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正坐在信义分局六楼一间现代化侦讯室里，面对一个大我十多岁的老派刑警。三面是墙，一面是单向透视玻璃镜。桌上没有录音机，镜子的另一面有实时录像设备，将我的表情、声音全部摄入其中。

    “据我了解，你主动放弃聘请律师的权利。”说话的人是侦查组王组长。高挑干瘦、脸部狭长凹陷，像得了肺痨病，不说话时脸上挂着令人联想到唐·吉诃德的苦瓜表情。

    “是的。”我说。

    刚被带到分局时，警方便提醒我可以保持缄默，可以聘请律师。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我不假思索便放弃两项权利。我表明会配合侦讯，也用不着律师，唯一的要求是尽快帮我把家中的药包拿来。这种情况，无论无辜与否，不找律师并配合侦讯无异自掘坟墓，可那当下我认为没啥好怕的，用不着律师来搅局，一心只想防范恐慌症发作。我早晚按时服药，少有间断，危难当头时要是骤然断药后果不堪设想。我必须先稳定情绪以便应付接下来的审问。然而，我同时有另外一个意念，何不干脆彻底发作，被送进疗养院观察，省下这些折磨反倒轻松？

    “那名看护已经指认你了。”

    “她凭什么指认我？”

    “根据她的证词，行凶者头戴一顶暗色渔夫帽。你有渔夫帽吧？”

    “我有很多顶。”

    “六顶。我们在你住处搜出六顶，而且都是黑色。”

    “我喜欢黑色。”

    “为什么喜欢黑色？”

    “这有什么好问的？我们在探讨颜色的品味吗？”

    “为什么那名看护看到你好像见到鬼一样？”

    “我怎么知道。在医院之前，我从来没见过她。”

    “可是她看过你，而且看得很清楚。”

    “不可能。”

    “被袭击那天晚上，凶手在她身后发出声音，她一回头就被打昏了。虽然只瞬间一瞥，她对于凶手的身高、衣着、特征印象深刻。凶手身高大约175公分，跟你差不多。凶手戴着暗色渔夫帽，你有很多顶黑色渔夫帽。”

    “就这样？”

    “别急，重点在后头。凶手留着络腮胡。”

    他从数据夹抽出一张白色画纸，放在桌上，用中指一弹，画纸顺势滑到我伸手可及的位置。力道恰到好处，想必他苦练多年。

    我没伸手，只前倾身体，看个仔细。

    “这是素描专家根据看护描述所画出的胡子造型。如何，跟你的很像吧？”

    我许久说不出话来，不可置信地盯着画纸直瞧。岂止像，几乎百分之一百吻合。

    “一模一样。”我这笨蛋不自觉地说出口。

    “你说什么？大声一点。”

    “一模一样。”

    他策略性地不说话，等我再度开口，而我则再度陷入惊吓过度的沉默，被这猛可出鞘的杀手锏砍得魂碎念散。

    “招了吧。”王组长终于说话了。

    “给我几分钟。”我说。

    “什么？”

    “我需要思考，给我三十分钟独处，我们再继续。”

    “给你十五分钟。”

    关上门之前，王组长用手比了一下玻璃镜面，说：“不要做傻事，随时有人看着你。”

    组长走后，我纹风不动地坐在原处，两手十指交叉相扣，仿佛支架似的撑着下巴。一面整理思绪，一面疏导焦虑，不安时便捏着下颚或扭转十指直到发疼为止。

    记事本不在手边，只能靠记忆在脑中翻到我要的那页。关于本案我曾写下的三种臆测浮现脑海：纯属巧合、遭人算计、造化弄人。听到看护的证词后，我不得不剔除第一种可能。同时，若真是上苍冥冥中的安排，唯有投降的份。然而理性推敲尚未完全失效前，我无法接受将一切推给神祇的失败论。因此，我必须朝第二种可能的方向思考。有人千方百计意欲嫁罪于我。但是，可能吗？我为人虽然别扭，心直口快，常让人感觉不适不爽，但还真与他人无深仇大恨啊。

    十五分钟一溜烟过了，王组长开门入内。

    “怎样？”王组长老神在在地靠着椅背，右手肘搁在桌上，五指弹钢琴似的轮流敲打着桌面。

    “我想请教你几个问题。”

    “说。”

    “那个看护被袭击前听到什么声音？”

    “这不重要。”

    “我有权力知道。”

    啪！手掌重击桌面，我差点跳了起来。

    “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跟我玩耍赖的游戏！”

    这句话比较像警察的台词，也较符合条子的嘴脸。

    “王组长，你大概没听过无罪推论这个说法吧。你们依照证据怀疑我这点合情合理，但我不是凶手的可能性不能完全不予考虑。或者你们急着结案，我不招就逼供、用刑或敲桌子大吼，我如果真是凶手会被你这招唬住么？”

    “看护的证词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需要知道细节。你要是不说，我马上找个律师来，到时候你还是得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好吧，你再问一次。”

    “看护为什么回头？”

    “凶手发出声音。”

    “发出声音？”

    “对。”

    “不是脚步声让她回头？”

    “不是。”

    “你不觉得奇怪吗？”

    “有什么奇怪的？”

    “凶手犯下三起命案至今未曾留下指纹，你们也找不到证人，为何打伤看护前还发出声音特意要她回头？还有，为什么不把她打死而留下后患？如果我是凶手，你觉得我会那么笨么？台湾蓄胡的男人属少数，因此这个特征特别抢眼，我难道不懂得作案时戴口罩的基本常识么？”

    王组长欲言又止，把溜到嘴巴边的话语硬生生吞回去。

    “你是有戴口罩。”

    沉默许久后，他才不情不愿地说出。

    “不是我。请更正。”

    “凶嫌有戴口罩。”

    “凶嫌戴着口罩为何看护知道他留络腮胡？”

    “他把口罩拉下，挂在下颚处。”

    “这不就结了？”

    “结了什么？你是大侦探，你告诉我结了什么？”

    “凶手攻击前把口罩拉下，要看护回头，还留下活口，这表示凶手就是要让看护看见他的模样，然后误导你们，把矛头指向我。”

    “不错的推理，大侦探。”

    “少跟我大侦探长大侦探短的。我以前以为‘大侦探’‘大律师’‘大教授’只是俗滥电视剧的台词，没有人真的会这样说。你证明我错了，原来警察就是这么说话的。”

    他把我激怒了。我恢复以前得理不饶人，一径逞口舌之能的嘴脸，欲罢不能地继续说下去。

    “我明白我自命为私家侦探对你们来说是笑话，但是在我面前请给我起码的尊重，不要语带便宜地讽刺。要是我也如法炮制，左一句‘大警官’右一句‘大组长’你不觉得无聊么？我们在讨论案情，不是在斗心机、耍嘴皮。”

    “好，我不跟你耍嘴皮，你也不要跟我玩心机。但是我们不是在讨论案情。你是嫌犯，我是警察。警察不跟嫌犯讨论案情。”

    “无所谓，至少我刚才的分析请你纳入考量。”

    “我会，不过我还有另一个考量提供你参考。你刚才的分析对了一半。没错，凶手极有可能刻意要看护看清他的脸孔，但是动机不是你所说的是为了误导警方，而是……”

    “而是什么？不要搞悬疑。”

    “凶手希望被逮。”

    “我干吗希望被逮？”

    “你说什么？”

    “我说凶手干吗希望被逮。”

    “这是你第一次说溜了嘴。”

    我恨不得打自己耳光。

    “不是说溜了嘴，是激辩下合理的口误。”

    “你口才利落，用字精确小心，会犯这种错误？”

    我上身往椅背靠，双肩颓然下垂，长吁一口气。虽然我和王组长旗鼓相当，堪称见招拆招、白搽白折，但这终究是一场不公平的对峙。他已认定我是凶手，无论我说什么、展现多大诚意，对他而言，我一直在耍心机。当他提出“凶手希望被逮”的切入点时，我顿时失去继续争辩的力气了。

    理论上与实例上，这极有可能，很多凶手就是在“企图脱罪”与“渴望被逮”的心理矛盾状态下犯案的。突然我灵光一闪，想到看护额头包扎的画面。

    “你忘了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

    “看护被击中的地方是左额头，凶手正面攻击她，这表示凶手应该是右撇子。”

    “是吗？”

    “其他受害者呢？凶手从后面攻击他们，伤口是不是都在头部背面的右侧？”我乘胜追击。

    “这你不用知道。”

    “你不敢让我知道？”

    “你应该比我清楚。没错，所有的被害人都是后脑偏右的部位受到重击致死的，但是这个细节有什么意义呢？”

    “我是左撇子。”

    “我看过你很多照片。你写字用右手。”

    “那是小时候被硬改过来的。”

    “拿筷子也是右手。”

    “我说了，那是后天养成的习惯。我打球、打麻将、打人，换句话说，我做坏事的时候都是用左手。”

    “是吗？”

    “是的。”

    “接住！”

    王组长突然把手里的钢笔往我的右边用力一丢，我下意识地用右手接个正着。妈的，上当了。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无话可说。”我气急败坏地把钢笔丢在桌上，“既然你认定我是凶手，而且是那种期待被阻止的凶手，我只想问你，事到如今，我求仁得仁，何必一味抵赖？”

    “这就是人性神秘和矛盾的地方，不是么？”

    “这会儿你倒扮演起哲学家了。”

    “我这老粗懂什么哲学？但是犯罪心理学总是懂一些的。”

    “我只能告诉你，人不是我杀的。”

    “我可以体会你的矛盾情结。”

    “我没那么变态。”

    这时，他突然转头，对着镜子举了一个手势。

    “干吗？”

    “我要他们把录像机关掉。”

    “为什么？”

    “这样我才能实话实说，一吐为快。给我听好，你很聪明，也很爱耍聪明，但我懒得继续看你表演。你说得没错，我们急着破案，比你想象更十万火急。目前一切证据指向你，不管你招或不招，咱们就由检察官来决定。人证都有了，我不怕案子成立不了，最起码你会因重伤害罪被起诉。我能给你最好的忠告是，你的战场在法庭，不在侦讯室，不如爽爽快快地招供，然后花钱找个好律师以精神失常为辩护理由。”

    “我好好一个人为什么要说自己精神失常？”

    “我们很清楚你的精神病史。”

    老家伙一语中的，我哑口无言。

    公园里的照片杀伤力不大，充其量是间接证据，检调若因此断论我就是三起命案的凶手，在法庭是站不住脚的。不过话说回头，我对台湾的法官毫无信心，他们辉煌的纪录是罪证确凿的无罪释放，证据不足的判处死刑。

    至于看护的案子，除非奇迹发生，我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

    真正让我忧心的是我的“病史”。

    它给予警方无限想象空间，一旦他们认定我“不正常”，所有的办案思维势必以此为参考坐标，左右他们的判断。虽然我无暴力前科，病史亦无暴力倾向的记载，但警方总会找到一两位乐意配合并急着提出专业看法的医师，声称病症会因时间与个人遭遇产生“演化”，从一个看似无害的病患繁衍为杀人不眨眼的凶手。这种案例，犯罪史上俯拾皆是。

    除了短暂的休息，侦讯持续到夜晚，借着疲劳轰炸，希望我会被击垮甚至崩溃而和盘托出。然而警方问话一再重复，我的辩护只好一再重复。双方都在回放带子。这显示警方的调查没进一步突破。如果他们已在命案现场找到线索如头发、指纹或足供DNA比对的证据且确定是我时，他们不至按兵不动，净是带着我兜圈子。

    正因如此看护袭击事件的始末更显突兀。其他命案天衣无缝，无丝毫误差，唯独这桩故露马脚。若凶手有意陷害我，何不在现场留下和我有关的证物。这并不难。他想必长期跟踪我，而我每天在外闲晃，于暗中拿走我沿路丢弃于垃圾桶里的杯子、纸袋或三明治透明塑料纸借以弄到我指纹应是轻而易举之事。

    我于愕然的瞬间想到下落不明的手电筒。凶手会不会早已潜入我家偷走手电筒？然而，做什么？要是他把手电筒留在任何一个现场，或把现场任何物件摆在我家，我就死定了。整件事透着鬼怪，已超乎常人理解范围。

    王组长和我交锋数回，过程里他翻脸像翻书，时而忽悠糊弄，时而厉声恫吓，一人分饰黑脸白脸。看他那副嘴脸我已耐心用罄懒得理会。他不止一回语带讥讽地称呼我为“知识分子”，但我心知肚明，正因为冲着我肚子有点墨水、稍知法律常识致使他不敢逾越雷池，换个不经世故的嫌犯早已被他玩于指掌而吓得屁滚尿流。我之所以能坚守底线、捍护尊严，最大的后盾当然是“不是我干的”，此外我心里已做最糟打算，即使最终被起诉、判刑，我绝不摆尾乞怜、泪洒法庭。

    要我以精神病辩护，办不到！蛰伏已久的斗士油然复苏。

    被带到单人囚房已是深夜。身心俱疲，吞下安眠药后仍辗转难眠，但也无力思考。

    第二天早上八点就被叫醒，一对一戏码再度搬演。

    2

    “这一两年不太顺利，是吧？”王组长看着手上的档案，咧嘴说话，“先是老婆于去年移民到加拿大，留你一个人在台湾，后来你又辞去教职、卖掉房子，搬到卧龙街住在一间破烂公寓。以上有没有讲错？”

    “差不多。”

    他当然错得离谱。一年多来的跌宕波澜岂是墓志铭式的三言两语便可概括？但是他不至有兴趣倾听我的心路历程，而我则不想在一个随时挑语病见缝插针的人面前挖心剖肺。因此当他问我婚姻出了什么状况、为何辞去教职此等私人问题时，我总以“私人问题”为由拒绝回答。

    他的策略和用意很明显，直接证据不足情况下，将焦点集中在我的精神状态；简言之，就是要把我形塑为一个落魄潦倒的精神病患由于幻觉或心理分裂等等因素所致而犯下三起命案。

    我不愿配合，反而再三坚持，与命案直接相关的问题外，其他一概无可奉告。我不合作的态度导致他几度失控，对我咆哮，而我亦不甘示弱，大声反呛：“你一直在周边打转，问我个人隐私，问我精神状态，请问这里是告解室还是侦讯室？你是神父还是警察？你凭什么要我向你交代我的内在，向你表述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

    “喔，关于这些，你不用告解，媒体已经帮你完成了。”王组长说完，居然得意得笑出声来。

    “你说什么？”

    “你不晓得你现在红透半边天吗？这一两天所有的媒体都在炒作你的新闻。你是什么样的人，写过什么文章，到过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全都摊在阳光底下。”

    “这不是犯法吗？我只是个嫌犯呢！”

    “台湾媒体无孔不入你应该很清楚。我们当然大力谴责，呼吁他们尊重人权，但你也知道，我们愈谴责他们愈挖掘，还挖出很多宝呢！”

    “媒体说些什么？”

    “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他们甚至知道你的精神病史。”

    “媒体怎么知道？是不是你们透露的？”

    “谁晓得？你要知道警政单位和媒体的关系可说爱恨情仇，有时候媒体让我们恨得牙痒痒的，有时我们却暗自感谢媒体，他们扒粪的功夫比我们强多了。”

    “我跟你保证，等事件过后我会一状把你们告到法院！”我勃然大怒，食指对准王组长，大声飙出警告。

    其实我惊恐甚于发怒。从昨天早上在家被警方带走一直到此刻，这期间二十几个小时与外界隔绝，完全忘了它的存在。原来我有两个战场，其中一个于我不在场时已经开打了。然而我在现场又如何？对抗媒体怪兽，谁打过胜仗且全身而退？媒体怎么说我？母亲和小妹怎么办？我的朋友以及那些曾经被我讥嘲、刺讽、批判的人又会怎么想？想到这些，这辈子自小及长累积堆叠的羞愧心刹那间全涌上心头。我有罪，是的，不管媒体添多少油加多少醋，我有罪。

    3

    第三天，除王组长外，还加了侦查组的赵姓科员，两人联手跟我打车轮战。

    戴着一副眼镜的赵科员，年轻斯文，乍看不像条子。他的任务主要不是劝我招认罪行，较像是心理医师临床研究，意欲从侦讯过程中了解我的心理状态。

    “你很喜欢推理小说？”

    “是。”

    “你的藏书里就有一百多部。”

    “不算多。”

    “其中以连续杀人为题材还不少。”

    “你们一定很忙，派五六个人日以继夜地看小说。”

    “没那么严重，我们干警察的也迷推理小说。”

    “推理小说和现实人生有很大差距。”

    “也有不少呼应。”赵科员突然话锋一转，“你为什么对六张犁命案充满兴趣？还在地图上画个三角形。”

    “命案发生在我家附近，死者都是老人，我年纪也不小了。”

    “你在笔记本列出外国连续杀人犯的特征。”

    “没什么，Google就有了。”

    “你好像少列了一项。”

    “哪一项？”

    “很多连续杀人犯都患有严重洁癖症。”

    “对。”

    “道德洁癖，心理洁癖，还有生活起居上的洁癖。”

    “没错。”

    “以你家为例，你显然讲究整洁、秩序，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书本还按字母笔画排列。”

    “你误会了，”心里暗自喊衰，“那是我被你们抓来前几天在家闷得慌才整理的，平常我家里乱得像猪窝似的。你不相信我是吧？”

    他摇摇头。

    “谈谈你的精神问题。”

    “我精神没有问题，只是需要吃药。”

    “你从何时开始看精神科？”

    “你们不是都有资料么？”

    “只是近年的，有些资料在计算机建文件之前，不容易找。”

    “我十九岁开始看精神科，医院是马偕，说不定还有文本文件，但我怀疑。之后是台大医院，后来在国泰，最近又回到台大。”

    “你对这方面很坦然。”

    “看精神科不是可耻的事。”

    “忧郁症？”

    “严格说，应是恐慌症引起的焦虑症和忧郁症，后期的病历写得很清楚。”

    “恐慌症是什么？”

    “发作时怕自己会失控。”

    “失控会怎样？”

    “我也不知道，我很幸运从来没真正失控。”

    “今年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你在安和路龟山岛海鲜店的表现算不算是失控？”

    我嘴巴微张，答不出话来。他们什么都知道了。

    “听说你那天非常勇猛，一夫当关，以一敌众。”

    “这件事你们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来自媒体报导？”

    “是，但是我们有查证。让我引用当时在场一位年轻人的陈述，他说你仿佛‘邪灵上身，舌头化作毒鞭，挞伐每一个人’。”赵科员看着笔记，一字字念出。

    “那是我的错。我酒后失态，毫无借口。”

    “但是根据我们的访谈，某些那天受到伤害的人认为那不像是酒后失言，而是，而是……”

    “发疯。”

    “发疯，没错，他们是这么说的。”

    “或许吧。重点是，我一再强调，我没有暴力倾向，我内心可能蕴藏着很多不满情绪，但我从来没诉诸肢体暴力。”

    “六月二十八日你在士林社正路用手电筒从后方袭击一名年轻人算不算暴力？”

    又被将了一军。

    “请你回答。”

    “那是暴力，但不算失控。”

    “你为什么要攻击他？”

    “我只是警告他。那家伙是变态，专门在学校附近诱拐未成年少女。”

    “根据他的说法可不是这样。他对媒体宣称你是神经病，无缘无故攻击他。”

    “操，这小子还有脸！”

    “如果他真如你所说的，你为何不报警？”

    无论如何都要守住职业伦理，不能说出陈婕如的案子，否则私家侦探和雇主之间不成文的保密原则就毁在我手上了。

    “因为一个案子？”

    “你怎么知道？”我像一本摊开的书，已经无力掩饰讶异的表情了。

    “你的助手王添来主动出面说明。”

    该死！

    “他不是我助手，他是我雇用的司机，不要把他扯进来。”

    “是他把自己扯进来的。他向我们透露那年轻人的所作所为，我们已经深入调查，目前查出他有公然猥亵的前科。”

    “很好。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你是不是在保护你的客户？”

    “我经手的案子和六张犁命案一点关系也没，关于这方面我不再回答任何问题。”

    “你等一下。”

    赵科员走出侦讯室。

    事情不妙，添来也被扯进来。这家伙太冲动了，希望他没把林某的案子全抖出来，否则陈婕如和陈小妹的隐私就受到侵犯了。

    门开，赵科员步入，手里多了一份厚厚鼓鼓的活页夹。

    他坐下，打开活页夹，映入眼帘的就是我的棕色皮面记事本。

    他慢慢翻阅。

    “你在保护谁？林太太，或是邱小姐？”赵科员突然冒出这句话。

    我只能沉默不语。

    “别忘了，你的记事本在我们手上。上面写着的电话，我们当然都会联络，查证他们和你的关系。”

    “结果呢？”

    “有一位陈教授，他说与你只有一面之缘。你曾经向他请教健保弊案的问题，见面地点是一代佳人炭烤店。邱小姐表示她跟你只是朋友并不太熟。关于这点我们会进一步查证。至于林太太……”

    他故意停顿，意在引我搭腔，但我没上钩，保持沉默。

    “我们从电话通联记录和e-mail查出，你这阵子和她联络频繁。我们已经访谈了林太太。根据她的说法，她怀疑她先生跟邱小姐搞外遇，经你查证确有其事后，她和先生离婚，也付给你三万三千五百元侦查费。我们已经从银行那取得汇款的资料。事情是不是这样的？”

    “林太太说了算，其他我不便多说。”

    “她已经不是林太太了，她叫陈婕如。”

    “是吗？我们之后就没联络了。”

    “是吗？监视器显示你和她上个礼拜常常见面。”

    “没什么，她陪我散步。”

    “只有这样么？”

    “只是散步。我问你，笔记上这些人，媒体还没得到风声吧？”

    “没有。”

    “请你务必保密，否则会伤及无辜。”

    “没问题，我向你保证。”

    4

    中午在牢房吃完便当后，又被带到侦讯室。这一次有点反常，我孤坐许久却一直没有人进来。我走到单向透视玻璃前，用手指轻轻敲打，说，到底要不要审问？不审问就让我回房睡午觉。不久，一名一毛三开门入内，对我吼道，敲什么敲？再敲就把你铐在椅子上！

    只好乖乖走回座位。

    之后，赵科员和王组长相继走进。赵科员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王组长走到长桌中段时，靠在桌沿，左脚踏着地板，右脚腾空，半坐地俯身欺向我。修长的上身几乎遮住我的视线。我不想仰头看他，只得低头看着桌面，但如此一来反而更感觉窝囊。

    “这下子你想抵赖也难了。”王组长说。

    “你在说什么？”我问。

    “我们找到人证了。”

    “什么人证？”

    “有人在七月七号晚上十点多看到你在乐荣街徘徊。”

    “七月七号是哪一天？”

    “还装蒜！”王组长拉高音量，“就是七月八号你袭击看护、谋杀坐轮椅的吴张秀娥的前一天。”

    等一下！七月八号近午时分我才从翡翠湾回到家里，七月七号那一整天人不在台北啊！怎么会——

    “到底是什么人证？可靠吗？”我问。

    “非常可靠，因为有两名互不相识的人证。”王组长说。

    “她们刚才分别透过另一面墙指认你了。”赵科员追加一句。

    这可奇了！我讶异地半晌说不出话来。

    “怎样？你还有什么话说？”王组长说。

    “老实说，七月七号那天晚上，我人不在台北。”摊牌了。

    “嗯？去哪？有没有人证？”

    当然有人证。人证就是陈婕如，我和她在旅馆度过三天两夜，问题是，这很可能是王组长套取口供的伎俩，未摸清状况前不能提供给警方与本案无关的讯息。

    “我需要想想，回忆那天去哪了。”

    “少跟我拖时间。说！去哪了？有没有人证？”王组长又开始耍流氓。

    “去哪一时忘了，不过我确定没有人证。”

    “想也知道。”

    王组长说完后起身，得意地走出侦讯室。

    “你真的不在台北？”赵科员问我。

    “真的。”

    “为什么不说你去哪了？”

    “我暂时不能透露。”

    “你这是意气用事还是——”他第一次露出同情的眼神。

    “我人被绑在铁轨，火车即将到站，还有心情意气用事？我怕的是不知道你们在玩什么把戏，而且我更怕不管我说什么，第二天媒体就会得到风声。如果我提供的信息对我目前处境没实质帮助，我何必多此一举？”

    “我们迟早会发现的。”

    “只要不是从我这边出去的就不是我的罪过。”

    “我可以跟你保证，你现在讲出去的绝对不会让媒体知道。”

    “你可以保证？”

    “可以。”

    “好，请把录像机关掉，算了，我不相信你们会真的关掉。带我回牢房，我告诉你那天的行踪。”

    “你等一下。”

    过了好一会儿，赵科员才回到侦讯室。

    “走，我带你回八楼。”

    赵科员跟我并肩走上楼梯，后面跟着两名警察。到了七楼转角时，赵科员突然对我耳语，他说，如果你真有不在场证明，对你非常有利。

    我当然知道。这无疑是一片混沌胶着里难得乍现的一道希望，但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该不该说。说出来对我有利，但陈婕如就因此曝光了。一男一女两情相悦在旅馆厮混无啥大不了的，但我深怕她一旦曝光，其他事也势必跟着泄漏，林邱两人的肮脏游戏不在我考虑之列，但林小妹的事不能不三思。

    我该怎么办？说出陈婕如之前，我希望先取得她的谅解。难得出现对我有利的证词，再多侠义精神也不能蛮干，置生死于度外。供出北海岸的行程并没直接泄漏那个案情吧，我这么安慰自己。我亟需跟她联络。

    电话，电话，我的王国交换一通电话！

    我和赵科员隔着铁条说话。

    “请你帮我一个忙。”

    “请说。”

    “请你打通电话给陈婕如，问她七月七号晚上她在哪里。问她之前你要向她保证媒体绝对不会得知此事，而且你们会用别的名义暗中查证，不会让任何人以为她和目前的案子有关。”

    “我马上去。”

    赵科员快步离去，我呆杵原处，两手抓着铁条。为求自保终究把陈婕如出卖了。她会怎么想？而这期间媒体沸腾如鼎，她又如何看待显微照妖镜底下无可遁形的我。她相信我是无辜的吗？

    胡思这些于事无补，无论她怎么想都不能怪她。我闭目躺在床，徐徐深呼吸，静候消息。约莫一个钟头后，赵科员终于出现。

    “怎么这么久？”我急着问道。

    “我们需要查证一些事情。”

    “查证什么？”

    “陈小姐说了。七月七号那天，她和你在翡翠湾度假饭店。我们向旅馆查证，你放心，我们请金山那边的同事以别的名义调查。一切证实了，你们七月六日那天五点多check in，一直待到七月八号。八号那天她七点半check out、付账，你十点多才离开旅馆。”

    我大大吐了一口气。

    “她要我跟你说不用替她担心，只要对你有帮助的，该说的就说出来。还有，她已经决定要指控那个被你警告的家伙，告他诱拐未成年少女。”

    看来陈婕如豁出去了。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怎么回事了吧？”我问。

    “有两名人证分别指出，七月七号晚上十一点多看到长得很像你的人在乐荣街附近徘徊。”

    “他们可靠吗？会不会是来凑热闹的？”

    “应该不会。虽然媒体每天播放你的照片，但除警方外没有人知道渔夫帽。两名证人都提到可疑人士戴着暗色渔夫帽，而且帽檐压得很低，因此他们只能辨认胡子却看不到脸。如果我们能进一步确定你的不在场证明，这表示你在记事本推测的第二项变成最有可能性。”

    “有人故意陷害我？”

    “没错。”

    “谢谢你。”

    “没什么，早点休息吧。”

    5

    第四天，七月十九日，吃完中饭后，才被带至六楼。这非比寻常。我已习惯一大早就被提讯，像个身不由己的军人听命行动，突然得到一整个早晨的空当反而极不适应，在无聊与不安之间摇摇摆摆。

    侦训室里，我坐在老位子，对面的椅子坐着王组长，站在他左边的是赵科员。

    “你老实说，是不是有同伙？”王组长厉声问道。

    “我不明白。”我狐疑地看看他，再看看赵科员。

    两人都面无表情。

    “再问一次，谁跟你同伙作案？”

    “同伙？我有什么同伙？”

    我霍地开窍，猜着了大半。

    “又发生了命案对不对？”

    没人回答。

    “是不是？我有权力知道！”

    “是。”赵科员说完转头看看组长，正好接住从组长眉宇下射出的责备眼光。

    刹那间，王组长这些天一直紧绷的苦瓜脸突然松垮下来，两眼迷茫，双颊下垂，顿时苍老许多，活像被风车打败的唐·吉诃德。

    “今天在富阳公园东侧又发现了一具尸体，死者也是后脑勺遭受重击。”赵科员说。

    “我果然是被陷害的。”

    我抢着说话，但话才讲完便觉得阴森恐怖。先前只是推论，有点抽象朦胧，现下事实明朗，思及外面有一个冷血杀手装扮成我的模样出没于六张犁一带连续干下四起命案，禁不住地打了个哆嗦。此人是谁？他用意何在？

    “如果有人要陷害你，他已经达到目的，何必再杀人？”王组长质疑道，“除非你和凶手是同谋，联合起来耍警方。”

    “我跟谁联合起来杀人只为了耍你们有什么意义？”

    “台湾疯子越来越多，你不晓得吗？”

    “你到现在还不愿承认我是无辜的到底是为什么？只因为你看我不顺眼，或者你是个不懂得承认错误的人？”

    “我是看你不顺眼，但还有其他原因。前面三起命案凶手未曾留下痕迹，这一次却留下物证。给他看。”

    赵科员从桌上拿起两个牛皮纸袋，从其中之一取出黑色物品，再从另一个纸袋抽出一张纸板。两件都包在证物塑料袋里，一时看不出是什么。

    “这个是黑色渔夫帽。另一个更妙，”王组长说的时候，赵科员将纸板竖起，让我看个清楚，它是假胡须，凶手照脸型把它贴在纸板上，“你看，它像什么？”

    “我的络腮胡。”

    纸板用铅笔轻轻描出脸孔轮廓，假胡须就贴在上唇、下巴以及两颊。惟妙惟肖，和我的胡子一个模样。

    “帽子加上这个，凶手大费周章摆明的就是说我们抓错人了。但是，他为何这样做？先陷害你，然后帮你脱罪？”

    “他在耍你们，也在耍我。”

    “还有一个可能性。你和他合作一起耍我们。”

    “他妈的，你还不死心。我郑重要求，现在就释放我。”

    “办不到。”

    “如果凶手是冲着你来的，你出去不是很危险吗？”赵科员插嘴道。

    “所以你们要保护我，把我关在牢里？而与此同时让媒体继续糟蹋我的人格？”

    “疑点尚未完全厘清前，办不到。”王组长重申立场。

    “是你的死脑袋需要厘清吧。对不起，我现在要求聘请一位律师。”

    王组长没想到我这招，一时愣住。

    “我需要打电话聘请律师。”

    “带他去。”

    王组长说这话时冷冷地看着我，上唇几乎没动。

    赵科员把我带到他的办公桌。

    “你能不能帮我查涂耀明律师的电话？”

    “你要找他啊？”

    “我一个律师也不认识，只知道这个常上电视的家伙。”

    “那家伙讲话很夸张，太好大喜功了。”

    “我正需要一个好大喜功的大嘴巴。”

    “你等我一下。”

    赵科员用他的计算机搜寻，进入警方建文件的数据库，没多久便找到涂律师的手机号码。

    “请问是涂耀明律师吗？”

    “我是。”

    “你好，我叫吴诚，就是六张犁——”

    “吴诚！久仰大名。你从哪里打来的？”

    “信义分局。我想聘请你当我的律师。”

    “我二十分钟到。”

    6

    西装笔挺的涂律师火速赶来。原本局促的单人牢房多挤着一个人后更加仄隘了。我告诉他警方之前掌握的证据和最新发展。

    “警方没有理由继续把我扣押，你能不能把我弄出去？”

    “交给我，我马上下楼跟他们交涉。”涂律师信心满满，“你可以开始打包了。”

    “等一下，涂律师，我付不出你的价码。”

    “钱不是问题。这一次我免费服务。你也知道我喜欢接大case。我走了，等我好消息。”

    涂大律师年近四十，身材保持得很好，显然是健身房常客。他有点书生样，又有点江湖味。鼻梁上挂着银框眼镜，抹着一层发胶的发丝齐致服帖，而那套高档全套黑色西服更是他上电视针对司法议题高谈阔论不可或缺的道具。和我从电视上得到印象一样，涂律师行事麻利，口才便给，说话时手势特别多，浑身充满戏剧张力。

    不用打包，除了身上衣服外，牢房里没有一件属于我的东西。

    坐于床沿，把玩着涂律师那张撕不破的珠光纸名片，上面洋洋洒洒印着五六个头衔，各个烜赫唬人，“涂耀明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民间司法改革促进会董事”“光勤企业特聘顾问律师”……

    一般情况，涂律师在我眼里不过是个好出风头、沽名钓誉、一身Armani的庸夫俗子，而生活在云端、恃才傲物的他更不可能和一个自暴自弃的小角色如我打交道。冥冥之中的和合，我们暂时成为亲密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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