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碧城（1883─1943），原名兰清，字碧城，号圣因，后以字行，安徽旌德（今芜湖市）人。她是南社著名的女诗人之一，有《吕碧城集》行世。碧城早年失父，家道中衰，她随母亲住旌德乡间，后来依靠在溏沽做官的舅父支持，受到较好的教育，她因给《大公报》写信苦诉封建家庭对她自由的干涉，结识了《大公报》总理英敛之（1867—1926，名英华，字敛之，满族人），并在《大公报》任编辑。
1904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6月10日）上午七点，秋瑾由傅增湘（1872—1949，字润沅，四川江安人，当时任直隶提学使，热心教育事业，曾创办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介绍，乘火车自北京出发，十点抵天津车站，乘马车至大公报社访问吕碧城女士。两人见面后，互诉衷肠，异常亲热，对此，吕碧城曾有一段记载：“都中来访者甚众，秋瑾其一焉。据云彼亦号‘碧城’。都人士见予著作谓出彼手，彼故来津探访。相见之下，竟慨然取消其号，因予名已大著，故让避也。犹忆其名刺，为红笺‘秋闺瑾’三字。”[5]当晚秋瑾即住在吕碧城宿舍，两人同床讨论了有关女子留学的事情。秋瑾说：妇女要想解放，必须有文化，学工艺，而要做到这点，首当兴女学。中国这么大，兴女学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教师。所以眼下首要的任务是动员一批有学识的女子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即可充当女教习。
吕碧城十分赞成秋瑾的看法，她又何尝不想去日本留学呢？但吕碧城有她的难处。面对诚挚、坦率、热情的秋瑾，两人虽系初次见面，但她仍推心置腹地倾吐了自己的苦衷。吕碧城说：“姐姐有所不知。家父去世后，我靠舅父的帮助求学，前不久，因想跟随舅父署中秘书方某的夫人来天津访问女学，不料被舅父大骂一通。我年幼气盛，一怒之下，偷偷乘火车来到天津。”说到这里，吕碧城又想起当时下火车后举目无亲、徘徊街头的情景，眼中充满了泪水，她用手巾擦了擦眼，又接着说，“我到天津后，人地两疏，既无旅费，又无住处。后我给《大公报》写信诉其困苦，幸得英敛之先生的帮助才得以在《大公报》协助英先生做点工作，也借以糊口。”
秋瑾说：“英先生肯援手一位弱女子，真是难得啊！”
“还有一点”，吕碧城接着说，“我在塘沽的姐姐惠如想在天津筹创北洋女子公学，也想让我做个帮手。”秋瑾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因为她想到杜德舆（字若洲）拟在北京创办女学，却因无教师未能成功。倘天津能办一个女学，培养一部分女教习，那对今后中国女学的发展，作用太大了。一对初相识的朋友，为了共同的理想──兴办女学，愈谈愈兴奋。她们整整谈了一夜，时间已是凌晨两点，两人方脱衣就寝。自然是又香又甜地睡了一个上午。
次日下午，英敛之的夫人英淑仲偕吕碧城陪同秋瑾访问了天津的张印之夫人，目的也是联络赴日留学的女友，五点后归。晚上大雨，到英敛之楼上闲谈。四月二十九日（6月12日）上午，英敛之陪同秋瑾、吕碧城到天津街上购买物品，当时的天津已辟为商埠，又有外国人的租界，市面非常繁华、热闹。四月三十日（6月13日）下午，秋瑾同傅润沅乘车回京，大约五点抵达北京。
秋瑾回京不久，吕碧城为答谢秋瑾的邀请，曾赴京回访，在绳匠胡同杜若洲家会面。后来，秋瑾就到日本去了。到达日本后，秋瑾曾两次致函吕碧城，一封信是报告到日本后的情况，仍希望中国女子有更多的人来日本留学。她说：“女子教育需材甚急，我同胞能多一留学生，即他日多一师资。”[6]另一封报告了她在东京与陈撷芬等人重兴共爱会的情况。吕碧城在收到秋瑾发自日本的信后肯定有回信，但今天已经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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