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数日,悠闲得令人发慌。没新生意上门,再持续这样恐怕得想个应变策略才不至坐吃山空。
不时想着那三起命案,但也只随意胡思。我断断续续地阅读连续杀人犯的资料,把美国联邦调查局从案例归纳出的“特征侧写”一项项抄写在记事本上。昨天读了一篇澳洲犯罪学院的分析报告,原来澳洲在这方面的成绩亦不遑多让,一九八九至二〇〇六年间就有十一起连续杀人案件。南澳洲首府阿得莱德(Adelaide )是连续杀人犯的大本营,这个历史古城宗教色彩浓厚,城里的教堂多不可数,有“教堂之城”的雅号,但也因犯罪频仍而被冠上“死尸之城”的臭名。有趣的是,阿得莱德乃全澳洲最懂得排队美德的大城。
另一篇来自瑞典的研究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冷血杀手的年龄有愈趋年轻的迹象,作者认为因特网的时代,沉迷于虚拟世界的年轻人与现实脱节,对于快乐和痛苦越来越没真实感云云。
2
七月十一日,剧情急转直下。
我竟然被警方“约谈”。再敏锐的直觉也无法料到事情会这般发展。我毫无心理准备。警方虽没直说,但我似乎成了三起命案里其中两件的嫌疑犯。
事情是这样的,午后四点多,我在骑楼喝茶时看到小胖站在街道对面。我向他招手,双手合拢在嘴边做成喇叭状,大声说,过来,我请你喝茶!小胖也对我招手,微笑,但他神情怪异,不似以前亲切,以往每回见到我的不耐烦表情也不见了。招手乏力,微笑更似苦笑。当时不以为意,心想他还在为那晚的事感到难为情。
小胖穿过和平东路,沿着骑楼走来。我起身相迎,问他要喝什么。他说,不必,我们坐一会儿。看得出来,有事情困扰着他。
“老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面色凝重,满脸愧疚,“我不是故意害你。”
“你在说什么?你能害我什么?”我仍保持微笑,但觉得事情不妙,心揪了起来。
“那天你提议把过滤监视器的范围扩大,还画了一个三角形。第二天上班,我先在地图上按照地理位置精确地画出三角形,拿去给所长看,问他是否要扩大范围。他不屑地看我一眼,摆出这种办案基本常识用得着你这一毛三来提醒我的屎脸。屁话,他说,命案由两起变三起,当然是扩大范围,难道还缩小吗?现在人手不够,他又说,我们只能由点而面,先把命案附近的录像带看完再慢慢往外扩展。我没代没志(没由来)碰了一鼻子灰,赌烂到靠背,决定不再重看那些已经看烂的录像带,把焦点放在三角形的中间地带。”
“结果呢?”
“我找到了交集。”他停了一拍后,又说,“我找到了其中两起命案的连结点。”
“那不是很好吗?”
“连结点就是你。”
“什么!”
“你先不要激动。我只想让你了解,当我找到线索时一点也欢喜不起来,反而脸青笋笋(惨白),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得向所长报告。所以,所以——”
“所以怎样?”
“所长要我来请你去派出所谈一下。”
“请我?要是我不去呢?”
“老吴,拜托嘛,你刚好可以趁机澄清一切。”
“澄清什么?小胖,你到底找到什么线索和我有关你说。”
“现在不方便说。老吴,配合一下吧。我们所长本来要派人直接把你带走,是我拜托他让我先跟你谈谈,还跟他保证你一定会合作。”
“现在就走。”
两人同时起身。
在和平东路、富阳街口等红灯时,我发觉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早已部署其他警察。阵仗不小,要是小胖说不动我,他们必会一拥而上。我转头看看小胖,他回以带着歉意的苦笑。
终于登堂入室。先前进入派出所顶多来到入口左边的喝茶区,这一回总算有机会看到内部,但身为“嫌犯”我没心情细究,更无法像观光客那么悠哉,只注意到往右被带进里面时,在场的警察纷纷停下手边工作,目光全投向我。我再如何镇定也着实招架不了,全身刺麻。
卧龙派出所虽是独栋三楼建筑,其实很窄小,和六张犁一带中古公寓近似,窄而深,窄得令人呼吸困难,深得令人晕眩不适。我被带上二楼,转进侦讯室前,看到通往三楼的楼梯口有一道铁门。三楼大概是暂时羁留罪犯的牢房。待会侦讯完后,我的命运是往一楼走或是往三楼带,还真没把握。虽然自知无辜,其中必有误会,但完全处在不明之中,仍忐忑不安。
小胖到底看到了什么?
狭囿的侦讯室和我在电影上见过的完全不同。小得可怜,且四面都是墙,没有镜子。日光灯下的我想必脸色苍白。
二十分钟过去,没人进来。没有人进来问我要不要一杯水,要不要打通电话,要不要找律师。为了纾解因不耐烦而起的焦虑,我一边绕着长方形桌子踱步,一边两眼梭巡,试图找出藏匿监视器的地方。没有单向透视玻璃,录像、录音设备总有吧。
我知道条子在搞什么把戏。现在正有人从监视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研究我的表情。他们就是要让我等,套用电影里美国警察的说法,他们要让我流汗。我没流汗,只觉得冷。冷气太强,我想找开关或遥控器,但没找着。
三十分钟过了,仍无动静。我从背包拿出香烟和打火机,点上一根,心想,这下总该有人进来制止吧。我连抽了两根烟,口干舌燥。第三根时,一名穿着格纹衬衫、胸口第一个纽扣没扣上的便衣警察拿着一叠资料走入。我等着被他训斥,要我把烟熄掉,但他却说,等一下,我去拿烟灰缸。没多久,他再度出现,带来烟灰缸和自己的三五。他把带来的资料放在右手边,把烟灰缸移到中间,为自己点上一根。我注意到挂在他颈项上的金色项链。
“这里可以抽烟吗?”我问,吐出烟。
“只要你抽我也抽,没有人抱怨就可以。”
“冷气能不能关小一点?”
“冷吗?马上办。”
他走出去,没多久又走进来。什么都要他亲自动手,这房间显然很阳春。
他打开数据夹,从里面拿出小型录音机,在上面按几下后,将它放在烟灰缸旁。
“对不起,我需要录音。吴先生,你好。我叫李永泉,这是我的名片。”长得像流氓的条子说起话来却文质彬彬。
“台北市刑事局侦查四组三科。”我看着名片。
“我需要请教你几个问题。”
“在你开始问话之前,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请说。”
“我不是要跟你耍痞,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被逮捕——”
“不是逮捕,是约谈。”
“约谈吗?如果只是约谈,为什么不打电话约我,何必搞那么大阵仗部署好像我是枪击要犯?”
“这我不清楚,我的工作就是跟你约谈,做笔录。”
“好,因为第一次被约谈,我想知道我的权利在哪。你懂我的意思吧?人们通常是在跟警方打交道的时候才意识到他们对法律常识几乎等于零,因此我想知道我的权利。”
“首先,你可以保持缄默。”
“真的吗?为什么坊间流传的却是,你绝对有保持缄默的权利,但更有被打的危险。”
“那是外界的误会。至少,现在不是那样了。”
“好,我还有什么权利?”
“你可以要求找律师。”
“还有呢?”
“差不多了。”
“记得还有一样。我可以要求全程录音录像。”
“对,我一时忘了。”
“我的问题问完了。我强调不是在跟你耍痞,我只想知道为何你开始侦讯之前都不先跟我讲,你可以保持缄默,你可以找律师,你可以要求全程录音录像?”
“对不起,那是我的疏失。吴先生,你可以保持——”
“我不想保持缄默,也不需要找律师,录音就可以了,开始问吧。”
“谢谢。首先,吴先生,你哪时搬到六张犁?”
“五月一日。”
“一个人住吗?”
“是的。”
“平常作息如何?”
“自然睡,自然醒。醒来后只要不下雨就去爬山,爬完山后回家洗澡,洗完澡后看书听音乐。中午出去吃饭,吃完饭开始散步,到处走,走到膝盖酸痛为止。三点半时,走到你们刚才找到我的那家店喝茶,通常发呆一两个小时,傍晚回家前在外面吃晚饭,差不多六七点回到家。晚上在家看电视,有时候看DVD。最后躺在床上看书,直到睡着,差不多就这样。”
差不多就这样,我的生活。不带情绪地把我的作息摊开在这个陌生人前时,我蓦然感觉我的日子犹如一摊死水。但这就是我要的,怨不得人。
“平常几点睡觉?”
“看状况。有时候一两点,有时候更晚。”
“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出去走走?”
“到底想问什么问题,直接问吧。”
“六月十六日那天你几点睡?”
“你指望我记得吗?六月十六日那天你几点睡?”
“我也不记得。”
“所以我劝你不要再虚张声势浪费你我的时间。现在就告诉你,我也记不得六月二十四号和七月八号这两天几点睡觉的。你现在清楚我面临的困境了吧?三起命案都发生在深夜或黎明,这时候一般人都在睡觉,但是我独居,没有人证,我跟你讲几点睡你未必会信,也不该信。”
“你对这三个案子很熟。”
“没错,就说是个人嗜好吧。”
“你是私,私家侦探?”
“我是。”
“有没有接过案子?”
“没有,才开业不久。”无论如何不能把陈婕如扯进来。
“你刚才谈你的作息时好像忘了提到公园。”
“是,我也常坐在公园发呆。”
“吴先生,我们面临的困境是,”侦讯员拿着活页夹,站起来,走向我,那架势像极了屠夫抓紧鸡头准备一刀而斩的模样,“我们面临的困境是,我们在过滤的录像带当中发现,你和两位死者都有某种程度的接触,而且每一次都是在公园。”
忘了当时的表情,只记得脖子急速收缩,勉强吞下一大口口水时,下颚根处与喉头之间发出声响。这一记突如其来的左勾拳让我猝不及防,幸好坐着,头部发麻之余尚能用手按住桌面撑起上身。
我愕然、委顿,痞不下去了。
从监视器翻拍的照片分辨率不高,线条模糊,但仍可辨识。七张照片里面尽是我和两名受害者坐在公园的影像。
“这几张,”侦讯员指着前四张说,“是你和第一位受害者锺崇献在嘉兴公园同一天不同角度的照片。你和他各坐在一张石椅抽烟。后面三张是你和第二名被害人张季荣在捷运麟光站旁边的小亭子的照片。照片左上角都注明日期、时间。”
除了他的右手外,我几乎看不到侦讯员的身体。李科员左手搭在我座椅的靠背,屈身站在我后面。我看到他投射在照片上的阴影,听得到他的呼吸,这一招若是意在施加压迫感效果再好不过了。
后颈感觉一阵酸凉。
“为什么这么巧?”许久之后我才吐出几个字,低语嘟囔。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怎么这么巧。”李科员走回座位,“为什么在所有影像记录里,只有你一个人同时和两名受害者有过接触?”
“这算哪门子接触?”与其说辩解,不如说我自言自语地吐露心中的谜团,“我对这两个人毫无印象,也没记得跟其中一人说过话。没错,六张犁、三张犁这带的公园都是我散步时落脚的地方,但我平常只自个儿找张椅子坐着抽烟,无聊地看着公园里的人,包括嬉戏乱跑的小孩、一边下棋一边争吵的老男人、叽哩咕噜闲话家常的老女人,还有流浪汉、失业男以及一两个疯子。”
“你平常不跟人聊天?”
“我喜欢跟陌生人聊天,对每个人的故事都很好奇。但是,看看我,我这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德行哪个陌生人愿意跟我搭讪。如果我跟两名受害者其中一个交谈过,我一定有印象。可是看看这些照片,我只是碰巧跟他们坐在公园里。例如第一起命案的受害者,我跟他距离至少两公尺,他朝着东边坐,我坐的姿势往左偏,朝着西方。从距离和肢体语言就可看出,双方并没什么交集。”
“或许你只是默默地观察他们。”
“我每天出门在外,不管在街上或公园,总是默默地观察别人,这和你暗示的,我在默默观察、暗中选择下手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好么。我问你,你们为什么找不到我和第三名死者在公园的照片?”
“因为她坐轮椅,住在没有电梯的三楼公寓,根本没办法出门。”
接下来无论李科员问些什么问题我都只用半个脑袋回答,另一半则忙着归纳、剔除纷至沓来的思绪。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约谈”终于结束。警方显然没有把我扣押二十四小时的足够证据,只好放人。
走下楼梯时,小胖已在一楼梯口处等候。
“没事吧?”他问。
“事情大条了。”我说。
“对不起,职责所在,我不得不——”
“放心,我绝不怪你,只怪自己没事跑到公园发什么呆。”我拍拍他肩膀。
“我不送了。外面一堆记者,送你出去反而不好。你走出时装作没事,他们就不会怀疑。”
尽管内心激荡,我仍一副若无其事地步出派出所。狗仔们的视线全往我身上射来,再怎么无辜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有罪。所幸,他们没像疯狗似的一拥而上。
当晚,空腹喝着啤酒,一罐接着一罐。这些日子破案后的意气风发,以及对于三起命案事不关己、专业超然的好奇心全已烟消雾散。
刚开始,一径坐在沙发上嗟叹苦怨。我成了嫌疑犯!我他妈怎么成了嫌疑犯?我斗志尽丧,整个内心被惊诧、懊恼、沮丧、愤怒的情绪占据,不自觉地骂出声来。看破红尘,你在骗谁?我看你是愈陷愈深!自作聪明的小丑,活该当灾!醉到一定程度有酒精壮胆后,心情稍稍和缓,告诉自己一切不过是巧合,更不是上天跟我开的怪戾玩笑。想到此,一股酒精催化的愚勇油然蹿升。不要被影子吓坏乱了方寸,分明没做的事有啥好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3
翌日早晨九点多,我被一阵响个不停的门铃吵醒。勉强爬起,睡眼半睁半掩,穿着内衣裤,打开室内的铁门,走出前院,打开外面铁铝门。
终于领教了潘多拉盒。刹那间,闪光灯齐发亮烁,我一时眼瞎,待恢复视力时只见铁铝门外暴挤着一堆记者和摄影师。记者们手上的麦克风全往我脸部戳来,他们齐声发话——“请问你是关系人吗?”“你为什么被约谈?”“你有什么话要说?”——而我,犹如看到希腊神话里满头蠢蠢蠕动的毒蛇、长着野猪獠牙的海妖梅杜莎似的,惊愕呆傻之余,变成石头。
总算恢复神智,霍地关上外门。回到室内时电铃又开始响个不停。我把挂在内门右边墙上的门铃装置狠狠拔掉,但海妖仍隔着铁门发出巫术诅咒般的轰轰鼓噪声。
怎么会这样?
慌乱中,我找出被一堆衣物掩盖于底下的手机。开机后发现我有数十通未接来电。我拨打小胖的电话,才拨到一半手机便响起,我接起来电。一名男子说,吴先生,我是某某电视台的记者——未等他说完,我送他一句“操你自己”后,切断联机。
以最快的速度再拨给小胖。
“小胖,到底怎么回事?我家大门外面来了一群吸血鬼!”
“我正要赶过去。我会处理,这期间不要接任何电话。”
等候救兵解围时,我一会儿坐在地上搔发摇晃,一会儿在客厅来回踱步,脑中杂念不断,完全乱了方寸。不久,铁门外又有一阵骚动,我听到小胖的声音后,心绪才稍稍回稳。小胖请媒体到巷口守候,不要骚扰住户安宁,媒体先是耍赖,继而要访问小胖,折腾了一会儿后,外面才安静下来。
“老吴,是我,开个门。”小胖敲着铁门。
我让他入内。
“媒体怎么会知道?我又怎么会变成关系人?”我劈头问道。
“不是,你听我说,”小胖说,“所里有人放风声。不知哪个杂碎为了赚外快,把我们目前调查的结果泄漏给媒体。塞伊娘,这个败类!要是给恁爸逮着我一定狠狠踢他卵葩(老二)!”
“查得出来吗?”
“迟早的事。你放心,我们所长正在查,等有结果时他会开记者会,向媒体澄清。”
“媒体知道多少?”
“报纸都出来了,有的还是头版头条。”
“写什么?”
“捕风捉影,乱下结论,只差没把你的全名写出来。”
糟透了。
“你去帮我买报纸,我需要看看。”
小胖面有难色。
“我,我不方便。上级特别交代我不能和你单独接触,我这次是以维护小区安宁的名义过来的。”
听到这,我压抑着怒气,冷冷睨他一眼,但旋即转念。这不是他的错,拿他出气于事无补。
“没关系,我自己想办法。你赶紧回去报到。”
听我这么一说,原本已够难过的小胖更觉得对不起朋友,面有愧色。
“没事的。”
我半拉半推地把他送出门。小胖走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视,在50至58台来回浏览。天啊!每一台皆标榜独家,每一台皆铺天盖地报导着关于我的新闻。
——六张犁连环命案警方已掌握关键线索,约谈吴姓关系人。
——案情急遽升高,根据独家内线,警方目前锁定一名吴姓关系人。
——警方过滤监视器影带后,已锁定一名吴姓中年男子为关系人,进行数次约谈。
——记者目前正在吴姓关系人家前等候,随时为大家提供最新独家消息。
去你妈的,我气愤地把遥控器往墙上用力扔去,喀嚓一声,电池盖和主体分裂开来。
有人奋力敲门。
“老吴,是我阿鑫,和添来。”
我把门打开,让他俩进来,不顾疯狗吠嗥。
“我看到报纸就马上赶过来,但不知你住哪只好去找阿鑫。”添来急忙说道。
“进去里面再说。”阿鑫提醒着。
三人走进客厅,关上铁门。
“到底发生什么事?”阿鑫问。
“说真的,我自己也雾煞煞(毫无头绪)。”我身子往后一倒,跌坐沙发上。
“管他什么事,反正一定是警察搞错了。吴哥你放心,我刚才已经跟媒体呛声,我说吴诚是我兄弟,我兄弟绝不会干伤天害理的事!”
我挺直身子,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你真的那样说?”
“这个憨仔(呆子)真的这样说。”阿鑫摇摇头。
“惊啥!”添来说。
“不是惊啥,媒体说不定只知道我姓吴,不知道我的全名,现在你告诉他们了,而且是现场连线。”
“干!恁爸太冲动了。”添来自责道。
“没要紧。以后,我跟你讲,不要为了替我出气再跟媒体说任何话,更不要在媒体前兄弟长兄弟短的,否则下一则新闻就会说我是混黑道的。”
“大家坐下来。吴仔,你把代志(事情)大概说给咱俩听,看我们可以帮上什么忙。”阿鑫说。
我于是把被警方约谈的原委告诉他们,述说时内心的风浪渐渐平息,讲完后变得异常冷静,已大致明白我将要面对的局势以及该如何因应。
“这只是巧合嘛!”添来说。
“这样听来,应该是没代志。”阿鑫附和道。
我对他们俩的出现深深感动,但此时豁然思及一个层面,觉得该当机立断。
“我告诉你们,我真的没杀任何人——”两人急忙要我住嘴,但我请他们容我把话说完,“有些时候该表明就得表明,放心,我只说一次。我知道你们相信我,但请听我分析。你们认识我没多久,对我的了解有限,不,拜托听我讲完,因此你们要保持冷静,这样才不至对我造成困扰。阿鑫,你住附近,又有生意要顾,不要碰这趟浑水。不要跟我争,这点我很坚持。你不要主动跟我联系,我需要你帮忙时会透过添来这边。添来,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你讲。”
“帮我买所有报纸,我需要知道他们怎么写。还有,帮我搞些吃的喝的,这几天我打算把自己关在家里长期抗战。”我从口袋抽出现金。
“免,我有。”
两人离去后,我在记事本拟定“作战计划”。这不是自怨怨人的时机,恐慌症未曾将我击溃,可不想被狗皮倒灶的外在因素打败。
我写下“应付媒体”“通讯联系”“运动”“研究命案”四个项目。在“应付媒体”那项记下几个重点:一、相应不理;二、切忌动怒;三、不期望慈悲;四、往最坏设想。至于对外通讯,我得依靠添来代劳。此外,我提醒自己要和母亲和小妹联络。她们知道了没?媒体会不会去骚扰她们?还有陈婕如,希望媒体不会查到我和她的事。我要每天运动,原地跑步也好,做体操也罢,得想方设法消耗体力,纾解压力。最后,未确定只是巧合前,我得重新审视那三起命案,以及我和它们之间可能的联结。如此这般才不致抓狂。
拟好对策时倏地发觉,我还没吃药。每天早晨张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吞下一粒百忧解,数年如一日,这会儿受到外在刺激反而忘了。赶紧走回卧室,吞下一粒百忧解后,再吃下一颗镇静丸。
添来为我买来一堆泡面和面包,还有可乐、啤酒、红茶,够我穴居四五天。他离去前,我再次提醒,不要跟媒体打交道,尤其林先生一案更要守口如瓶,即使媒体得到风声也得一路装傻到底。
“六张犁三起命案找到关系人!”一家文字媒体以头版头条这么写着,令人触目惊心。一夜之间,换日之际,问号变成惊叹号,原本对三起命案的关联尚存一丝保留的媒体如今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对民众宣告,还竟然为凶手起了一个代号——六张犁杀手!果若真有一名连续杀人凶手,他这下可得意了。
“妈?”
“阿诚吗?”电话彼端传来母亲急切的声音,“好佳在(还好)你打来,我正在找你,但是你的手机一直不通。你是不是住在六张犁那带?”
“是。”她八成知道了。
“我告诉你,赶快搬走,那里出一个痟仔到处杀人,电视正在播,记者都跑到他家门口。”
我一时拿不定主意该不该跟母亲实说。
“喂?听到没?赶快搬走或暂时来我这边住。”
“你放心,我这几天都不敢出门,而且门都一直锁着。”
拖一天算一天,到头来说不定只是乌龙一场,不必让老人家操心。
接着打给小妹。
“你是不是惹祸了?”小妹向来是直来直往。
“什么事?”
“报纸刊那么大,电视新闻一直在播,我本来以为那个姓吴的应该跟你没关,没想到一个长得像猴子的男的对着镜头说,吴诚是他兄弟,这下子我才知道是你。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和凶杀案有关?”
“你讲完没?”
“讲完了。”
“你不要大惊小怪。因为某种巧合我被警察请去约谈,我不是什么关系人。媒体都在乱写。”
“你有没有打电话给妈?”
“打了。还好她没看到猴子那段。”
“你还在开玩笑!”
“你不要紧张好不好?管他约谈人或关系人,只要人不是我杀的,事情就没那么严重。”
“我当然知道不是你杀的,但是你不要掉以轻心,台湾冤狱很多。”
小妹这句话讲出很多人的心声,也让我突生警惕。台湾司法改革的口号已经喊了十几年,截至目前也仅止于喊的阶段。
人不是我杀的,但未必保证我一定没事。
4
中午吃泡面时感觉已被关进牢里。饭后,我提起精神,思考整个案子,在记事本理出三个可能性及相关分析:
一、纯属巧合。(可能性最大。五月搬来至今,我每天至少有一两个钟头坐在公园,如果两名死者也是常客,我和他们在公园偶遇的几率极大。)
二、受人陷害。(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与人无仇,与人无钱财或感情纠纷,谁会如此大费周章嫁罪于我?然而命案既然和情、财无关,犯案动机值得推敲。假设三起乃同一人所为,凶手为何专挑老人?他跟老人有仇?憎恨老人?什么人会仇视老人?凶手应该不会是老人,很可能是年轻人。而这一切与我何干?)
三、神秘命运的恶作剧。(果真如此,我除了坐以待毙,还能如何反击?妈的,无稽之谈。)
只有第二项值得研究,但我手边无一手资料,更无鉴识报告,该如何切入?除了从理论着手,别无他法。
连续杀人犯的作案动机分为互有交叠的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属宗教幻想,凶手为精神病患,与现实脱节,深信他受某种声音(神或魔)指使。“山姆之子”戴维·柏克维兹宣称魔鬼透过邻居的狗下达杀人指令。第二类型乃使命取向:凶手有病态的“道德”洁癖,犯案是为社会治病,帮社会清除“不净”的成分。有些凶手专杀同性恋,但此类凶手很多自己是同性恋。至今身份成谜的“杰克开膛手”专杀妓女。宗教在这类型杀手的成长过程里占重要因素。第三类是享乐至上,凶手从猎杀获得快感,如发泄性欲、享受刺激或从中获利。“黄道十二宫杀手”即曾投书报纸表示,杀人的刺激爽过跟女人做爱。最后一类为权力/支配:凶手的主要目的在于完全掌控受害者,有时性侵不是为了泄欲,而是为了满足支配欲。泰德·邦迪即属此类。
“六张犁杀手”属于哪一类?
记事本往前翻,找到“特征侧写”那页。综合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国家犯罪学的统计,连续杀人犯有几个共通特点:
1.多数是白种男性,高IQ,但大多不从事白领阶级的职业,且常换工作。
2.多数擅于隐形、伪装,能融入群众里而不突出,但面对目标时却能展现十足亲和力。
3.多数来自破碎家庭,有些人幼时受家长虐待或遭家族成员性侵。
4.多数年少时即有偷窥、偷窃或恋物癖,有些沉迷于S/M异色书刊或影像。
5.多数自幼便呈现虐待动物或纵火倾向。
6.犯案年纪大约在二十五至四十岁之间。
7.多数是计划型杀手。
8.男性凶手常以勒杀、刺杀或毒打行凶,女性常以毒害达到目的。
9.多数凶手单枪匹马,独自犯案。
以剔除法,拿掉种族和宗教因素,我得出以下纯属臆测的结论:“六张犁杀手”可能是计划型杀手(犯案时间皆于路人绝迹的深夜,且作案之前破坏现场监视器),年纪约在二十五至四十岁之间。截至目前行凶的手法一致,四次(包括袭击看护)皆以钝金属重物行凶,而行凶的动机和钱财与私人恩怨无关。
还漏了什么?这撷取自国外的“特征侧写”适用于台湾吗?我突然想到,三名死者受到重击的部位都是后脑勺。这或许显示凶手不是老手,下手时不敢面对目标,即使第三起命案的老妪毫无抵抗能力也叫不出声来,他仍选择攻击后脑。这代表行凶的动机应该是非个人化的,不属于私人恩怨的范畴。
但是,这些都只是一个外行人的推论。
5
下午四点多,边做体操边看电视新闻。之前遥控器被我摔坏了,我得蹲在电视机前按键找频道。这项劳力比体操还要累人。
终于出现对我有利的发展。
卧龙派出所所长召开记者会,为慎重起见照着预先拟好的稿子一字字念出:“基于侦查不公开原则,本所严禁同仁自行向媒体或外界透露侦查进度与内容,但仍有不肖警员不遵从规定,擅自向媒体兜售情报。本所透过通联记录已查明那名组员的身份,并给予记过与调职处分。目前媒体报导中的吴姓男子不是嫌疑犯。我强调,他不是嫌疑犯,也不是关系人。本所找他约谈只是希望他能提供关于本案的间接信息,请媒体自制勿再骚扰当事人。最后,媒体所谓的‘六张犁杀手’或‘老人杀手’纯属无稽之谈。目前无明确证据显示三起命案有直接关联或由同一人所为,关于这点也请媒体务必自制,以免造成社会恐慌。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各位。”
所长说完便转身走进派出所,留下记者们七嘴八舌地发问。“哪一名警察?”“吴先生为什么被约谈?”“他向警方提供什么间接信息?”不久,某新闻频道访问电视名嘴涂耀明律师,他说:“刚才卧龙派出所所长的大动作应该被解读为损害控管,因为他们的疏失,吴姓男子的人权和隐私已受到侵犯。我要是他一定会控告警方,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涂律师赫赫有名,常为名人打官司,更常在电视上发表司法改革的高见。
将警方告上法庭?我怎么没想到?
到了傍晚,守候在门口的媒体纷纷撤离,但我不至上当,猜想应该还有一两个不死心的记者在巷口埋伏。
接下来三天,足不出户,借由读书、分析案情、听音乐、看电视、冲澡、自慰等等有益身心的活动和焦躁保持一段距离。再度体认,我是天生贱骨头。生活顺遂、一派轻松时偏偏是恐慌症偷袭的契机,然而一旦感受压力,如答应别人的事无法如期完成或琐事缠身时,我则一头栽进俗务把恐慌症抛诸脑后。这些天我一心惦记着命案,心情因专注某事而相对沉稳,焦虑的症状相对少了许多。
趁此空当,彻底清理屋内。打扫、拖地、洗衣、整理衣橱。此外我完成了平生未曾尝试的工程,花了三天的时间把拥有的书籍按中外文、题材、作者分类排开,整齐上架。我把书放置于架上时必会把它们推到底,让每一本书紧贴墙面,一方面不想地震发生书架倾圮把我压死,另一方面则因对称强迫症使然。我跟陈婕如胡扯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强迫症,唯有这个毛病是真的。
终于找到之前遍寻不着的《大台北地图》,在信义区那页就命案三个地点以尺和笔画出三角形,但依旧没看到手电筒。我是否记错了,把它带到翡翠湾而忘了带回?这很有可能,我每天需要吃药,背包总是开开阖阖,或许一时疏失,找药取烟时拿出手电筒却忘了塞回去。
一个人住处的摆设多少反映那个人的内在。我环顾客厅,察看书房和卧室,感觉万分满意。屋内井然有序、纤尘不染,我的内心思想必澄莹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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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已卸下心防,正打算出门重见天日的七月十六日清晨八点左右,曾经公开宣称命案和我无直接关联的警方带着搜索状闯入我家,将我逮捕。
不再只是约谈,亦非关系人,我的身份一下跃升为嫌疑犯。
三辆警车拉着警笛、闪烁着红蓝警示灯,呼啸疾驶于和平东路上。我被安排在中间那辆后座,夹在两个条子当中,前座除了开车的警察外,副驾驶座还有不时回头觑我、肩上配着二毛一警徽的巡官。
事情果真大条。我虽清白,却不禁栗栗危惧,整个人被挖空似的只剩躯壳和一对惶惶、不停眨巴的眼睛。然而即便情势不妙,我居然还能抽离意识,俯瞰这不可能再糟的时刻。警匪片里缉押要犯的阵仗总算让我亲身体验了。我看看左右两边面无表情的条子,试想,要是老子身怀绝技必会先制伏他俩,接着攻击驾驶,让车子翻覆,其他四人皆头破血流、不省人事时,我却毫发无伤,从车窗钻出,巧妙逃过其他警察的追捕,遁隐于人群中……全国警方展开铺天盖地的搜索。
原以为他们会于基隆路右转,把我载往信义分局,不意车队却绕过基隆路圆环后转进乐利街,之后右转上了安和路。
车队停在国泰医院后门。
搞什么鬼?难不成他们要把我关进疯人院区!想到此,先前的忐忑霎时变为恐慌,才意识到,完了,身上没有镇静药丸,顿时焦虑袭身。
警方和医院如临大敌,已预先清通路线,把我一路带进电梯,上了七楼。我需要用手捏着腰部或搔抓头部来舒缓情绪,但双臂被两名警察架起,焦虑来袭时双手不自觉乱动起来,两名警察以为我企图挣脱,把我抓得更紧。体内郁积的恐慌蓄势待发。
七楼的部署更加夸张,几乎看不到护理人员,放眼望去尽是荷枪待命的警察。我被带入一间病房。一名额头包扎厚厚一圈纱布的女子躺在病床。看到她时,我刹那间放松了些。还好,不是重度精神病院。
她就是第三起命案被凶手重击昏迷多日的印度尼西亚籍看护。
一名菜鸟警员蹲在病床尾端,快速地以顺时钟方向旋转着调整床垫斜度的拉杆。床尾的垫子随着叽吱声缓缓升起。
“弄错边了!脚有长眼睛吗?”二毛一巡官训斥道。
菜鸟听了好不羞窘,赶紧移身,换到右边那只拉杆,奋力地以顺时钟方向旋转。
“你要把病人身体折断吗?当然是先把床尾归位,再把床头升起。”
菜鸟更加慌乱,在原处以逆时钟方向旋转,原本已稍稍倾斜的床头又缓缓下降。
“你在搞笑吗?过去!”巡官索性蹲下来自己动手,几乎是用推的把菜鸟挤到左边,“你拉左边,逆时钟方向,把床尾恢复原状!”
两人一左一右,一边逆时,另一边顺时,那模样还颇滑稽的。
病人的头部上升30度,巡官站起来,对挟持我的两名警员打个眼神。
两人把我带到病床前。
“不要怕,”巡官对病人说,“仔细看,是不是他。”
病人才看我一眼,立即露出惊恐神色,崩溃地哭了起来。但我的惊吓更甚于她,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看到我竟露出宛如见到怪物似的表情,整张脸扭曲变形,这场噩梦到底怎么回事?
“没关系,你只要告诉我,是不是他。”
病人没再敢看我,侧着脸哭泣,勉强吐出让我无法置信的几个字。
“就是他。”
听到要听的答案,巡官神色得意地挺直身躯,转头对属下说:“把他带回去!”
二十分钟后,我被关进信义分局八楼的单人牢房。分局虽然比派出所大过数倍,但牢房还是一样的窄小森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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