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柱

    一

    先父司徒美堂（1868-1955），14岁就到美国旧金山谋生，当过小工，摆过摊，后来渐渐跻入中层社会。他亲历和目睹了美洲华侨受人侮辱的许多事情，因此立志要为华侨争气，使外国人不敢轻视华人。

    先父17岁时加入洪门组织致公堂。这是当时在美洲和檀香山华侨中拥有大批成员的天地会组织，它的宗旨是，对外维护华侨利益，对内宣传爱民族、爱国家的思想。1904年，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那时，孙先生正抵旧金山，因受保皇党和清驻旧金山领事指控，为当地美国移民局所阻，不能登岸。后得父亲和洪门兄弟相助，才得以登岸。父亲将加拿大的致公堂房产押给银行，以担保孙先生在美国的活动。

    孙先生在旧金山华侨中积极进行的革命宣传，使父亲深受教育，知道了许多救国救民的大道理。他又把这些道理向华侨们宣传，并募集资金，从经济上帮助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1912年前夕，孙先生准备回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但因缺乏旅费，无以成行。是父亲和几位洪门兄弟为他筹足旅费，送他回了国。辛亥革命失败后，父亲对国事曾一度消极。

    二

    “七七”事变后，父亲非常关心时局的发展，和一些旅美侨胞组成“旅美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并担任该会负责人。他四处奔走，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性，呼吁华侨捐款救国。当时，国民党海外部在美大肆宣传国民党如何抗日，只字不提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父亲明知他们的宣传不真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又不便公开道明，以免影响侨胞捐款的积极性。他把募集来的款项，一部分汇给重庆蒋介石政府，一部分通过在美华侨进步组织寄给了八路军。

    1941年夏秋之间，重庆政府为了让父亲向海外华侨募集更多的捐款，给他以“行政院参议”的名义，邀请他回国参观。父亲也想亲眼看看国内抗战的真实情况，以便向海外侨胞作宣传。于是在1941年12月2日，由旧金山乘邮船经菲律宾到达香港。这是父亲侨居海外60余年中第四次回国。是时我正在香港家中，全家都很高兴。不料还不到一个星期，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接着日军又侵入新加坡、马来亚和香港。顿时，香港市面一片混乱，人心惶惶。在父亲刚到香港时，国民党的海外部、在港的洪门兄弟和亲朋故旧都去迎接，接着又为父亲洗尘接风，开欢迎会。在洪门兄弟的欢迎会上，父亲还和他们一起照了相。照相馆老板黄堂也是洪门兄弟。谁知由于这张照片，日后惹出来许多麻烦（下面提及）。

    父亲先后出席了许多宴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夫人宋庆龄设的便宴。孙夫人与父亲以前在美国相识。此时，她正住在香港坚道（地名）。和父亲久别重逢，自然非常高兴。这次便宴共有5人：宋庆龄、何香凝、何的女公子廖梦醒和我们父子。席间，父亲自然问到抗日的情况，主人具体而详细地作了介绍，父亲听后恍然大悟，对共产党八路军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这是父亲第一次了解到抗战的真实情况，这对他来说很重要，后来我们才知道，廖承志先生当时正在香港与广东之间活动，但他因特定身份，不便公开露面。

    日军进攻香港的形势日紧，英国本身尚且自顾不暇，对香港更是鞭长莫及。香港总督便找到他加入洪门的同学来与父亲商量，请求他协助维持港九治安，并拨一些枪支交父亲转发洪门兄弟。

    日寇攻陷香港后，父亲即由家中迁往别处居住，以防不测。一天早上，他外出散步，突然被几个日本兵和汉奸劫持到日军司令部。原来，日本人在黄堂开的照相馆中，搜查出那张洪门兄弟欢迎会上的合影底片，知道了父亲的相貌，了解了他的情况，就四处侦察，抓走了父亲。当父亲被带到日军司令部时，日军司令官井崎亲自出面，请父亲组织香港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说这是为了香港人民，也是对父亲的信任和尊敬。父亲后来对我们说：“我一见到井崎就万分生气，立即想到在他们铁蹄蹂躏下的中国同胞。但为了应付，只得捺住火气对他们说：‘我已80多岁，腿脚又不灵，新到香港来，人地生疏，还是另请高明吧。'”当时，井崎再三请父亲考虑，父亲再不答话。最后，井崎问：“你是住在司令部还是想回家？”父亲意识到他想把自己软禁在司令部，就严肃地对他说：“我如果住在你们这里，外边出了什么事我可不负责！全香港的人这时恐怕都知道我被你们抓走了！”井崎连忙说：“请不要误会。”当晚就派车送父亲回来了。后来我们知道，廖承志先生当时已在筹划怎样救护父亲。3天后，井崎派人给父亲送来一张“委任状”，父亲借口向来没有被别人“委任”过，要求改为“聘请”，来人只好拿回委任状，说再和井崎商量商量。

    就在这天晚上，父亲得到出走通知。我和父亲都化了装：父亲一向是穿西服的，这时改穿长皮袍，我穿短布衣，打扮成仆人模样。我们跟随着廖承志先生派来的人，坐上“滑竿”，黑夜到了九龙。然后徒步翻山越岭，经深水埗、何东村到大埔。父亲路上拄着拐杖行走，累得精疲力尽。到了晚间我们乘渔船由大埔前往广东的澳头（即南澳）。渔船刚驶出港口，就遭到水面上的土匪袭击，枪声立即引来了日寇的汽艇，我们赶紧趴在舱底，掌舵的渔家拼命划着渔船，急速地向前奔去。我估计，这渔船也是预先备好的。船到澳头时，立即有我党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来迎接，这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在大鹏港游击队部休息了3天，我们又由游击队员护送向韶关进发，在走到良井镇时，忽然遇到日寇飞机扫射，我们赶紧藏到树林中。飞机在空中盘旋十几分钟后才飞走。韶关当时属国民党第七军区管辖，司令长官是余汉谋。我们走到他的辖区时，余的部队要解除护送我们的游击队员的武装。父亲知道后大发脾气，说要找余汉谋讲理。余忙托人说是“误会”，游击队员这才平安地回到了澳头。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当时把我们安置在一艘较大的游艇上，父亲和省政府参议朱树楠等住在一起，朱等去美国时父亲曾招待过他们。

    三

    1942年1月，我和父亲坐火车到了桂林。李济深是桂林行辕主任，他招待我们很周到。李宗仁、白崇禧也都请我们吃了饭。不久，我们又乘飞机到了重庆，住在枣子岚垭的中央饭店。父亲从小去美国谋生，所以只会讲英语和广东开平的家乡话，对国语既不会说也不大听得懂。在两广境内遇有什么应酬时，他还可以和对方自由交谈，但到了重庆就要我作翻译了。我的国语也不大好，但那时不便叫别人参与我们的活动，我只好充当翻译角色。

    住在重庆的第二天，周恩来先生和邓颖超女士就来到中央饭店看望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二位。邓大姐先到的，她态度和蔼而大方。周先生那天穿灰色西装。他们和我们一一握了手，由我翻译，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周先生说改日还要为父亲举行正式的欢迎大会。第二天，周先生就派人送来一份《新华日报》。我们看过后随手放在了桌子上，恰好这时国民党海外部长刘维炽来访，他看见桌上的《新华日报》，惊讶地说：“这是共产党的报纸嘛！”父亲说：“这报纸很好，说的都是实话。”刘维炽只好苦笑了一下。5天后，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通知父亲出席欢迎大会。我们来到办事处门口时，周先生等已在那里等候了。我们共同照了相。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到今天。

    我记得，欢迎会是在办事处院内大棚下召开的，到会的有陶行知等进步人士100多人。周先生首先致词，他盛赞父亲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从财力物力上给了孙先生很大帮助。接着又说，在抗日战争中，父亲对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也出了不少力。他还称赞父亲是一位爱国者，称赞父亲为侨胞排难解纷，对侨胞扶危济困等等。我坐在父亲身后，把周先生的话一字一句地“翻”给父亲听。他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过奖了。”然后父亲发言。他首先感谢这次欢迎会的召开，接着说自己这次回国，了解到许多抗日救国的真实情况。回到美国后，他一定要把这些情况向侨胞宣传。最后父亲感慨地说：“爱国救国，人人有责。今后我要站在广大人民一边，为国尽力。”欢迎会开得非常成功。回中央饭店后，父亲再三嘱咐我：“要认清是非，要跟着共产党走。”国民党知道这件事后，大为恐慌，戴笠、杜月笙等都极力来拉拢父亲。父亲内心很明白，但不得不表面敷衍一下。在此期间，冯玉祥将军还请我们吃过饭。冯将军的作风是与众不同的，吃饭时，既没要人作陪，又没有海参鱼翅，只是比家常饭多了两样菜。大概是彼此不太了解的缘故吧，对抗日情况，都未深入谈论，我也小心翼翼，不敢错翻一个字。不过，有的地方彼此是心照不宣的。

    父亲在重庆大约住了两个月，由国民党海外部长刘维炽陪同，见过蒋介石两三次。我问父亲见蒋的情况时，父亲常常摇头。两个月后我们又回到韶关，探望了亲戚朋友。8月，我们又到了重庆，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会上的收获并不大，但和周恩来先生的来往更密切了，对国内的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了，因此，也就更加坚定了对共产党的信心。

    在此期间，父亲还在重庆开办了华侨兴业银行，并自任董事长，以便于国内外的汇款事宜。1943年2月父亲决定回美国。临行时蒋介石特意设宴招待，叫父亲回美国后，到全美各地去募集捐款，并说所需旅费由国民政府负担（结果一文未给）。他还给了许多张他亲笔签名的照片，叫父亲送给捐赠大宗款项的人。周先生也来送行，他叫父亲把抗日的重要性和抗日的真相告知旅美的华侨们。

    父亲这次回国的最大收获，是认清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中国的历史命运，从而认清了自己前进的方向，为以后10年光明而幸福的前途撒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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