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中我们借用哲学美学理论从快乐感的角度入手，把由体育活动本身获得的娱乐感分为，感官快适和审美愉悦两种性质和层次。从反映自由的角度也可以讲，感官快适反映了生理性、无拘束的自由；审美愉悦则反映了人对自由的高层次追求。但如果继续深究体育活动中人的快乐情绪形式的话，快乐也就不仅仅是上述两种性质和层次，至少还有一种“外在有用性”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由于获得了某个外在有用物而产生的满意和兴奋。体育活动中的这种外在功利性快乐应该说很多，如比赛胜利后的喜悦、因动作漂亮受人赞誉后的高兴等，但是典型的功利性快乐当属体育赌博和由于狭隘民族主义、地方主义观念所引起的快乐。由于这些快乐实际上并不直接来源于体育活动本身，而源自现实社会中附着于体育活动的外物，如金钱、名利、权势、畸形的自尊心等，因此，本文把这种借体育比赛之名无节制地获取这些外物而引起的快乐称为消极性体育娱乐。

    一、体育与赌博

    体育活动与赌博的亲缘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开始人们就用六博、弈棋、蹴鞠进行赌博。虽然“弈棋在今天已不是主要的赌博工具，而主要用体育娱乐活动。但在先秦甚至以后，围棋始终没有和赌博绝缘……无论雅俗，围棋与六博在中国历史上均属赌博，这一点当无疑义”【18】。除此之外，像赛马、击球、马术、捶丸、击鞠等活动都被作赌博来进行，脍炙人口的“田忌赛马”故事，感动现代人的是孙膑的智慧和谋略，岂不知，当时的赛马就曾“一赌掷千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在当代，尤其在过去的20年间，体育赌博在国际上又呈抬头之势，体育彩票和带有预测性的“押宝”博彩在一些国家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19】。这些国家包括意大利、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法国、美国等，用于赌博的项目有足球、棒球、橄榄球、自行车、曲棍球等，赌博的方式有彩票、数码抽奖和预测赌等。预测赌从赌胜、负、平，增加了谁先进球；上、下半时比分、总比分、最佳射手、最佳选手、联赛冠军等多种形式。在我国，随着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开展，赌球活动也已在广州等南方城市小规模地发展起来，1998年广州市公安局公开传讯太阳神俱乐部的四名球员，说明体育赌博不仅已在社会中有一定的市场，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非法活动已经渗透到了体育俱乐部内部，影响到体育比赛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广州太阳神俱乐部的官员曾承认，假如1998年球队没有球员打假球，太阳神就会保级成功，即使是保级不成功，也不至于那么快掉入深渊）。体育比赛的组织者借赌博的诱惑无疑吸引了大量的参与者，赚取了大量的资金，意大利1990年体育赌博总收入大约22亿美元，纯收入7亿多美元；英国的足球赌博每年收入数十亿英镑，政府按37.5%收税；日本开展自行车赌博44年来，总投注达31.1万亿日元；美国非法体育赌金总数量大约达48亿美元（此数不包括合法体育赌博经纪人收入和幸运抽奖的收入）；加拿大的非法赌金大约每年在1亿美元，其中大多数下注于美国职业橄榄球赛【20】。

    哪些因素致使人们对体育赌博乐此不疲呢？我们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人的内在心理感受上讲：体育赌博的结果给人的心理刺激强度是巨大的，赌博者的情绪往往处于一种激情、应激状态，生理变化（腺体分泌、外周表现）明显；另外给人的情绪转化也是迅速剧烈的，时常可能从高兴的巅峰迅速跌入痛苦的深渊。当然，不容否认的是，也可能有人喜欢这种剧烈变换的心理刺激，一些人也完全可能通过体育赌博提高决策判断力，勇气和培养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社会公德，把参与体育赌博作为检验自身力量、智慧的有效手段；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某个方面体现了人对自由的追求，但这毕竟是少数人在特殊情景下的个别现象。史密斯曾就人们参加体育赌博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消磨时光、娱乐、解除烦恼或寻求刺激、赚钱、获得新体验、改善决策技术是人们乐于体育赌博的主要原因。史密斯和罗斯克兰斯通过赌博者的自我表述，总结出了赌博行为的四个主要动机：挑战自我的智力和判断能力、由于获胜而获得愉快、想赚钱、分享友情。从这些对西方人的调查中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无论主要动机是什么，“赚钱”必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在某程度上讲，没有“钱欲”在，就无体育赌博现象在。在这一点上，接受调查者可能出于不便明言的原因，对此有所遮掩。但是，常识告诉我们，获得物质利益是体育赌博行为的基础；同时现实又告诉我们，体育赌博是在人民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并有了良好的社会公德和精神文明程度，以及运行良好的管理体制基础之上进行的，显然目前我们还不具备这些基础。在这种状况下开展体育赌博则可能使人的情绪处于剧烈的悲喜变换之中，使赌博者陷入欲罢不忍，欲赌不能的矛盾心态中不能自拔，从而染上不良的行为习惯，并影响到身体健康。

    在体育赌博的外部环境上，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理论上赌博概念的多义和实际生活中赌博行为的含糊。我国《辞海》把赌博解释为“一种不正当的娱乐，有斗牌、掷骰子等各种形式，用财物作注来比输赢”。显然这个定义并未把赌博视为非法。台湾版《中文大辞典》则认为“以能分胜之游戏，视胜负而授受财物者为赌博。刑法上有赌博罪，意图营利，办理有奖储蓄或未经政府允准而发行彩票者，亦赌博论罪”。这个定义把赌博视为有害行为。《大英不列颠百科全书》对赌博的解释更为宽泛：“在意识到冒险和希望获利的情况下，以某种有价值的东西作为赌注所进行的竞赛，其结果全凭机会决定。”按这个定义，许多冒险活动都视为不定事件的结局定其成败。商业投机、股票交易、军事战略和外交关系等也常有赌博因素。所谓体育赌博（Sports Grambing）“是指给竞赛结果所下赌注，包括体育彩票、势力均等的竞技，消遣性活动，如选秀赛和表演性的棒球赛等”【21】。正是由于赌博行为的复杂性和宽泛性，我国一般将赌博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形式：“凡以营利为目的者，即属于狭义的赌博，这种赌博构成赌博罪，为刑法禁止的对象之一。广义的赌博除包括赌博罪外，还包括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种赌博活动，亦即不正当的娱乐活动。这时的赌注不是赌博追逐的主要目标，而仅是刺激赌博者兴趣的一种手段。因此不构成犯罪。”【22】也许正是这种外显行为的一致性和内在动机、目的的差异性和内隐性，造成两种赌博间差别的模棱两可，也给政府制定禁赌法律带来诸多困难。

    第二，近年来西方公共舆论对“微型犯罪”（Minorvices）或曰“无伤害犯罪”（Victimlesscrimes）的态度有所松动。西方人对堕胎、色情文学、异性服务和赌博的原有态度有所转变。加之法律制定者们往往在禁止某种形式的赌博的同时，又允许另外某种赌博形式的存在，使法律自己陷入摆脱不了的困境，这也是体育赌博兴起的重要原因。

    第三，体育职业化、商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体育比赛的运作模式。运动员为了生活而训练比赛，俱乐部的经营者为赚钱而用尽手段，国家也从体育产业中收取巨额税收，体育赌博在这种大环境下既能满足个人的无止境物欲，又弥补了政府财力的不足。

    第四，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体的现代化也给体育赌博的兴起有推动作用，美国最为流行的三大体育赌博项目，橄榄球、棒球、篮球都与国家和地方电视网有密切的联系，另外各种有线网和卫星系统也提供赌博资料信息服务，人们足不出户，财源便可滚滚而来。

    在本研究中我们无意诋毁体育赌博，也不对其进行全面评价，也可能我国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像开展股票经营一样，开展体育赌博经营【23】，但从本研究的目的出发，我们坚持认为体育赌博使人产生的快乐从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快乐。这种娱乐对人体健康不仅毫无积极意义，且有害于健康，在物质生活尚不丰富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在物欲的驱动下沉湎于此道，无形中损害身体健康，造成精神萎靡，缺乏建设性的生活志向。另外，在体育赌博中，人们是通过时运和策略使财物所有权发生频繁转移，在财物所有权的转移过程中，并未造成社会财富的丝毫增值，对社会来讲亦不构成实质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增长，反而养成了人们的侥幸投机心理。更为严重的是，赚钱动机掺杂其中的娱乐对纯洁的体育竞赛会产生严重影响，破坏游戏和体育竞赛的原旨。“体育赌博毁坏观众最大限度地欣赏体育本身的欢乐和振奋，如果球迷们输掉赌注，他们便会怀疑教练员、运动员和官员的诚意和价值。这样便会对运动员施加额外的压力。对游戏本身产生戏剧般的改变。”【24】因此，体育赌博产生的娱乐从根本上不是源自体育运动给人精神的振奋，而且会破坏纯洁、高尚的体育娱乐，把体育引向歧途，所以本文将其列入消极娱乐之列。

    二、体育与狭隘地方观念

    消极娱乐的另一类表现是狭隘民族主义、地方主义者们借体育竞赛抒发情怀。这种消极娱乐与体育赌博的娱乐一样，不是从体育运动过程本身获得快乐，而是借以获得自己或别人寄附在体育比赛以外的意义而产生的一种虚幻的快乐。与体育赌博的区别之处在于，体育赌博下的赌注是金钱，欲想得到的是物质利益；这种形式下的赌注是国家的利益、地方势力的兴盛，欲想得到的是毫无实际意义的虚幻的优越感。狭隘民族主义、地方主义观念和对体育运动的错误理解，使他们误把比赛结果的胜负与国家、地方利益联系起来，好像一场比赛的胜利代表了国家、地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较量中的胜利。他们也和体育赌博者们一样，希望每把都赌赢，斤斤计较输赢的结果。本队如果获胜则欢天喜地，本队球员的表现好，国家的形象一切皆好。但更多的情况是，迁怒于裁判的不公，队员表现太差或教练员、官员的无能，更有甚者，球迷们还可能与警察冲突，挤垮看台、踩伤观众、游行示威、攻击外国人、外地人、烧汽车、砸商店等行为。北京“5·19事件”、布鲁赛尔海瑟尔体育场足球惨案与1969年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因一场足球赛而引发的战争都可谓是狭隘民族主义体育娱乐观的典型表现。

    在国内，随着近年来的体育职业化改革，这种消极娱乐现象同样不可忽视，笔者曾有意识地亲临甲A足球、篮球赛场实际观察球迷的表现，部分球迷的狭隘心态表现真可谓触目惊心，他们对裁判过分挑剔，对对方队员恶意攻击，对本方队员的表现时而称赞，时而谩骂污辱，充分表明了部分球迷极不正常和不健康的心态。这说明，狭隘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的消极娱乐观的危害是巨大的，如不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将对我国体育职业化改革产生不利影响。

    本文认为，产生狭隘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消极娱乐观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体育运动的理解不全面，过分强调比赛的胜负，把比赛的结果视为唯一。我们认为各种体育运动首先是一种游戏，是真实生活之外，虚构的情节。表现人类挑战自身、挑战社会的美好愿望。重要的在于游戏过程，而不在于游戏的结果，因竞争而产生的胜负不过是游戏非本质特征之一，除此以外还有其它的特征，不能以胜负特征偏盖整个体育运动，事实上，游戏的魅力在于越是过分看重胜负，胜利的天平越不向自己倾斜。“5·19事件”时的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曾雪麟多年以后回忆起那场比赛的沉痛教训时说：“这场球与其说输在技术上，不如说输在对足球的理解上。如果说那场球我们不是急于求成，如果我们不是好大喜功地想在家门口打一场威风战，结局会截然相反。从那一天起，我们对足球有了真正的和较深刻的理解，但代价也是巨大的……”【25】

    第二，在体育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上理解有偏差。体育比赛与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的确有密切联系，当体育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时，体育也就成为这国家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但是，曾几何时人们开始把体育比赛的胜利与民族精神联系起来了，好像只有胜利才能体现民族优越、民族自豪，输了球民族的威信就一败涂地。我们认为，体育与民族精神的联系在于体育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某些相通，如运动员的敬业精神、公平竞赛、合作精神、挑战精神等等。正是由于比赛过程中展示了这些精神，而不是比赛结果代表了这些精神，人们才普遍把体育比赛作为显示民族风貌的窗口。人们在赞佩德国足球与日尔曼人对工作兢兢业业的普遍联系时，并不是因为他们赢了球才有这种精神。而恰恰是在众多逆境中，在许多次失败中才使这种精神更具光彩。

    第三，过分强调了体育的政治功利性。“体育的固有属性是没有政治性的。但是，体育工作作为一定社会集团服务的工具，却有着鲜明的政治性。”【26】把体育作为政治的工具，作为和平时期显示国力的替代物，在国际上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尤其对那些历史上曾饱受屈辱、在当代又相对落后的国家更是如此。原因在于，体育比赛直接显示的胜负、得失、毁誉等现象，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相互较量结果的标志，体育比赛的胜利和成功恰恰与人们生活中的愿望、价值相认同，于是国际体育比赛成了国际政治斗争的有效工具。在我国，由于历史上积淀的屈辱的民族自尊心和建国后长期强调的体育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无形中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养成起了助力作用。以至于中华民族在体育赛场上，尤其是足球赛场上成了输不起的民族。因此，我们认为：过分强调体育的政治作用，只会产生不正确的体育娱乐观，触发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这种现象表面看来酷似爱国主义，其实是一种畸形虚幻的心理在作怪，同样无益于整个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

    注释：

    【1】Urbain claeys.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sport and the Participation/Nonparticipation Phenomer on.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1985.2.237

    【2】卢元镇.论消遣和娱乐.体育科学，1983（1）：8～12

    【3】刘一民.余暇体育—一种文明、健康、科学的余暇生活方式.天津体院学报，1993（3）：57～62

    【4】林志超，季克异.余暇体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

    【5】岸野雄三.体育史学.东京：大修馆书店，1977.12

    【6】昔勒尼学派认为，寻求快乐和愉快的感觉是人的天职，人的最高最本质的善。愉快的感觉就是善，不愉快的感觉就是恶。该学派把快乐分为肉体感觉快乐和精神感觉快乐，主张肉体快乐优于精神快乐，快乐的标准是感觉而不是精神，因为肉体快乐更确切、更强烈。伊壁鸠鲁也把快乐分为肉体快乐和精神快乐，反对只重视肉体快乐，轻视精神快乐的观点。认为精神快乐高于肉体快乐，肉体快乐虽然是必要的、合乎自然的，但它是暂时的、不稳定和浅薄的，只有精神快乐才是持久、稳定和深刻的。他把快乐定义为身体无痛苦，精神无烦扰。获得快乐的途径一要知足，二要谨慎，只有清静地静观，舍弃一切欲望，才能使心灵免于骚动和不安的纷扰。

    【7】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25

    【8】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09

    【9】布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4

    【10】Leanard M.Wankl.The importance of enjoryment to adherence and psychological benefits from physical activity.IntJ.sport Psychol.1993（24）：151～169

    【11】DishmanR.K.Medical psychology in exercise and sport.Medical Clinic of North America.1985，（68）：123～143

    【12】阿诺德认为，情绪产生于在大脑皮层水平上进行的评价过程之中。人在森林中遇到黑熊，会产生恐惧感，而在动物园遇到黑熊，不仅不恐惧，反而会产生有趣、惊奇感，这种面对同一对象产生的情绪的区别，显然来自对情景的知觉—评价过程。伊扎德进一步提出了情绪过程的神经机制：（1）有机体内外刺激引起边缘系统和感觉皮层的兴奋，改变着神经过程的激活状态，从而影响下丘脑。（2）下丘脑和基底神经节激活具体情绪的先天模式，通过第七对脑神经，导致一种具体的面部表情。（3）面部表情活动经三叉神经传导面部受纳器的冲动，经后部下丘脑到皮层感觉区。（4）皮层整合，产生情绪体验。

    【13】布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1

    【14】刘纪纲.美学与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165

    【15】胡廷楣.吴清源与李昌镐对话：21世纪属于谁.解放日报，1996-12-11

    【16】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366～367

    【17】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40

    【18】郭双林.肖梅花.中华赌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9

    【19】许多国家对体育赌博的态度是暧昧的，尽管不把这种行为视为一种合法行为，但也不以行政立法的手段加以禁止，并对其进行高税收，详见Carry J.Smith，Pools.Parlays.and Point Spreads：A Sociological Consideration of the Legalization of Sports Gambing.Sociology of Sport Jurnal，1990.7：271～286

    【20】参见张振玖.专业运动博彩活动的作用日益明显.国外体育动态，1995（7）

    【21】E.M.Christiansen.U.S.gaming Win：28Bin’88，Gaming and Wagering Business.1989.10（8）26～33

    【22】郭双林.肖梅花.中华赌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3

    【23】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界要求开展赛马活动的呼声甚高，广州市委于1992年8月正式决定成立广州赛马筹建小组，1993年1月28日广州赛马场正式落成开跑，另有20几个城市目前正酝酿筹建赛马场，国家体育决策机构也已有计划对该项活动进行可行性论证（参见饶纪乐，关于马文化与体育经济的研究，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软科学成果汇编，1998）。要求开展赛马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吸纳社会游资，为发展体育事业注入资金。因为随着我国现阶段体育体制的转轨，体育已不能仅靠国家财政拨款和企业赞助维持现状，必须具备良好的自身造血功能。可以预见，限于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理论上对该项活动的争论和实践中有限的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体育改革的热点之一。

    【24】CarryJ.Smith.Pools.Parlays and Paint Speeds：Asociological Consideration of the Legalization of Sports Gambling，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1990.281

    【25】李有祥.足球风暴.珠海出版社，1997.232

    【26】伍绍祖.毛泽东的体育观.体育文史，199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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