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有岩

    一

    我于1942年在重庆经中山先生的副官马骧（吉堂）介绍，初次和司徒美堂认识。当时他由美国经香港转道到重庆，华侨兴业银行组成开业，迎接美堂先生住在行内。在日常交谈中，美堂先生常向我们介绍华侨在海外的处境和苦难遭遇。同时他关心侨务工作，痛恨国民党政府只知囊括侨汇而不问华侨的疾苦。当时侨汇照例由中国银行办理。银行是官僚机构，侨汇一到，按当时汇率牌价折合法币，发函通知散处各地城乡的侨眷，辗转需时，等侨眷凭通知单去领取时，所折合的法币已大大贬值，有时仅可为取款者置个烧饼充饥，可是侨汇早已落入国民党政府手中。当时据估算，国民党政府从华侨的赡家汇款中，可收入外汇一亿元（美金）。广大华侨侨眷饱受巧取豪夺、侵吞盘剥的痛苦，怨声载道。国民党华侨事务委员会却对华侨的呼声和愿望置若罔闻。美堂先生一直希望华侨能有自己的银行，可以简化手续，不受盘剥，保护侨胞、侨眷的一点利益。当时他欣然加入华侨兴业银行。经董事会决议，请美堂先生担任首席常任董事（当时未设董事长），由我担任总经理。

    国民党政府为了攫取更多侨汇，曾号召华侨向国内投资。但华侨看到国内政局不稳定，工商业没有保障，总是裹足不前。4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情况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30年代中期通过两次“白银协定”各借到的美金5000万元这时都已耗费光了。法币急剧贬值，重庆金融市况极为混乱，人心惶惶，自然难以争取华侨回国投资，发展生产。

    1940年，我曾和旅居菲律宾的闽籍华侨朋友联名，借用武汉纱厂的外汇21万美金作为华侨外汇资金申请建立华侨兴业银行，资本总额为400万元。原来在抗战初期，武汉纱厂拟向美国购买新纱锭，将款购置外汇，汇存纽约花旗银行，抗战爆发后该厂迁往重庆，但未开业。此时纱厂股东以国民经济衰退，国民党没有复兴工商业办法，决议将款调回分发各股东。因此我得到机会同该厂经理鲁履安商妥从美国以华侨汇款名义把该款汇到昆明中国银行（此时中国银行海外业务迁到昆明）。我获得侨汇证明，经验资后，遂取得了华侨兴业银行的开业执照。这是国内华侨银行的独一家。开业以后代交通银行销售黄金期条和美金储蓄券，颇得好处，为而后业务奠定了基础。

    二

    司徒美堂参加华侨兴业银行之后，和侨务界的联系极为密切，归侨和侨界有关人士以美堂先生为中心经常来行聚会。一时不只美洲华侨，南洋华侨也有来往。以经营万金油、八卦丹起家的南洋华侨胡文虎，其子胡好到重庆时亦到兴业银行写了增资认股书。美堂先生一再说要将银行办成为侨胞大众所满意的华侨银行。他说汇款人得到家属收到侨汇的回信，尤其是国内有父母的，心情一定非常快慰，如果收不到回信或者收到的侨汇数目不符，他们是很苦恼的。

    1943年，国民党政府希望华侨捐助抗战费用，特委派司徒美堂先生为“华侨宣慰使”赴美洲向华侨募款。当时我乘机和美堂先生商定为银行增加侨资办法，并约定侨行在国内由国内资金营运，在国外由美堂先生增募的股金则存在海外，等抗战结束后把它投入航运建设事业。这也是广大侨胞所瞩目期待的。美堂先生当时申明此行系为抗战筹募费用，是国家公事，公余才兼办侨行工作。我们将华侨兴业银行增资认股等一切手续在美堂先生出国前准备就绪。侨行于美堂先生出国后，又派行员栗思提、沈慧二人赴美留学，专攻银行业务。这两人解放后回国，现在是北京人民银行职员。华侨兴业银行的业务在1942年至1944年间最为发达并颇有盈余，1943年的资本比初创时增加一倍，总额达到800万元。除重庆总行外，大后方如昆明、贵阳、韶关、成都、灌县、兰州、西安、平凉、界首、老河口等处都设有分行和办事处。但所营运都是国内业务。由于抗战时期条件所限，使兴业银行未能为侨胞做出贡献，我们深感遗憾。

    1944年春，美堂先生自旧金山来函称：在北美洲向侨胞为侨行增资募股已有成效，填写认股书已达70余万美元，已收现款为7万美元，用华侨兴业银行户头存在纽约花旗银行。股东人数众多，多为小额投资，大的股额占少数。

    1945年秋，重庆金融市场受日本投降影响，波动极大，银行界极度混乱，兴业银行亦蒙受影响，一度受停止交换处分。当时本行很多董事会主张电告司徒美堂将收到侨股汇回国内，弥补侨行头寸的不足。国民党财政部长俞鸿钧也来找我说，只要司徒美堂来电同意动用这笔美汇，财政部即可通知中国银行拨款接济侨行。我坚持不动用此款，信守对美堂先生的诺言。1947年我辞去侨行总经理职务改任驻行常务董事，总经理一职由高伯迥接任。1949年侨行在重庆宣告结束，并无负债。

    三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司徒美堂先生回国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当年秋天，我到北京饭店和美堂先生晤面，他豪情满怀地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华侨从此有了靠山，腰板挺起来了！”1951年，我们在北京煤市街组织华侨兴业贸易公司，美堂先生担任董事长，我任副董事长。这家公司办理一些国内外贸易，以广州分公司搞对外贸易营业额较多，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评为基本守法户，1956年公私合营时宣告结束。

    1952年美堂先生提出想办个华侨银行，且主张侨资多些，国内资金要少些，这样符合海外侨胞的愿望，才能得到广大侨胞的信任。当即由我草拟计划，定名华侨建设银行。资金美金20万元，侨资占2/3，国内资金占1/3。当时美堂先生带我去见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和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老人，说明海外侨胞希望有个侨资银行，既可沟通侨眷的联系，也可作为吸引侨资归国投资的媒介，对国家建设有裨益。后来由财经委员会批交中国银行拟出意见，经多次商讨认为可行，批准发给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在美堂先生未赴美前，只有原华侨兴业银行的7万元侨资，不能进行开业，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处长朱川曾向美堂先生建议，在侨资未到前可否由国家垫款先行开业。美堂先生认为这样会引起华侨投资者的怀疑，还是逐步办理为好。但我对人民政府这一关怀侨务的行动，已十分感动。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筹备华侨兴业银行的时候，受尽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刁难、勒索和压迫，令人气愤。而美堂先生为了华侨事业，鞠躬尽瘁，耗费了毕生精力，实在令人敬佩。1954年他因年岁已高，不能远涉重洋赴美为华侨建设银行募集股金，因此办行之事遂决定暂时搁置；以前为筹办华侨兴业银行收到的股金为期已久，也发还原投资人，兴业银行的历史，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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