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汉

    美洲著名爱国侨领、洪门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先生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团结美洲侨胞，发动募捐救国，保护抗日爱国将领访美，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团结华侨募捐救国

    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一打响，压抑在华侨心头的怒火喷发了。纽约唐人街华侨社会出现空前团结的局面，抗日救国的气氛日益高涨。华侨热血沸腾，奔走呼号，纷纷集会要求蒋介石抗日，痛斥亡国灭种的不抵抗论。司徒美堂立即投入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中，联合各侨团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发动募捐救国。

    2月初，司徒美堂在安良堂主持了干事会，作出了三项决议：一、以致公堂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中国军队；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三、组织华侨青年航空救国。随后，在中华公所的组织下，在司徒美堂亲手创办的华文学校召开了紧急动员大会。会上，侨校的教师宣读了《商报》登载的上海淞沪抗战的消息，整个会场顿时沸腾起来。

    动员大会召开之后，在纽约唐人街几乎天天有个人和团体拍电报支持坚守上海的中国军队。各社团纷纷派专职人员办理捐款捐物的工作，致公堂组织侨校的学生到街上宣传抗日，进行募捐活动。纽约唐人街募捐救国的热潮一天高过一天，各社团和堂口的侨胞奔走相告。他们把一批一批募捐的款项和物资陆续通过中国银行汇给南京政府转给十九路军。有的直接汇款给上海十九路军司令部。还有少数人请他们在广东的亲人把款送往上海。可是，华侨的捐款却被南京政府克扣下来，不给十九路军。司徒美堂和侨胞发现此事后，非常生气，决定改变方式，在银行汇款时写上“上海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收”，表达了海外侨胞坚决支持保卫上海，坚持抗战的决心。

    3月6日，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在中华公所的支持下，召开了美东华侨航空救国大会。参加大会的黄兴夫人徐宗汉女士应邀演讲，司徒美堂也出席了大会。美东航空救国大会胜利开过后，全美华侨进一步行动起来，掀起更大的航空救国运动。各地相继成立华侨航空救国会，捐献飞机，输送空军人才回国。他们分别在广州空军华侨班和杭州中央军校特别班受训，然后编入航空部队。淞沪抗战停火之后，消息传到海外，司徒美堂决定亲自回国一趟。一则，把侨胞的捐款和物资带回上海，慰问十九路军，二则，进一步了解上海抗战的事态发展。4月中旬，司徒美堂领着慰问团几位代表，携带着侨胞捐赠的慰劳物资，乘船回到上海。回国前夕，他们先给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电汇一笔劳军款，并电告他们回沪慰问的消息。

    他们回到上海，住在四川路横浜桥南粤旅馆。一位广东老乡店主见到久闻大名的司徒美堂先生，十分尊敬，格外亲热。他们在同店主人交谈中，了解到淞沪抗战战事的一鳞半爪。因为十九路军官兵大都是广东籍人，蔡廷锴将军又是广东人，而广东人在上海做生意的大多数聚居在四川路横浜桥一带，这里也成了十九路军将士与广东乡亲联络的交通站。“一·二八”以来，不少海外侨胞通过广东老乡把捐款转给十九路军。因此，每当假日，十九路军官兵常来老乡家里闲聊做客。司徒美堂住在南粤旅馆，从中获悉十九路军的总部所在和一些情况。

    翌日，司徒美堂派人与十九路军取得联系后，蔡廷锴将军当即派车接他们到军部。他们来到真如的范庄军部，会见了蔡廷锴将军。彼此一见如故，亲热无间。蔡廷锴招呼慰问团在军部住了几天。5月16日那天，在军部召开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司徒美堂代表美洲华侨献了花圈。追悼会上廖夫人何香凝女士讲话时，激动得放声大哭。全场气氛十分悲壮。蔡廷锴将军泪流满面，司徒美堂也极其悲痛。会后，何香凝女士会见了他，互相勉励，要为抗日出力。劳军结束后，司徒美堂准备回粤省亲，临行前与蔡廷锴告别时，知悉蔡要调闽“剿共”，蔡为此闷闷不乐。司徒美堂劝慰他，说日后如有难处可去美国，海外侨胞欢迎他。两人就此握别。

    上海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开过不久，蔡廷锴接到南京政府命令，调防福建。当他到了福建后，违抗南京政府的旨意，高举抗日大旗，建立抗日政权，组织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蔡廷锴任革命军总司令。南京政府为消灭抗日革命民主政权，派遣空军不断轰炸福州，严重威胁新生的福建人民抗日革命政权。蔡廷锴将军目睹大势已去，决定解甲出洋，远去海外。

    1934年春天，司徒美堂接到香港陈铭枢的急电：“蔡廷锴欲访美，能否发动侨团保护，免遭敌人暗害？”司徒美堂立即复电：“热烈欢迎蔡将军来美，保证他的安全，一切无误，请放心！”蔡廷锴访美的消息传到美国华侨社会，广东侨胞非常高兴，纷纷作好充分的准备。司徒美堂为蔡廷锴的安全操心，亲自向各大城市的安良堂布置保安任务。自8月28日起，蔡在美期间，访问了几十个城市。司徒美堂从始至终当他的保镖，一路平安无事，蔡顺利完成了访问任务。

    蔡廷锴将军访问美国，在美洲华侨社会中影响极大，进行了一次抗日救国的大宣传，激发了侨胞的爱国感情，促进了华侨社会的大团结，为后来掀起全美华侨抗日救国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继蔡廷锴将军之后，还有杨虎城、冯玉祥和陶行知等人到美访问。他们到了美国，均在司徒美堂和侨胞的保护下，顺利完成了宣传抗日的任务。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家处在危难之中。司徒美堂被选为“纽约救总”常委。他为了集中全力发动侨胞，坚持长期抗战的募捐活动，辞去其他职务，专职负责纽约抗日筹饷总局的工作。他跟香港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取得联系，把美洲侨胞的捐款源源不断地送给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抗日游击队。他在筹饷总局期间，连续三四年之久，每天早出晚归，东奔西走，工作十三四个小时。除了在纽约筹饷外，还领导全美各分局的筹饷工作。

    1938年7月中旬，日寇派遣大批飞机轰炸广州的消息传到美国。美洲侨胞大多数都是广东人，他们听到家乡亲人遭到日寇屠杀，更加怒火万丈。全美援华委员会在美各地40多座城市同时发动一次抗议示威游行。7月17日那天，司徒美堂领着示威的侨众在日本驻纽约的领事馆前举行抗议活动。他同被选出的华侨代表们把抗议书交给日本领事馆官员。参加这次示威运动的除华侨之外，还有支持华侨爱国斗争的美国、朝鲜和日本友人等。

    在纽约的华侨影响下，掀起了全美航空救国的热潮，一批批华侨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员相继回国。据不完全统计，在世界各国华侨献机救国运动中，仅美国华侨献机就有50架，输送回国参军参战的粤侨青年近1000人。

    敦促国共团结抗日

    1941年初，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屠杀新四军抗日军民。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同时受到海外侨胞的强烈抗议。侨胞纷纷通电，反对在大敌当前的这种“枪口对内”、“投降分裂”的可耻行为。司徒美堂听到皖南事变的消息，立即以个人名义向重庆、延安国共两党领袖发出快邮代电。

    毛泽东接到司徒美堂的言词恳切语重意深的快邮代电后，于3月14日复电。毛泽东的复电代表中共中央表明自己的态度，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蒋介石收到司徒美堂从美国发来的快邮代电后，生怕与司徒闹翻，失去美洲华侨的支援，于是便邀请司徒美堂以华侨参政员的名义回国参加国民参政会。

    司徒美堂接到重庆国民政府的邀请后，作了一番考虑：一方面想在参政会上敦促蒋介石与共产党团结抗日，拯救国家危亡，另一方面想要求国民政府接通侨汇，解救苦难中的侨眷。其次是联络南洋、香港和国内的洪门兄弟，为祖国的抗战出力。于是，他不顾老迈之躯，决定再次回国。在同年10月11日，乘坐美国邮轮，横渡太平洋，途经菲律宾，取道香港回国。

    12月初，司徒美堂回到香港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占领香港后，他被日本特务头子矢崎拘禁，失去了自由。矢崎想利用司徒美堂在港的威望稳定社会秩序，以高薪引诱他出任香港维持会长。司徒美堂借口“要与洪门兄弟商量”后再答复，而暂时脱身。这以后他在洪门兄弟的帮助下，化装脱逃，偷渡到九龙。在游击队的掩护下，冲破日军炮艇的追击和敌机的轰炸，历尽艰险，步行二三百里，回到粤省战时首府韶关，辗转广西，再飞重庆。

    爱国爱乡 救侨护侨

    1942年3月9日，司徒美堂从桂林乘飞机飞往重庆山城。当他父子走下飞机时受到国府要员吴铁城、刘维炽、陈果夫、陈立夫、许世英、陈庆云、杨虎、陈策、马湘等人的欢迎，随即到中央饭店下榻。

    司徒美堂到渝的消息轰动了山城，驻渝各报记者争相采访，发表新闻，《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纷纷报道。蒋介石亲自设宴招待他，中共驻渝八路军办事处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前往探望，国内洪门人士陈其尤、黄鼎臣，各民主党派人士陶行知、徐宗汉和爱国抗日将领冯玉祥等人纷纷登门拜访。他在重庆住了些日子，接触各方人士，还驱车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做客，了解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艰苦作战的真实情况，打消了对共产党的疑惧，改变了认识。

    国民参政会原定4月1日召开，后因种种原因，一再推迟至秋天。司徒美堂在重庆住了些日子，又回广东老家探亲，把家属接到韶关。在广东逗留的几个月时间，会见了许多亲戚朋友，耳闻目睹，了解到他老家四邑侨乡的严重灾情，心急如焚，无限担忧。

    自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各地侨汇中断，侨眷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特别是四邑侨乡，大多数人依靠美、加侨汇为生，生活就更加困难。“七七”抗战以来，美洲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除了将自己血汗换来的美金由中国银行汇给国内侨眷作生活费用之外，绝大部分捐给国民政府用作抗战经费。但是侨胞汇款接济国内侨眷的生活费，却受到层层剥削，汇期无限延长，汇率不断贬值，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邮路不通，致使四邑侨眷饿死达20多万人，幸存者四处逃荒。四邑侨乡饿殍遍野，讨乞成群，农田荒废，满目疮痍。

    10月24日，司徒美堂在国民参政会开幕后的第三天，才从桂林乘飞机飞往重庆，抵渝后受到隆重的接待，住在西南大厦四楼。行装甫卸即参加大会。26日接受《新华日报》记者的采访时，发表有关救侨护侨的谈话。关心桑梓，为侨请愿，仗义执言，呼吁政府迅速拨款救济广东四邑侨眷。他对记者说：“这一次我回到广东台山、开平四邑一带，拜访了几十年不见的家乡父老，但也亲眼看到了家乡原野上，到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许多人受着饥荒，挨着饿。我不能不说一句：这是捧着金碗在讨饭吃。哪里有把钱放在国家银行里，却一面还在挨饿的事呢？”

    司徒美堂既关心家乡侨眷的疾苦，又考虑国家正处在抗战年月，体谅财政上有困难，他建议借贷，会后由他回美募捐偿还。他说：“自然国家的开支是困难的，所以这笔款，是暂借性质。会后我去美洲，即可由在美洲粤侨募集归还国家。假若国家目前过分困难的话，那我想向广东省政府方面去设法，将来仍同样办法付还粤省府。人总是不能忘本的啊！国要救，家要救，乡也要救啊！”

    司徒美堂在谈到救侨的同时，也提出只有在保护华侨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华侨才愿意回国投资。谈到关于动员华侨资金内移问题时，他说：“当年孙总理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这句话，是经过中国近百年历史的考验的，谁也不能在这句话上投上丝毫的玷辱。华侨是不愿意把资金在外国去做‘空中楼阁’的。愿意把资金移向祖国，在自由祖国的原野上去开花结果。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移’，移作什么用，怎样耕耘？怎样灌溉？准备开什么花了结什么果啊？华侨可绝不是‘财神爷’啊！星洲南洋是陷落了，现在所谓华侨资金内移问题，主要是美洲和非洲的华侨。只要有正当合理保证的话，华侨是能够满足国人这种理想和企望的。”

    侨眷生存需要外汇，祖国抗战更需要外汇。国民政府希望美洲华侨资本转移内地。国民参政会结束后，司徒美堂跟美洲侨胞取得联系，经过一番努力，向国民政府交涉，在重庆枣子岚垭办起华侨兴业银行。为使华侨兴业银行取得侨胞的信任，他亲自出任兴业银行的董事长。华侨兴业银行开业后，他搬到银行下榻，便于广泛接触各方友好，了解抗战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便于及时解决银行管理上的具体问题，防止他人插手。华侨兴业银行的开业接通了侨汇，对侨资归国，解除侨眷的疾苦，输财抗战，投资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943年春，司徒美堂自重庆返美后，不顾年迈，柱着拐杖，走遍南北美十多个国家，深入华侨社会各个阶层和团体，更广泛地接触美洲洪门兄弟，将祖国抗战形势以及坚持敌后战场英勇奋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情况向华侨宣讲，更进一步激发广大华侨抗日救国的热情。他在美洲华侨心目中倍受尊敬，威信日高。

    1945年初，国际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结成同盟，反侵略战争的力量日益扩大。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国的国际地位也大大提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改变了敌视中国的态度，派遣军事代表团到重庆，派出航空大队参加中国抗战。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取消“排华法”，华侨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华侨在美国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在成立世界组织“联合国大会”时，中国以五个发起国之一的身份，派出宋子文等10名代表参加，而司徒美堂被美洲华侨选为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华侨顾问，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第一次联合国代表大会，他跟董必武再次重逢。

    祖国抗战的形势日趋好转，抗日战争胜利的局面即将来临。司徒美堂密切注视时局的变化，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和祖国人民的命运十分关切。他向洪门兄弟建议，组织华侨政党，以便抗战胜利后，回国参加建设大业。经洪门兄弟的商议，决定把洪门致公堂改为洪门致公党。经过一番筹备，3月21日，在纽约召开了“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加拿大、美国、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等9个国家洪门致公堂组织。在大会上，一致通过，把洪门致公堂改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的决定。司徒美堂被选为洪门致公党全美总部的主席，古巴的朱家兆，加拿大的陈宜显，墨西哥的甄显炽被选为副主席，下设组织、宣传、联络、财务各部。大会还通过《党纲》和《对时局宣言》，表示要“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的建设”。各地洪门人士主持的报纸，如美国《五洲公报》、加拿大《大汉公报》和《洪钟报》，古巴的《开明公报》和《民声日报》，秘鲁《公言报》等，还联合其他爱国华侨报纸发出《十报宣言》，号召“中国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政府”。随后，各国致公堂陆续改组为致公党，致公堂成员也就改为致公党的党员。

    抗战胜利后，美洲洪门致公党作出决议，各地派出代表由司徒美堂率领回国参政。回国前，他又接到上海洪门头头的邀请，准备回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之前，他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南京蒋介石，中共和民盟均复电表示欢迎，唯独蒋介石不予答复。

    1946年4月，司徒美堂率领美洲洪门致公党代表团从纽约乘坐邮船兴致勃勃地回国，开始了他从政生活的另一页。

    198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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