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导师写作讲演的故事-“动员全国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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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导师讲演风采的号召力

    革命导师的讲演风采具有说服力、感染力、吸引力,这样的讲演对民众必然要产生的社会影响,就是号召力。政治主题的讲演是否具有号召力,不能只从讲演的本身来看,还要从聆听讲演的民众是否被发动起来,是否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讲演的革命主张来看。之所以说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讲演有巨大的号召力,也不仅在于讲演本身的精彩,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民众听了他们的讲演,觉悟被唤起,热情被激发,满怀信心地奔向革命导师在讲演中所指明的革命目标。

    人民群众是变革社会的主力军,反动统治者也知道这一点。除了对民众反抗的暴力镇压之外,他们也不断强化对民众的精神奴役,大力宣扬种种歪理邪说,试图使民众思想愚昧,甘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同时,人民群众作为整体的力量是强大的,而普通民众的个体则是弱小的,面对庞大的反动统治,个体的抗争也是无法改变命运的。因此,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世世代代遭受奴役,生活在难有出头之日的黑暗中。

    革命导师以他们的光辉思想唤起了民众的觉悟,使劳动群众认清了自己遭受剥削压迫的原因,也明确了改变命运、求得解放的方向和道路。由于多数民众被剥夺了读书受教育的权利,文化水平不高,因而在革命道理的宣传上,讲演会有比其他宣传方式更好的发动效果,面对面地聆听革命导师的教诲,可以更直接地领悟他们的革命思想。很多时候,在讲演现场就群情激昂、义无反顾地听从革命导师的召唤。巨大的号召力是革命导师讲演风采的突出特点。

    当然,如果从讲演的现场气氛来看,马克思的讲演可能并不突出。受环境和条件所限,马克思在公开的群众集会上的讲演不多,但是,马克思所创立的思想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号召力的原动力,马克思本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人,马克思讲演风采的号召力也许不热烈,但却是最深远的。

    就像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就得学习《资本论》,我们领会马克思讲演风采的号召力也要关注他所讲的雇佣劳动、资本、工资、价格、利润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讲演内容。马克思所创立的思想之所以成为最革命的思想,就是因为他揭示了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的真正秘密,从而科学地说明了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原因,进而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地提出了使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革命道路,并使这一思想迅速地传遍世界,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指南。马克思在这方面所作的讲演有着最广泛、最持久,同时也是最革命的号召力。

    早在1847年年底,马克思就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作了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主题的讲演。这个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成立协会的目的是要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

    这时的马克思尽管还没有形成以后在《资本论》所体现的那样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但是他已经意识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已经认识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深层原因就是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这种对立在经济关系上的原因就是在于“工资与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份额即利润越增加,则劳动的份额即日工资就越降低;反之亦然。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则工资就增加多少”。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中,由于资本家占据着支配和控制的地位,以工人工资的绝对降低或相对降低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是肯定要出现的,工人的利润就是这样的被剥削、被掠夺。

    马克思以这一思想为主题,在协会上作了一系列的讲演。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接受培训的工人代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道理。通过剖析工资和资本的本质,批判了资产阶级辩护士散布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是“平等的”买卖关系的谬论,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揭示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根本对立。讲清这些道理也就是在发挥唤醒工人觉悟的号召力,因为懂得了工人阶级受剥削、被奴役的原因,也就能懂得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要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道理。

    1848年初,马克思试图把这些讲演写成著作发表,但由于被驱逐出比利时而未能出版。后来以《新莱茵报》社论的形式于1849年4月5日—8日和11日分批发表,标题就定为《雇佣劳动和资本》。这一思想在德国工人中的传播,极大地推动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开展,德国科伦的工人联合会委员会曾决定,把马克思根据讲演所写成的这些文章推荐给科伦和其他城市的工人联合会讨论,可见其号召力是十分显著的。

    不过,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彻底的批判,讲演中的有些用语和句子还不确切,甚至不正确。这些问题在以后被写成著作出版和再版的时候都被修改过来,因为随着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逐渐形成,对于工人的工资、商品的价格以及资本家的利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而在《资本论》第一卷问世的前夕,马克思于1865年6月在国际工人协会委员会议上所作的讲演,对问题的阐述更加科学、更加系统,对于工人觉悟的提高也就更有号召力。

    1865年5月2日和23日,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欧文主义者韦斯顿在委员会会议上两次发言,企图证明增加工资的斗争对工人没有好处,并由此作出工会所起的作用是有害的结论。为了驳斥韦斯顿的错误观点,给工人运动指明正确的方向,马克思在会上有针对性地作了讲演。在讲演中,马克思驳斥了韦斯顿反对工人增加工资斗争的错误观点,通俗地阐明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工人工资水平下降,因此,争取提高工人工资水平的斗争“是根源于工人所处的被迫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地位”,工人阶级不应当放弃这种斗争。但同时,马克思在讲演的最后也指出: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斗争“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工作,得一天公平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马克思的讲演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引向深入,精辟地说明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深刻教育了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两年以后,《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马克思在这次讲演中所提出的思想被全面系统地发表,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广泛号召有了更加坚实的、科学的理论基础。

    列宁讲演风采的号召力是在与马克思所处的环境不同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出来的。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作了一系列的讲演,而讲演的内容有所不同:在十月革命前,列宁的讲演内容主要是揭露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动实质,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破坏人民革命的反动立场,动员工农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实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在十月革命后列宁讲演的内容则主要是讲清时局的艰难是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教育工农群众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共克时艰,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但无论哪个时期的讲演,唤起民众的觉悟,动员民众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投身到斗争的洪流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因而在具有广泛的号召力上也是共同的。

    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关于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的讲演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因为“二月革命”之后,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已经发动起来了,不仅推翻了沙皇的统治,而且成立了工农苏维埃的政权组织,所以,列宁在这一时期的讲演主要是保持民众的革命热情,并引导革命的进程不偏离正确的方向,为此,列宁讲演中的许多内容都是批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分子的投降论调,揭露他们提出的服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主张是把革命引向失败,并发出了继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充满革命激情的工农兵群众响应列宁的号召,迅速行动起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使社会主义苏维埃成为全国唯一的政权组织。

    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局面,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国内反动势力的四处捣乱,特别是广大民众的思想意识还没有从夺取旧政权的革命转到新政权的建设上来,对于新政权建立之后的复杂局面和艰苦环境的思想准备不足,怨气渐生,造成人心不稳。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直接面向工农兵群众所作的一系列讲演,对于稳定局势、凝聚人心,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引到社会主义新政权的保卫和建设之中,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18年3月6日—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作为非正常代表大会召开的,是为了解决由十月革命成功后的几个月胜利进军,转到进入艰苦时期所出现的复杂问题,特别是为解决苏维埃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这一当时最重要的问题而召开的。列宁在大会上作了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将要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的新问题,号召全党转变思想观念,投身到巩固政权的新的斗争之中。

    列宁在报告中首先提醒全党:由于十月革命后“最初几个月全面胜利进军的原因……,有些人就把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所立即碰到的而且不能不碰到的困难忘记了,把它们放到了次要地位”。列宁认为这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苏维埃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可是还剩下两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不用我们革命在最初几个月间所经历的那种胜利进军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不曾怀疑,而且也不可能怀疑,社会主义革命往后会遇到十分困难的任务”。

    这两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际的。关于国内的任务,列宁讲道:“就是摆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面前的内部组织任务。”他用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来说明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因此,国内组织的任务需要“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列宁进一步对比地讲到:“根据目前的劳动条件,这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像我们从前解决内战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为了完成这一史无前例的任务,就必须要“深思熟虑”,必须要“通过艰苦的、长期的自觉遵守纪律的办法”和“顽强的努力”,才能实现我们的目的。

    关于国际的任务,列宁用了大量的、详尽的分析论证来说明当时必须采取的策略。面对当时俄国还是参战国,但沙俄的军队已经瓦解,敌对的德国正准备大举进攻的形势,列宁认为必须用单独签订和约的妥协方式,退出战争,争取到巩固政权的时间。但是,列宁的主张却遭到了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签订和约的方式“太不可思议了,怎么能让我们这些一向高举大旗同敌人公开作战,振臂一呼就能战胜一切敌人的人作出让步,接受屈辱的条件”。

    对于这种不切实际的偏激思想,列宁用大量的事实耐心地作以解说:“我们必须从胜利进军的时期过度到异常艰难的时期,用空话和漂亮口号避开这些情况(虽然这样做很痛快)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这个遭受破坏的国家里,群众已经极渡疲惫了,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下去了。”签订和约是退却,也要付出代价,但却能“赢得一个短促的时间,使我们机体上的患病部分能够多少得到消除。整个机体是健康的,它一定能战胜疾病”。列宁的报告中还讲到:如果签订了和约,“得到了喘息时机,哪怕只有一小时,也要紧紧抓住”,要用最坚强、最坚决的办法来提高工农的自我纪律和纪律精神,整顿经济秩序,组建红军,实行全民军训,壮大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力量。

    列宁的报告教育了与会的代表,他们转变观念,通过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并响应列宁的号召,利用签订和约之后的时机,巩固了苏维埃政权,改变了被动局面。

    在反击国内外反动势力进攻的同时,经济恢复和建设的工作也在大规模地进行。如何把革命的热情转为建设的热情,如何把战场的无畏拼杀转为建设中的无私奉献呢?列宁发现了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先进事迹,他马上抓住了这一典型,认为这是“伟大的创举”。在1919年年底召开的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且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开展“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伟大意义。

    列宁讲道:“莫斯科工人经受的艰难困苦要比农民厉害得多,如果你们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条件,想一想他们在这种空前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开始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那么你们就会同意,有些事情,只要运用莫斯科工人所运用的这种方法,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可以做到的,绝不能借口条件困难而加以拒绝。”列宁还强调了开展这项活动的社会影响:“正是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最能提高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威信,最能使非党工人敬佩共产党员。”因此,列宁提出:“这种‘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在每个大工业化城市推行起来,现在党要求每个党员都参加这个工作。”

    列宁的号召得到全体苏维埃人民的响应,“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加快了战后经济建设的进程,更重要的是它弘扬了一种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树立起了苏维埃新政权下的新风尚。

    毛泽东讲演的巨大号召力让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动员全国的老百姓”这句毛泽东在讲演中所说的话,体现了毛泽东讲演风采的鲜明特点,也是毛泽东讲演一贯遵循的宗旨。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点,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根本工作方法,他曾讲过:“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群众路线的思想在他的讲演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总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将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和运用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结合起来,适时地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以精彩的表达讲给大家,使聆听他讲演的人都被鼓舞起革命的斗志,心甘情愿地响应他在讲演中所发出的号召。

    当然,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也源于对伟大领袖的敬仰与信服。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在讲演中发出的每个号召都是深思熟虑、认真研究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成果。从井冈山斗争到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从统一战线的建立到抗日民主力量的不断壮大,从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坚决反击到夺取全国的胜利,毛泽东确定的每一项战略方针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人们已经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只要跟着毛泽东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去奋斗,革命就一定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毛泽东的巨大威信成就着他讲演风格的巨大号召力,而巨大号召力也充分地体现着伟人的风采。

    毛泽东一生中所作讲演最多的是在延安时期,就像《毛泽东选集》收入的大多数文章也都写于这段时间一样。中共中央党校礼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室等处,都曾是毛泽东讲演的现场。虽然条件简陋,但毛泽东在这里讲出的思想,却是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全国人民心向延安,毛泽东的每一次重要讲话,都掀起了中国革命的新一轮热潮。

    如前所述,在抗日战争前夕,毛泽东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篇报告,科学地分析了时局的变化,作出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论断,号召全党带领全国人民做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准备。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以《论持久战》为题的著名讲演,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言论,对战争的根本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制定了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号召全国人民打一场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毛泽东又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讲演,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毛泽东在这一系列讲演中所发出的号召,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方针、政策,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与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建立新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

    除了以革命战争为主题的讲演,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还作了涉及诸多领域的讲演,体现出了诸多方面的号召力。

    毛泽东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哲学讲演,系统地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论述了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法则。这些讲演后来被整理成了毛泽东最著名的两篇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的哲学讲演阐述的不是书斋哲学的问题,之所以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内容作为哲学讲演的主题,主要是为了批判当时党内还比较严重地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号召全党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掀起了以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认识革命战争中现实问题的热潮。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毛泽东连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次讲演,号召全体党员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的这三篇讲演,立意深远,思想深刻,有很强的针对性,又深入浅出,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同志的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从而推动延安整风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为争取抗日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在革命战争时期,发展经济不能是主要任务,但是为了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又不能离开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党建立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实际上是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联合封锁与扼杀之中,经济上一直处于十分困苦的状况。为克服经济上的困难,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针对抗日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提出了“自己动手”的方针,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开荒种地,解决粮食与棉衣不足的困难。边区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特别是在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后,边区的军民自己动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把没有人烟的南泥湾等地变成了处处是粮田的好地方。1943年,毛泽东为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展览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为了“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泽东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专题讲演。

    1941年前后,延安的文艺界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反映出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队伍中,“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主观思想上的弱点,文艺与工农结合的问题也没提到日程。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

    那么,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呢?毛泽东明确地讲到,是为人民大众的,并进一步说明:“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为此,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中、深入到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迅速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指引着广大文艺工作者转变观念,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之中,不断创作为人民大众所喜欢的文艺作品,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

    1944年9月,毛泽东在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大会上所作的讲演,则是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向全党全军发出的号召。在讲演的开头,毛泽东就讲道:“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之后,他从张思德的牺牲谈起:“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按照这一思想,毛泽东进一步发挥讲道:“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所有这些讲演的内容,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号召全党要以为人民服务作为不变的最高宗旨。半个世纪以来,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牢记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为人民的利益忘我地工作和奉献,使我党始终保持着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性。

    在指导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革命进程中,革命导师的巨大号召力,当然不是只靠讲演的表达就能奏效的,但他们在讲演中高瞻远瞩又深入浅出,心系民众利益而指出胜利的方向,确实在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上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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