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中学接受进步思想

    “我真正接受进步思想，对政治有些认识，还是在天南中学读书的时候。”宋文骢如是说。

    1939年，我大片国土沦陷后，从沦陷区转移到昆明的人越来越多，昆明基督教会为解决他们的子女求学问题，在金碧路锡安堂建立了天南中学。学生主要是昆明社会各阶层的子女、西南联大教职工子女和逃难来昆流离失所的孤儿。学校首任校长是原苏州乐群中学校长金志仁先生；第二任校长是西南联大体育系主任著名的马约翰教授（抗战胜利后回清华大学担任体育教授）。老师也有不少是从沦陷区来的学者教授，不少老师思想进步、责任心强、学术水平高，他们讲课不但深入浅出，还能联系社会实际提高学生思想水平。

    宋文骢入学时，学校校长是原云南大学生物系吴醒夫教授。吴校长是个讲民主、开明而又爱国的人，所聘教职员工也多半是进步人士。所以宋文骢一进这所学校，就感受到一种民主进步自由的气氛。

    这个学校从1942年起，就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他们在教职员工和学生中宣传抗日救亡、反对消极抗战的主张，从此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到抗战胜利后，这里还保留下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同时教会学校主张信仰自由，也并不干涉学生参加游行等民主活动。

    宋文骢到学校报到时，学校已从金碧路搬迁至昆明西郊普坪村干沟尾。

    这里，远离闹市，视野开阔，环境优美，整个学校掩映在两个山谷中间，背靠森林茂密的碧鸡山，面对碧波荡漾的五百里滇池，又是一个适合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

    宋文骢在这里整整学习了3年。

    在这里，他进一步打牢了自己的学习基础，丰富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更主要的是进一步开阔了自己的视野。

    照道理，日本投降之后，受战争荼毒多年的中国人民，都期盼能好好喘口气，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过几年安居乐业的日子。宋文骢也是一样，他也盼望着战争很快结束，再好好读几年书，或是继续深造或是参加国家建设。可事与愿违，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逆潮流而动，又悍然发动起一场内战来。这一来，又把人民推向了水深火热的战争之中，同时也把学生们推向了政治斗争的前沿。

    1946年秋，宋文骢进天南中学就读时，内战的硝烟，早已飘向云贵高原。

    蒋介石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以大专院校师生和中学生为主，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天南中学的学生在地下党的引导下，也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来。

    “那时中国的年轻人，虽有几种类型，但大家几乎都是在战争的氛围中长大，多数还是忧国忧民的——读书都读到高中了，国家如此动荡，生存如此艰难，高中毕业后到底干什么呢？这是摆在每一个青年学生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宋文骢不但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学生，他还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到了天南中学后，他受到进步教师和同学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看了不少地下组织和同学私下传给他的进步书籍和报刊。这些书籍和报刊上，有介绍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也有介绍共产党主张和解放区的。渐渐地，他更深入地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从思想上认同了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主张。进学校不久，他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这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来。

    他在运动中很活跃，积极参加学校学生集会，和同学们讨论时局政治；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上街游行，呼口号贴标语；他没日没夜参加护校活动，经常晚上拿着棒子站岗放哨。由于他表现出色，加上身体健壮，还被推选为学生纠察队队长。

    在这场学生运动中，天南中学涌现出一批进步的学生。当时，在同学中比较活跃的有宋文骢、申业荣、王壁满、王滇声，他们被称为天南中学的“四大金刚”。

    后来，这“四大金刚”除宋文骢一辈子和飞机打交道外，其余几人是“各有所长，各搞一行”。申业荣参军后转业到地方当过县委书记；王壁满参军后进了西藏，受伤后回到昆明早年病逝；王滇声后来则去美国留学，并在美国定居，据说还成为美国波音飞机一个分公司董事长——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秘密参加党的外围组织

    “从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起，我这一辈子就和党的事业连在了一起。以后几十年，我在信念上就从来没有过动摇……”时隔半个多世纪，宋文骢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青年时期走上革命道路时的情形。

    1948年冬，宋文骢已到天南中学读书两年了。他在学校的所作所为，学校的师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然，学校的地下党组织也在观察他、考验他，邀约他参加校球队、编写“黄河社”壁报，公开宣传进步思想以及当时全国的形势，还组织歌咏队，演唱进步歌曲。终于有一天，同学陆俊志、申业荣有些神秘地邀约他，说要跟他谈些事情。

    这是一个冬天的傍晚。几个人走出校门，来到学校外面的一座小桥底下，西斜的太阳照得小桥下倒很温暖。在那里，陆俊志和申业荣没有给宋文骢讲什么闲话，也没有给他讲更多大的道理。沉默一下，陆俊志开诚布公地就问宋文骢：“我们介绍你参加一个革命组织，你干不干？”

    “革命组织？”宋文骢有些惊疑地看着两位同学。

    “对，是革命组织。叫‘云南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目前还是秘密的。”陆俊志说着从身上掏出一个叠成四方块周边都快破了的纸块，递给宋文骢。

    宋文骢并不知道学校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不知道共产党在学校还有外围组织，当时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也还不是那么深刻。但时年已经18岁的宋文骢，已明白了不少事理，他希望这个社会民主进步，希望自己的国家独立强大，也希望人民不再受那么多的罪吃那么多的苦；他也对这些年来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加紧迫害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从心底里感到深恶痛绝。既然两位同学能直截了当地介绍他参加这个革命组织，肯定是对他进行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和考验，肯定认为他的品格和思想与他们非常接近，能接受他们的政治主张，才会来发展他。

    宋文骢打开那个纸块，原来是“民青”的章程。他匆匆看了一遍，表情严峻起来。这章程上写着，“民青”是在共产党地下工委直接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的一个青年组织；她的宗旨，是为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

    此时，国民党当局对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早已惊恐万分。一方面他们加紧了对学校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加紧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特别对各大中学校控制更严。他们派出暗探和特务，秘密监视进步师生的行踪，秘密逮捕地下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几十所学校。所以，为保证组织安全，当时不但是地下党，就连“民青”这样的组织，也基本上是单线联系。

    “怎么样？”陆俊志见宋文骢看完章程，问。

    “干！”宋文骢答应得很干脆。

    两个同学点点头，他们知道肯定是这个结果。因为他们了解宋文骢，知道他不是谨小慎微之辈，而是一个倾向进步的热血青年。

    几天前，申业荣听同学讲了一件事，使他加深了对宋文骢的了解。

    前不久，宋文骢和一个同学骑自行车夜过黄土坡，他身体好骑车冲在前面。没想到在他们后面的一位女同学却被蟊贼所抢！宋文骢听见喊声，急忙返身回来。他见此情形，毫不犹豫大喝一声，奋不顾身扑上前去，三拳两腿就将那蟊贼打得落花流水，望风而逃！此事在同学中间引起不小的轰动，他的勇猛再次印证了“金刚”的美称。可事后他却只字未提，连家里都是二弟文明“告状”了才知道这件事的。

    “宋文骢这样的人，只要是他认准的事，他就会勇往直前，绝不会回头。”当时天南中学的同学都这样评价他。

    过了几天，陆俊志口头通知他：“宋文骢，你加入‘民青’的事，上级组织已经批准。”

    宋文骢默默点点头，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也知道该为这个组织干些什么。

    从此，宋文骢成为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员。在学校后来的时间里，在组织的领导下，他除了读书，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去。

    离家出走去边纵

    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解放南京，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全国解放已经指日可待了。滇桂黔地区的地下党不断在城市和农村发动武装斗争，准备迎接主力部队到来，迎接全国解放。

    6月，宋文骢高中毕业了。毕业以后干什么？毕业以后向何处去？这是当时的毕业学生面临的一件很现实的事情，也是同学们议论最多的问题，同时是“民青”组织内讨论最多的问题。

    时隔半个世纪，宋文骢还记得当时“民青”组织学习的任弼时同志《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中的大致内容，从文章中他知道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的明天，就是中国的未来，就是中国的希望。

    “到农村去，到‘山那边’（当时人们对边纵解放区的统称）去！去参加游击队，迎接主力部队到来，迎接大西南解放！”地下党组织向这些青年发出这样的号召。

    “对，到农村去，到‘山那边’参军去，迎接大西南解放。”宋文骢和申业荣、王壁满等同学简单商议后，决定到解放区去参军。

    给不给家里的人打个招呼，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呢？不行。而今到处兵荒马乱的，宋文骢知道如果给家里的人说要到解放区去参军，他是家中长子，父母肯定不会同意。那样一来，不但暴露了自己意图，让父母担心，自己反而还脱不了身。

    宋文骢知道，此时正处在战争时期，参军就意味着要打仗，打仗就意味着有流血牺牲。他不知道这一去凶吉如何，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昆明，何时才能回昆明。临行前他回了一趟家，看了看父母和弟妹。离家时，他写了个条子，塞进了父亲的茶叶筒，尔后就悄悄走了。回到学校，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简单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连自己的被包也扔了，用一条毛巾被把必要的物品一裹，就和到解放区参军的同学们义无反顾地走了。

    几天后，他父亲拿茶叶泡茶时，才发现宋文骢留在里面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具体内容宋文骢已记不清了，大概意思就是他和同学们走了，到“山那边”去了，一时半时回不来了；孩儿不孝，没跟父母商量，就自作主张，父母要多加保重，不要担心；我走了，弟妹们要听父母的话；云云。文骢的妹妹一边给父母念信，一边流着眼泪，父母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忧虑、焦急、担心、生气，但又无可奈何——文骢已经走了几天了，到哪里去找他呀！何况他的翅膀已经长硬了，他是想往哪里飞就往哪里飞了！

    宋文骢和同学们上了火车，离开了昆明，一路颠簸到了宜良站。下车后，按出发前的约定，他们跟上一个手里拎着糕点盒的陌生人往前走，刚刚渡过南盘江就遇到了瓢泼大雨，全身淋得透湿，背上的行囊里也全是水。但此时他们顾不上这许多了，一直往偏僻的山里走去。翻过一座大山，看见有戴草帽、穿蓑衣的人来接他们，一听叫他们“同志”，这才知道已到了解放区。当天夜晚，他们住在一个少数民族老乡家里，吃的是荞面饭和麻洋芋。第二天一早起来，又继续赶路，经过艰难跋涉，终于来到目的地。

    他们最后达到的地方，是云南泸西县板桥镇滇桂黔纵队政治部干部训练班。到了解放区，这里又是一番全新的景象。生活虽然艰苦，但这里的一切对宋文骢他们来说，都感到既新鲜又稀奇。这里处处是欢歌笑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官兵平等，军民和气。来后第二天，边区纵队的司令员庄田、副司令员朱家璧接见了他们。首长们待人很和气，没有一点官架子。给大家讲延安的情况，讲边区和部队的历史，讲由城市斗争转为农村斗争的特点，勉励青年们在解放区好好工作和战斗，为解放大西南和迎接全国解放而努力。

    接下来，宋文骢他们在板桥镇参加了为期一月的集训。

    在这里，他才真正透彻地了解了共产党的纲领和宗旨，了解了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任务，了解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知道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详情，知道了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学习期间，集训队领导拿来一张表叫他填写。

    宋文骢接过表一看，上面写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登记表”。他不禁有些纳闷，自己不是早就参加了“民青”么，怎么还要再申请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集训队领导耐心告诉他，由于残酷的革命斗争需要，他先前参加的“民青”只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才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青年组织。

    哦，原来是这样！宋文骢这才搞清楚两个青年组织之间的关系。

    1949年7月，宋文骢正式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现在的共产主义青年团。

    集训结束后，宋文骢被分配到滇桂黔纵队司令部参谋处二科当侦察员——至此，宋文骢正式成为了人民解放军中一员，为全国的解放而工作和战斗。

    1949年10月，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陈赓司令员率领的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势如破竹向云南进发，大军压境；滇桂黔边纵已形成对昆明的包围之势。云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以及驻扎在昆明城里的国民党第八军和26军等，尽管已风声鹤唳，却还在做着垂死的挣扎。

    宋文骢在边纵司令部参谋处已经半年。在这期间，他工作很紧张，经常单独执行任务，按照部队首长的指示，他今天跑情报，明天去搞侦察，后天去送鸡毛信。刚开始时，上级还没给他配备武器，一接到任务，他二话不说，拿把镰刀做防身武器就走了。这年秋天，他和另一位同志还曾胆大包天地到一个国民党保安团去了几次，企图策反这个保安团长，动员这个保安团起义，结果这个团长嫌共产党军队太苦，策反未能成功。

    黎明前是最黑暗的。

    潜回昆明迎接解放

    “小宋，组织上准备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一天，侦察队领导找到宋文骢，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给昆明的地下党组织送去党的机密情报和一捆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并告诉了他注意的问题和接头的地点暗号。此时，国民党的第八军和26军还盘踞在昆明，正是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和解放军秘密酝酿起义前夕。侦察队领导告诉他，一定要小心谨慎、胆大心细，完成好这次任务。

    宋文骢接受任务后，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头戴破草帽，身穿蓝粗布对襟衣裳，左肩挎着一个破箩筐，情报藏在身上，“约法八章”放在筐底，上面装满地瓜。这一来，他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赶集卖地瓜的山里农民。走了一段山路，他从宜良火车站上车，坐上了去昆明的小火车。

    车站和车上，国民党兵如临大敌，来来往往。上了车，宋文骢不敢坐进车厢，就把箩筐放在两节车厢的过道上。说来也巧，车还没启动，就遇到国民党宪兵过来挨着检查旅客和行李。检查到宋文骢跟前，宋文骢很是镇定，没有一丝惊慌。当检查到装地瓜的箩筐时，宋文骢还笑咪咪地主动把箩筐推到检查的士兵面前，请气势汹汹的士兵吃地瓜。检查的士兵看了宋文骢几眼，没查出宋文骢有一点破绽，这才放过了他，继续向前查去。

    好险！

    这条窄轨铁路，还是当年法国人修的，已经破朽不堪了。小火车冒着黑烟，在山间和田野中缓缓向前移动。此时该是收庄稼的季节，宋文骢一路望着窗外，见沿途农民住的房屋几乎都是低矮的土屋草棚，山坡上和地里的庄稼稀稀落落，田间的农民们还是刀耕火种。

    “等全国解放了，干脆就去学农吧。”上中学时，可能是受校长、生物学教授吴醒夫的影响，宋文骢曾一度迷上改良物种。此时他坐在车上，望着窗外，遐想起来。他想，如果自己将来学好了本事，能改变中国落后的农业状况，能让老百姓都有饭吃，当一名生物学家，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啊。

    不知不觉，火车到了昆明。

    宋文骢下了车进了城，已快到吃晚饭时间了。他提着地瓜筐，按照领导交代的接头地方，不慌不忙地寻着街上的门牌号，最后来到晓东街的一家药房。进了药房，他并不说话，按照接头暗号，他递上一张药单子，掏出一支香烟在柜台上蹾了3下。柜台里的老板看了他一眼，也并不说话，掏出火柴划燃又马上把火吹灭了；宋文骢又将手里的香烟在柜台上蹾了3下。

    “这个暗号早就不用了，你怎么还在用这个暗号？太危险了……”药店老板赶紧把宋文骢让进店里，来到后面的房子里，才自我介绍说自己姓雷。宋文骢也自我介绍说自己姓马（化名马子祥）。

    姓雷的同志收下宋文骢送来的情报和宣传资料，安排他在店里吃饭住下。

    第二天一早，宋文骢起来一走到街上，见大南城、金马坊、碧鸡坊乃至整个昆明城的显眼地方，都贴上了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无数的市民涌上街头，摩肩接踵翘首观看。见此情形，顺利完成任务的宋文骢从心底里感到一阵阵欣慰。

    还要等着城里地下党组织交代他回去的任务，离家已经半年了，宋文骢决定悄悄回家看看。

    宋文骢悄悄离家出走参加边纵后，进城送情报和“约法八章”，是他第一次回到昆明。他第一次回到家的情形，二弟文鸿在一封家信中有过生动的描述。

    “1949年哥悄悄去了边纵，走时在爹的茶叶筒里留下一封信，几天后才被发现，说是去了‘山那边’。我一听感觉这是多么好玩的地方啊！但当看到姐姐哭着念信，爹妈忧虑的神情，才知大事不好……时间慢慢过去，当大家都已习惯此事时，一天傍晚，快吃晚饭时，大门口进来一个戴旧毡帽，身穿对襟蓝粗布衣衫，左肩挎一个收‘破铜烂铁’竹箩的人，此人笑着向我走来，都快到堂屋了，我才喊出‘哥哥’！他一把将我抱起，撑住我的双腋，向空中高抛几下（这是我小时哥哥给我最特殊待遇）。全家人狂喜。这一幕正是云南版原生态的‘李向阳进城了’活脱脱的再现！”

    “是呀，我那次回家，父母见了我，真是悲喜交集。他们听人说，我已在战场上被打死了。现在见我回来了，这才放下心……当时冬天来了，母亲见我穿得单薄，连夜给我赶缝了一件新棉袄，我当时要带回边纵的情报，就让母亲给我缝在了新棉衣里。我安慰了父母，给他们讲明了情况，第二天，我就赶回了边纵……”时隔几十年，宋文骢也还记得当时的情形。

    昆明解放后，宋文骢再次回家，文鸿这样描述道：

    “解放大军进城，‘哥哥回来了’！他穿着军装，腰间皮带上挂着支小手枪，多令我们羡慕！按理说哥此时大功告成，该安定下来了。谋个一官半职，这是当时边纵不少人的首选。可他又瞄准新的目标，离开昆明入选空军到长春去了……”

    1949年底，昆明即将解放。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一面应付蒋介石，一面加紧起义准备工作，并向滇桂黔边纵输送了一批武器弹药。这时，部队才给宋文骢配了一支手枪，至今他还记得枪的编号是498724。随后，卢汉于12月9日率领国民党74军、93军和地方保安4万余人起义，昆明宣布和平解放。边纵在此期间，配合人民解放军17军和起义军队进行了昆明保卫战。

    短暂的谍报员生涯

    1950年2月20日，解放大军举行入城式。

    整个昆明城万人空巷，成了歌的海洋和花的海洋。沿途都是欢迎的标语和旗帜，满街都是欢迎的市民和学生，昆明人民载歌载舞，欢迎解放军进城。宋文骢此时已今非昔比，他和边纵几个侦察员已正式调到云南军区情报处，成为一名地道的军人。他穿着军装，别着手枪，精神抖擞地随着大部队进城。

    回来了，经过战火洗礼历经斗争考验，宋文骢终于又回来了！走在热情欢歌的大街上，宋文骢心里当然别有一番感慨。这里是他从小生活和学习的城市，这里有他熟悉的街道和建筑，有他的父母和亲人，还有他的母校和同学。他是个执着而倔犟的人，尽管那时他还年轻，但他认准了的人生目标，不管是吃苦受累也好，是艰难险恶也罢；是独往独行也好，是执拗偏激也罢，他肯定都会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去。

    这几年，他作为一名进步学生、作为云南“民青”的一个成员，作为滇桂黔边纵的一名战士，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尽到一个青年的绵薄之力，他感到欣慰。他这些年来的所有努力，所有奋斗，所走过的每一步人生之路，他认为都是有价值的，为他以后的事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进城之后，宋文骢在云南军区情报处，担任谍报员工作。拿宋文骢开玩笑的话说，他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间谍”。宋文骢在这里工作很出色，没过多久，就担任了谍报组和侦察组组长。按照领导的要求，他们当时除了配合昆明市公安局进行反特除奸，维护社会秩序外，就在军区大院里天天学英语、练枪法，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是的，那时全国刚刚解放，国民党军队并不甘心失败，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最直接的威胁，是来自台湾的轰炸机，尤以上海、福州、广州等地沿海城市受害最甚。原国民党起义的海军舰队几十艘舰艇，分别在上海、南京被台湾飞机炸毁。为保存这些宝贵的舰只，中央军委让其驶往九江、武汉，但仍未能免遭国民党飞机轰炸。以致最早创建新中国海军的张爱萍将军，不得不忍痛下令自沉了当时中国最现代的军舰。

    人民共和国急需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

    1950年1～2月，新组建的人民空军，既要参加解放沿海岛屿的作战，又要担负要地防空任务。毛泽东主席面示空军司令刘亚楼，必须迅速加强空军力量。为了落实这一指示，空军提出扩大航校培训规模。6月，朝鲜战争爆发，军委决定，在各陆军部队挑选一批政治素质好、有文化、身体好的同志充实到空军部队去。

    宋文骢这几方面条件显然都具备，部队领导挑选到了他。

    “小宋，你准备一下，到重庆去考飞行员。”8月的一天，部队领导通知他。

    考飞行员？宋文骢听了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当一名飞行员是他从小的理想，是他朝思暮盼的愿望，而今有这个天赐的良机，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呀。宋文骢当即就简单收拾好自己东西。几天后，他告别了父母和弟妹，告别了战友和同学，随着从部队挑选出来的其他准备考空军的同志一起出发，坐车到重庆去。

    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这一走，从此就离开云南，孤身一人开始闯荡天下了——这一年，宋文骢刚满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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