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导师讲演风采的吸引力

    具有感染力的讲演必然具有吸引力。人们注意力被吸引的直接原因在于感性上的兴趣，没有感性色彩的东西很难被人们所关注。但是，单纯的、没有多少内涵的感性刺激是不能长久吸引人的，人们注意力的深层本质是对思想内涵的追求，而对于思想内涵的价值判断与人的利益相关，这便使人们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最关注的。革命导师的讲演就是这样，既能够引起人们的感性兴趣，又能够以面向现实问题的解决为要旨而引起人们的理性兴趣。在二者的结合中，就使革命导师的讲演风采对听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革命导师讲演风采的说服力是由于讲演中贯穿着“强大的逻辑力量”，他们讲演中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吸引力，则是由于讲演中贯穿着由精彩的表达方式所阐述的事实逻辑。革命导师的讲演不是从理论教条出发，而是从实际的需求，特别是从现实社会发展中最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出发，来确定讲演的内容，当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最热切的关注。

    在19世纪40年代的早期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一批宣传、鼓动的演说家，他们自称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但却只是抽像地谈论工人的解放，回避使工人摆脱贫困的现实举措，在工人的集会上经常听到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谈高调”。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提醒人们：“多注重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知识，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切实地加以讨论。”“切实地”而不是空洞地讨论和宣传社会革命的道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讲演观所强调的首要和基本的原则。

    那么，“切实地加以讨论”的讲演具体有哪些要求呢？马克思从讲演的目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解说：“最根本的是，一篇生动的公开演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听众弄清社会现实中的复杂现象，并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对于这段话，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马克思提出了讲演的最根本的目的和作用，以及最高的衡量标准，就是能够解决具体问题，有助于实际行动，一言以蔽之：实用。其二，讲演的目的和作用可以具体化为两点：“弄清”和“解决”，“弄清”就是要帮助听众释疑解惑，从纷纭混沌的社会现象中拨乱反正，提炼出主要的矛盾和问题，从而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解决”就是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帮助听众掌握有效的办法，在投入实践中改造现实世界。其三，讲演的内容要紧密结合实际，适应群众的迫切需要，着重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在正面论述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一直对那些不着边际的“空谈高调”持反面的批判态度。对早期工人运动中的魏特林主义的批判、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以及晚年对“哥达纲领”的批判，都指出其空谈、“无谓的思辨”“脱离工人阶级的实际需要”等弊端。讲演观上的这些科学认识，使他们自己在作讲演的时候从不在空泛的论题上兜圈子，也从不过多地使用抽像的语言，总是围绕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展开讲演的内容。

    马克思于1871年9月24日在纪念共产国际成立7周年的伦敦庆祝大会上所作的讲演就是这样。在讲演中，马克思对共产国际之所以获得巨大发展和巨大成就的原因分析；对共产国际是“工人们自己为自己建立的”这一独特点的分析；对于刚刚发生的工人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的评论和分析；以及对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号召等等，都是工人阶级最关注，并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马克思有理有据的讲演当然会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

    此后不久，马克思为共产国际曼彻斯特支部的欧·杜邦所写的讲演稿中，也是围绕着土地国有化这类复杂的现实问题展开的。马克思批判了反对土地国有化的各种错误观点，指出了土地国有化的合理性及必然趋势，并在这些分析论述的基础上，讲到了实行土地国有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只有到那时，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才会随着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马克思从现实问题的分析出发，引申到推动社会变革的高度来认识，是对当时在土地问题上混乱思想的澄清，所以，欧·杜邦得到了这份讲演稿后，很快就回到曼彻斯特，在支部会上宣读，并在《国际先驱报》上发表。

    马克思、恩格斯在讲演观上的这些思想观点和实际做法，被后来的革命导师所继承和发展。列宁就曾结合失业的问题对宣传员提出在讲演中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失业者家里饿死人、贫困加剧等，并尽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矛盾是不合理的这样一个观念，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让宣传员去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

    在发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列宁还向人们推荐过一个用讲演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的范例：一位工人向大家讲怎样进行革命，没有用一个书上的字眼，他知道广大工人迫切关心的不是这样的问题，而是怎样行动。他给大家讲了夺取矿井后怎样使生产不致中断，怎样解决粮食问题。列宁称赞这个给他留下“极深刻印像”的讲演是“绝妙的演说”，自然会对工人群众有极大的吸引力。

    也有反面的事例，表明列宁对于“空谈高调”的极度反感和厌恶。十月革命胜利后，人民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彼得格勒的工业复兴计划。战争期间彼得格勒的工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机床破烂不堪，原料十分短缺。城市和农村，尤其是农村。连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很缺乏。所以，这次会议首先讨论的是解决农具生产的问题，包括讨论如何为老百姓生产铁钉、布匹、鞋袜等问题。

    一个报告人开始了他的报告。大家都期待着他能谈到怎样又好又快地组织彼得格勒各个工厂的生产工作，能列举一些说明问题的数字，提出完成任务的一定期限。然而，他却只字不提，只是慷慨陈词地讲道：“我们面临着伟大的目标，今后在整个人类世界将不会再有资本家和形形色色的阔佬寄生虫，今后只有在童话故事里才会碰得到这些妖魔鬼怪般的家伙，这种时代一定会到来！”

    列宁静静地听着。

    报告人侃侃而谈，嗓门越来越粗。他的话滔滔不绝，有如潮水一般：“苏维埃政权，是的，正是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权。劳动人民世世代代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列宁听着，皱起了眉头。

    报告人继续讲道：“正是工人农民自己掌握着国家的命运。一切为了工人，一切为了农民，正是他们是当今的神仙和皇帝。”

    列宁打断了报告人的话，说道：“请讲一讲，彼得格勒各工厂铁钉生产的情况怎样？”

    “我们正在生产铁钉，列宁同志。”报告人爽快地答道。

    “具体情况如何呢？”列宁继续问道。

    报告人窘住了，想了想说道：“请原谅，列宁同志，我手边没有必要的材料。”随即又大谈起世界革命。

    列宁稍待片刻，又提出了一个问题：“给老百姓生产布匹的情况怎样？”“会有的，列宁同志，会有布匹的，我们的工人一定会提供。”接着他又重复起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权之类的话。

    列宁第三次打断报告人的话：“请讲讲，铁犁头生产的情况怎样？彼得格勒各工厂的条件如何？农村多久才能指望得到工人的援助？”

    报告人住了嘴，竭力回想什么，可是回想不起来。“请原谅，列宁同志，我不记得这些数字了。”他用手掩住嘴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又口若悬河地大讲特讲将来如何如何。报告人壮志凌云地说道：“我们面临的是伟大的目标，我们一定能跨进遥远而美妙的未来……”

    列宁站起来说道：“跨不进去的，亲爱的同志，跨不进去的。”报告人茫然不知所措。“跨不进去的。”列宁重复了一句，接着说道：“这样的工作是得不到什么好结果的，我们的铁犁头、布匹、铁钉在哪？你什么时候给农村生产出这些东西来？怎样保证做到？对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工人和农民早已深信不疑，现在决定成败的不是词藻，而是实干，是生龙活虎地踏踏实实地干。”

    会后，有人认为列宁对报告人的批评太严厉了：“您讲的有点不妥吧，他是个负责同志，这样会损害他的威信。”“没有什么不妥，完全妥当。”列宁严肃地答道。“负责同志？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晚上，列宁把体会写成了一些东西，其中的一篇是《从演说家到组织家》，这是列宁一篇新文章的速记草稿，后来的文章定名为《苏维埃的当前任务》。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指出：我们不需要那些空谈家，而需要“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才能的人，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又善于不声不响地（而且能排除各种纷扰和喧嚷）使很多人在苏维埃组织范围内坚定地、同心协力地工作”。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不需要狂热，我们需要的是无产阶级铁军的匀整的步伐。”

    这个故事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说明列宁的讲演观上是坚决反对空谈的，主张要从工农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上谈起，才能吸引听众的兴趣。苏维埃新政权成立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这种情况下却只是对群众讲一些与现实需求不着边际的空话，列宁认为肯定会使听众反感。

    就在这次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召开之后的一个多月，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找到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在列宁的提议下，召开了全俄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讲演。当时，与严峻的经济形势同时存在的，还有党内和工农群众中对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所存有的偏见和疑惑。比如：已经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为什么还要强调国家的经济管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为什么还要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参与？特别是从战场上回到生产岗位上之后为什么要强调生产纪律？等等。广大工农群众都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合情合理的正确解答。

    列宁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紧密围绕着听众最关心的这些问题。在谈到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要不断加强国家的经济管理时，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讲道：“这种原来意义的、狭义的管理机构、旧国家的机构，必定消亡，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必定成长、发展和巩固，它将担负起有组织的社会的一切最主要的活动。”列宁还进一步分析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所面临的复杂情况下，如何“用劳动者集体的共同经验”来建造我们的经济大厦的方式和途径。

    夺取政权之后的工农群众对于新政权的建设仍要吸收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参加，很有不满情绪，列宁针对这方面的问题，辩证地运用政治经济学的道理讲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只有在国际资本主义发展了的劳动的物质技术前提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种劳动是大规模的，是建立在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因而也是建立在造就出大批科学上有造诣的专家的基础上的”。既然如此，“当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的时候，当政权在这些群众的拥护下提出自己任务的时候，我们要在资产阶级专家的帮助下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

    关于劳动纪律，这是工人群众更加关注的问题。持续几年的战争和革命运动使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规范的生产秩序，这就要有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但是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工人群众对劳动纪律一时难以适应，也颇多怨言。列宁了解这些实际情况，所以在讲话中这样说：“我还要指出一个也许是最困难的，要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予以切实解决的任务。这就是关于劳动纪律的任务。”

    列宁耐心细致地向听众讲解了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回顾制度更替的历史指出：“由一种剥削者的纪律代替另一种剥削者的纪律的更替，尚且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建立无产阶级的劳动纪律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腐化现象、违反纪律现象”，也必须要经过“痛苦的尝试步骤”。但是列宁教导大家要坚定信心，因为我们要建立的纪律是“由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来制定新的纪律，劳动的纪律，同志关系的纪律，苏维埃的纪律”。因此，列宁号召广大工人群众：“根据自己生活的经验，用联合起来劳动的新纪律，用拥有千千万万人口的整个俄国的联合起来的、有组织的工人和劳动农民的纪律，去代替那种建立在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奴役上的纪律。”

    列宁的讲话涉及的都是当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他的话也都是给工人群众指点迷津的内容，听众不断以热烈的掌声表达着他们的高度关注和赞同。

    毛泽东讲演风采的吸引力也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同样是他讲演的内容都是听众最关心的问题。这从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毛泽东所作的讲演的题目就可以看出，题目大都具有“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两方面的含义，说明毛泽东讲演的内容都是针对目前形势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展开的，报告本身自然会对听众有很大的吸引力。

    1937年5月，我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国内的局势相当复杂。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出现了联合抗日的趋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意图日益明显，国内军民的抗日热潮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已经对国民党政府坚持了十年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武装何去何从？如何领导抗日民主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等等，这些新的问题亟待解答。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讲话，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党内同志的疑问。

    毛泽东的讲话首先对当时的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形势变化的最主要的动向就是民族矛盾已经取代阶级矛盾而成为主要矛盾，这成了所有的形势分析与任务确定的基点。但是形势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我党的主张，而是要适应新的形势作出方针政策上的调整。

    毛泽东的讲话对我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作了两方面的确定。一个方面是在国内变革上提出了“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任务。针对“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的危机局面，毛泽东提出：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民主改革，首先是要“将政治制度上的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其次是要实行“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毛泽东进一步讲到，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是提出了在民主革命的新时期里要牢牢把握领导权的任务。毛泽东的讲话不仅指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且更重要的是明确了如何把握领导权的方式，解说了“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毛泽东具体提出“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党要“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以及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和纪律的严格等要求，提示大家在新的形势下，“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并强调“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把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疑惑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解答，成为我党带领全国人民投入抗日战争的重要思想准备。

    1945年5月13日，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的形势下，毛泽东又在这关键时刻作了一次“形势与任务”的讲演，这是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当时的国内局势同样是异常复杂，随着阶级矛盾将取代民族矛盾而重又成为主要矛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企图通过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及其人民的武装，建立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而党内却“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因此，毛泽东的讲演，开始就讲道：“在这种形势下面，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我党的方针怎么样？这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问题，是全党同志很关心的问题。”

    毛泽东的讲演是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呢？首先还是对于时局的判断。他指出了在当时存在着对时局的“误判”：“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因为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到来，内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就有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怕，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打了十年，抗战又打八年，再打，怎么得了。产生怕的情绪是很自然的。”尽管分析其原因是“很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毕竟是一厢情愿，毛泽东根据对时局的科学分析讲道：“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的危险就十分严重。”

    接着，毛泽东就讲到了“我们的方针”。我们的方针是针对目前的时局而确定的：“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在讲解这一方针的时候，毛泽东充分考虑到“人民中间和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怕打内战的思想情绪，采取了被动的句式来说明问题：“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为了进一步解决人们的疑虑，毛泽东回顾了我党的历史，列举了反面的例证：“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结合这一反面的教训，毛泽东坚决地讲道：“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

    那么，针锋相对的方针怎么实行呢？毛泽东讲话的后部分主要就是解说这个问题：那就是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起人民的力量，“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把反动派打倒。这也就是说，针锋相对不能靠外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毛泽东在强调针锋相对的同时，也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坚定战胜敌人的必胜信心。

    毛泽东的讲话解决了当时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方向，所以，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之后，全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与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反攻。1947年12月25日—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又作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对于“目前的形势”，毛泽东的讲话中分前方和后方两个方面阐述。前方战线上，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只一年半的时间，“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在讲这一战果的时候，毛泽东重提全面内战爆发之前，针对一些人怕打内战所作的革命力量必定能战胜反动派的预言，通过事实的阐述，毛泽东讲道：“十八个月战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论断。”

    关于后方的情况，毛泽东讲道：“现在，比较十八个月以前，人民解放军的后方也巩固得多了。这是由于我党坚决地站在农民方面实行土地改革的结果。”毛泽东高度评价《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后的土改运动，认为：“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必然得到他们的拥护，从而更积极、更坚定地加入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队伍中来。

    由推进土改运动的引入，毛泽东讲到了“我们的任务”。他指出：“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如何“整编”呢？“首先重要的，是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毛泽东还指出：做好这项工作，“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土改是要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加上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和保护民族工商业，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毛泽东的讲话中详细解说了这三大经济纲领的内容及实行的必要性，从根基上澄清了各种错误认识，并强调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统一战线，才是真正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后，毛泽东从国际的角度上提出：“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

    毛泽东在革命形势转折的关头所作的这个报告，得到了与会同志的高度赞同和热烈拥护，在会议所作的决议中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每个革命者都是在具体的革命形势中形成自己的态度、意向和行动目标的。事实证明，从形势的分析中所提出的问题，来确定一定时期的革命任务，对民众的思想和行动的革命指导是最明确，也是最受欢迎的。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之所以能够实现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的思想统一，进而步调一致的发展局面，毛泽东在关键时期的报告和讲话所起的澄清是非、凝聚人心的作用，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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