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求学无锡国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苦难的中国老百姓好不容易舒了一口气。冯其庸当时在无锡城里的孤儿院小学教书，正放暑假，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高兴得睡不着觉，连夜赶到镇上与同学通宵达旦地欢聚庆祝胜利。开学后，回到孤儿院小学，目睹了国民党军队接管无锡城的入城仪式，看到作恶多端的日本鬼子的狼狈状和中国军队威武雄壮的军容，心情痛快无比。其后不久，一些学校陆续从内地迁回无锡，他萌生了继续读书的强烈愿望。

    在迁回无锡的学校中，有一所创办于1922年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颜文樑担任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颜文樑率领学校迁到上海租界之内，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继续办学。胜利后，原校址苏州沧浪亭一时未收回，因而暂时迁到无锡。冯其庸那时最想学画画，便报考了这所学校。考试很有意思，有素描，有作文，还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他画了素描，作了作文，老师就来告诉：“你的素描和作文，老师们都非常欣赏，下面的不用再考了。”于是被破格录取。当时他实际上是半工半读，边在孤儿院小学教书边上学，用工资交付学费。但天不遂人愿，学习不到两个月，苏州美专原校舍收回了，要搬回苏州去。冯其庸只好忍痛放弃学业，他无法跟到苏州去，因为这会失掉孤儿院小学的教职，而脱产学习，他是绝无能力承担学费的，况且美术学校的学费比起一般学校要贵不少。对他而言，这已经是第三次失学了。

    一次又一次的失学，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冯其庸内心充满了苦涩。可是，他并没有气馁，一面坚持自修，一面不懈地寻找着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

    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冯其庸传第二章追求学术寻求真理机会终于被他抓住了。1945年底，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从广西迁回，1946年春开始招生。冯其庸闻信后跃跃欲试。大哥和亲戚觉得他是块读书的好材料，不上学可惜，凑了学费支持他去考。结果因为文章写得漂亮，一考就被录取了。

    在人生历程中，往往有几步十分关键，会影响人一生的走向。对于冯其庸来说，考入无锡国专无疑就是这样至关重要的一步。从这一步开始，他得以迈进了真正的学术殿堂，见识了第一流的学者，感受到第一流的学问，体悟到第一等的境界，胸襟变得开阔，眼界变得宽广。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就像西南联大一样，无锡国专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学校规模不大，历史也不算长，可是却从这里走出了唐兰、吴其昌、马茂元、蒋天枢、汤志钧、魏建猷、周振甫、杨廷福、黄永年、沈燮元、范敬宜等等一大批硕学鸿儒。冯其庸正是这一大串闪光的名字中间的一位。

    无锡国专究竟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冯其庸认为，关键在于任教的名师多。其办学硬件若是和今天大多数院校相比，简陋得简直可以说相当“寒碜”，可是它所拥有的名师，却让今天所有大学的文科院系相形见绌。直到晚年，他谈起那些曾经亲承教泽的老师们，依然非常激动，连他们授课的一些细节都记得十分清晰，讲起来绘声绘色，历历在目。

    他最初接触的老师里有朱东润、冯振心、吴白匋、周贻白诸先生。朱东润先生开了两门课：《史记》和杜甫。冯其庸记得，朱先生总是征引各家旧注，细加评析，然后断以己见。朱先生还有个习惯，上课先朗诵，声调不高，可是情味特别足。讲《史记》他就朗诵《项羽本纪》，同学一听就想读，感觉有味道。特别讲杜诗，每一首吟诵的声调都不一样，完全根据诗歌的内容变换节奏，味道全出来了。例如朗诵前后《出塞》、《三吏》、《三别》、《同谷七歌》，有时如叙述，有时如哀叹，有时如呼号，有时有点像啜泣，一下子把人带进情境中去。特别朗诵七律《秋兴》八首和《诸将》五首，真是感慨苍凉，一唱三叹，令人为之低徊不已。尽管朱先生的声调不高，却满室都可以听到。学生们感受到一种诗人的情韵，一种俯仰古今的感慨，一种人生的咏叹！

    冯振心先生开了三门课，冯其庸对《说文解字》这门课印象最深。冯振心先生根据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解，要求学生对每个字的字形写法和解释，都能默写与熟记。许多同学对这门课感到枯燥无味，但冯其庸却特别感兴趣，巴不得老师每堂课能够多讲几个字，因为他知道这是治学的初级阶段。课外他还经常到冯振心先生的书房去请教，而冯师每次都是不厌其烦地给他解释问题并指点读书的方法。他记得，冯振心先生书房里有一个很特殊的书柜，面积不大，方方的，但很高，里面有好几十个格子，每格平放着一本书，是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先生是为了取书方便，特意做了这样一个立柜，每格一本书，就可以随手抽取，不必搬动压在上面的书卷，由此可见先生对于《说文解字诂林》用力之勤。当时先生给他解释问题时，随讲随取，精熟之极。这种治学态度，让他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

    此外，吴白匋先生讲词，俞锺彦先生讲诗，周贻白先生讲目录学，向培良先生讲戏曲……也都各有各的风采，各有各的境界。这些老师课内课外言传身教，传道授业，营造出讲求学问的浓厚的学术气氛。求学心切的冯其庸在这种环境中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丰富的课外活动也是构成这所学校浓厚的学术气氛的一个重要方面。活动形形色色，例如：

    学校经常邀请名家来作演讲，开阔学生眼界。像钱穆先生就来讲过怎样治学，冯其庸感觉太吸引人了，特别是钱先生讲到做学问要从大处着眼，用其原话说叫做“我见其大”，不要一开始做学问就钻牛角尖，对他影响极大，他后来治学就力图照着去做。

    学校老师们也会积极参与学生的课余活动，比如有时会带着学生去观看演出，并介绍学生与文化名人相识。1947年田汉和洪深在无锡排演《丽人行》，田汉的老友周贻白和向培良两位先生就曾带着冯其庸等去秦淮海祠堂看望这两位戏剧家，并观看他们彩排。之后冯其庸数次独自前往拜见田汉，他还带去一本折叠式签名册，展开来足有两米多长，请田汉题词。田汉竟一口气全部写满，写了他当时题《丽人行》的诗。这次与田汉相识的机缘，冯其庸直到晚年也不能忘怀。

    学生自发组织的活动更为活跃，比如成立“国风诗社”，冯其庸是发起人之一。他和这个诗社的成员汪海若以及诗人严古津、张剑岳等经常聚于“秋水吟馆”谈诗论画。诗社还创办了油印刊物《国风》，冯其庸的很多诗词作品发表于本刊物之上。他书法好，还担负了刻钢板的任务。为了提高诗艺，冯其庸的好友、钱仲联先生的入室弟子严古津，特地把钱先生从苏州请来，约好在无锡公园茶室见面。冯其庸拜见了这位鼎鼎大名的诗坛泰斗，道了对钱先生的仰慕之忱，行了拜师之礼。严古津也代道了他的诚意，其后不久，严古津还将钱先生手书的新作《八声甘州》赠给了他。从此以后，他就不断地向钱先生请益了。

    有人说，学问是“熏”出来的，这话有一定道理。无锡国专的学术环境太好了，冯其庸在这个环境中得到名师的传授与指点，得与同道交流切磋，时时薰习，日日修炼，对学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那些名师成了他最景仰的人，他觉得做学问真了不起，一个人要是能像那些名师一样在学术上做出成绩有所发现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心无旁骛的钻研，再加上过人的勤奋，颖悟的天资，使得冯其庸迅速在学术上成长起来，开始崭露头角。1947年10月22日，《大锡报》刊登了他的历史调查报告《澄江八日记》。调查是在这一年的八月进行的，前后共八天。当时正值暑假，他为母校青城中学招生之事前往江阴。招生事毕，即冒着溽暑在江阴城内外做了调查。调查的内容是清初江阴人民抗击清兵的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顺治二年六月，清廷下剃发令，激起江南人民激烈反抗。江阴人民在明典史阎应元率领下抗拒清兵八十余日，歼敌七万五千多，击毙清三王十八将。城破之时，清兵下令屠城，城内外十万居民，同心死难，最后仅存五十三人。冯其庸访查了这一事件有关的遗迹，如玉带河、四眼井、明伦堂、兴国寺、观音寺、三官殿等等。这些地点，名称依旧，残迹犹存，冯其庸根据调查中所见所闻，再按之康熙间韩菼所著《江阴城守记》，一一作了详细记录。归来后，写成《澄江八日记》一文。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会产生一种感觉，仿佛同作者一起走入了那段历史，300年前江阴人民誓死抗击清兵的壮烈，城破后横遭屠戮的惨烈，不再是躺在纸面上的死材料，而一齐在眼前生动起来。这篇文章，严格说还不属于学术文章，但作者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始终贯彻的实地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法，却已初露端倪，这一点较之文章本身，也许更有意义。

    2.投身学生运动

    上文提到的始建于宋代的东林书院曾一度废圮。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罢黜里居的名士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倡议重建兴复。修竣之后，他们便在此聚众讲学。这是一批有着强烈用世之志的学者，他们关心时事，讽议朝政，指陈时弊，锐意图新，在学风上反对脱离现实，主张躬行实践，学以致用。顾宪成所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表达了他们的志向与心声。这副对联就悬挂于书院依庸堂内。

    从无锡国专到东林书院走不了多远，冯其庸不知多少次徜徉于这座著名书院，发思古之幽情。顾宪成的那副名联，东林党人当年关心国事、挥斥方遒的勃勃英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以往所读书中所有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更重要的是，他在无锡国专读书的三年，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激荡的时局更时时刻刻影响着他。这一切，决定了这个热血青年不会成为一个“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而会投身于当时的学生运动之中。

    1946年初，冯其庸刚刚入学的时候，就参与了一次学生给校方提意见的行动。不过当时他对政治并没有多少认识。这次行动的起因很简单，主要是因为学校伙食费很高，伙食却很差，同学们觉得有问题，开始闹。冯其庸也有一种义愤，要仗义执言，于是写了一篇杂文：《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抄成大字报，贴在墙上。由于写得很尖锐，很有力，一下子传开了。后来学生们起来，要求查账。学生闹事也不全是为了伙食，还有对几门课的不满意，这几门课是年轻老师讲的，他们不太会讲，而1946年初入学的这批学生，大多数是经过艰难困苦、经过自学的，学习的心很迫切，又有相当的基础，于是对学校的不满蔓延到课程上了。学生要罢课。当时的教务长是王蘧常先生，平时在无锡国专的上海分校，知道这种情况后，就从上海亲自来了。冯其庸被推举为学生代表，面见王先生。想到要见一位大学者和大书法家，他去的时候有点战战兢兢，壮着胆子陈述了学生的意见。没想到王先生很通达，说伙食要查，不管查得出查不出问题，伙食必须改善。按学生交的伙食费来说，不应当吃得这样差。又说学生希望把课讲好，是非常好的愿望，无可厚非。课讲得不太好的都是年轻教师，讲课没有经验，他们学问其实是不错的，只是不会讲，更换是可以的，等他们会讲了再讲，但是不要对他们刺激性太强，要照顾他们继续前进。冯其庸觉得王先生几方面都考虑得很周到，回来跟大家一说，都觉得有道理。这次接触，他对王先生产生了由衷的敬佩，而王先生对他也留下很深印象。

    时局变化很快，人们在抗战胜利之初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有人甚至认为国民党是领导抗战的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可是没过多久，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腐败就打破了人们的幻想，政治没有变得清明，反而黑暗笼罩，鬼蜮横行，物价腾涌，民不聊生。学生是最爱国最敏感最先觉悟的群体，最先发起了抗议国民党的行动。起初还是自发的和小规模的，后来有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渐渐形成了声势越来越大的学生运动。1946年底，发生了美国兵强奸沈崇事件，国民党当局竟将强奸犯放回美国，而美国则将其无罪释放。这一事件犹如火上浇油，立即点燃了抗议的熊熊烈火。冯其庸那时还没有党派的观念，出于爱国热情，出于义愤，觉得中国人遭到美国大兵侮辱，而当局却屈从外国势力，偏袒强奸犯，太不像话了，就参加了抗议活动，慷慨激昂地批评当局。不久一个学生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大家都不敢去探望。他觉得这个学生只是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言论就被抓，没有道理。自己既没有参加共产党，也没有参加国民党，任何关系都没有，作为一个学生，难道不可以看望看望自己的同学吗？于是他就去监狱探望了。那个学生很高兴，但是也告诉他，这个地方不是轻易可以来的，因为国民党是不讲什么道理的。就这样，经过许许多多事情之后，冯其庸政治上越来越清醒，态度越来越明朗，越来越不满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倾向共产党，站到进步潮流一边了。他被进步学生推举为代表，而被国民党方面看作是进步学生运动一边的人物了。

    无锡国专有一位教员叫王子畏，主讲中国文学史，很欣赏冯其庸的才华，多次在课堂上称赞冯其庸的文笔真好，他用曹丕《与吴质书》中的“书记翩翩”来形容。他知道冯其庸家中贫困，看冯其庸写的字好，就让冯其庸刻写他的讲义：《中国文学史类编》，由学校支付费用，这对冯其庸经济上多少是一个弥补。但是此人是一个顽固的国民党党员，他见学生运动起来，就出面干预和反对。冯其庸本来跟他私人关系比较亲，但是见他干预学生运动，就觉得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容忍，不可接受。他认为学生对国民党的批判是有道理的，有根有据，对黑暗政治当然要反抗，因此他一定要站在同学一边。于是他就带了几个同学到王子畏的房间去，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我不能再给你刻讲义了，我不赞成你反对我们学生运动的态度。我正式声明，以后我要参加学生运动，绝不会跟着你反对学生运动”。同学们都夸奖冯其庸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可是把王子畏气得火冒三丈，他对冯其庸恨得牙根痒，总想找机会整治他。

    1947年5、6月间，全国各地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无锡社会教育学院和无锡国专的学生联合起来，声势更大了。冯其庸成了学生运动的骨干，每次活动都带头参加，于是也就更成了被国民党方面监视和打击的对象。王子畏在校务会上提出要把他开除，但好几位教授为冯其庸说话，一位叫俞钟彦，讲授诗歌的，别号“白门老兵”，跟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关系特别好。他听说王子畏提出开除冯其庸，气得隔着大桌子拿起大茶杯就扔了过去，用南京话大骂，说：“学习这样优秀的学生你怎么开除呀？反国民党又不是反你一个人，我也是国民党员，比你资格还老呢，你管这些干什么？”还有一个年轻教师叫冯励青，是地下共产党员，紧跟着俞教授起来反对王子畏，说：“刚才俞老先生讲得非常好，我们做学问不要和党派连在一起，学生表达自己的意见，你又不是国民党当政的，管这些干什么？我们是个学校，不管政治。”主持校务会的是冯振心老师，也特别欣赏冯其庸的才华，本来就想袒护他，但不便说话，见俞老先生一闹，冯励青一讲，马上定调子，说不要开除了，就记两个大过、两个小过吧。按照规定，再加一个小过就会被开除。会后冯振心老师私下把冯其庸找了去，将会上的情况跟他讲了，说：“你不要计较两个大过、两个小过，只要不开除，你就能留下来读书。”

    有意思的是，冯其庸在无锡国专前两年的两份成绩单有幸保存到了今天，“文字学”、“诸子概论”、“地理”、“杜诗”、“词选”、“中国文化史”等许多课程，他的成绩都名列前茅，而操行成绩却是“丙”，原因就是带头搞了学生运动。

    到1947年底，冯其庸的处境更危险了。有一天，他突如其来地接到通知，叫他赶快离开无锡国专，说是无锡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马上要逮捕他了。可是到哪里去呢？有人提醒他，说他跟王蘧常先生有点交往的嘛，看能不能请王先生帮忙，转到无锡国专上海分校去。冯其庸就给王先生去了信，王先生很快回复了，叫他赶快去，不要犹豫，有什么具体问题去了再说。因为王先生知道国民党是不讲什么法律程序的，学生一旦列入黑名单，随时可能遭到不测。冯其庸接到信，立刻和另外两个同学悄悄地去了上海，顺利转入了上海分校。

    3.学术钻研的乐趣

    冯其庸从1947年底到1948年夏，在无锡国专上海分校前后有半年多。暂时离开了无锡的学生运动，这一段时间过得比较平静，其精力主要用在了读书上。

    上海分校的名教授更多了。王蘧常先生亲自讲授《庄子》，他上课不带课本，从正文到注释全是背诵，在疏解了各家的注疏后，往往出以己意，特别发人深思，由于分析得深入细致，一学期竟然没讲完一篇《逍遥游》，却教给了学生治学的门径，让学生领略到那种“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童书业先生讲秦汉史，精彩极了，人人爱听。他不修边幅，里面的衣服比罩衣还长，脚蹬一双黑色运动鞋，邋邋遢遢，可是一站到讲台之上，马上显得气宇轩昂，神采四射。他什么书也不带，衣袋里塞满粉笔，引文全靠记忆，原文和疏解随手写在黑板上，一字不差。他安排了两名学生一左一右做记录，后来整理出来就是那部有名的《秦汉史》。这些名师的课给了冯其庸很大的启发。

    上海分校的管理是比较宽松的，学生可以根据学术兴趣自由选择听课。冯其庸那时正迷词学，并准备毕业论文，一般课程想不听就不听了，像刘诗荪先生讲授的《红楼梦》，就只听了开头几节。他的毕业论文研究对象是蒋鹿潭，这是他从初中就感兴趣的一位清代词人。王蘧常先生了解到他正在苦心搜集资料，就写信介绍他拜识了顾廷龙先生，于是他得以到顾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看书。很长一段时间，除了上课，每天的大部时间他都泡在图书馆。使他感铭在心的是在顾先生的格外关照下，图书馆将他所读的书，单独存放一个书架，他每天到后就可以取书阅读，无需再办借书手续，不浪费一点时间。他也经常去福州路的旧书店搜寻资料，把那里几家旧书店的集部书架，挨次翻检了一遍，有时晚上看书太晚了，就住在温知书店的楼上，因此和书店经理王兆文成了好朋友。他在图书馆和旧书店的苦心搜寻，没有白费力气，终于找到蒋鹿潭《水云楼词》的各种版本，其中有一部钤有“水云楼”三字的阴文图章，极有可能是鹿潭的自藏本，也或许是他用以赠人的，显得格外珍贵。他同时收集到清代道光、咸丰时期其他一些词人的集子和年谱、日记等书籍，其中有一些是不经见的，如江都丁宝庵的《十三楼吹笛谱》（又名《萍绿词》），嘉禾周存伯的《范湖草堂遗稿》等等。就这样，经过半年时间，他在合众图书馆完成了《蒋鹿潭年谱考略》初稿。这部初稿38年后经增补之后出版，他曾撰联对这位清朝江阴的著名词人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云水苍苍蕴天地浩然正气，兵戈扰扰育乾坤百代词人。”联系冯其庸在乱世中求学的经历，这联语仿佛也是他的写照呢！

    经王蘧常先生介绍，冯其庸还拜识了词学泰斗龙沐勋先生和著名女词人陈小翠，两个人都很亲切地接待了他。他聆听了他们的词学见解，还曾把自己的习作给陈小翠看，得到陈小翠“很有灵性”的评价，颇受到教益与鼓励。

    除了学术上的追求与钻研，课余大部分时间，冯其庸仍然一如既往地用在书画上。这一年，正好赶上白蕉先生的书画展在上海举办。白蕉先生是学习二王书法的大家，画兰草也极有名。冯其庸原来一直学习欧字，也临过石鼓、隶书和北魏，后来兴趣转向王羲之。白蕉书画展正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恰巧一位同学与白蕉先生熟识，约请了几个学生一起帮助白蕉先生去布展，冯其庸遂得以在展厅与白蕉先生相识。在挂字画时，他发现白蕉先生的每一轴字画里都夹有一张衬纸，是衬印章的。而这张衬纸上面写满了字，有的是三个字，有的是五六个字，都是从白蕉先生作废的书件上剪下来的。他如获至宝地将这些衬纸收捡起来，后来他就从这些衬纸揣摩白蕉先生的用笔，透过光线，研究其用笔的交叉与转折，进而体认王羲之的书法之妙。白蕉先生的这些“真迹”，他以后保存了好多年，观摩了好多年。

    在上海半年之后，一次去老师家的路上，冯其庸被汽车撞伤了。他回到无锡乡下养伤，三个月后重新回到上海。他写了一首诗：“大劫归来负病身，瘦腰减尽旧风神。青山一路应怜我，不似春前跃马人。”这是因为春天他到上海报到时，曾到苏州，在虎丘骑马到枫桥，所以有诗的后面两句。这首诗受到了讲诗学的老师、著名诗人顾佛影的赞赏，他还在课堂上念给同学听。1948年下半年，政治形势变化更为剧烈，国民党已面临崩溃，冯其庸又回到无锡国专，到12月毕业离校。

    回顾无锡国专的三年，对冯其庸可以说有两个终身的影响。一个是政治上的影响，他从一个完全不懂政治的农村青年，慢慢接受了现实的教育，接受了进步学生和地下党组织的教育，逐渐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面目，开始勇敢地追求真理与正义，站到进步潮流的一边。另一个是学术上的影响，他亲承许多名师的謦欬，学到了许多学问，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学术研究的意义与无穷乐趣。这一段求学生涯，成为他一生学术成就的坚固基石。这两个影响相比，后一个影响要大于前一个影响，从他以后的经历来看，他的人生志趣是在学术上，他更乐于在学术上和文化上为祖国和民族做出贡献。

    4.参加革命

    经过几年的解放战争，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决定民族命运的大决战，到1948年底和1949年初已可见分晓。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进步与反动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黑暗即将过去，新中国的曙光已经显现。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仍然盘踞在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准备做最后的顽抗。

    冯其庸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到家乡的。在回家乡之前，他曾经到了常州，找到几位同学，准备一起到苏北解放区去，那边原先就跟他们有联系。他们接到对方来信，说你们不要跑来跑去了，我们马上要过来了，你们就在苏南做工作，否则过去了，马上又要跑回来。所以他们没有走。

    冯其庸的老家无锡前洲镇有个树德小学，里头有几个地下共产党员，其中一位叫孙默军。可能他们与无锡国专的地下党有联系，了解了冯其庸在无锡国专的情况，就主动聘请他去做教师。他去教书不久，孙默军就告诉了自己的身份，安排他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搞宣传，刻蜡版，还让他刻了一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图章。这枚图章一直保存到今天，作为革命文物存放在镇上。

    1949年2月，堰桥胶南中学一位老师暴露了地下党身份，敌人要抓他。胶南中学校长孙荆楚是进步人士，马上让那位老师连夜走了，对外声称他父亲病危。但那位老师的课要有人接替，于是想到了冯其庸。冯其庸那时虽然还没有入党，但已经被当作地下工作人员使用了，对外可以说他刚从无锡国专毕业回来，没找到工作，人家想不到他是地下组织派过来的。就这样，冯其庸当天就从树德小学转到了胶南中学，接手了两门课：语文和历史。那时学生对解放战争的形势，对共产党、国民党都比较了解，喜欢有进步思想的老师来教课。冯其庸的课讲得很精彩，特别受学生欢迎。他还常常在讲课中间讲讲时局，讲讲国家的前途，学生们最爱听。当时国民党特务多，常偷偷溜进课堂。学生的警惕性很高，见到有不三不四的人进来，就给他递暗号。他好几次遇到这种情况。

    从4月十几号开始，江阴一带的炮声就连绵不断。到22日下午，就见国民党军队仓皇地往南撤退，边跑边拉伕。冯其庸告诉学生准备迎接解放。堰桥离江阴很近，胶南中学就在锡澄公路边，为了防止抓伕，学生大部分离开了，少数不怕，躲在桑树地里观察。从下午两三点到傍晚，一片寂静，国民党的兵都跑光了，解放军还没有到，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到了天黑，远远听见跑步声，学生一看，部队服装都不一样了，非常整齐，一路跑，一路问无锡还有多远，知道是解放军过来了。冯其庸指挥学生打出“迎接解放军”的横幅，将早已经准备好的茶水桶放到路边，隔一段放一桶。解放军跑得很急，气喘吁吁，喝了水，接着跑。从天黑到天亮，马路上一直有部队急行军，始终不停。第二天早饭时，有三位年龄大一些的解放军来到胶南中学，打听去无锡的路。吃过早饭，冯其庸就陪同他们一起到了刚刚解放的无锡。他到苏南行署找到政治教育处处长陶白，声明是无锡国专的老师冯励青介绍来的。陶白同志说冯励青同志早已打过招呼，正等你们来呢，还说革命队伍需要一支文化大军，既能打仗，也能做宣传工作。回胶南中学一讲，校长很开通，支持冯其庸的选择，于是他从学校正式转入到部队，穿上了解放军军装。

    参军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学习，学习政治经济学、1949年4月23日，冯其庸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到暑假，政治教育处举办了暑期学习班，经常上大课，由有关领导介绍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国家的前途，然后组成小组讨论。冯其庸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小组讨论时兼作辅导，因为他比一般人读的进步书多一点，解放以前就已经读了一些，参加解放军后又加紧读了很多。

    暑假一过，冯其庸参加的那支部队马上要南进，解放大西南。他和几位同学已经做好准备向西南前线开拔。这时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他们留下来，因为新的解放区需要政治教员。于是他被分配到无锡女中，担任了教导处副主任。从此之后，一直到1954年8月，他在无锡女中整整生活了五年。

    这五年中，冯其庸和无锡女中的师生一起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一起参加了支援抗美援朝、“肃反”、“三反五反”等等火热的运动和新中国最初的建设。他的工作繁重极了，作为教导处副主任，他要管理学生，要做宣传，也要讲政治课和语文课。即便如此，冯其庸仍不放弃读书，自己规定每天读多少页书，不读完不睡觉，《联共党史》、杜甫诗就是这时期读完的，所以经常是夜里两三点才能睡。他的课讲得精彩，宣传工作也做得很出色，有时是在几千人的大会上作报告，他根据政府文件和新闻时事编写了许多通俗的演讲材料，从不照本宣科，分析问题，讲解政策，朴朴实实，入情入理，不像有些新派人物那样装腔作势，咄咄逼人，听者觉得亲切，容易接受。他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写的讽刺诗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他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和崇拜，觉得他样样都拿得起来，讲课行，宣传也行，管理也行。老教师们也喜欢这位思想进步、气质不凡、待人亲切的年轻人。1950年，冯其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被选为无锡市人民代表。后来他曾深情地回忆这一段岁月，说自己得到了实际锻炼，得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会，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学会了如何将千头万绪的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对他以后的人生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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