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明史·崇祯本纪》

    崇祯临死前，给李自成，或者说给天下人留下了一道遗嘱。在末代皇帝中，这道遗嘱是非常有名的。原因只有一个：他被农民所灭，从始至终都没有甘心过，他一直认为是大臣们在误他！而后来的许多士大夫也不甘心。因为他们看到了崇祯皇帝一直在努力，但他们或许看不到崇祯一直在给大明用反力。

    1、崇祯十七年正月

    时间是1644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在位的第十七个年头，一切就已经成为定局。大清已经具备了问鼎中原的能力，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军所向披靡，直逼北京而来。在这之前，崇祯皇帝用尽各种办法都不能阻挡李自成来北京，到了祟帧十七年的正月，他在紫禁城内，已经隐隐听到了农民军咚咚的战鼓声。

    到了这个时候，崇祯皇帝的心情无可言状。因为他觉得自己一直在努力，到头来却落得这样一个结果。与其说他疑惑，倒不如说他是不甘心。正月初二，他沐浴完毕，焚香拜天，默默祷告：“当今天下大乱，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隐秘。”

    闭着眼睛抽出了一张纸，只见上面写道：“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八方七处乱，十·九无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崇祯看完，手一抖，卦纸落在地上，他可真是欲哭无泪，默然仁立良久，他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或者是该做点什么。似乎一切都已注定，不可逆转了。

    十七年正月初三，崇祯特召左中允李明睿入宫进见。李明睿是江西南昌人，天启年间中进士，任职于翰林院，后来由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等人推荐，崇祯把他安排在太子身边担任“左中允”的官职。他这个时候召李明睿，用心很明显，作为太子——帝国接班人身边的官员，其意见肯定是有对帝国未来有利的一面。

    李明睿进入德政殿后，还未等他喘息稍平，崇祯皇帝就迫不及待地问他：“爱卿有何御寇急策？”

    李明睿看了看崇祯皇帝侍从，低下头。崇祯皇帝会意，屏退左右，走上前来，语气柔和：“但讲无妨！”

    李明睿凑上来，神秘地说：“臣自蒙召以来，探听贼信颇恶，今且近逼京城，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日前之急。”

    崇祯立即陷入了沉思，他依稀记得当初与内阁首辅周延儒秘密商议“南迁”时，所遇到的困难，这种困难在他这个好面子的皇帝看来，比死都艰难。他慢慢地说：“此事重大，未可易言。想当年，英宗北掳、瓦剌兵临京城。有人议迁京城，结果为万人所唾骂。今天若再行此议，岂不是陷我于亡国的境地吗？”

    李明睿看得出来，皇上的确想要南迁，所以，他没有接话。片刻，崇祯用手指了指天，说：“不知天意如何·”

    李明睿接口：“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皇上不要犹豫，应尽快决断。”

    崇祯左右看了看，的确没有一个人，轻声轻语地说：“朕有志于此已经很久了，只是没有人相帮，故而拖延至今。我同意你的意见，但外边大臣不服从，无可奈何。此事重大，请你保密，千万不可泄漏，如果泄了，我就诛你全族。”

    李明睿当然明白崇祯的意思，也明白自己的处境。此事一旦泄露，即使崇祯不要他命，外面的大臣也会用唾沫淹死他。

    两人决议已定，就对“南迁”的具体事宜进行了讨论，初步意见为中央政府在军队护送下，通过陆路、海路、运河南下。而崇祯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天就可以抵达淮河。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崇祯的认可，最后，他又叮嘱李明睿：此事千万不可泄漏出去，否则诛你九族。

    此时，明朝有了一丝重生的希望。两个人可能不知道，这次短暂的会谈完全可以改变历史。此时的明朝选择“南迁”是其摆脱困境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十万大军，下游又有江北四镇（四个总兵）的军队扼守长江天堑，如果北方军队在崇祯的带领下与南方军队回合，那么，南京无疑将要比北京安全许多，北方失守后完全可以偏安于江南。

    但在崇祯看来，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南迁”意味着放弃宗庙陵寝，这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讲都是难以启口的事情，尤其是爱面子的崇祯皇帝。想要“南迁”计划实施，必须要有内阁、六部的重臣出来力排众议，形成朝廷一股“南迁”的合力。

    事实上，内阁和六部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提倡南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崇祯皇帝没有什么善意，还因为他们对崇祯皇帝的了解。一旦南迁，事成之后，崇祯皇帝肯定会找出一个人来当替罪羊，这位自尊一向比天大的皇帝绝不肯把南迁的责任推到自己身上。

    而此时的崇祯皇帝也是绝望非常。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要做中兴之主却将成“亡国之君”。他始终都有些不甘心，于是，他在召见阁臣时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辛苦创下之天下，一朝失之，有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

    说完，这位皇帝就大声痛哭，并且还流鼻涕。大臣们最受不了这个，一听皇帝要御驾亲征，只好咬着牙纷纷请代。大学士李建泰说：“主忧如此，臣敢不竭驾力。我是山西人，对这些贼人还算了解，我愿以家财佐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请皇帝令我前去。”

    崇祯要的就是这个，立即转忧为喜。他的亲征之说既是出于无奈，也是一种激将法。他知道自己统师与农民军交战，无异于以卵击石。李建泰愿意亲征，这较之大家一起坐以待毙是略积极一点的办法。

    2、可有可无的李建泰

    但是，李建泰的出征毫无意义。首先是出征这件事就已经变的毫无意义，崇祯一朝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阻挡李自成的兵锋。其次，朝野上下已经对崇祯皇帝失去信心，这种信心是花多大代价也挽回不来的。

    正月二十六日，崇祯先遣驸马都尉万炜到太庙祭告了祖先，随后于正阳门楼按古礼设宴，为李建泰督师饯行，并召集内阁、五府、六部、都督院掌印官及京营文武大臣侍坐，以鸿胪赞礼，御史纠仪，大汉将军侍卫。自午门外至正阳门，官军旌幡十余万，排列齐整，金鼓震天。礼仪之隆在大明历史上可谓是第一遭，也是最后一次。崇祯亲自为李建泰举杯说：“先生此行，如朕亲征。”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李建泰感动得一塌糊涂，向皇上发誓，不讨平逆贼绝不还朝。

    这是一场生离死别的宴会，宴会一散，李建泰就飞身上马，崇祯皇帝久久地目送李建泰出京。为了让李建泰能尽快大功告成，崇祯特意派出西洋人汤若望随征，主修火攻水利。但这一切隆重地送行，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李建泰一出京，在路上听到探子回报说山西已经烽火连天。李建泰一听说家里有危险了，就放慢了行军速度。走到涿州时，就有士兵开始逃跑了。到了顺德府广宗县附近，士兵已经跑掉了三千人。李建泰气得鼻子直歪，但还有他受的。在广宗县，当地士绅竟然让他吃了个闭门羹。李建泰气得死去活来，下令攻城，攻破城后，把主脑杀掉，又把知县抽了一顿屁股。但在二十九日这一天，当他得知家乡已经被李自成占领时，他已经像泄了气的皮球。因为当初跟崇祯说回到家乡招收士兵的理想已经泡汤了。

    但崇祯却依然对李建泰抱有信心，二月九日，他亲笔给李建泰写信，让他拿着尚方宝剑“便宜行事”，遇佛杀佛，逢鬼杀鬼。

    崇祯皇帝想多了，此时，李建泰率领着从京城带出来的部队一直徘徊在河间。他考虑的是自己的前途，而并非是大明的未来。

    到了这个时候，即使天神下凡也不能把大明救起。崇祯皇帝用了十七年时间，把本已经残破不堪的大明帝国捅了无数个窟窿。这位曾经把袁崇焕冤杀，又把着名的战略家杨嗣昌逼进地狱，最后还把帝国最优秀的将军孙承宗赶出朝廷，重用宦官，刚猛治国，他所犯的错误已经注定了大明的灭亡。李建泰即使浑身是胆，智慧超绝，也不可能在李自成已经冲击山西，并准备直下北京的情况下扭转败局。

    就在李建泰在河间转悠的时候，崇祯收到了李自成写给他的信，让他在三月十五日前必须给一个完美的答复，或是退位或是在北京城下一决雌雄。崇祯大怒，可怒气还没有消，他又收到了李自成在山西发布的诏文，诏文先是对他夸奖一番，然后是对他所领导的大明朝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攻击。这就等于说一个人一本正经，却每天都在妓院出入一样。崇祯的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仿佛是被人抽了几个嘴巴，然后又给他一块奶油蛋糕。他不吃，难受；吃了，更难受。

    与他难受相比的是京城百姓，北京城的百姓却似乎对即将来临的风雨显得无所谓。这年的元宵节，北京城里出奇的热闹。崇祯当然不知道百姓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元宵节刚过，他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下罪己诏，妄想稳定人心；第二件是起用太监高起潜等十人前往山海关、德州、临清、宣府、大同等地督防。

    有人对这种做法表示强烈抗议，但崇祯不听。此时，他正准备着手做另外一件事。

    3、就是不肯南下

    如果说，李建泰是崇祯想要主动出击的理想的话，那么，由于李建泰的懦弱使得崇祯彻底丧失了主动出击的理想，代之而起的是被迫的防御。

    二月二十八日，李自成正在攻打宁武关，崇祯下诏天下诸镇兵入援勤王，又命廷臣对战守事宜献计献策。这个时候，谁还能有什么好对策，如果有，也不至于等到这个时候才拿出来。况且，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崇祯下诏让各地军队入援勤王，只是也只能是让宁远总兵吴三桂入援。因为已没有一支军队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入京了。

    其实在正月，崇祯就想征调吴三桂入援京师，但吴三桂西援，实际上无异于拱手将辽东最后四城让给清兵。所以，当这一方案提出来时，朝廷内部立即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以首辅陈演、魏藻德与工科给事中高翔汉等人为首，他们坚决不主张吴三桂入援。这些人反对的借口跟崇祯不谋而合。如果调吴三桂进京，能否击退李自成还先不待说，山海关外宁远四城肯定要丢却是事实。他们说，如果放弃关外四城就是丢了朱家祖宗留下来的土地，皇上您怎么能作对不起祖宗的事。

    另一种意见则是以蓟辽总督王永吉、吏科给事中吴征麟为首，他们认为，必须要调吴三桂进京。王永吉认为，皇上丢了祖宗留给的土地已经不是一块两块了，仅李自成从河南到这里，整个山西就快归人家了。难道还在乎关外四城吗？

    高翔汉对王永吉的话极大愤慨，他指着王永吉的鼻子喊道：“你身为蓟辽总督，肯定是贪生怕死所以才出此下策。如果皇上一定要放弃宁远，臣等不敢任其咎。”

    陈演此时也跳出来和高翔汉唱高调：“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兵万不可调。”

    崇祯皇帝拿不定主意了，确切地说，是他被那几个反对吴三桂进京的大臣给捉住要害了。这些大臣也大概知道这个皇帝到底在想什么，其实，他们又何尝不知道皇上想要吴三桂进京。但是，一旦吴三桂进京，所有主张的和中立的大臣就会受到责罚。他们对面前这个皇上的脾气太了解了。

    当然，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反对吴三桂进京的人并不相信李自成真能打到北京城下，身在京城里的官僚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他们以为北京城是铁桶，满洲人不是来过两次嘛，不都是无功而返！

    崇祯皇帝见廷臣意见不统一，又召集科道九卿诸臣会议，继续讨论吴三桂勤王的问题。但是，在许多不相信李自成能打到北京的大臣们的努力下，几个大臣支持吴三桂回京师勤王的声音慢慢地小了起来。

    崇祯皇帝把这几个人的意见交给六科和内阁，但六科不署名，阁臣允议不决。此时的崇祯已经急得抓耳挠腮，李明睿又来了，跟他再次长谈了一番。李明睿自然知道皇帝的德行，就努力劝说他南迁。崇祯这个人就是贱，你越是要他这样，他就越不这样。

    他之所以抱着誓死不南下的心思，恐怕跟他在朝堂上说的一段话有关。他说：“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况且，我一人独去，宗庙社稷怎么办？十二陵怎么办？京城百姓怎么办？逆贼虽然猖獗，但朕是九五之尊，有天地保佑，再加上诸先生之努力，或不至此。如果真的走到无路可走的那一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我心已决。”

    这段话告诉我们，到了这个时候，崇祯皇帝还抱着侥幸心理，清兵几次进围北京，不是都没有攻破吗？他自信都城守备有余，援兵四集，灭贼还是有戏的。

    他虽然如此说，但仍旧为南迁做好了准备。先是让天津巡抚收集漕船，在直沽口待命，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他又暗示大学士陈演率百官固请，但陈演不干，他害怕以后担劝驾南迁的罪名。崇祯皇帝气的死去活来。他的生气并没不能阻止李自成的进逼京师。

    三月初一，李自成攻破宁武关，李明睿最后跟他建议，让太子南下监国。崇祯一听，立即就火了，这他妈的该是你臣子说的话吗？你让我在这里等死，然后让我儿子去逃命。简直是岂有此理，他坚决不答应。并且用自己十七年的从政经验搪塞道：我经营天下十七年都搞成这个样子，他一个孩子知道个屁！

    三月七日，他招集群臣，问有何良策。群臣没有。他得出了一个流传千古的错误结论：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同日，李自成攻下大同。三月八日，李自成攻破宣府，直奔居庸关。三月十四日，抵居庸关，并攻破居庸关，李建泰在保定投降了李自成，农民军对京城遂形成了包围之势。京城已危在旦夕，城内人心惶惶。面对这种局势，京外督抚大员都认为调吴三桂进京是唯一之计。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总算“独裁”了一回，立即调吴三桂进京。可惜，一切都晚了。

    4、最后的挣扎

    在等吴三桂进京的同时，崇祯开始部署京城防守，决意进行最后的挣扎。

    早在三月二日，他就命令内监及各官分守北京九门，襄城伯李国桢提督城守，皇家子弟一齐上阵。京城内实行宵禁，昼夜派人巡逻，严缉奸细。三月十日，有人对崇祯说，士兵没有银子了。崇祯就下令各京官和皇亲捐款。

    先捐款的是各个太监，每个人都是5万两，但大学士魏藻德却只捐了500两。崇祯哭笑不得，钱显然是不够的。他又向皇亲、太监讨起钱来。他派太监去自己的老丈人周奎家借钱，周奎说：“没有。”

    太监跪在地上直磕头，周奎还是那两个字：“没有。”最后勉强捐出了一万两，剩下的53万两被后来进城的李自成给拷去了。

    此时，一些太监已经开始回首往昔了。有的太监就说，如果魏忠贤还在，绝不至此。还有的太监甚至给农民军通风报信，另谋明主。崇祯皇帝已是众叛亲离了。

    1644年（甲申）阳历四月22日，崇祯召对文武百官，商讨对策。面对行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大臣们和往常一样，束手无策。

    这一天离崇祯皇帝上吊还有两天。正当大臣们都闭口无言时，外面送进来一秘封，崇祯拆看后，脸色陡变，在龙椅上坐不住了，也不说退朝，竟直走进内去。大臣们也喊了一声就散了。崇祯看着那道秘封，很想哭，因为昌平已经失守，农民军已抵达北京城的阜成门外。剩下的事情就是等着九门被攻了。

    同一天，李自成派出了在昌平投降的监军太监杜勋去城下喊话要见崇祯皇帝。当时的提督太监王承恩把他用篮子拽上了城，这位杜太监给了王承恩一封信，信是李自成写的。上面道：我想割出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给我军银百万，我就退守河南。受封后，我愿意为朝廷平贼，并且对付满洲人。但我不听朝廷的调遣。

    内阁首辅魏藻德把这封信交给了崇祯，崇祯看了信后，大为惊讶。他实在想不明白这个陕西大汉从河南跑到这里，原来就是为了当我大明的官员？哪里有这么简单！

    崇祯问魏藻德，“你怎么看，现在事情紧急，我只听你一句话。”

    魏藻德像被人割了舌头一样，就是不说话。崇祯最后几乎是请求他说话，只说一句就好。但他一句话也不说，坐在那里作闭目沉思状。

    崇祯只好让杜勋带回一张纸，写了四个字：再与他谈。

    这四个字似乎是写给杜勋的，又像是写给李自成的。此时的他实在放不下这个面子跟一个逆贼谈条件。况且，因为他还有两个考虑，第一，北京城自从成为城市以来还没有被攻破过；第二，吴三桂的勤王军正向北京进发。

    可这两个考虑并没有真正给他带来一丝安慰，驸马都尉巩永固对他说：“能走就快走吧。”

    崇祯茫然若失，但第二天早朝，他实在受不了这个压力了，面对群臣嚎啕大哭，群臣不理他。他哭完，就低头在御案上写了12个字，写过后，摇了摇头，又擦去。

    这天午后，李自成下令农民军围攻北京城，原来布置的城防兵力，已失去抗衡能力。城内从大臣到百姓，都在设法求生，三大营也投降。此时，城里的军队已经5个月没有领到工资，许多士兵躺倒不干，军官用鞭抽打，一个起来另一个又躺下，有的守城兵为了留后路，不敢伤害农民军而只发空炮。

    这个时候，崇祯皇帝才见势已无可挽回，决定突围出奔。他仰天大呼，在宫殿里环走，一会拍脑袋，一会顿足长叹。大叫内外之臣是狗养的，误了自己，误了自己啊！

    他冷静了一会，立即找来驸马都尉巩永固，以家丁护太子南下。巩永固哭丧着脸，道：“亲臣不准藏甲，我怎么敢有家丁！”两个人相向而泣。

    第二天，一守陵太监申芝秀从昌平跑进城来，见到崇祯劝他退位求降。崇祯怒火顿生，把太监臭骂了一顿，下令亲征。还没有等他亲征，下午，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农民军进入外城，崇祯很纳闷，就问：“李国桢所练之兵在哪？”

    王廉回答他：“陛下哪里有兵，唯速走。”

    崇祯不甘心，问大臣们怎么办，大臣们这个时候只好回答，巷战。

    巷战个屁！大臣们只是说说而已。崇祯也看出来了，他立即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勋戚周奎、田弘遇家。然后，把袁纪和周皇后叫来，连呼左右进酒，自己一口气饮了几十杯。

    然后，看着两个女人，慢慢地说道：“事已至此，休怪朕了。”话音刚落，他已抽剑在手，先向袁妃砍去，袁妃应声而倒。周皇后急返坤宁宫，自缢身亡。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崇祯只是悲叹道：“汝奈何生我家·”一剑砍去，公主挥臂遮挡，右臂被砍断，昏倒在地。接着，他又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及几个妃子。

    崇祯已经丧心病狂，而李自成却在纳闷。北京外城似乎没有人把守一样，只用了一天时间就被攻破，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崇祯杀掉了他认为该杀的人后，就叫太监王承恩陪他饮了几杯酒，然后换上了鞋，手持三眼枪，带了几十名手持斧头的太监骑马出了东华门，到朝阳门，假言王太监奉命出城，但守门土兵坚持天亮后验明再放行。崇祯下令太监夺门，可却被守门军人放炮轰走。他无奈之下只好奔向负责城守的戚国公朱纯臣的府里。可朱纯臣的家人说朱纯臣赴宴末归。这纯粹是扯淡，这个时候了，谁还有心情吃饭？！

    不得已，他只好又转向安定门，但仍旧是吃了闭门羹。就这样，折腾了一晚上，天快亮时，走投无路的崇祯又带着王承恩等太监回到乾清宫，敲钟召集大臣议事。此时，许多大臣都在为迎接新主而准备呢，谁还有闲心管他呢。

    崇祯彻底绝望了。

    三月十九日早晨，李自成下令进攻内城九门，城里的多门大炮齐鸣，尽管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而大顺军却没有一人中炮弹。李自成有点傻了，以为自己的军队都善妖术。攻进城门后，他才发现原来城上的明军只装火药，没有装铅丸。想一想，只用了两个多月，便从陕西打到北京；而这座挺过了瓦剌、满清几次以倾国之力猛攻的天下第一坚城，更是不到三天就被攻破。李自成简直就不敢相信，这么容易会得到一个帝国的都城。确切地说，在崇祯十七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所领导的大明帝国灭亡了。

    5、写给李自成的遗嘱

    折腾了大半夜的崇祯最后想到了一个地方，两天前，他就去过那个地方。但和这一次不同的是，上次去是想看看有没有出路，而这一次是去寻找死路。陪同他的只有宦官王承思一个人，两个人搀扶着步履艰难地登上煤山寿皇亭。这里曾是他检阅内操的地方，而今却成了他要去面见列祖列宗之所。

    我们不得而知，此时此刻崇祯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山下，到处都是火光，京城已经成为地狱。他或许只想早点死，但又不甘心。从危机来临的那一刻到现在，崇祯就一直没有甘心过。王承恩在流泪，并且已经哭出了声。这个在平时不能帮主子一点忙的老太监到了最关键时刻却跟着主子一起来了。

    崇祯一句话也不说，脱下黄袍，咬破手指，在衣襟上愤然写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写完，就脱掉鞋子，把头发铺下来，盖住脸，让王承思看着他把脖子伸进绳子里，大明朝的末代帝王就此了结了自己的生命。直到最后，他都不相信自己会葬身于农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可谓是死不瞑目。

    北京城并没有因为崇祯皇帝之死而带来多少悲哀的气氛。京城百姓们居然张灯结彩，摆香设案，张贴“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等标语，热烈欢迎李自成的到来。李自成头戴毡帽，身穿青布衣，骑着杂色黑马，在数百名骑兵的护卫下，威风凛凛，开进京城，经承天门进驻皇宫。李自成给明朝的历史画了一个句号！

    一天后，他们找到了崇祯皇帝，并且看到了那道遗嘱，李自成并没有遵守遗嘱的内容。倘若百姓知道崇祯皇帝的遗嘱里除了自责还对他们的未来有所担心的话，不知该是什么心情。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就开始命手下人抢夺财宝。他手下的刘宗敏给他的一份报告中说，明帝国已经没有多少财宝，财宝都分散在那些贵族和官员手里。

    那么，他下令让那些贵族和官员交出财宝来。帝国的贵族和官员都不是傻子，他们当初不交给崇祯皇帝，为什么要交给你这个连来北京的目的都说不清的人呢？李自成有办法对付他们，严刑拷打，逼其交出财产。

    失败已经在眼前了，可他并没有一丝预感。在皇宫里四处晃荡的他忽然感觉到了寂寞，老天太照顾他了，胜利来得太突然了！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进入了帝国的心脏，形式上来讲，他推翻了一个朝代，他已经是新朝的皇帝了。

    所以，他又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军纪暂时稍息。

    于是，北京城里到处是鬼哭狼嚎，男人被杀，女人被轮奸。北京城在崇祯皇帝手里还算是一片太平景象，可到了李自成这里就成了人间地狱。

    崇祯皇帝大概想到了逆贼李自成是不可能按照自己的遗嘱所规定的善待百姓的，但他同时又想，这就是报应。他还依稀记得正月十五那天，百姓张灯结彩的恶心模样。

    崇祯的这道遗嘱，一方面是对自己对不起祖宗的江山而感到自责，另一方面，又对身后百姓怜悯备至。

    末代帝王都有一个共同点，在王朝倾覆前后，他们来不及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进行忏悔。因为末代帝王大都不是好鸟，但崇祯，却异于这些帝王。

    崇祯接手的大明帝国是个彻底的烂摊子。当他接手后，明王朝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文化诸多方面，都暴露出难以阻遏和克服的危机。政治上，万历中期以来日益加剧的党争，愈演愈烈。朝廷中的任何事件，都会成为党争的口实。同时，昏暗的政治又与凋敝的社会经济联系在一起。万历年间的三大征和万历本人的挥霍，让明王朝捉襟见肘。社会经济的崩溃，直接受害者就是广大百姓。在军事上的反映，将多而贪而骄，士寡而弱而惰，防御能力几乎等于零。这只是崇祯面临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形势。还有国内此起彼伏的、日益壮大的农民起义，尤其是后金的兴起，不断南下入侵，直接威胁和影响着明王朝统治的安危。

    内忧与外患并生，形势已十分险恶，崇祯一上台后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呢？

    他当然意识到有这么多问题，可是，他的处理方法却让人很疑惑。他太着急了，急着处罚办事不利的大臣，大臣稍有不慎，脑袋就可能搬家。他急着迫切解决后金问题，却又碍于情面，处理不好“合”与“打”的问题。他对农民起义的严重性并不重视，他杀了明朝最出色的干将，最终，他把自己扔进了孤家寡人的境地，留给敌人近乎命令又似乎恳求的遗嘱。

    他当初在御案上写的“满朝文武皆可杀”几个字很直接，就像他想达到他的目的一样。他说对了，满朝文武是该杀，可是，是他自己让他们有了该杀的理由的。

    因为他的性格，他的努力，大明帝国只在他手里十七年就灭亡了。大明帝国的灭亡并不怪他，因为这是一个必然。他祖宗万历皇帝时期的所作所为就注定了这个必然，但帝国在他手里只存在了十七年，他绝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无数人的观点都强有力地证明一点：崇祯皇帝急躁、多疑的性格提前毁了明帝国。我倒觉得是他的思维害了明帝国。

    他的一根筋思维方式是明帝国的不幸，也是他本人的不幸。另外，他根本就不懂得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厨子跑进了屠宰场，他想的是怎么样烧出最好吃的红烧肉来，可是，猪还没有杀掉呢。崇祯皇帝面对的就是一头猪，而想的却是怎样做出最好吃的红烧肉。

    于是，他生火、烧水、磨刀，洗菜板子。他自己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猪还活着呢，他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他根本就不懂得杀猪。

    大明帝国从朱元璋1368年建国开始到1644年李自成进北京结束，共历16位皇帝，276年。如果我们对首尾两个皇帝的遗嘱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遗嘱中所确立的接班人建文帝也违背了他的遗嘱，并且后来被人赶出了京城，不知所踪。末代皇帝崇祯的遗嘱中让李自成不伤百姓，李自成也没有遵守，结果后来也被人赶出了京城，也不知所踪。

    当初，朱元璋不允许各地藩王进京，可崇祯却是让人进京而不得。一位古代史学家说，明只一帝，太祖是也。这话非常有道理。因为朱元璋对后代的所有嘱咐，后代人都没有遵从。比如不允许宦官干政，明朝的宦官是中国历史上闹得最凶的；比如要对同姓王友好，可明成祖和后来的宣宗皇帝，都对藩王进行强有力的压迫。比如在做事风格上，朱元璋的暴戾举世无双，他的后代却把这种暴戾用反了，以消极的暴戾来治理大明朝。

    和朱元璋的遗嘱一样，崇祯皇帝对自己的自责和对李自成的“恳求”最终都没有得到任何承诺。虽然在后来，许多士大夫对崇祯皇帝死社稷的行为表示出了极大的赞赏。但他们不过是怀念明朝而已，真正头脑清晰的士大夫还是对崇祯皇帝十七年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解剖。他们认为，听他说，大明若亡，是无天理；看他做事，大明若不亡，是无天理。

    李自成不能尊重他的遗嘱，只能说明这个农民没有当皇帝的命，也同时说明了崇祯的幼稚。末代帝王的遗嘱，之所以属崇祯皇帝的最有名，原因只有一个：他被农民所灭，从始至终都没有甘心过，他一直认为是大臣们在误他！而后来的许多士大夫也不甘心。因为他们看到了崇祯皇帝一直在努力，但他们或许看不到崇祯一直在给大明用反力。

    6、应该写给谁

    客观上看，明王朝树敌过多，是其最大的要害。努尔哈赤为报明将领杀祖、杀父之仇，于万历年间向大明王朝进攻。崇祯初年，因天灾和人祸（朝廷过度征发），陕北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起，致使明王朝腹背受敌。历览中国的所有朝代，没有一个王朝如大明朝一样，在同时对付两个敌人。一个是农民军，另外一个是满洲人。从历史经验来看，即使是对付一股力量，许多王朝都无法取得最后的胜利，更何况是两股力量的左右夹击呢。伟大的战略家、兵部尚书杨嗣昌曾提出“高招”——攘外必先安内，但做起来实在太难，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使得安内的力量总是为外敌所牵制。崇祯九年至十一年间，农民军受到明朝将领卢象升、洪承畴等人的合力围剿，几临灭顶之灾。可辽东的清军南下袭明，威胁京师。卢、洪大军先后被抽调到抗清前线，后来两人一死一降，使农民军得以借助喘息之机东山再起。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离开蛰伏多时的陕南山区，挺进中原，五战五捷，大败明军，并于崇祯十六年率大军东征，直捣北京。可见，因人力、物力有限，明王朝既安不了内，更攘不了外，最终在内外夹击下走向灭亡。

    细究起来，满清这个敌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崇祯皇帝的祖宗制造的；而诸如李自成等造反大军的崛起，一方面可能是老天爷故意要与新皇帝作对——从崇祯皇帝登基始，陕北的灾荒就十分严重，更主要的原因是万历以来的朝政荒废以及对清作战需要大量军费，不断的“加派”造成民不聊生——仍是祖宗种下的祸根。可以说，崇祯皇帝的命真是太苦了。他的祖父万历皇帝，还有他的“木匠哥哥”天启皇帝荒淫、怠政，都是十足的亡国之君，却在享尽清福后寿终正寝。崇祯为收拾万历、天启留下的烂摊子不遗余力，登基17年，日夜操劳，寝食不安，最终的结局却是走上煤山，把脑袋伸进了绳套里。

    实际上崇祯皇帝最难对付的并非是外敌和起义军，而是朝廷中的大臣。尽管他一举消灭了魏忠贤阉党，却无法根除党争的土壤，到后来，他却培养这种土壤。17年里官僚们意气用事，党同伐异，演出了一幕幕自相残杀的悲剧和丑剧。崇祯皇帝在临死时痛心疾首地说过一句话：“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可见，一个皇帝倘若不是对大臣太恨之入骨，岂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假如明朝君臣能够同心同德，一致抗敌，或许不至于输得这样惨，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袁崇焕受命收复辽东，还没与清军作战，却先导演了一场“同室操戈”的悲剧：他用先斩后奏的手段杀死驻守在鸭绿江口皮岛的总兵毛文龙，实际上解除了毛文龙长期以来对清军的牵制作用，为皇太极发兵南下提供了极佳的机会。后来清军入关的三大先锋就全是毛文龙手下的强将。袁崇焕的下场比毛文龙还惨，由于皇帝听信谣言，加上朝中某些官员的诬陷，袁崇焕以“卖国欺君”之罪被凌迟处死。书中说，崇祯皇帝“自斩手足，自毁长城，以后再难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明史》给出定论：“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决矣。”

    既然力主抗敌的皇帝、官僚都难以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么，由他们主宰的大明王朝又怎能逃脱覆灭的下场？

    崇祯十七年上演的既是明王朝的悲剧，也是明朝君臣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和民族的悲剧。从大时代的角度来看，世界历史舞台的那一面，西方各强国纷纷崛起，开启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而号称“天朝”的中国大地上却在血雨腥风地自相残杀，重演那延续了几千年的改朝换代。

    最后，站在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崇祯皇帝的启齿悲叹不是没有来由的。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集权制发挥到极限，但从百姓的立场出发，他是一位好皇帝。他重典治国，在官吏铨选、考核、监督方面也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制度。可到明朝中后期，皇帝素质与品德的逐渐下降，整个国家机器日趋失灵，这些制度遭到严重破坏是必然的。大明官场开始贿赂盛行，官员开始大肆贪污受贿。到了崇祯时期，已是积弊难返，连他自己都不得不哀叹：“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

    一个明末官场，已俨然成了权钱交易的大市场。这些通过走门子、塞票子上来的无耻之徒，其道德品性之低下不言自明。谁要是指望他们忠心国事，有所作为，谁就是白痴。明王朝大厦将倾，崇祯面对的又是这么一批贪才、庸才、蠢才，他怎能不陷入“任用一人，失望一人”的怪圈，并且直到临死还牢骚满腹呢？

    我想，他的遗嘱应该写给他的那些祖宗们。

    又，帝王们的遗嘱到了崇祯皇帝时，可以算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满清入主中原后，虽然也在接班人问题上做出种种规划与指导，但终究没有遗诏这一说。

    从秦始皇开始，到崇祯皇帝终，皇权更替似乎始终在遵循着一定的规律。任何皇帝，即使英明贯彻天宇，也无法真正让皇权永恒而在。

    如果说，物质决定意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只要帝制的集权与专制存在，任何帝王就不可能把身后事规划得完美无缺，哪怕是短时间内的完美。

    当清王朝登场时，帝王的遗嘱已经变了味道。皇帝权力的更替，已经远不是崇祯皇帝以前的模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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