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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台北时已过了中午。足不出户，躺了一天，在脑海反复回放我和陈婕如忽而风激电骇、忽而缱绻绸缪的画面。

    隔日，七月九日，一桩占据媒体版面的大事爆开了。

    由于警方强力封锁，之前发生于六张犁的两件凶杀案并未引起媒体关注。七月八号，正当我在家享受着慵懒情调那晚，六张犁又有一人惨遭杀害。这一来，纸包不住火，媒体突破封锁，争相报导，标题一个比一个耸动。

    “六张犁、三条命，警方一个头两个大？”

    “六张犁三起连环命案？”

    “冷血夺命，专杀老人？”

    尽管警方一再声称目前仍无迹象显示三起案件互有关联或乃同一（伙）人所为，仍有一家媒体断然写道：“六张犁连续谋杀案件？”

    台湾媒体向是危言耸听，但总不忘在标题之后加上问号——“台湾有外星人遗址？！”或“某某某被鸡奸？！”——以防被告上法庭。媒体当然清楚，阅听大众根本懒得理会有没有问号，管它是真是假、半真半假，总是先睹为快，像嗑药一样，爽了再说。所谓舆论，大半来自媒体炒作；所谓舆论哗然，通常只是记者自己在笔电前鬼叫。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舆论自然哗然。

    这三起命案引发我的好奇，启动我身为私家侦探的专业嗅觉，仔细看完所有报导后，我在记事本上记下三起命案的基本数据。除第一起之前已从小胖那探知些微风声外，二、三起但凭媒体报导。

    第一起：

    时间：六月十六日清晨一点多。

    地点：辛亥路二楼公寓。

    死者：锺崇献，独居，五十三岁，退休前是小学老师。

    死因：于家中被入侵者以钝物击中后脑。

    备注：查无强行入侵的痕迹。

    第二起：

    时间：六月二十四日清晨五点半左右。

    地点：犁弘公园。

    死者：张季荣，七十七岁，退伍军人，与女儿和外孙同住。

    死因：清晨散步至公园，被凶手以钝物击中后脑。

    备注：公园里两支录像监视器于半夜遭一名蒙面人破坏。

    第三起：

    时间：七月八日夜间十一点左右。

    地点：乐荣街三楼公寓。

    死者：吴张秀娥，中风老妪，七十一岁。

    死因：于家中被入侵者以钝物击中后脑。

    三名受害者除了都是上了年岁的六张犁居民外，无其他交集。据警方透露，三名死者家中或身上并无遭窃迹象，行凶目的与盗取财物无关，似乎另有动机。虽然文字媒体画了行凶动线图，电子媒体也以戏剧手法仿真行凶过程，这些仅是臆测，瞎掰成分居多，无甚参考价值。

    媒体异口同声，犯案模式呼之欲出，三起命案必有牵连。台湾虽小不啦叽，却拥有阵容庞大的媒体冲锋敢死队。它无远弗届，且挖掘新闻的速度往往跑在CNN之前。譬如一桩发生在美国的重大刑案，CNN仍在“情况不明朗”阶段，台湾媒体已掌握嫌犯信息，并径行臆测犯案动机；当CNN报导死伤十数人时，台湾媒体早已算到数十人。通常的情形是，屏幕上跑马灯的伤亡数字会从“数十人”慢慢修正，减至“十数人”。这应是台湾制造的奇迹：多人死而复活。

    虽然媒体绘声绘影，语气斩钉截铁，我仍质疑这是一桩连续凶杀案件。为了进一步了解，我需要更多正确信息和细节。出门前把记事本塞进背包，看看里面，发觉少了新买的手电筒。

    那天和陈婕如往北海湾出发前，我先行回家，带一些衣裤和药物。记得当时曾拿出手电筒，但忘了有没有放回背包。我没努力找，只环顾紊乱的客厅一眼，东摸摸西摸摸，没多久便放弃了。掉东西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往往买了新的替代后失踪的物品自然会出现，完全符合莫非定律。

    走出公寓，感觉死区一夜之间变了样，巷弄邻居一反以往死沉闲散的步态，各个行色匆匆足音跫跫，眼神透着慌惶与机警。是我神经过敏抑或真有其事，一时也搞不清楚。

    来到卧龙派出所。一票看似尚未断奶的稚气记者在警局门口和街道对面守候着。我猜想六张犁派出所与其所属的信义分局也各有一票小狗仔如秃鹰般等候进食。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年轻记者扯着尖嗓门拉开高分贝面对镜头将鸡毛蒜皮的事说成战争爆发似的那么严重，我总有劝人从良的冲动。

    不顾秃鹰投来的好奇眼光，信步走进，对当值警员说，我要找陈耀宗。

    “陈警员目前正忙，请问有什么事？”

    “我知道大家忙着调查那些案件，但总有时间接理民众报案吧？”

    “什么案？”

    “我和陈警员熟，只想向他报案。”

    少顷，陈耀宗拖着惫累的身子走出，看到我时表情更是无奈。

    这次没请我喝茶。

    “做啥？”

    “下班后到我家。”

    “不行，今天要加班。”

    “不管多晚，一定要到我家。”我故作神秘，压低声音，“那三起命案，我有些想法。无论如何一定要来！”我斜睨了一眼表情愣怔的小胖，趁他来不及反应前转头就走。

    哪有想法，我只想吊他胃口，真正目的是要从他那儿获取情报。

    回家前，我顺道走访凶杀现场，从派出所走到辛亥路，之后穿过和平东路来到犁弘公园，最后走进小巷，来到乐荣街。三个现场都搭起黄色警戒条，都有一两名警察在现场守候，都有无数好事者麇集在警戒区外交头接耳，任凭警察怎么驱赶就是不忍散去。我想到鲁迅笔下万头攒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要看自己同胞被行刑的“群众”。

    看不出三个命案现场有何共通性。第一起命案地处辛亥路边陲，隐匿于小巷里，路灯寥落无几，附近的监视器少得可怜。抬头张望寻找监视器时，我联想凶手（们？）也曾抬头张望。第二起命案在犁弘公园，相对显得空旷。凶手为何选择在此杀人，且当天凌晨还大费周章破坏了附近的监视器？第三起更令人不解，它位于乐荣街上较为热闹的地段，照说应可从监视器找到可疑人士。极可能警方“暗杠”（隐瞒），没向媒体透露全部信息。

    三个地点，三种特色，若是一人所为，其动机何在？若毫无关联，为何偏巧每个受害者都是被钝物击中后脑？

    走回卧龙街时满脑子问号，却无一解答。开门进屋时，我略有所感地看看手表，一时却不知为何看表。恍惚间，似乎直觉这一趟命案现场的巡礼并非毫无所获，可惜当时抓不到症结。

    回到家后，打开记事本意欲写下心得却挤不出只字片语。虽然仍不相信这是一桩连续杀人案件，我还是上网查了资料。

    2

    对于连续杀人犯的浅显认识大都来自好莱坞警匪惊悚片和侦探小说，基于个人精神状况，我以往对于反社会变态一点也没研究欲望。

    Google一番，先打上中文“连续杀人犯”，屏幕显示三十四万笔，大部分以美国发生的案例为主，其中一笔《连续杀人犯之剖绘》，竟是一名高二女生的学习报告，令人讶异。台湾高中有犯罪学课程吗？

    接着打serial killers以英文搜索，出现三千一百五十万笔。

    先从Wikipedia的综论起步，接着点进我熟知的几个案例深入了解，于虚拟内爆中一层层陷塌，心思被卷进血腥狰狞的黑色漩涡。焦虑在体内浮动四窜，我一边抓腿掐脸一边浏览信息，俟关机时，夜已深了。

    哎，我算哪门子侦探？无专业素养，资历薄弱得可悲，没读过一本犯罪心理学，书架上除了一堆推理小说外，没有一部关于犯罪的专业书籍。我无疑是个仰赖维基百科的私家侦探。正自觉龌龊时，小胖来了。十一点半，这小子难得加班这么晚。

    “你最好不要浪费我的睡眠时间。”进门便说，一边揉着双眼。

    “眼睛怎么啦？”

    “看屏幕看到两眼僵直。”

    我为他倒杯水。

    “是不是监视器录像带？”

    “你别骗我，到底有什么想法赶快说。我本来是不想来的，三件案子又不是我负责侦办，我的工作只是过滤录像带，你以为我在乎你的想法吗？”

    “要不要喝点啤酒？”

    “好啊，”一双迷茫的眼睛豁然亮了，“干，真的需要喝淡薄。”

    小胖大口喝着罐装台啤。

    “媒体报导是真的吗？”

    “只有一个完全对：警方一个头两个大。”

    “我就知道！其他什么连续杀人命案都是他妈的胡扯对不对？”

    小胖没说话，握着啤酒的右手停在半空，瞟我一眼后，低头沉思。

    “小胖，有什么不可以告诉我的？我又不是媒体。”

    “你为什么需要知道？你不是警察，只是个私家侦探。”

    “因为我好奇，我需要借机学习，何况三起命案离我住的地方走路就到，我这个独居阿伯能不紧张么？虽然你只负责过滤录像带，但那可能是破案关键。你比我清楚，台湾重大刑案多半是靠录像带破解的。没有监视器，台湾警察根本不会办案——”小胖白我一眼。“对不起，我没那意思。”

    “你就是那意思。”

    两人沉默几秒。

    哎，小胖叹口气，说，“拿你没办法，就告诉你吧，讲出来对我有帮助也说不定。”

    小胖依命案发生顺序，一桩桩道来。

    “第一起命案我已大致跟你讲过了。”

    “忘得差不多了，拜托，再讲一次。”

    “死者锺崇献是离婚独居的五十三岁中年男子，退休前是小学老师。五年前离婚后，三个儿子都跟妈妈住在板桥。发现尸体的是最小的儿子。他打电话一直没人接，连打了两天后觉得不妙才带着钥匙来找爸爸，看到尸体后马上报警。”

    “他有钥匙？”

    “没什么，那是父母离婚前他从小的住家。三个小孩都有钥匙，妈妈可能也有，虽然不愿承认。重点是，家里每个成员都有铜墙铁壁的不在场证明。据我们调查，锺先生独来独往，和人没什么瓜葛，更不要说恩怨。他住的地方在死巷里，没有街灯，也没监视器。”

    “凶手怎么进屋的？”

    “没有强行入侵的迹象，因此我们分析死者和凶手可能相识。”

    “这不就好办了吗？”

    “问题是，查无人证看到可疑人物，而且死者的社会关系干净得像一张白纸。”

    “第二起呢？”

    “受害者是退伍军人，叫张季荣，和离婚的女儿及三个外孙住在一栋公寓。”

    “哪里？”

    “靠近隧道那头的卧龙街上。老人家有早上散步的习惯，通常天一亮就从卧龙街慢慢走到犁弘公园。家人说他通常五点出门，而尸体被另一个早起散步的老太太发现时是五点半左右，可见他走到公园没多久就遇害了。”

    “凶手怎么破坏附近的监视器？”

    “犁弘公园有两支监视器。凶嫌在犯案当天清晨三点多时，用石头打破镜面，还把其中一支整个打烂。因为他戴着机车安全帽，还用类似斗篷的黑布把自己包起来，所以我们除了知道凶嫌应该是男性、大约多高外，其他什么都无法确定。”

    “斗篷？像吸血鬼？”

    “恐怖吧。恁爸（老子）听到黑斗篷时也觉得毛骨悚然。在台湾，谁搞这种游戏啊？”

    “虽然他破坏了公园的监视器，”我问，“凶手总是需要从某个方向走到公园，不可能从天而降吧？”

    “我懂你的意思。六月二十四日那天凶嫌需要从某地走到公园，破坏监视器后，一直躲在暗处，直到死者出现，而杀了人之后他也需要离开公园。但是我们调阅了周边的监视器，不管是凌晨三点多，还是清晨五点半以后，我们查不到半个可疑人士，大部分都是早起的老人家。”

    “这就奇了。”我说。

    “你慢慢想吧。我们想破头了还是盲茫茫。”

    “第三起呢？”

    “第三起，也就是昨晚发生的命案，死者是七十几岁的吴张秀娥，因中风长年坐轮椅，有一名印度尼西亚籍看护。”

    “看护？报纸没写。”

    “我们没有透露。听我说，案发那晚，凶手跟踪出门买东西的看护，趁四下没人时用重物打昏看护。根据鉴识组，凶器应是钝金属物，很可能是铁条。我们在看护身上找不到家里钥匙，在死者住处也找不到钥匙。因此很可能凶手打昏看护就是为了拿钥匙，拿到之后就大剌剌开门进入公寓。剩下你都知道了，死者毫无反击的能力，后脑被凶手重击致死。我们查过医疗报告，死者中风不能讲话，只能结结巴巴说几个字。我们也查了，死者丈夫几年前就去世了，三个小孩，一个移民到澳洲，一个在大陆从商，最小的一个因窃盗、吸毒正在坐枷（坐牢）。”

    “看护呢？”

    “重度昏迷，正在医院治疗。信义分局局长亲自下封口令，不准辖区内的警察透露半点风声。我们现在就等唯一的人证苏醒，看会不会有突破。”

    “三起关联性大不大，你们认为？”

    “目前无法确定，可能有关联，可能没有。三起命案有些共通点：三名死者都住在六张犁一带，都是上了岁数的人，而他们都死于疑似钝金属重物之下这点尤其重要。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行凶方式不同，闯入屋内的方式更不同。案情没有突破的原因是线索太少。三名受害者的人际关系单纯到不行，很少与别人交往，也没财物纠纷，更别提感情纠纷。他们大部分待在家里，只是有时候到外面散步。给你说对了，没有监视器录像带我们还真不知从何着手。”

    “先不要管它们有没有关联，第三起命案有点古怪。死者住三楼公寓，前后阳台都有铁窗，公寓窗口不多，只朝南的那边两个，除非凶手是蜘蛛人或用绳索吊着，否则很难爬进去，因此凶手需要钥匙。”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我实地勘查过。”

    “你可真积极啊。”

    “我问你，死者公寓入口有几道门。”

    “两道，里面是木门，外面是铁门。我们已经除掉凶手是惯窃的可能性，因为屋里根本没有被搜过的迹象，就连死者的现金以及看护的存折、提款卡、护照等等都还在。”

    “凶手因为不是惯窃，所以需要钥匙。这表示，凶手不是随机行事，他早就盯上了目标，才会从看护那边下手。”

    “对喔。”小胖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但随即收敛表情，“不过，我猜信义分局那边早就知道了。别忘了，我只是个没有办案经验的小警察。”

    “小兵也可以立大功。你目前在过滤什么录像带？”

    “都是公寓附近的带子。”

    “这样不够。我建议把范围扩大，”我拿出记事本，在净白的一页画个三角形，“三起命案三个点。这里，这里，这里。这个区域里面可以找到的录像带统统要过滤。”

    “少自以为是了，你以为你是哥伦布啊？”才喝了四罐，海量的小胖已两眼浑浊，神情激动，分明是累坏了。

    “你讲的我们当然知道，只是那要花很多时间，不是短期内就有结果的。两个案子还没破，现在又多了一件，你知道那代表多少录像带么？”

    “我只想提醒你——”

    “你提醒我干吗？我只是根小螺丝！”

    “对不起。”

    两人沉默地喝着啤酒。第五罐没喝完，小胖就走了，临走前一直为动了肝火道歉不止。小胖不只是疲惫。无论再怎么浑水摸鱼、再如何没野心，他毕竟是个警察，遇到这种大事心情不可能不受影响，而他以小螺丝自况，更让我感受到他的无力感。

    小胖走后，我盯着那个三角形一直看，一股不祥的预感在心头酝酿。极可能瞎猫碰上死耗子，这回真让媒体猜对了。这恐怕是一宗连续谋杀案件。

    我需要地图，画出较为精确的三角形。记得曾经买了一本《大台北地图》，可是寻遍书架却不见踪影。平常东西随处乱扔就有这个缺点，真正需要时它自然会躲起来让你找不着。

    3

    作为专有名词，连续杀人犯的定义简单明了：凡于一段时期杀害三个人或更多人的凶手就会被贴上这个标签，且每次犯案后凶手都会历经一段“冷却期”，直到下次出击。它和“狂杀犯”（spree killer ）不同，后者是在短时间内滥杀数人，无停歇性的“冷却期”；也有别于“集体谋杀犯”（mass murderer ），如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

    连续杀人犯和一般精神病患有很大差别。严重的精神病（psychosis ）有时会因幻觉而造成与现实脱节或行为失序的现象。连续杀人犯则大都是反社会变态（psychopath ），患者外表看似正常——多半富亲和力，且擅于运用个人魅力——但内在缺少移情功能，无同理心、怜悯心，无情无感。他们的思维模式是理性的，若有幻觉，它和日常生活无关，而是陷于自我建构的形而上世界里。正常世界强调的伦理、道德、良心，这些人皆不屑一顾。

    美国是孕育变态的温床，境内连续杀人案例特别多。根据联邦调查局行为分析单位指出，目前所知的连续杀人犯百分之八十五是美国出品。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 ）、泰德·邦迪（Ted Bundy ）、黄道十二宫杀手（Zodiac Killer ）、荒丘绞杀手（Hillside Strangler ）、山姆之子（Son of Sam ），都是赫赫有名的计划性杀手。因此缘故，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比他国先进。美国防治犯罪体系里有一种专家称为profiler，“人物侧写专员”，应是犯罪学为了因应层出不穷的连续杀人案例细部分工而来的一支。

    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曼森受披头四《仓乱》（Helter Skelter ）这首歌影响，自称喜获“天启”，认为种族问题乃罪恶渊薮。一九六九年，曼森带领“家族”开始行凶，执行“仓乱计划”，残杀数人后被捕。首次出庭时，曼森在额头上刻上了X，宣称这符号代表他将自己从体制删除。没多久，其他接受审判的女成员也纷纷如法炮制。后来，令人惊心的X加了四条线往右延伸，变成邪恶纳粹万字饰。听候判决期间，曼森剃掉发丝，对媒体表示：“我是魔鬼，魔鬼的真面目就是光头。”

    全球连续杀人犯排行榜里，美国第一，英国第二。

    美国是种族大熔炉，因此疯子特别多？美国特别沙文，因此疯子特别多？这些都有可能。种族成分越复杂多元，排外恐惧症越猖獗泛滥。自由的反面是约束，而我没见过像美国这种自称最自由却约束这么多的国家。自家房子前后草坪不定时修剪会招致邻居抱怨；买栋公寓要经过审核，不是有钱就买得到；公寓买到后可不可以出租也得看住户委员会的脸色；公寓不准养狗，不准养猫……种种规定让人透不过气来。对美国只有粗浅认识的人常说，美国很乱，太自由、太放纵，然而在自由放纵的面具底下隐藏着保守、束缚的另一面貌。就很多层面而言，美国比英国更保有中古歌德风，这和清教徒主义或有关系。

    清教徒是新教里最保守、极端的一支，它强调勤勉、恪谨、积极、进取、道德、清醒、净化；换言之，任何美德它都强调就是忘了强调宽容。或许正因为清教徒认为谁会得救、谁遭天谴，都由上帝拣选命定，全世界只有美国人会把“咱们是世上最伟大的国家”挂在嘴上而脸不红气不喘。清教徒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相契合，两相龃龉，构成美国矛盾的国魂。这样的国家会选奥巴马为总统并不令人惊奇，会出现茶党亦不令人讶异。茶党的极端言论令人胆战心惊，但它至少在台面上发声。台面下的暗流，声音与愤怒底下的低语呢喃，我想，应该恐怖数倍。茶党开口道德闭口净化，在我听来感觉很《旧约》，很歌德，每当他们以圣战者自居，我就会不明所以地想到查尔斯·曼森这些人。两者之间兴许有着幽微辗转的连结。

    英国天候变幻莫测，晴雨更替有时只是几秒内的事。越往北走，越往高地去，天气更加潮湿、阴冷、晦涩，秋冬时节更是一片瑟缩萧条。对观光客而言浪漫至极。啊，《法国中尉的女人》少了天空的阴霾，少了海风的冷冽，什么都不是了。但天候对当地世世代代的居民会有什么正面或反面的影响，可不是过客关切或想象得到的事。这可是紫外线的功劳？多晒点太阳就少点杀人冲动？怪不得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杀人魔相对少了很多。以上瞎扯的纬度论禁不起进一步论证。俄国更为偏北，为何在这方面成绩平平？或许俄国有KGB，连续杀人犯无用武之地。或许他们都加入了KGB。

    除了天候，英国之所以排名第二，宗教观是重要因素。新教对罪恶的强调，对禁欲的自我要求，对动物本能的蔑视，在在孕育英国人的压抑性格。在一个认为性是罪恶的地方，性犯罪的案例肯定很多。相对而言，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普遍认为性是解放，没啥好羞耻的。天主教也谈罪恶，但新教对于罪恶的执迷程度远甚天主教。在纪德眼里，新教徒是扫兴的人，成天想着良心、诚正、准时。宗教与根深蒂固的阶级意识两个加起来把英国变成一个讲究界限分际的国度，而界限越多的国家愈能引发僭越的行为。

    横沟正史之《蝴蝶杀人事件》的时代背景是二次大战落幕不久的日本。书中，由利推理大师对叙述者开示：“在这种年代就算有凶杀案也不能是什么周延缜密的犯罪。世上人心惶惶哪还有闲工夫多费心思拟定犯罪计划，更何况，唯有在天下太平，人命受到尊重的社会中，杀人事件才会引起心中的不安。然而在这种草菅人命的时代恐怕……”叙述者语带嘲讽地问道：“这么说来，会发生计划杀人的时代，也就是大师活跃于办案现场的时候，这究竟是好是坏？”“那还用说，”大师正色道，“当然是好啊！计划性犯罪的存在，证明社会秩序还维持在某种程度之上。”叙述者恍然大悟，说：“巧妙的计划性犯罪越多，就代表社会越进步啰？”

    这番说法乍看吊诡却有几分道理。越讲究秩序的社会越容易出产计划性连续杀人犯。秩序为脱序之动力，理性助长非理性；人命越有价值，越有人想要人命。

    换个生活化的方式说，越没排队文化的社会越没连续杀人犯。

    西方人很能排队，队伍整齐，线条清楚，排队的人恬然自在，没有一丝焦虑神情，仿佛大家出门前都先嗑了一粒镇静丸。插队的情况微乎其微，因排队起争执的事件更属少见。如此行为代表文明、理性，符合由利大师眼里的进步的社会，也正因如此，反秩序、非理性的反扑力道特别强烈。较之美国和英国，西欧偏南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较不受礼教约束的国家其连续杀人案件少了很多。

    日本是一个连排队都能搞出禅意的国度。

    亚洲国家中，日本连续杀人的案例居冠。论人口，它远不及中国和印度，但这两大国连续杀人犯的数字加起来还没日本多。这或许和宗教有关。佛教徒最常自诩的就是历史上没有人以佛教的名义发动大规模战争。一位佛学大师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佛教徒没有令自己汗颜，暴力从未在佛教的传扬中扮演过任何角色。”东南亚国家笃信佛教，顶多出一些宗教狂热分子，僧侣自焚事件偶有所闻，但殉道者绝不伤及无辜。中国有双重保障，佛教之下尚有儒家思想衬底，两者融合一体造就出务实认分、避谈玄怪的民族性。

    日本有神道、佛道，半路还杀出了武士道，三者掺合为“樱花主义”。这或许是麻烦的根源。除了众所周知的切腹、斩手指、自杀飞机外，皑皑白雪里禅意满分的樱花少了血滴衬托就是美丽不起来。不含蓄不美，不压抑失礼，正因如此，日本人黄酒下肚后放肆撒野的丑态举世闻名，好比响水壶，沸腾时总是拼命鸣叫。

    日本人对极致的追寻容易使人生病，然而他们想象中的极致不是“完满”，不是西方人俗称的“十”。残缺至美，它不是九，也不是十一，而是……说出来就不美了。这概念渗透心魂；文学、艺术、音乐、服饰、言行举止在在流露痕迹。美国浪漫派诗人艾伦·波的畸丽美学、残酷情调被推理小说开山始祖江户川乱步移植到日本土壤时，不但不水土不服，还能开花结果长出新品种。

    另一个滋润连续杀人犯的元素是种族优越感。日本人有，中国人也有。不过中国人从八国联军开始到日本侵华，从国共内战到文化大革命，一路走来血泪斑斑，再多优越感也会消失殆尽。日本人不可能天生比别人优秀，然而在樱花主义催化下，在绑着白布条高喊“必胜”仪式中，于纯美至境、排他惧外的坚持里，日本人把自己催眠了。效果真不错，在某些方面的表现的确优异。

    日本人是奇怪的民族，他们活着时向往死之境，于生命此岸眺望冥河彼岸。中国人和印度人长期处在三餐不继、外人侵犯的情境，哪来闲工夫？

    悲情的台湾没有优越感，褊狭的台湾没有大都会，而其稀薄的宗教氛围孕育不出“清教徒”，其得过且过的心态亦造就不出“樱花武士”。台湾社会从摩肩擦踵挤破头到乖乖排队历经二三十年，犯罪类型也随着变易，有愈趋离奇多元的态势。但台湾毕竟不是日本，乱仍是咱们本色。市容乱、开车乱、走路乱、说话乱、认同乱、思考乱。一方面人民我行我素，另一方面理性不知去向，照说这个窝里自反的社会无法提供潜在连续杀人犯足够养分。目前所知案例中，动机不出谋财泄欲，尚未出现查尔斯·曼森之类自称“替天行道”的人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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