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观与体育

    身心关系是哲学探讨的永恒焦点，这关系到作为主体的“我”是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长期以来在身体与灵魂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留下了绵延不绝的争论，形成了各种关于人的身体和灵魂关系的身心观。身体与体育有着天然的联系，无论被看作是“身体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physical），还是“通过身体的教育”（education through the physical），体育都与“身体”密不可分。许多人把体育看成是一项以大肌肉活动为方式的身体运动，可见，身体活动是体育与其它社会活动分野的根本标志。因此，哲学身心观问题的研究进展对体育哲学如何认识体育本身就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哲学中出现的“身体转向”，赋予身体一个新形象及其意义，身体与灵魂二元论的观念以及蔑视身体的传统逐渐式微，身体作为一个不可化约的物质浮现在理论视域。本章通过剖析西方哲学身心观的发展，对“身体性”这一与体育有着天然联系的概念作深层次的探讨，分析“身心二分”与“身心一元”以及后现代“身体转向”对体育产生的影响。

    西方哲学对于身体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把人分为身体与灵魂两个部分，同时把身体看作是灵魂的坟墓的观点，说明在西方文明早期就将身体置于身心关系的底端。尽管柏拉图把教育分为音乐和体操两个部分，主张教育就是“以音乐陶冶心灵，以体操锻炼身体”【1】。但他锻炼好身体的目的是为完善心灵服务的。在中世纪，笛卡儿将这一观点演绎得更加鲜明，作为整体的一个“人”严格地被分为两部分：他的灵魂和他的身体，思想着的灵魂远远高于无法思想的身体。由于他的观点与当时基督教会“贬低身体”的观点相契合，使得“身心二分，心高于身”的理念对诸多学科的发展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于是，与身体密不可分的体育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看作是对身体的教育，以鲜明的身体性与其他教育区分开来。后虽经尼采、叔本华等人的身体哲学矫正，但其身体优先论的主张只不过是试图赋予被置于灵魂下的身体以更高的地位而已，人们视体育为纯粹的身体教育并无改变。

    身心二分的思想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它对人们看待世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打上了二元的烙印，主客二分、物我二分的思维方式导致了西方工具理性的盛行。可以说，哲学上关于“身心”问题的每一次讨论，都会对体育理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正是哲学上关于“身心”理论的发展，导致了体育中“身体性”涵盖范围的演变，进而引发了一系列有关身体性的争论。

    一、柏拉图的身心观

    柏拉图哲学在西方思想中的奠基地位显然勿庸置疑，怀特海将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视为柏拉图哲学论著的脚注，语虽夸张，其影响可见一斑。柏拉图对灵魂和身体的区分以及灵魂不朽作了严格的论证，这无疑为西方二元论倾向铸造了最根本的基座。柏拉图的理念论将世界划分为可见的现实世界和绝对的理念世界。后者作为永恒不朽的抽象存在无疑高于前者而标示出世界的本质。与之相应，人的认识也被区分为意见和知识，唯有来自理念的知识才是对世界的真实理解。在此本体论和知识论基础上，柏拉图认为人的存在也由两部分组成：可见的身体与不可见的灵魂，灵魂是永恒的，而身体却是可朽坏的。人类唯有通过不朽的灵魂，方能获得真知，这一点是可朽的身体无法作到的。柏拉图早期著作《理想国》中提到：“人的灵魂可以分为理性、激情和欲望，其中理性乃灵魂的真谛，是三者中最为高尚的存在，而欲望更多的是与身体相关联，容易把人们带入罪恶的深渊。”身心二元对立，在柏拉图这里便体现为理性与身体欲望的对立，无身的理性成为真正的不朽，而身体只是充当了净化灵魂的工具。

    二、唯心主义

    唯心主义（idealism）是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体系。源于希腊文idea，意为观念，主张唯有精神才是万物本源的世界观。唯心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主张意识、精神是第一性的，是世界的本源，自然界、物、外部世界是第二性的，有意识或精神所派生。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精神的产物或表现。唯心主义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表现各异，其基本形式分为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两者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实质一样，都把意识、精神当作独立实体，当作世界的本源。唯心主义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有深刻认识论根源。在人的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识同实践相脱离，用孤立、静止、片面、僵化的形而上学观点把认识过程的某个侧面、某个阶段过分夸大和绝对化，就会导致唯心主义。

    唯心主义的教育观使人们产生这样的认识：教育主要发展学生的个性和人格，尤其是发展个人的道德和精神价值，获取知识和心灵的发展是教育的目的所在。教育是发生在自我的一个过程，因此，学生必需为自己的动机和学习负责。课程也应紧紧围绕思想和观念展开，学生也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创造性活动。

    唯心主义体育观则把体育对人的影响远远超出身体的范畴，尽管唯心主义认为精神和身体是一体的，但在实践中还是强调心理的发展和思维过程的重要性，体能和身体活动只是在人格发展中有重要价值。

    三、笛卡尔的经典身心二元论

    笛卡尔哲学是西方思想由古代向近代形态过渡的枢纽，尤其是“我思故我在”的名言，得出了人是思维的自我的结论，人再一次被论证为“理性的动物”。人的存在被轻易地理解为两种不同实体的联合，这一二分法将身体彻底归入医学和物理学领域成为纯粹的机械对象，成为诸多自然科学研究的客体，这其中体育人体科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笛卡尔从认识明晰性和确定性的立场出发，通过无往不克的怀疑之剑斩除了感觉于身体在认识中的合法性。在笛卡尔这里，唯一不用怀疑的确定的事情，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情，这是笛卡尔理论的阿基米德点。在柏拉图的认识体系中，感觉（激情）乃是归属于身体，而它也是物质和精神相联系的一个关键，而笛卡尔的二元体系则更加彻底地把感觉归属于自我的思维能力。他最后论证了灵魂和身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精神的唯一属性是思维，它没有广延，而肉体则只有广延却不能思维。灵魂区别于肉体作为单一的存在而不朽，而肉体则作为广延的存在遵循其机械原则运动，灵魂和身体是截然不同各自独立的存在。笛卡尔的研究为现代科学尤其是人体科学奠定了形而上根基，但研究的深入却愈加显示出分裂地看待人的存在是何等的困难。笛卡尔对身体和灵魂关系的论述纯然从其知识论原则出发，一方面赋予灵魂作为思维主体几乎不可限定的认识和反思能力（一切都是可怀疑的）；另一方面身体是一部构造完美的机器，认为使身体成为理性思维认识、规范、利用的对象，降格为纯粹的物理性存在。

    四、二元论中的身体优先论

    在传统二元论中，身体显然只是对灵魂或理性的束缚，是应当被拯救的对象，身体在此只是作为一个抽象的符号而被谈论、解析。现代哲学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尼采以其生命哲学颠覆传统身体理论中理性（灵魂）的霸权地位，开创了强调欲望与快感的身体优先论。尼采提出以身体为准绳，不仅肯定了身体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将身体（作为生命和力的象征）置于重估一切价值的根基。人的存在即是身体的存在，这一思想经福柯、德勒兹等人的发掘而在“后现代”话语中大放光芒。身体的合法性似乎得以确认。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只有人“此在”的身体才具有终极的价值，满足身体的欲望和快感在这里被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这种颇显极端的论调并没有被西方大多数主流哲学接受，但它对体育运动的发展却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传统二元论将身体置于思维或精神的下面，强调人的灵魂的永恒，而身体只是暂时的，表达身体的体育运动相对比表达人思想的智育自然也显得无足轻重。当时的体育仅处于教育的一个不被人重视的角落，竞技运动的开展更无从谈起。正是强调身体欲望和快感的身体优先论使得竞技运动拥有了发展的原动力。今天的竞技运动风靡全球，世界记录不断地被刷新，展示身体勇猛，勇于竞争已经成为当代体育之魂，不能不说是这种身体优先论观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仅仅强调身体欲望和快感的身体优先论也给今天的竞技体育留下了不可弥补的硬伤，为了取得好成绩，各种违反伦理道德的行径屡屡上演，服用违禁药物早已屡见不鲜。

    从身体优先论的角度来看，身体的合法性似乎得以确认，但细致的分析将使我们看到身体在这一理论中被等同为人的自然存在，而不再是“灵魂的最美好的图画”，身体被降格为肉体，尼采和福柯的主张并未从根本上否弃身体和灵魂的二元对立，仅仅是从传统二元论的一端（精神）走向另一端（身体），忽视了人作为整体的存在，坚持孤立、分裂地看待身体和灵魂，身体同样被抽象为力和欲望的符号。传统的二元论和二元论中的身体优先论都犯了走向彼此极端的错误：一方面，个体之存在离不开身体之丰富表达，个体首先是身体，身体肯定了现世存在的意义，只有在身体欲望、情感和激情中，个体存在才能超越理性法则的束缚获得应有的活力，因而身体不能被灵魂还原或是否弃，对身体欲望的压抑只是在回避个体的真实欲求，同时使生存丧失了丰富性和个体性；另一方面，人又不仅仅是身体，身体的丰富性伴随着流变性或不稳定性，身体的不断变化决定了它不足以成为个体同一性的基础，身体及其情感欲望是属于自我的，但它决不是自我。自我同一性需要建立在身体之外的稳定的基础之上。可朽的身体不足以成为价值判断的根基——这将导致伦理观念的相对主义，亦即身体不能为自身立法，稍纵即逝的快感、欲望更不能给身体一个安定的居所。因而必须从人对身体的超越来理解人的存在，身体（快感）优先论不得不面对虚无主义的深渊。

    五、身心二元论对体育的影响

    很明显，心灵与身体的分离难免会给竞技运动、训练科学、体育教育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身体与精神分离、思想和身体分裂、贬低体力活动意义都直接威胁到运动职业的安危。如果身体是个比思想次要的独立实体的话，那么，与体力有关的职业将永远处于低等的地位。如果教育者误解了人的自然属性，他们就会误导个体。如果轻视了人的身体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性，教育者就会营造出一个错误的教育情景。现实中，两元论带给体育的负面影响早已产生，人的身体是机器的思想观念也已深入人心。

    无疑，人的身体就像一部机器一样进行着各种功能，泵压血液、调节体温、提供燃料进行运动。跟机器一样，人的身体也会变坏并且需要周期性地维修，还要遵从一些化学的、物理的、生物的规律等等。在某些方面，人的身体也是一部复杂的、活跃的、有反应的杠杆系统。为什么有些人的身体比别人的好？为什么有的运动员比其他的运动员成绩好？至少部分的原因是由于遗传导致了某些人的身体机能比另一些人的效率高。

    从另一个方面讲，把人的身体比作一架复杂机器的观念已经使体育教育者和科学家获得了关于人体的大量科学知识——人们怎样才能活得更长寿更健康；怎样才能成为更好的运动员或者参与者；怎样才能更快地掌握技术动作。科学家在解释人体结构时常常不自觉地使用两元论的术语，把人体的神经系统看作电路，把血管系统看作管道，心脏视为泵器，把大脑比作计算机。但是，仅仅把人的身体视为机器，即使是复杂机器的观点也是不恰当的。首先，人的身体不仅仅是机器，身体的许多功能不是线性的和可以预言的。用自然科学的假设和原理把身体当作机器对待，是不可能解释人的运动的。

    科瑞奇马认为，历史上轻视身体的两元论思想可以分为物体两元论、价值二元论、行为二元论、语言二元论四种形式。【2】

    物体二元论主张人是由心灵与身体两种截然不同并且相互独立的物体构成。笛卡尔提出两元论的初衷是为了加强科学的基础地位，避免主观的假想和片面的推断，从而维护数学的精确性。他认为应扩大数学方法在研究自然事物当中的应用范围，这样可以使问题得以澄清，从而获得真正的知识。他认为：人是由身体和心灵两个最基本的成分构成的，心灵是思考着的实体，是由大脑产生的一些非物质的思想和观点；另一方面，身体是具体的，具有广延性。人是由占空间的身体和非物体的思想组成的复合体。这两种要素截然不同，但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相互作用。这种线性思维的结果产生了人的身心两分，身体基本上是机器，就像所有的机器一样，遵守物质法则；心灵本质上是思想，遵守逻辑法则。

    价值二元论也认为人是由心灵和身体二部分组成。但认为心灵和身体的关系等级和重要性不同，在这二者当中，心灵是高级的，直接控制和管理着身体，身体因为其能力差而受控于心灵。柏拉图的许多论述例证了我们称之为价值二元论的东西。他认为精神高于身体、思想高于感情、沉思高于感觉、知识高于感官快乐，特别是思想（柏拉图称之为灵魂）和智力功能高于身体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引导和控制。尽管柏拉图相信舒适的生活是良好体能、愉悦、沉思、经验观察的基础，但他认为人们在沉思真理时是人最美好的时刻。事实上，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世界只能在想象与沉思中才能实现。柏拉图二元论的三个观点直接表示了对“身体是低级的”的观点的赞同。第一，相信思想比感觉有力。第二，身体是人低等并且是最无力的成员。柏拉图认为身体因为其食欲、热情、渴望而难以控制，是不值得相信的，它需要灵魂的理性引导。第三，柏拉图相信灵魂是不朽的。宣称灵魂是无限的、不可分的、不可变的、永久的；相反，身体是有限的、可分的、变化的、暂时的。

    行为二元论是价值二元论的一个分支。它主要讨论的不是人是如何组成的（物体两元论的话题）；也不去探寻身心哪些部分更重要，哪种解释更有价值（价值两元论的话题）。这种二元观主要回答“充满技艺的人类行为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

    行为二元论者认为，在做每一个技巧性的动作时（无论是棒球的击球，还是解开一道数学题，或是完成一段芭蕾舞），有两种活动是同时进行的。这两种活动可被称之为理论和实践，想和做，思考和行动。例如：当一个人成功地射入一球时，实际上包含两个行为：精神上的计划、判断、策略和身体上的跑动、抢位、踢球。

    显然，行为二元论对运动行为的区分实际是把人的身体视为机器的必然结果。然而机器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行动，即使是复杂的电脑也不能。所有的机器都需要操作者、程序员以及使机器正常运行的人。但用它来解释人的身体就不恰当了。人们的身体有时会鬼使神差般地做事，明显的答案是人体内一定有一个“领航员”，一定有某种东西在引导身体做一些充满技巧的行为，这种东西就是思想，它的活动就是思维。行为二元论者认为，个体的运动经历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理论与行为的统一，思维引导行为，实践跟着理论，虽然外观上看到的不是两个事物的同时出现，看到的只是一个充满技巧的表演。

    把人体当作一部机器，必然伴随着对行为二元论的认同。身体离人越远，就越像是一个物体，人们也就越把它当作仅仅遵守不同机械法规的实体，也就越需要操纵者。没人愿意被视为是冲动的、自发的、或是多变的，也没有人愿意被看作是没有头脑的行为者或愚笨的运动员。如果人们想拯救自己的尊严，就应当是思想者。所以，我们在进行各种动作之前需要理论来指导，而实际上，我们在进行体育活动时，也没有停止思维。

    语言二元论所关注的是语言符号的地位和重要性，其地位和重要性是相对于其他表达、交流方式而言的。语言发展的重大意义表现在，从低等的动物存在形式进化到高级的人类存在形式都涉及这一意义。当寻找动物和人之间的差别时，语言是重要标志。语言的强大力量是毋庸多言的，个体的语言表达无疑要受其文化词汇和句子结构的影响。

    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处于一定文化中的人们在理解某些概念时是相当费力的，与其将这种费力归因于人脑智力的不同，倒不如说是语言训练结果的不同。语言二元论者认为，从动物形式的生命到人类的出现，是以口头语言的出现作为标志的（而不是运动象征形式的出现）。人进行抽象思维的能力是通过使用口头语言显示和发展的，人类学习和理解的能力依赖于口头语言。

    波兰依和普瑞斯基认为，艺术创造是人类存在最高或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成就之一。非语言表达则获得了比语言更大的优势，这表现在：非语言艺术或许和语言艺术一样多，甚至更多，作为一个整体，这些形式可能和语言有同样的文化影响，甚至更大。在一些语言并不丰富的社会阶段，运动和艺术显得特别有影响。流行的非语言艺术到处都是。总之，有想象力的人类表达是不会被语言所局限的。威拉得认为，不是说人类只能通过词和句子才能进行思维。但如果能证明人不使用词和句子也能思维得很好，对于艺术、运动、科学和体育等职业来说就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以上四种二元论的观点归结到一点，即人是由心灵和身体这两个彼此独立并存的实体所构成。身体是被动、受支配的；而心灵是主动、起支配作用的。然而二元论却存在一个根本的困难：一个有广延性的身体是如何被一个没有广延性的非物质因素所影响？换句话说，根本不同的两种物质怎能形成一个联合体？

    二元论中身体优先的思想往往导致体育强调身体因素而忽视精神因素的倾向，认为运动就是身体的运动而与精神无关。体育即是对人身体的教育，将人的身体看作某种机械物体进行研究，因此科学实验的目的都旨在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人体的运动能力，竞技体育则在不断地开发人体已有的以及潜在的最大运动机能。一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科学化，使得运动方法日趋合理，人的运动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在教学和训练时不注重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导致了人身体单方面而非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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