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革”厄运

    “文化大革命”之初，冯其庸曾经跟随着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郭影秋调到北京市新市委去，负责写作《北京日报》社论。1966年6月初，他奉命撰写了新市委成立后的第一篇社论：《热烈欢呼中央的英明决定》。然而到了6月中旬，形势大变，他听说学校里已经在批判这人那人了，估计自己一定会受到批判，因为中文系里他的影响最大，于是跟郭影秋校长说自己离开运动太远了不好，请求先回学校。郭校长同意了。他一回到学校马上就成了大批判对象，校园里铺天盖地地贴满了造谣攻击他的大字报，说他是中宣部“阎王殿”中的黑线人物，又说是“三家村”中人物和反动学术权威，说他的文章都是大毒草。他有口难辩，但为了表示对强加于自己的莫须有的罪名的抗议，遂将所有发表过的文章目录抄成大字报，公布于众，并且偷偷写下一首诗：“千古文章定有知，乌台今日已无诗。何妨海角天涯去，看尽惊涛起落时。”诗中用“乌台诗案”中苏东坡蒙冤受屈的典故，表达了内心的愤怒，同时又以被贬谪到海南以后仍然倔强不屈、泰然自若的苏东坡自况，坚信个人著述自有公论。

    到了8月某一天，郭影秋校长被造反派揪回学校批斗。当时已经被打成所谓“黑帮分子”的冯其庸，也被押到广场礼台上陪斗。那天晚上大雨滂沱，他很快就全身湿透。台上有人念批判稿，至于讲的是什么，他根本没有心思去听，一句也没听进去，想到全国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在遭殃，中国的历史竟会逆转到这种程度，只觉得可悲可痛。他感到这场滂沱大雨是老天在哭，老天爷在为人民的大劫大难痛哭！他心里忽然跳出《汉书·苏武传》中“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这八个字来，认为即使倾长江之水，也无法洗清这场暴行对我们国家、民族、人民、历史所犯下的滔天罪孽，而有些人的名字，将永远也无法与这场置国家、人民于千古奇灾的暴行分开来了。批判会一直进行到深夜。

    正是这一天，飞来了母亲去世的电报，冯其庸痛苦得几乎晕倒。他请假奔丧，红卫兵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只准发电报回去，而且还要经过审查。

    从这个时候起，社会上的批斗风越刮越凶，批斗手段也越来越残忍，许多人被折磨致死，许多人不堪忍受屈辱愤而自杀，恐怖消息不断传来，《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陈笑雨自杀，大作家老舍自杀，一位早年的同班同学自杀……冯其庸跟这些人都很熟，特别老舍自杀对他触动最大，因为同在北京市文联，常在一起开会。老舍喜欢开玩笑，见到他，握握手，叫他理论家，因为他是市文联理论委员会成员。老舍曾经说要给他写幅字，他也开玩笑说，跟你握手都不敢，你的手瘦得还拿得动笔吗？亲热得很。猛的听说老舍自杀，联想起以往的一幕幕，真伤心啊。他自己也在遭受没完没了的残酷批斗，红卫兵只要批斗郭影秋校长，一定把他押去陪斗。除了大会批斗，还有系里搞的小规模批斗。后来他说起当时的思想活动：“那些朋友自杀的消息让我痛彻心脾，但我却下定决心，我说我绝对不死，除非把我打死。打死了，我也不是该死，而是屈死！”他常默念司马迁的名言：“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从中得到激励，以坚定活下去的决心。当同班同学自绝的消息传来时，他悲痛地在心里默写下一首悼诗：“哭君归去太匆匆，未必阮郎已途穷。绝世聪明千载恨，泰山一掷等轻鸿。”既为这位朋友之死痛心，也微含责备之意，责备他不能如司马迁那样明生死，定去留。

    社会上同时还刮起“破四旧”和抄家风。冯其庸的家也被抄过两次，当时他被关在西郊校区，家里只有两个小孩子，家被翻得乱七八糟，好多书被抄走，日记也被抄走，后来全被毁了。

    再后来，各单位都出现了派性斗争。两派矛盾激化，对所谓“黑帮分子”的批斗反而顾不上了，监管渐渐松弛，虽然对重点“黑帮分子”偶然也会批斗一番，但对多数人则改为以惩罚性“劳动”为主，冯其庸和一些老师还被允许每天回家。有一次两派武斗，半夜里突然有人敲他家的门，开门一看，是人大一派的学生，要把他押走。他的夫人吓坏了，急得不得了。他安慰说：“我没做过对不起学生的事，不至于把我怎么样。”很坦然地跟着来人上了汽车。开了一阵，有个学生低声告诉他：“别害怕，我们是保护你，因为对方要来抢你，怕对方下毒手，所以先把你保护起来。”汽车拐了好多弯，感觉还是往西郊校区开，到达后，安排在一个房间里关起来。他们可能确实出于好意，没有批判他，每天吃饭都是学生送过来。半个月后，忽然告诉他，现在平静了，可以回去了。这成了混乱局面中的一段插曲。

    在这种完全失控的形势中，冯其庸头脑一直很清醒。他大书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几句诗：“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把它悬挂于书房的南壁上，用以自励，抵制猖獗一时的邪气。他觉得老子说得对：“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鬼蜮虽可横行一时，但决不可能持久，他坚信这场社会动乱终将过去，这个世界一定会恢复原来的秩序，恢复理性、正义与文明。

    有的年轻学生仰慕他的才学，曾偷偷来看他，向他请教，在这种社会混乱中个人该怎么办？他弄不清对方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真心请教，只好说了三个字：“读历史。”因为读历史可以让人聪明，历史上也有黑暗的时期，但光明终于战胜了黑暗。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因为读历史，所以才不随风倒，因为读历史，所以才不绝望。他仍然以国家大事为念，心有忧虑、愤懑，无论如何也要表达。1969年底，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含冤去世，过了许久，他得知这一消息，顿时百感交集，夜不能寐，半夜起来画了一幅葡萄，题下陆游的两句诗：“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对荒鸡泪满衣。”第一句隐含了刘少奇的名字，第二句原作“独听荒鸡泪满衣”，他故意将“听”字改为“对”字，用“荒鸡”代指倒行逆施的“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后期批判邓小平的时候，他愤而画泼墨葡萄，题了两句：“莫嫌老藤多枯枝，犹有明珠叶底藏。”无锡话“藤”、“邓”同音，“老藤”就是“老邓”。当时传说叶剑英元帅力保邓小平同志，第二句即暗含了此意。

    无锡国专时的老师王蘧常先生一直很惦念冯其庸这位得意弟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风波稍微平静一些时，他写信给同样是无锡国专的学生周振甫和自己的同班同学唐兰，打听冯其庸的消息。周振甫的回信说他“独立乱流中”，因为冯其庸在运动中没有给任何人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参加任何一个“战斗队”，即使挨批斗，也始终保持着刚正的品格。王蘧常先生知道后非常高兴。

    2.抄写《石头记》

    自从“反右”以后，由于文字而招来灾祸的冤案层出不穷，此种情况到“文化大革命”时登峰造极，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愤怨至极，灰心至极，不再做学问。有人把书也处理掉了，担心书籍会引火烧身。冯其庸则认定做学问无罪，国家和人民需要学术研究，所以一本书也不卖，有人处理书，见到有用的，他反倒买进来。

    “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损失了不少书籍，但都是被抄家抄走的。最让他心疼且不能忍受的，是他的《红楼梦》被抄走而且当作黄色小说展览了。《红楼梦》中写到过抄家，现在他也亲身遭遇了这一厄运。那些不学无术之人，竟然把这样一部充满批判精神的旷世奇书当成黄色小说，世道之荒谬如此，真令人浩叹！

    对《红楼梦》，冯其庸可以说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回想起1954年他到北京后不久，就遇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件大事，即批判胡适、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认真通读了全书，对这部伟大著作熟悉许多，产生了亲切感，用他的一个形象化的说法是“与曹雪芹快要成为朋友了”。同时他也读了胡适、俞平伯的论著，读了当时许多人的评论或批判的文章，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听了很多场报告，参加了小组讨论。后来他反思说：“现在看来这场运动搞过了头，特别是对俞平伯先生太过分了，但是对我而言，却有一个重要收获，或者说重要启示，是真正懂得了研究作品首先必须读透原著，同时也必须讲究理论方法。”当时他觉得自己功力不够，而且对这场运动也不全能理解，因此没有写文章。

    此后的十几年间，冯其庸因为讲授文学史，多次读这部小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历经世事风雨，遭受许多磨难，对生活这部大书读得越来越深入了，因而对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有了愈加深切的理解，心更加贴近了，对这部小说了不起的思想与艺术价值有了更加全面准确的认识。可是现在，这部书竟然被无知的红卫兵当成黄色小说抄走，并当成他的罪状拿去展览，他真是痛心疾首。书当然也决不会再还给他了，当时又没有任何一家书店敢于出售这部书，但是，他决不能失去这部巨著，怎么办？思来想去，决心发愤抄写一部。他托朋友悄悄地借来一部影印的庚辰本《石头记》，从荣宝斋买来纸张和一把小狼毫，设计好了，完全按照原书的款式，连原书上的错、简、漏、空之处全都照样，脂批则用朱笔，并尽量依原笔迹字体摹写。白天他被人监视着劳动，有时候还要接受批判，但当夜深人静，在人们熟睡的时候，在狂热的红卫兵小将“誓死捍卫”的时候，他便秘密从事这件“地下工作”。他必须等到这个时候才可以动笔，因为若被造反派发现，又会罪上加罪。自1967年12月3日开始，基本上每天深夜都抄，一直到1968年6月12日凌晨抄毕，共抄了7个月左右。抄写过程中，想到当时社会的混乱状况，想到许多朋友熟人挨整后愤而自杀，常不禁掩卷而泣。最痛心的一次是校内两派红卫兵武斗，两个学生被长矛刺死，为了不忘此事，他在书页的B面线框外，用蝇头小楷写了：“以上五月十二日钞，昨夜大风撼户，通宵不绝，今日余势未息。”这里的“大风”隐指武斗之风。这样的小字题记有好多条，如“以上四月二十四日钞，昨夜大风雨，冷，晨起重穿棉衣”，“以上五月五日钞，昨夜大风撼户”，这几条也都是记的武斗。抄完了八十回，在最后一页的题记说：“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凌晨，抄毕全书。”大功告成之时，他胸中涌动着无限感慨，曾题一绝：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

    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词。他感觉与两百多年前曹雪芹的心意似乎相通了。

    冯其庸的这部产生于特殊时期、特殊形式下的抄稿，摞起来高一尺有余，书法隽妙，墨色烂然，精光四射，使人联想到他的韧性与定力，真令人震慑。因为这部抄稿融进了太多的历史内容，如今已经成为红学史上一件弥足珍贵的文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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