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光

    祖父离开我们已经32年了，但祖父的音容笑貌还常常浮现在我的面前。我在祖父身边度过的时光很短暂，但留下的美好记忆却永远不会磨灭。

    一、儿时的记忆

    我家是一个典型的华侨家庭。祖父少小离家老大回，父亲也一直在国外谋生，全家人难得团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半个世纪以前，大约是在我4岁的时候，祖父从美国回到香港小住。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见到祖父。最初，我对家中的这个“陌生公公”很害怕，不敢接近他。祖父却全然不顾我的胆怯，用他那一双有力的大手把我高高地举起，仔细地端详，并用纯正的乡音说：“好小子，像我，快快长大。”祖父的举动使我有点怕，我偷偷地看看祖母和母亲，她们的眼中都饱含着激动的泪水。祖父这时已年逾花甲，几十年侨居异国，第一次见到日盼夜想的孙子，他该是多么喜欢呵！

    祖父那深沉的爱像磁铁一样，一下子就牢牢地吸住了我。我们祖孙两人开始成了朋友。这段时间，祖父无论到什么地方，总要把我带在身边。清晨一块去茶楼饮茶，赴宴也带我一起去。祖父喜欢把我扛在肩上，他那高大而强壮的身躯和有力的臂膀使我感到既安全又舒适。

    祖父留港小住期间会见客人和参加宴请非常忙，所有这一切常常破坏我和祖父两人的世界。终于，祖父因公务缠身不能久留，很快就离去了。我多么盼望和祖父再见面啊！

    1940年祖父从美国回到香港，祖父与我已足足10年没见面。我已开始懂事，个子也长高了。祖父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见到自己的亲骨肉，自然是非常高兴。他工作之余，一刻也不愿意离开我，连晚上睡觉都和我共睡一张床。这时，年逾古稀的爷爷毫无老态，精力极充沛，总是衣冠整齐，赴约守时，生活很有规律。他也要求我衣冠整齐，穿衬衫必须打领带。我自由自在惯了，实在感到约束太大，但出于对爷爷的尊敬，我样样都依着他，爷爷也就更加疼爱我。

    为方便会见和宴请亲友，爷爷每次回来都住在大酒店。这次是祖母和我陪着爷爷住在胜斯酒店。爷爷总是很忙，有办不完的事。他外出时，我在酒店接待来访亲友。我多么想爷爷能单独和我在一起聊聊天，或带我出去玩玩。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却一直未能如愿。

    不久，日军占领香港，祖父为逃离虎口，从酒店搬到一处秘密住所。每天祖母为爷爷探听消息和送食物。由于得到有关方面的帮助，爷爷换上粗布衣裤，打扮成普通老百姓模样，晚上乘小船离开香港，安全到达澳头，途经韶关到重庆小住后返美。

    抗战胜利后，祖父回到上海。祖母、父亲、叔父和我以及表兄等都相继自香港到上海与祖父见面。我们在上海住了约半年。祖父在上海的寓所，每天人来人往事情很多。当时，我还是个十六七岁的青年。万花筒一样的大上海，使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社会的各个侧面。我第一次认识到在这世事纷纭的社会中，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强者是多么的不易。由此更增加了我对祖父的敬佩之情。

    抗战期间，祖父作为美洲侨领组织华侨募捐美元，寄回祖国支援抗战，而这笔巨款大部分落入私人腰包。对此，祖父既气愤又自责有负广大侨胞父老的重托。吸取过去的教训，祖父这次归来，一切都格外当心，不轻易表态。祖父看到胜利后祖国大地内战四起，上海一片虚假繁荣，美国货充斥市场，内心无比悲痛。在这种情况下，祖父忿忿离去，重返美国。

    这次追随祖父的上海之行有一件事我至今未忘。一天在祖父寓所，一位陌生人急匆匆地突然登门拜访，自称是某洪门人士介绍来的。他说急需借一笔款周转。祖父说家里没有那么多现款。客人指着老人家手上那只从不离手的大钻戒说，借它用一用就够了，改天送还。祖父毫不犹豫地从手指上取下钻戒，交给了客人。当时，我看得目瞪口呆。祖父曾过手数以万计的美元公款，而自己从来没有钱。这只钻戒要算祖父唯一的财产了，竟这样若无其事地就送给他人了。以后祖父也从没有谈及此事。从前我也曾听人们说过祖父豪爽仗义，这次使我有了切身的感受。

    二、最后的五年

    1949年9月，祖父自美来北平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以后一直住在京华直至终老。我于1950年离港来京探望祖父。本意来京小住后即返港。但却在这既古老又年轻的北京城里落叶生根，一住就近40载，现在我已年近花甲了。回想起与祖父共同度过的5个春秋，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幸福、充满家庭天伦之乐的最美好的时光。对我来说，在祖父身边的每一分钟都值得回忆，值得怀念。

    祖父生命中最后的6个年头，是他一生中感到最欣慰的6年。他在八十有三的高龄毅然离开了生活过69个年头的美国。他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更熟悉那里热情奔放、勇敢智慧的人民。然而，祖父始终认为，那里无论多么好，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园。他随时准备着，一旦祖国需要立即归来，和苦难深重的人民在一起建设自己百孔千疮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下，他返回祖国，投身到火热的斗争行列。他目睹解放大军自北向南的节节胜利，目睹祖国大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欣欣向荣。在家庭生活方面，亲人们相继归来，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亲朋好友或其子孙纷纷从世界各地来到北京，或是参加工作，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报效祖国，或是入学求知，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儿孙辈投身革命熔炉，勤奋刻苦，不断进步，祖父对此感到极大的安慰。

    北池子83号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从北京饭店迁居北池子83号，这是一座标准的北京四合院。它东靠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王府井大街，西邻北京著名的游览区：故宫、景山公园和北海公园，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一进大门口是车库和传达室。通过一条夹道，进入正宅，首先看见的是一排七间南房，供警卫人员、司机、服务人员所用。东、西厢房各三间，西厢为长子、长孙所住，东厢供亲友居住。北房是正房，中间是客厅，后面是饭厅、卫生间、厨房等。客厅的左侧有套设备良好的独立单元，为祖父和张氏祖母自用。客厅右侧还有一个相同的独立单元，供秘书全家居住。

    南、北房之间，有一个大小适中的院子。北房中门的东、西两侧各种一棵常青柏树。东、西厢房前各有一棵京白梨树，每到秋季，果实累累，是请客尝鲜的佳品。这种梨个儿不大，质细、味香甜，是北京的一种特产。

    祖父的生活极有规律，这可能是长寿的秘诀。每天早晨7点起床，8点吃早点咖啡面包。12点午饭，饭后午睡。下午4点喝咖啡，7点准时开晚饭。厨房严格遵守到时开饭这一家规，无论谁未归来都不等。祖父最不喜欢吃饭时等人。祖父平时从不饮酒，每餐一小碗米饭，一般总是四菜一汤，吃菜很随便，但总要有好汤，真正广东风味的汤，一般煮些鸡鸭肉类的浓汤，有时还加些中药材。祖父晚上睡觉前还必须喝杯咖啡和吃点面包。

    祖父虽然已是八旬老人，除了行动不方便之外，几乎看不到他有什么老态。除了参加政务活动和到外地度假休养之外，祖父每天端坐在客厅里，或是看书、读报，或是与来访的宾明谈论时事新闻、共叙家常、追忆往事。

    1950年以后，我全家和亲友们都相继从海外或香港来到北京工作、学习。每逢星期六大家都回到北池子83号相聚，畅谈一周来各自的工作和学习情况。晚饭后，祖父常常带领我们去政协俱乐部，他老人家会会老朋友，喝杯咖啡，我们年轻人则跳舞。有时，我们就在家里举行舞会，热闹非常。祖父看到我们这群活泼、热情的青年就会非常欢喜，除了关照厨房加菜之外，还要请大家喝咖啡、吃点心。逢年过节和假日家中经常是两桌人吃饭。年长者一桌，我们青年人一桌。因为我是长孙，有时要我去陪祖父和客人，我会感到很拘束、不自在。我们那班青年则“幸灾乐祸”，乐得少一个人，他们多吃一点。

    祖父极好客，没有什么等级观念，人越多，他越高兴。无论是归国观光的华侨，还是从广东来京办事的同乡，都要到北池子83号来看望祖父。归国华侨去看望祖父，总带些咖啡和雪茄烟。这些物品到祖父逝世时还受用不完。

    平时祖父常与秘书的子女为伴。当时秘书的孩子都很小。三公子司徒遂年，刚会走路不久，祖父经常和他戏耍。

    祖父对青年人特别亲切，诲人不倦。记得祖父常对归侨学生讲述他们的父兄在海外的艰苦创业，勉励他们上进，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祖父是个“唯新派”，对新事物事事都关心，样样都有兴趣。我们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祖父常询问我们作了哪些自我批评，总是鼓励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祖父不断地告诫我们不能搞特殊化，生活上要刻苦。

    当时，我正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革大学制三个月，凡愿意参加革命工作，不分年龄，不分学历，都可入该校学习。结业后，学校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革大校址在西苑，东邻北京大学，西邻颐和园。那时，北京的交通还不太方便，因此好像离北京城很远，颇有在延安的宝塔山下之感。星期六从学校回家度周末，星期日晚或星期一大清早就回学校。生活是火热的，既紧张又充满朝气。当时，大家都很要求进步，颇有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中献青春、洒热血的雄心。这时，祖父的最大快慰是看到自己的晚辈各个充满青春活力，虚心好学，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铭 哥

    祖父下榻北京饭店时，与罗振铭相识。我们全家和常来我家的青年人都称呼他铭哥。这时铭哥20岁刚出头，眉清目秀，身材修长，机警聪明，真是人见人爱。祖父很喜欢这个年轻人，铭哥也很敬佩祖父，这一老一少十分投缘。祖父向组织要求把铭哥留在自己身边，此后，铭哥就成了祖父的贴身服务员，直到祖父去世。

    祖父从北京饭店迁往北池子83号寓所时，祖父身边只有夫人张洁凤、秘书司徒丙鹤和一些工作人员。祖父的元配夫人方春女和子孙都在香港。祖父和铭哥朝夕相伴，相处极为融洽。铭哥天资聪颖，很快就能讲一口流利的开平话。对于一个生长在京华的青年，这是极不易的。他们总是用广东话议大事、谈家常、说往事。久而久之，他们之间建立了极诚挚而深厚的感情。后来，铭哥的妻子和爱子也时常从天津到北京北池子83号来小住。祖父晚年腿脚不灵活，行走困难，然而在春秋两季，他总喜欢驱车去看看天安门和沿途的建筑和风光。几乎每次都是铭哥和我陪同前往。铭哥非常体贴祖父，总要和我一起搀扶祖父上下车。每逢祖父去外地避暑度假，铭哥也总是同往。

    铭哥为人厚道，心地善良，与我们一家的感情很深。祖父去世后，铭哥还时常来我家看望，我们得到铭哥的不少关心和照顾。这种友谊就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也从未间断，一直持续到现在。在这里，我们对铭哥致以衷心的感谢。

    蔡廷锴将军

    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蔡廷锴是威震东洋的抗日将领。祖父对这位爱国将军深为敬佩。30年代蔡将军赴美宣传抗日时，曾受到祖父的赞助和保护。在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大业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祖父赴重庆，途经桂林曾去看望蔡将军。当时条件很艰苦，蔡将军曾用自己种植的南瓜招待祖父，蔡将军这种在战时的克勤克俭精神颇受祖父的赞赏。关于这次吃南瓜“洗尘宴”，祖父曾对我多次讲述，每次都是喜形于色。

    在北京，蔡廷锴将军时常来北池子83号探访祖父。这时蔡将军年已花甲，但依然保持着武将的风度，说话斩钉截铁，双目炯炯有神，灵活而机警。蔡将军每次来我家都要到处巡视检查，看室温是否合适，通风好不好，空气是否新鲜。每次来我家对祖父都问寒问暖，体贴入微。蔡将军让我们照顾好祖父，他时常提出各种要求，有时甚至是过分的吹毛求疵。然而，我们都非常敬重他，为祖父有这样的忘年挚友而感到高兴。

    祖母方春女归来

    1955年3月8日，祖母突然决定自香港来京探望祖父。我的祖母和千千万万侨乡妇女的命运一样，一生都是在思念和等待中度过的。祖父14岁去美国，43岁回广东开平县赤坎牛路里村与她结婚。祖母当年20岁。按照侨乡的风俗，祖母留在老家服侍公婆。

    祖母是一位难得的善良而温顺的妇女，她习惯于忍受，没有任何对家庭幸福的奢望。多年来，祖母一直住在香港。1955年初，祖母一直心绪不宁，总想来北京看望祖父，并有预感，祖父将不久于人世，如果此时不来，恐今生今世将难以见面。

    祖母到京后，祖父异常欢喜，老夫老妻朝夕相伴，很是亲切，叙谈家乡的人和事，互问寒暖，相敬如宾。在这样温馨而宁静的气氛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两个月，祖父就与世长辞了。祖母为有这段团聚，而感到非常满足和幸福。

    颐和园祝寿

    1955年，中侨委主持为祖父祝寿。说是90大寿，实际上祖父的虚岁也只有88岁。祝寿地点设在北京颐和园中的介寿堂。祖父提前就住在园中休养。据说，祖父是在介寿堂祝寿的第三人。

    四月的颐和园风和日暖，鸟语花香，清澈的昆明湖水微起涟漪、碧波荡漾。园中景色宜人，宛如仙境。介寿堂是排云殿下的一个独立宅院，曲径通幽，人们即使沿院墙绕行也极难发现树木掩映中的宅门。祝寿这天，宅门大开，热闹非常。各级领导、侨务界人士、归侨和亲朋好友到介寿堂参加庆典。祖父得此殊荣，能在慈禧太后祝寿的地方过生日，甚为欢喜，精神极好，从一清早就端坐堂前。客人川流不息，鱼贯而入向寿星公拜寿。祖父从1954年蓄须。他那和蔼、慈祥的面容真像老寿星。画家蒋养辉特为祖父90大寿作一幅油画像，悬挂堂中。祖父设宴招待宾朋，菜肴极为丰盛，直到晚上，人们才尽兴而归。

    最后的日子

    祖父从介寿堂休养做寿回家之后，精神一直很好，当时，周总理正在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听说有歹徒企图谋害周总理，祖父极为不安。祖父每天都热切地注意着总理的行踪，焦虑总理的安全。祖父自1941年在重庆与总理见面之后，对总理非常敬佩，并且一直保持着联系。

    春末夏初，北京的傍晚温暖而迷人，花红柳绿，空气清新，祖父住房的廊檐下摆满时令盆花。5月5日晚饭后，祖父和往常一样，照例坐在老地方，谈天说地兴致很高。喝过咖啡之后，又坐了一会儿，才回卧室躺下看《参考消息》，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到次日凌晨，祖父突然昏迷不醒，从此就再也没有苏醒过来。我的两位祖母、秘书、铭哥等人，都守在祖父身边。大夫、护士带着氧气、医疗器械和药物，赶到我家进行紧张的抢救。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地前来探望。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抢救无效，祖父患脑溢血于1955年5月8日与世长辞。他走得很从容，毫无痛苦的表情，和睡着了一样，依然是那样慈祥。

    祖父临终时，我的两位祖母，我和女友（现在的老伴），秘书、铭哥都侍立在侧。次日，我的父母才从东北赶回北京奔丧。葬礼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周总理主祭，廖承志致悼词，仪式极为隆重。灵柩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穴位是天字第3号。每年清明，侨委、侨联、致公党都去扫墓。我的叔叔司徒立在世时曾先后两次专程自港来京扫墓。我们在京的儿孙则时常在祖父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以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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