扫平障碍。
与欧洲的封建集权制不断削弱相比，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呈现着不断上升的趋势。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一文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帝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黄宗羲反帝王的思想并不仅仅流于情绪的宣泄，而是试图用制度设计来对君主的权力进行制衡，但是这种制衡理念还仅仅停留于用宰相和内阁六部来制约皇帝权力的初级设计之上，历史的局限性使他无法再往前跨出一步。事实上，明末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如火如荼的党争之势非但没能削弱帝王的权力，反而从客观上更加巩固了帝王的绝对权威。
与崇祯同期的欧洲诸国也同样处于一个风雨飘摇和巨变的关口。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这个关口，一支新兴的力量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欧洲诸封建王朝已开始受制于基于跨国贸易之上而产生的新兴的财富阶层，各个海洋国家要想在强国林立的欧洲站稳脚跟，不得不一步步地依赖和鼓励这种阶层的存在和壮大。
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班牙国王会支持意大利人哥伦布去寻找新大陆，并且屈尊与他签订了关于掠夺来的财宝按比例分成的契约，而明王朝却会劳民伤财地派遣郑和七下西洋，炫耀国威，终因耗费过大而不得不终止。从民间自发产生的、比西方先进一百年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也由于帝王惧怕“外通蛮夷”而被扼杀于襁褓之中。
就在西方不知不觉为制度变迁进行铺垫地时候，中国的君主们包括勤勉的崇祯皇帝却殚精竭虑地巩固王权，其他能对王权构成威胁的一切不稳定因素，诸如宗教、地方势力、工商阶层、海外贸易都牢牢掌控于王权之下。在明朝之前，历朝历代还设有宰相之职，内阁六部以及宰相对皇权还有一些制约，而自朱元璋开始，罢丞相一职，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甚至设立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监视百官和江南士绅阶层，开特务政治和恐怖政治之先河，中央集权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样的祖宗之法面前，勤勉有加的崇祯皇帝从其先辈那里所能继承的治国智慧也只能局限于宫廷政治上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至于其他的经天纬地之才，便乏善可陈了。
他本想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但是，巨额的战争费用和臃肿的官僚体制的耗费无度，都使任何“慈悲”的政策转眼之间变为“苛政”，面对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境况，崇祯虽然不止一次地下“罪己诏”，但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理想主义道德境界于国计民生毫无用处。
任何制度变迁首先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是对民间创造力特别是制度创造力的充分尊重、引导和肯定，中国的历代帝王，包括崇祯在内，当然不会“英明”到让臣民都富裕和强大到能与之分庭抗礼的地步，所以，任何所谓的“仁政”终究都是花架子。
崇祯的悲剧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仅要拥有强势的权力地位，而且要充分地尊重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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